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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当年提“五不”
在《邓小平年谱》中，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0年6月至7月，邓小平由北京前往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参观视察，出发前邓小平指示中央警卫局通知各地：不搞迎送，不请客，外出参观考察不断绝交通，不坐小轿车（一律乘面包车）；在前往峨眉山时邓小平又加了一条：不许封山。邓小平还说：“大家都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互不干扰。”登山途中晚上住峨眉山间的万年寺，邓小平洗漱完毕已近22时，仍叫来随行人员问：“傍晚看见游客很多，这么多人，吃住问题怎么解决？请你们去查一下，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来了把人家赶出去。”当得知留宿的320名游客已吃了面条、租了凉席睡下后才放下心来。
邓小平的这“五不”，实际上也是他的一贯主张。例如邓小平曾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尖锐指出：“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迎送吃喝，或封锁交通，或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地不许再做了。”
但是，对照小平同志的言行及要求，直面当下，差距之大、人们为之积怨之多，实在令人忧虑不已！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因为领导干部出行就高速路封道、旅游点清场、公交车改线，至于由警车吆喝开路、招摇过市，更是屡见不鲜，国外舆论早就称中国是全世界由警车开路最多的国家。对这一类行为，人民群众是很不满意的，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
实质上，这类现象的绝大多数都是违反《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因为准则中明确规定：“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干部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但这些规定似乎早就被束之高阁、置若罔闻了。
享受特权已心安理得
领导干部的出行（包括调研、视察、参观、休假等）历来不是小事，它不仅涉及到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涉及到党的作风建设，也涉及到执政党赖以安身立命的党群关系。现在领导干部出行中的一些严重扰民行为，不仅损害了部分群众的合法权益，导致人民群众中怨声连连，而且损害了党和政府（包括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作怪。领导干部出行特殊化问题实质上是特权问题。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由于党长期执政的经历容易在党内产生特权意识，由于对反对特权缺乏必要的舆论氛围及制度约束等原因，导致特权意识特权行为在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滋生蔓延，并为此炮制种种“名正言顺”的理由（例如为了保障首长安全、为领导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等）。他们总以为领导地位特殊、工作特殊、个人作用特殊，因而有点特权思想和特殊化享受也心安理得，因此就对领导干部出行动辄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封锁交通、平民让路、戒备森严、隆重接待这一类现象习以为常。
二是一些地方的逢迎意识、讨好意识、掩饰意识作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些地方善于揣摩或熟知某些领导干部的习性及爱好，极尽逢迎献媚之能事，以此博得其好感，从而可能给地方或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掩饰自己工作中的缺陷及阴暗面，害怕领导干部与群众真实的零距离的接触，也往往会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发现不了问题。
三是从严治党还远不到位。从严治党是早就载入党章的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所谓“严”，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即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应比对普通民众的要求更严格，对共产党内的道德标准即纪律约束要比其他政党、团体更严明，对党内违法乱纪案件的处理要比对一般问题的处理更严肃，对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的处理应当比对一般党员问题的处理更严厉。如果做不到这些，从严治党就失去了自身特定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目前对领导干部出行中明显违反党规党纪问题的查处，还远达不到从严治党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导致领导干部出行中的一些特权行为肆无忌惮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机性调研应成制度性安排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至少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革：
第一，加快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任何公务出行公务接待都是需要经费的，而这种经费源于公众缴纳的税款，因此公务费用向公众及纳税人公开，就是一个合理的国际惯例。而目前我国从上至下的公务出行及公务接待费用，绝大多数都处于“保密”状态。尽管国家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列》并未将公务费用列入“不公开”的范畴，但实际上公务费尤其是公务接待费对公众“保密”，已经成为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藏污纳垢，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什么时候真正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公共财政制度，公务费用向公众及纳税人公开，什么时候领导干部出行中的特殊化现象才能釜底抽薪，得到有效遏制。
第二，改革现行的那些早已不合时宜的调研制度、接待制度、警卫制度。现在领导干部的调研大多数都属于“安排性调研”，即在领导干部调研前，要对调研的内容、时间、地点、路线、范围、方式、参与人员、注意事项、接待要求、保障措施等，自上而下地一一作出周到安排，调研完全循着既定安排进行。这种“安排性调研”利少弊多。理应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中大力倡导“微服私访”式、随机进行式的调研，致力于把随机性调研作为一种经常性制度性的安排，并努力践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所要求的：“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其实，在现代信息社会，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还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手段，充分发挥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及独立调查机构的作用。至于那些有悖于保持党的艰苦奋斗作风的接待制度，不利于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了解真相的警卫制度，早就应当痛下决心加以改革了。
第三，强化公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干部是社会的公仆，理所当然地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舆论则是公众监督的利器。为此，迫切需要打破较长时期以来公众对领导干部难以公开批评的有形无形的禁区，保护和支持媒体对形形色色的特权行为进行有力的抨击和监督。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对商业部部长王磊多次在饭庄吃饭不给钱少给钱的特权行为，向中纪委举报，《中国青年报》为此发表长篇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人民日报》大幅转载，王磊也作检查、补饭钱，还受到免职处理。此事轰动全国，也在党内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反对特权的教育。那时，普通公民以及媒体能够对特权行为强烈抨击，对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可以公开点名批评，从而遏制了特权意识特权行为的膨胀。而今天要那样做则往往举步维艰。可见，要令人信服地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及特权行为，还需要执政党确立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作者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
