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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福建是叙事资源丰富的地方，但这资源却每每被误用，比如写成了“乡土小说”。当然并非只是福建。“乡土”就是写农村，那山那水那人那狗，家长里短男女糙事。在大多中国人观念中，福建大概就是农村，就好像在大多数外国人眼里，写农村才是写中国。当然，知道福建至少福州和厦门不是农村的人还是有的，厦门还是摩登城市，但城市归城市，仍是市井之地。这使得我的写作刻意回避福建这个背景。最初看永和小说，直接用了福州地名，老实说，我有点犹疑。但看了之后，这疑虑打消了。
实际上，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必须踩回福建这个资源了。但地域资源这个酒怎样酿出现代性来，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其实语焉不详。地域不只是地理概念，“约克纳帕塔法县”不只是福克纳家乡拉法艾特县，也不是美国的一个地域。甚至地域都不是囫囵的文化概念。永和在一个创作谈中这样理解福州：“福州是个小地方，偏安于国境东南一隅，却分为三块文化特征很不同的区域：鼓楼、台江与仓山。这有两个历史缘由，一，福州为历代府地，闽政治经济中心，称福州府。二，福州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开放港口之一。……于是就形成了鼓官府及官府的周边文化（有全国都市内保留规模最大最完好的明清建筑三坊七巷）;台江的商埠码头及商埠码头的周边文化;仓山外国领事观及外国领事馆的周边文化。三种文化就是三个世界。虽然解放后它们都被装进一个桶里，桶里的东西似乎被搅混在一起，但实际上，油还是油，水还是水，怎么混在一个桶里也结不成块。在这种阶层融合与摩擦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传说。”这种“结不成块”，是福州乃至福建相当重要的特性。
福州的历史也是暧昧的，“偏安”是不可能在历史主线上的。在历史上，“中州板荡”，福州就成了中华王朝的偏安地，一旦中原安定，福州就被废弃。到了近代，它竟成了王朝的更新地。改革开放，它又是“特区”。这样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文化，如果问福州文化特征，就是无特征。如果一定要有一种说法，就是分裂、参差。分裂、参差，恰成就了现代性。阿格尼丝·赫勒揭示现代人的困境，就是从时空体验、归属感、自我和人格的建构入手的，某种意义上说，福建人早在这样的状态中。永和把握住了这个特征，这使得她的小说脱出了被廉价消费的福建资源，值得欣慰。
我以为，地域是精神概念。中国文学最大的不足，就在于缺乏“精神性”，大多只是在“社会性”的层面，或歌颂，或批判，因此失去了文学的纯粹性。有人会反驳，会举出古代的闲适文本，有人还会把“鸡汤”当做精神养料。但我所说的“精神性”，是“精神病性”，是“精神黑暗”。谢有顺曾说过，福建小说家擅长写人性黑暗，比如北村、须一瓜，还有我。他说出了一个事实。永和也是如此。人性黑暗必须寄身于身体，甚至某种程度上说，身体是最黑暗之所，所以历来被竭力要脱出动物性的人类所遮蔽，避之惟恐不及。但身体毕竟不以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那么就精神扑灭，身体成了精神的最重要战场。正因此，文学诞生了。但好文学又并非“身体写作”，那不过是身体盛宴。杰出的文学应该是身体与精神撕咬的战场，这是血腥的战场，又号称是正义的战场，但实际上是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神父》里所呈现的暗的战场。永和刚发表在《收获》的长篇《一九七九年纪事》，就是从身体之暗探索人性之暗、政治之暗、历史之暗。它不是地域风情小说，也不是“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也不是“身体写作”，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文学叙事。
我跟永和相识了几年，但接触并不多。算起来，我们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但我们不是一个年级，也不在一个系，当时并不认识;后来我们都去了日本，虽然都在东京，但也没来往;后来我回来了，她还在日本。她大多时间不在国内，好在她在国内有个住处，跟我所在的学校很近，抄个小路就到。忘记了最初是怎么认识的，印象中是谈我的小说，她也感兴趣于我所关注的东西。但我不知道她也在写作，她没说，她也不在文坛这个坛子里，直到有一天她拿了她的小说给我看。实际上，她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作了，那篇《一九七九年纪事》，也是她20年前写的，曾经投给某大型文学杂志，因为在篇幅上没按刊物的意见处理，就搁下了。后来她电脑系统出了故障，稿子丢失。几年前意外找到了打印稿，才重新审视这个作品，又投给了《收获》。这小说是作为自投稿投去的，竟然发表了，那《收获》的编辑真是值得尊敬的敬业编辑。从永和本人来说，也真是可爱的投稿者。长期以来，她都以自投的方式，一个邮件就把作品丢出去。她甚至没有及时去接收杂志社的邮件，错过了稿子采用的机会。
