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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一个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携两辆汽车登陆上海，开中国汽车风气之先。
1931年，张学良将军指示辽宁迫击炮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命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
1956年，在吉林长春，从第一汽车制造厂总装线上，依次驶下第一批12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标志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
197B年前后，中国青年人结婚流行购买“老三件”，即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那时候有辆自行车跟现在买辆奔驰、宝马差不多。
2009年，是中国中等收入家庭达到具备购车能力的时间点，近1亿中国人可以享用自己的家庭汽车。
座驾，意即有人坐有人驾驶的代步工具。每天迎着晨曦，眺望满街的车水马龙，汽车像蝗虫一样塞满了街道，开车的、乘车的满脸焦虑。汽车已经主宰了交通工具市场。现代文明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在“车”的世界里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车代步发展到如今，是否还可以激发起人们对车的深入探究?那些原始和落后的交通工具，伴随乘车人、拉车人那份怡然自得的心理已经成为历史宏炉中的一缕青烟。
上海是中国第一个进口汽车的城市
1901年，对了解汽车史的人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个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携两辆汽车登陆上海，开中国汽车风气之先。一辆是凉篷式汽车，另一辆是折叠式软篷，前排为双轮座席，车轮是木制的，外面包上实心橡胶轮胎，采用转向盘、转向带和梯形结构控制行驶方向，照明用煤油灯，喇叭是手揿的。这两辆车在上海招摇过市，引起轰动。
据汽车史学家魏励勇考证，李恩时进口汽车之具体日期已不可考。但由工部局例会之日1902年1月30日(腊月廿一日)来看，时光绪27年12月。如果考虑到申请执照前从事贸易会讨论中间尚需经过一定时间，则进口日期可能在一个多月前，即1901年冬天。这个时间比北京的西太后乘坐过的一辆Duryen汽车还要早一年现身中国大地。
因此，上海是中国第一个进口汽车的城市可盖棺定论。当时有新闻这样报道：“汽车进入本埠首张执照颁布”。当时，工部局发出的首张汽车牌照是临时的，暂例马车类征税，每月捐银2元。有意思的是，工部局决定在当年(1902年)除增设汽车执照专门项目之外，还起草制定了汽车主遵守的规则。也就是说，我国第一部汽车交通法规也由此伴随产生。
1907年以后，中国少数沿海城市陆续出现汽车客运和汽车货运。191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督导公路建设，拨款地方修路，鼓励民办汽车运输，将公路列为政要之一。1917年，当时中国第一条汽车运输线路，从张家口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公路通车。到1927年全国公路总长已达29170千米，民用汽车保有量由1912年的294辆增长到18677辆。1934年成立公路委员会，统一路政，开展省际联运。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汽车运输业日趋繁荣的年代，每年平均进口汽车5500辆，全国公路总长延伸到117296千米，民用汽车保有量68917辆，出现了一批官办的和民营的出租汽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
严格地说，旧中国没有汽车工业，几次尝试建立汽车工业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上最先提出要建立民族汽车工业这一想法的是孙中山先生，1920年，他把这一想法写进了《建国方略》中，他还邀请亨利·福特来华发展汽车工业。但因战乱，国难和民不聊生，“甫出娘胎，当即夭亡”。
民国时期国产汽车如昙花一现
中国民族工业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于1929年5月在沈阳问世，由张学良将军掌管的辽宁迫击炮厂制造。据史料记载，1926年6月，张作霖在奉天(今沈阳)成立迫击炮厂(1929年5月改称为辽宁迫击炮厂)。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认为全国统一后要化兵为工，拟试制汽车。先在迫击炮厂内成立工业制造处，后改为附属民生工厂，张学良先后拨款80万元试制汽车。当时民生工厂有职员30人，工人177人，共207人。聘美国人迈尔斯为总工程师，还雇佣了几名外国工程师。
1929年3月，民生工厂进口了一辆美国瑞雪号汽车进行装配、试验。后将该车拆卸、测绘，对部分零件、部件另行设计制造。历时两年，于1931年5月试制成功第一辆，定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这种载货汽车可装载1.8吨货物，适于城镇使用，曾计划制造另一种为100型的货车，可装载2.7吨，适用于较差路面。第一辆民生牌汽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东北国土即将沦陷之际，曾在上海三次参展，两次游行。
“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制造的民生牌汽车全部落人敌寇之手。向美国订购并已运到牛庄(今营口市)的46台汽油机，只得转运天津。后日军将民生工厂改为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