在《邓小平年谱》中，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0年6月至7月，邓小平由北京前往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参观视察，出发前邓小平指示中央警卫局通知各地：不搞迎送，不请客，外出参观考察不断绝交通，不坐小轿车（一律乘面包车）；在前往峨眉山时邓小平又加了一条：不许封山。邓小平还说：“大家都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互不干扰。”登山途中晚上住峨眉山间的万年寺，邓小平洗漱完毕已近22时，仍叫来随行人员问：“傍晚看见游客很多，这么多人，吃住问题怎么解决？请你们去查一下，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来了把人家赶出去。”当得知留宿的320名游客已吃了面条、租了凉席睡下后才放下心来。
邓小平的这“五不”，实际上也是他的一贯主张。例如邓小平曾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尖锐指出：“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迎送吃喝，或封锁交通，或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地不许再做了。”
但是，对照小平同志的言行及要求，直面当下，差距之大、人们为之积怨之多，实在令人忧虑不已！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因为领导干部出行就高速路封道、旅游点清场、公交车改线，至于由警车吆喝开路、招摇过市，更是屡见不鲜，国外舆论早就称中国是全世界由警车开路最多的国家。对这一类行为，人民群众是很不满意的，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
实质上，这类现象的绝大多数都是违反《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因为准则中明确规定：“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干部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但这些规定似乎早就被束之高阁、置若罔闻了。
享受特权已心安理得
领导干部的出行（包括调研、视察、参观、休假等）历来不是小事，它不仅涉及到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涉及到党的作风建设，也涉及到执政党赖以安身立命的党群关系。现在领导干部出行中的一些严重扰民行为，不仅损害了部分群众的合法权益，导致人民群众中怨声连连，而且损害了党和政府（包括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作怪。领导干部出行特殊化问题实质上是特权问题。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由于党长期执政的经历容易在党内产生特权意识，由于对反对特权缺乏必要的舆论氛围及制度约束等原因，导致特权意识特权行为在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滋生蔓延，并为此炮制种种“名正言顺”的理由（例如为了保障首长安全、为领导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等）。他们总以为领导地位特殊、工作特殊、个人作用特殊，因而有点特权思想和特殊化享受也心安理得，因此就对领导干部出行动辄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封锁交通、平民让路、戒备森严、隆重接待这一类现象习以为常。
二是一些地方的逢迎意识、讨好意识、掩饰意识作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些地方善于揣摩或熟知某些领导干部的习性及爱好，极尽逢迎献媚之能事，以此博得其好感，从而可能给地方或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掩饰自己工作中的缺陷及阴暗面，害怕领导干部与群众真实的零距离的接触，也往往会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发现不了问题。
三是从严治党还远不到位。从严治党是早就载入党章的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所谓“严”，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即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应比对普通民众的要求更严格，对共产党内的道德标准即纪律约束要比其他政党、团体更严明，对党内违法乱纪案件的处理要比对一般问题的处理更严肃，对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的处理应当比对一般党员问题的处理更严厉。如果做不到这些，从严治党就失去了自身特定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目前对领导干部出行中明显违反党规党纪问题的查处，还远达不到从严治党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导致领导干部出行中的一些特权行为肆无忌惮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机性调研应成制度性安排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至少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革：
第一，加快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任何公务出行公务接待都是需要经费的，而这种经费源于公众缴纳的税款，因此公务费用向公众及纳税人公开，就是一个合理的国际惯例。而目前我国从上至下的公务出行及公务接待费用，绝大多数都处于“保密”状态。尽管国家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列》并未将公务费用列入“不公开”的范畴，但实际上公务费尤其是公务接待费对公众“保密”，已经成为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藏污纳垢，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什么时候真正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公共财政制度，公务费用向公众及纳税人公开，什么时候领导干部出行中的特殊化现象才能釜底抽薪，得到有效遏制。
第二，改革现行的那些早已不合时宜的调研制度、接待制度、警卫制度。现在领导干部的调研大多数都属于“安排性调研”，即在领导干部调研前，要对调研的内容、时间、地点、路线、范围、方式、参与人员、注意事项、接待要求、保障措施等，自上而下地一一作出周到安排，调研完全循着既定安排进行。这种“安排性调研”利少弊多。理应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中大力倡导“微服私访”式、随机进行式的调研，致力于把随机性调研作为一种经常性制度性的安排，并努力践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所要求的：“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其实，在现代信息社会，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还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手段，充分发挥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及独立调查机构的作用。至于那些有悖于保持党的艰苦奋斗作风的接待制度，不利于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了解真相的警卫制度，早就应当痛下决心加以改革了。
第三，强化公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干部是社会的公仆，理所当然地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舆论则是公众监督的利器。为此，迫切需要打破较长时期以来公众对领导干部难以公开批评的有形无形的禁区，保护和支持媒体对形形色色的特权行为进行有力的抨击和监督。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对商业部部长王磊多次在饭庄吃饭不给钱少给钱的特权行为，向中纪委举报，《中国青年报》为此发表长篇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人民日报》大幅转载，王磊也作检查、补饭钱，还受到免职处理。此事轰动全国，也在党内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反对特权的教育。那时，普通公民以及媒体能够对特权行为强烈抨击，对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可以公开点名批评，从而遏制了特权意识特权行为的膨胀。而今天要那样做则往往举步维艰。可见，要令人信服地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及特权行为，还需要执政党确立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作者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