和永和交往，总是淡淡的，也许是彼此都受了日本人的影响。当然还因为性格，她的性格就是淡淡的。但一旦谈到了文学，就可以感受到她平淡的外表之下涌动的激烈。她跟我交谈，几乎谈的都是文学，偶有溢出文学之外的话题，但最终又都回到文学上来。这种感觉挺好，这是文学写作者与文学写作者合适的交往方式，本该如此，可惜在当今文坛，很多时候已不是这样。只有在坛外的，才会有这样的虔诚和纯粹，也只有在坛外，才能保持这种虔诚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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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必须踩回福建这个资源了。但地域资源这个酒怎样酿出现代性来，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其实语焉不详。地域不只是地理概念，“约克纳帕塔法县”不只是福克纳家乡拉法艾特县，也不是美国的一个地域。甚至地域都不是囫囵的文化概念。永和在一个创作谈中这样理解福州：“福州是个小地方，偏安于国境东南一隅，却分为三块文化特征很不同的区域：鼓楼、台江与仓山。这有两个历史缘由，一，福州为历代府地，闽政治经济中心，称福州府。二，福州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开放港口之一。……于是就形成了鼓官府及官府的周边文化（有全国都市内保留规模最大最完好的明清建筑三坊七巷）;台江的商埠码头及商埠码头的周边文化;仓山外国领事观及外国领事馆的周边文化。三种文化就是三个世界。虽然解放后它们都被装进一个桶里，桶里的东西似乎被搅混在一起，但实际上，油还是油，水还是水，怎么混在一个桶里也结不成块。在这种阶层融合与摩擦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传说。”这种“结不成块”，是福州乃至福建相当重要的特性。
福州的历史也是暧昧的，“偏安”是不可能在历史主线上的。在历史上，“中州板荡”，福州就成了中华王朝的偏安地，一旦中原安定，福州就被废弃。到了近代，它竟成了王朝的更新地。改革开放，它又是“特区”。这样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文化，如果问福州文化特征，就是无特征。如果一定要有一种说法，就是分裂、参差。分裂、参差，恰成就了现代性。阿格尼丝·赫勒揭示现代人的困境，就是从时空体验、归属感、自我和人格的建构入手的，某种意义上说，福建人早在这样的状态中。永和把握住了这个特征，这使得她的小说脱出了被廉价消费的福建资源，值得欣慰。
我以为，地域是精神概念。中国文学最大的不足，就在于缺乏“精神性”，大多只是在“社会性”的层面，或歌颂，或批判，因此失去了文学的纯粹性。有人会反驳，会举出古代的闲适文本，有人还会把“鸡汤”当做精神养料。但我所说的“精神性”，是“精神病性”，是“精神黑暗”。谢有顺曾说过，福建小说家擅长写人性黑暗，比如北村、须一瓜，还有我。他说出了一个事实。永和也是如此。人性黑暗必须寄身于身体，甚至某种程度上说，身体是最黑暗之所，所以历来被竭力要脱出动物性的人类所遮蔽，避之惟恐不及。但身体毕竟不以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那么就精神扑灭，身体成了精神的最重要战场。正因此，文学诞生了。但好文学又并非“身体写作”，那不过是身体盛宴。杰出的文学应该是身体与精神撕咬的战场，这是血腥的战场，又号称是正义的战场，但实际上是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神父》里所呈现的暗的战场。永和刚发表在《收获》的长篇《一九七九年纪事》，就是从身体之暗探索人性之暗、政治之暗、历史之暗。它不是地域风情小说，也不是“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也不是“身体写作”，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文学叙事。
我跟永和相识了几年，但接触并不多。算起来，我们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但我们不是一个年级，也不在一个系，当时并不认识;后来我们都去了日本，虽然都在东京，但也没来往;后来我回来了，她还在日本。她大多时间不在国内，好在她在国内有个住处，跟我所在的学校很近，抄个小路就到。忘记了最初是怎么认识的，印象中是谈我的小说，她也感兴趣于我所关注的东西。但我不知道她也在写作，她没说，她也不在文坛这个坛子里，直到有一天她拿了她的小说给我看。实际上，她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作了，那篇《一九七九年纪事》，也是她20年前写的，曾经投给某大型文学杂志，因为在篇幅上没按刊物的意见处理，就搁下了。后来她电脑系统出了故障，稿子丢失。几年前意外找到了打印稿，才重新审视这个作品，又投给了《收获》。这小说是作为自投稿投去的，竟然发表了，那《收获》的编辑真是值得尊敬的敬业编辑。从永和本人来说，也真是可爱的投稿者。长期以来，她都以自投的方式，一个邮件就把作品丢出去。她甚至没有及时去接收杂志社的邮件，错过了稿子采用的机会。
和永和交往，总是淡淡的，也许是彼此都受了日本人的影响。当然还因为性格，她的性格就是淡淡的。但一旦谈到了文学，就可以感受到她平淡的外表之下涌动的激烈。她跟我交谈，几乎谈的都是文学，偶有溢出文学之外的话题，但最终又都回到文学上来。这种感觉挺好，这是文学写作者与文学写作者合适的交往方式，本该如此，可惜在当今文坛，很多时候已不是这样。只有在坛外的，才会有这样的虔诚和纯粹，也只有在坛外，才能保持这种虔诚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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