从1936年至1946年，我国各地先后试制过几种汽车，除沈阳的“民生牌”外，还有太原的“山西牌”、长沙的“衡岳牌”，上海的“中国牌”、云南的“资源牌”、天津的“飞鹰牌”等，但都是昙花一现。其中山西汽车修理厂试制的“山西牌”汽车，对社会公众影响颇大。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兵工厂，并已初具规模。1932年，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以“生产救国，开发实业”为口号，将名为晋绥军修械所的兵工厂改称为壬申制造厂，制造农具等，其中双向引信厂改为山西汽车修理厂。厂址在太原小东门，工人百余名，厂长姜寿亭，主要负责修理绥靖公署的公车。
1932年3月，该厂技术员阎春和赴天津购置机器，用以仿造汽车。但由于技术、设备问题而未进行。4月，阎锡山令汽车修理厂制造汽车，由厂长姜寿亭负责设计、试制。1932年12月仿美国飞德乐FederN牌汽车试制成装载量1.5吨的汽油载货汽车一辆，定名为“山西牌”。到1933年夏，试车行驶约1.8万千米，各部件尚属完好。山西制成汽车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成为山西省特大新闻，在国内也盛传一时。
此后，1936年曾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并于1937－1939年问用进口的散件组装约2000多辆柴油汽车。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也曾筹办并由中央机器厂生产过汽车。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存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但是，主要由于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使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丧失了建立汽车工业的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又曾尝谢比量生产三轮汽车，也只是流星过境。
“解放牌”结束中国不能造车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前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项目中，包括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工厂。1953年7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动工兴建。1956年7月13日，国产“解放牌”载货汽车驶下总装配生产线，标志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诞 生，从此结束了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1957年5月，一汽开始仿照国外样车自行设计轿车，1958年先后试制成功CA71型东风牌小轿车和CA72型红旗牌高级轿车。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亲自试乘了东风牌小轿车，十分高兴地称赞：“坐上自己制造的汽车了”。再之后，红旗牌高级轿车被列为国家礼宾用车，并用作国家领导人乘坐的庆典检阅车。
进入20世纪60年代，南京、上海、北京和济南共4个较有基础的汽车制配厂，经过技术改造成为继一汽之后第一批地方汽车制造厂。
1966年之后至1980年，据粗略统计，中国生产各类汽车累计163.9万辆；1980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169万辆，其中载货汽车148万辆。
用600斤猪肉换汽车的年代
对一辆汽车的感受，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值得吹捧的奢侈享受。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李先生远航途经德国汉堡，望着运河边的德国牧民，一脸惊奇。在不远处，德国的牧民们正开着漂亮的小轿车放牧，时不时传来清脆的汽车“叭叭”的喇叭声。“这是资本主义的羊群。”当时的李先生心里不免闪出这样的想法。那一年，绝大多数中国人毕生的最高梦想，是奢望买辆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
李先生回忆说，“我坐过的第一辆轿车是我父亲单位的。”由于年纪太小，他已经不记得最早坐过什么车型了。不过，李先生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他偶尔能坐上的那辆波兰产的华沙牌轿车是用600斤猪肉换回来的。
600斤猪肉，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20世纪70年代，行驶在中国的路面上的轿车屈指可数：有波兰产的华沙牌轿车、苏联产的伏尔加牌轿车，还有极其少数的红旗牌轿车和北京产的212越野车(当时被视作轿车)。70年末期开始，上海牌轿车辉煌一时，各个党政机关和军队陆续配备。
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上，除了上了级别的领导干部外，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坐轿车，轿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很神秘，很多人连摸都没有摸过。一般上了级别的领导干部的子弟才有机会坐便车，那种享受是可以用“奢侈”来形容的。不过那时公家车也很少，即便是领导干部也只能按照工作需求，只有在开会、出差、上医院看病等必须要公家派车的情况下才可能坐车，而且还必须要向单位司机班提前预约。
因此，广州有一句俚语“医生、司机、猪肉佬”。那时，社会上将司机、医生和卖猪肉的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有面子的职业。因为司机能够经常出差，帮家人捎带东西，医生可以方便看病和开假条，而卖猪肉的则可以帮忙多买点肥肉，这三个职业是当时社会上最吃香的三大职业。
直到1980年后期，私人“打的”渐渐时髦起来。很多年轻人在谈恋爱时，男士为了显示绅士风度，偶尔还能阔绰地打一回车，和女朋友一起体验一下坐车的快意感觉。这是当年一大浪漫之事。
1980年，张先生从一家国营单位“下海”。对他来说，当时有几个选择，其一是开出租车，其二是转型到其他企业。受朋友的影响，他最终下定决心改做出租车行业。和张先生一起的，还有几个一起做出租车的朋友。“我们那时候还可以准时六点下班，后来想开多长时间就开多长时间，周末还可以带家人出去走走，挺惬意的!”张先生说，开了三年车后，他便买了一套房子。
2009年1亿中国人开上私家车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私人汽车。不过，当时人们的想法更多是把一辆汽车看做一种生产资料，很少想到能成为个人消费品。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有个外号：“自行车王国”。国产“飞鸽牌”自行车还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
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才萌发“如果有车有多好”的念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仅有554万辆，其中私车保有量为82万辆，占14.8％。这82万辆私人汽车中，58万辆是载货车，只有24万辆是载客汽车。私人客车中，相当数量是微型面包车，真正的私人轿车寥寥无几。社会学家认为，私人轿车的大规模出现是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情况只有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而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私人汽车的普及。
时间发展到2005年，汽车改变了中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估算，中国汽车保有量约为3800多万辆，私人汽车约为2200万辆。私车已经占全国汽车保有量的60％左右，这标志着中国汽车消费进入以私人消费为主的发展新阶段。
另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2009年前后，是中国中等收入家庭达到具备购车能力的时间点，近1亿中国人可以享用自己的家庭汽车。这一年，全球汽车市场遭遇重创，而中国汽车产销量首次超过美日等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昔日的“自行车王国”，逐渐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1931年，张学良将军指示辽宁迫击炮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命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
1956年，在吉林长春，从第一汽车制造厂总装线上，依次驶下第一批12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标志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
197B年前后，中国青年人结婚流行购买“老三件”，即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那时候有辆自行车跟现在买辆奔驰、宝马差不多。
2009年，是中国中等收入家庭达到具备购车能力的时间点，近1亿中国人可以享用自己的家庭汽车。
座驾，意即有人坐有人驾驶的代步工具。每天迎着晨曦，眺望满街的车水马龙，汽车像蝗虫一样塞满了街道，开车的、乘车的满脸焦虑。汽车已经主宰了交通工具市场。现代文明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在“车”的世界里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车代步发展到如今，是否还可以激发起人们对车的深入探究?那些原始和落后的交通工具，伴随乘车人、拉车人那份怡然自得的心理已经成为历史宏炉中的一缕青烟。
上海是中国第一个进口汽车的城市
1901年，对了解汽车史的人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个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携两辆汽车登陆上海，开中国汽车风气之先。一辆是凉篷式汽车，另一辆是折叠式软篷，前排为双轮座席，车轮是木制的，外面包上实心橡胶轮胎，采用转向盘、转向带和梯形结构控制行驶方向，照明用煤油灯，喇叭是手揿的。这两辆车在上海招摇过市，引起轰动。
据汽车史学家魏励勇考证，李恩时进口汽车之具体日期已不可考。但由工部局例会之日1902年1月30日(腊月廿一日)来看，时光绪27年12月。如果考虑到申请执照前从事贸易会讨论中间尚需经过一定时间，则进口日期可能在一个多月前，即1901年冬天。这个时间比北京的西太后乘坐过的一辆Duryen汽车还要早一年现身中国大地。
因此，上海是中国第一个进口汽车的城市可盖棺定论。当时有新闻这样报道：“汽车进入本埠首张执照颁布”。当时，工部局发出的首张汽车牌照是临时的，暂例马车类征税，每月捐银2元。有意思的是，工部局决定在当年(1902年)除增设汽车执照专门项目之外，还起草制定了汽车主遵守的规则。也就是说，我国第一部汽车交通法规也由此伴随产生。
1907年以后，中国少数沿海城市陆续出现汽车客运和汽车货运。191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督导公路建设，拨款地方修路，鼓励民办汽车运输，将公路列为政要之一。1917年，当时中国第一条汽车运输线路，从张家口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公路通车。到1927年全国公路总长已达29170千米，民用汽车保有量由1912年的294辆增长到18677辆。1934年成立公路委员会，统一路政，开展省际联运。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汽车运输业日趋繁荣的年代，每年平均进口汽车5500辆，全国公路总长延伸到117296千米，民用汽车保有量68917辆，出现了一批官办的和民营的出租汽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
严格地说，旧中国没有汽车工业，几次尝试建立汽车工业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上最先提出要建立民族汽车工业这一想法的是孙中山先生，1920年，他把这一想法写进了《建国方略》中，他还邀请亨利·福特来华发展汽车工业。但因战乱，国难和民不聊生，“甫出娘胎，当即夭亡”。
民国时期国产汽车如昙花一现
中国民族工业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于1929年5月在沈阳问世，由张学良将军掌管的辽宁迫击炮厂制造。据史料记载，1926年6月，张作霖在奉天(今沈阳)成立迫击炮厂(1929年5月改称为辽宁迫击炮厂)。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认为全国统一后要化兵为工，拟试制汽车。先在迫击炮厂内成立工业制造处，后改为附属民生工厂，张学良先后拨款80万元试制汽车。当时民生工厂有职员30人，工人177人，共207人。聘美国人迈尔斯为总工程师，还雇佣了几名外国工程师。
1929年3月，民生工厂进口了一辆美国瑞雪号汽车进行装配、试验。后将该车拆卸、测绘，对部分零件、部件另行设计制造。历时两年，于1931年5月试制成功第一辆，定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这种载货汽车可装载1.8吨货物，适于城镇使用，曾计划制造另一种为100型的货车，可装载2.7吨，适用于较差路面。第一辆民生牌汽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东北国土即将沦陷之际，曾在上海三次参展，两次游行。
“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制造的民生牌汽车全部落人敌寇之手。向美国订购并已运到牛庄(今营口市)的46台汽油机，只得转运天津。后日军将民生工厂改为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
从1936年至1946年，我国各地先后试制过几种汽车，除沈阳的“民生牌”外，还有太原的“山西牌”、长沙的“衡岳牌”，上海的“中国牌”、云南的“资源牌”、天津的“飞鹰牌”等，但都是昙花一现。其中山西汽车修理厂试制的“山西牌”汽车，对社会公众影响颇大。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兵工厂，并已初具规模。1932年，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以“生产救国，开发实业”为口号，将名为晋绥军修械所的兵工厂改称为壬申制造厂，制造农具等，其中双向引信厂改为山西汽车修理厂。厂址在太原小东门，工人百余名，厂长姜寿亭，主要负责修理绥靖公署的公车。
1932年3月，该厂技术员阎春和赴天津购置机器，用以仿造汽车。但由于技术、设备问题而未进行。4月，阎锡山令汽车修理厂制造汽车，由厂长姜寿亭负责设计、试制。1932年12月仿美国飞德乐FederN牌汽车试制成装载量1.5吨的汽油载货汽车一辆，定名为“山西牌”。到1933年夏，试车行驶约1.8万千米，各部件尚属完好。山西制成汽车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成为山西省特大新闻，在国内也盛传一时。
此后，1936年曾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并于1937－1939年问用进口的散件组装约2000多辆柴油汽车。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也曾筹办并由中央机器厂生产过汽车。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存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但是，主要由于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使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丧失了建立汽车工业的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又曾尝谢比量生产三轮汽车，也只是流星过境。
“解放牌”结束中国不能造车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前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项目中，包括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工厂。1953年7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动工兴建。1956年7月13日，国产“解放牌”载货汽车驶下总装配生产线，标志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诞 生，从此结束了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1957年5月，一汽开始仿照国外样车自行设计轿车，1958年先后试制成功CA71型东风牌小轿车和CA72型红旗牌高级轿车。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亲自试乘了东风牌小轿车，十分高兴地称赞：“坐上自己制造的汽车了”。再之后，红旗牌高级轿车被列为国家礼宾用车，并用作国家领导人乘坐的庆典检阅车。
进入20世纪60年代，南京、上海、北京和济南共4个较有基础的汽车制配厂，经过技术改造成为继一汽之后第一批地方汽车制造厂。
1966年之后至1980年，据粗略统计，中国生产各类汽车累计163.9万辆；1980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169万辆，其中载货汽车148万辆。
用600斤猪肉换汽车的年代
对一辆汽车的感受，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值得吹捧的奢侈享受。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李先生远航途经德国汉堡，望着运河边的德国牧民，一脸惊奇。在不远处，德国的牧民们正开着漂亮的小轿车放牧，时不时传来清脆的汽车“叭叭”的喇叭声。“这是资本主义的羊群。”当时的李先生心里不免闪出这样的想法。那一年，绝大多数中国人毕生的最高梦想，是奢望买辆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
李先生回忆说，“我坐过的第一辆轿车是我父亲单位的。”由于年纪太小，他已经不记得最早坐过什么车型了。不过，李先生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他偶尔能坐上的那辆波兰产的华沙牌轿车是用600斤猪肉换回来的。
600斤猪肉，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20世纪70年代，行驶在中国的路面上的轿车屈指可数：有波兰产的华沙牌轿车、苏联产的伏尔加牌轿车，还有极其少数的红旗牌轿车和北京产的212越野车(当时被视作轿车)。70年末期开始，上海牌轿车辉煌一时，各个党政机关和军队陆续配备。
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上，除了上了级别的领导干部外，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坐轿车，轿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很神秘，很多人连摸都没有摸过。一般上了级别的领导干部的子弟才有机会坐便车，那种享受是可以用“奢侈”来形容的。不过那时公家车也很少，即便是领导干部也只能按照工作需求，只有在开会、出差、上医院看病等必须要公家派车的情况下才可能坐车，而且还必须要向单位司机班提前预约。
因此，广州有一句俚语“医生、司机、猪肉佬”。那时，社会上将司机、医生和卖猪肉的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有面子的职业。因为司机能够经常出差，帮家人捎带东西，医生可以方便看病和开假条，而卖猪肉的则可以帮忙多买点肥肉，这三个职业是当时社会上最吃香的三大职业。
直到1980年后期，私人“打的”渐渐时髦起来。很多年轻人在谈恋爱时，男士为了显示绅士风度，偶尔还能阔绰地打一回车，和女朋友一起体验一下坐车的快意感觉。这是当年一大浪漫之事。
1980年，张先生从一家国营单位“下海”。对他来说，当时有几个选择，其一是开出租车，其二是转型到其他企业。受朋友的影响，他最终下定决心改做出租车行业。和张先生一起的，还有几个一起做出租车的朋友。“我们那时候还可以准时六点下班，后来想开多长时间就开多长时间，周末还可以带家人出去走走，挺惬意的!”张先生说，开了三年车后，他便买了一套房子。
2009年1亿中国人开上私家车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私人汽车。不过，当时人们的想法更多是把一辆汽车看做一种生产资料，很少想到能成为个人消费品。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有个外号：“自行车王国”。国产“飞鸽牌”自行车还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
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才萌发“如果有车有多好”的念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仅有554万辆，其中私车保有量为82万辆，占14.8％。这82万辆私人汽车中，58万辆是载货车，只有24万辆是载客汽车。私人客车中，相当数量是微型面包车，真正的私人轿车寥寥无几。社会学家认为，私人轿车的大规模出现是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情况只有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而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私人汽车的普及。
时间发展到2005年，汽车改变了中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估算，中国汽车保有量约为3800多万辆，私人汽车约为2200万辆。私车已经占全国汽车保有量的60％左右，这标志着中国汽车消费进入以私人消费为主的发展新阶段。
另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2009年前后，是中国中等收入家庭达到具备购车能力的时间点，近1亿中国人可以享用自己的家庭汽车。这一年，全球汽车市场遭遇重创，而中国汽车产销量首次超过美日等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昔日的“自行车王国”，逐渐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