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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农家女”现象这一个案的分析，揭示网络传媒塑造当代女性形象的负面效应，显示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网络的渗透，提出女性在新技术条件下应更好地分享媒体话语权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 女性形象 神话
2008年9月6日，一篇名为《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帖子出现在某门户网站。该帖作者自称出身贫困农家，虽上过大学，但由于专业不好、英文不好，只能找到月薪1800元的工作，又看到身边有人和穷人结婚因而背起沉重负担的例子，由此劝告像她一样的农家女们：“哪怕做二奶，也千万别嫁给一个跟你一样穷的人”。这条帖子一出现，就迅即被转发至各大论坛，仅仅数天，该文的点击率就飙升至80多万次，跟帖达3000多条。（据2008年9月9日《华商报》）
当今的网络时代，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想出名的个人还是想赢利的网站，都有着通过制造热点话题“夺取眼球”的强烈图谋。因此，无论是“农家女”还是前些时候出现的“雅阁女”、“兰董”、“卡帕女”，并不一定是个真实的人物，勿宁说是由媒体、网民以及大众文化，为了各自目的创作、包装出的一个个“当代神话”。在这里，我们用解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的理解来对“神话”下定义，它指的是一种“语言”，或者是古典或人类学意义下的一篇叙事，甚至也可以是一种文体。①解构“神话”，让它们背后的图谋逐一显形，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和最终的目的。
我们先来看“农家女”这个文本，由于原文较长，这里只做关键内容的节录：
漂亮女大学生，宁做三奶，也不嫁穷打工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很偏僻的农村，我是我们那个村也是全乡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名女大学生。为了我的读书，三个妹妹全部付出了辍学的代价，我最小的妹妹七岁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去砖厂拉砖。
我入大学只花了六百块钱，这六百块还是爸爸卖掉了一头养了好久的大肥猪凑来的，并且在学校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四十五块的生活费。因为我每天只吃馒头咸菜，只穿校服也不用买衣服，更不懂用什么化妆品。也就是在大学里，我才明白了穷是多么可耻的事。
好不容易毕业了，政策变了，自谋出路，不包分配。我不能回家，一是家里的条件我已经无法适应了；二是读了那么多年书再回农村会成为家乡人的反面教材，成为不让自己孩子读书的借口。当弟弟考上大学的时候，那近万元的天价学费把我们全家都吓傻了……那时候，我真的想到了死……
……于是这个姐姐告诉我，要嫁就嫁得好一点，至少有个房子，不用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到街头的恐惧中。要不就别嫁，不嫁一个人受穷，嫁了两个人一同受罪，说不定你还得承担另外一个人的穷。哪怕做二奶，也千万别嫁给一个跟你一样穷的人。所以，不做二奶是因为没有机会，如果有人给我机会有人要我，我是会做到的……
福柯在谈到历史上对女性长期精神禁锢的情况时说：他们竭力把妇女困在她们的性别上。这一种性别的人是非常脆弱的，她们不停地生病，还给别人带来疾病。“你就是男人的病。”②“农家女”在自我意识中，正是把自己定位于这种“不停地给男人带来麻烦”的女人。她在自述中首先讲到了自己的出身，字里行间充满了负罪感：“农家女”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却不敢回到农村，表面上的理由是“读了那么多年书再回农村会成为家乡人的反面教材”，实质上就是不能让家庭丢了面子。当弟弟因家里没钱而上不起大学时，“农家女”的负罪感达到了极致，以至于差点“一死了之”。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下，“女人”永远是附属于家庭的。“农家女”挥之不去的心灵自责，不正是这种潜意识的体现吗？
“农家女”最后分析了与她同住的三个女人的三种人生。第一种人生是“当二奶”，不但“住高级住宅穿名牌吃大餐”，而且“每个月还有一万块的零花钱”，羡慕之情寓于字里行间。第二个人是当“小姐”，虽然“人人唾弃”，却也吃穿不愁，是个“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人。而第三种人，因为嫁了个“农村出来的打工仔”，结果由于丈夫生病被解雇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三十岁了连孩子都不敢要”。最后，“農家女”自我表白：“不做二奶是因为没有机会，如果有人给我机会有人要我，我是会做到的……”联系到上文中她不无苦恼地自我评价为“一个长得不算好英语又不好”的女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心情跃然纸上。
《圣经·耶稣·西拉》中说：一个不为男人喜欢的女人使男人对万事万物都烦恼。德国神学家温德尔在《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引用这句话，用来说明西方传统宗教对女性的贬抑。③在东方，像“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类的圣贤语录同样充斥着人们的耳鼓。“农家女”在内心深处首先充满了对象征男权的“父亲”的愧疚，然后又为不具有取悦男人的容貌而苦恼，最后则乞盼一个给她做“二奶”机会的男性出现。不论是“农家女”的真情告白还是各种类型的“灰姑娘”神话，其隐含的象征意义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女人是属于“第二性”（西蒙·波伏瓦语）的，是一个需要男人拯救的角色。
另一方面，“农家女”的帖子虽然是以女性的身份写的，但无处不渗透着男性视角。约翰·伯格在《看的方法》一书中针对广告中的女性提出了“被看的女人”这一观点。“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他们自己的关系。”④
在“农家女”的文章中，讲到了一件事：“我九岁的时候，亲眼看到村里的一个大嫂偷隔壁堂叔地里的棉花，后来堂叔来了当场抓住要把她带到村里示众，她就求堂叔放过她，说她可以陪堂叔睡觉……”大嫂之所以情愿“献身”，是因为不想“示众”，也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在众人尤其是众男人的眼里变坏，而堂叔则是那个可以保证自己“清白”形象的“拯救者”。
第二个拯救者的形象是父亲。作为“村里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父亲恩准了我上学的愿望，虽然初衷也可能只是“想让我识个字能分清男女厕所”。当然，这是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走出农村的希望”，并且我还能一边读书一边在课堂上编草辫赚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幕琼瑶式的苦情戏：善良而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由于一个“父亲”的从天而降或一个“皇阿玛”的良心发现而获得拯救。
第三个拯救者是“毒贩”。在“农家女”想要撞车寻死时，正巧撞到了那个毒贩的车上，那人先是“下来打了一顿”，然后又“把我抱起来送到了医院”，可能因为“我是个女人”。
第四个是“农家女”想象中的“终极拯救者”，就是那些有钱且想“包二奶”的男人。因为父亲只能靠拉砖供她上完大学，“毒贩”只能让她不至于毙命街头，而且马上进了班房，只有这个“包二奶”的男人可以为她提供从生存到发展乃至履行女人“生孩子”义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笔者在此并不想否认《宁做三奶，不嫁穷人》这个帖子所反映的现实问题，诸如农村贫困、性别歧视、上学难、看病贵、大学生工作难找等问题，相信许多人都感同身受，这也正是“农家女”得到网民广泛同情的原因。但如果就此将“包二奶”者美化成女性拯救者，将男性的狎妓行为当作女性最后的救赎，是不是过于荒唐了？
最近网络上对女性“典型”的刻画引人关注，她们数量众多，类型各异，有的贫苦，有的富贵，有的可怜，有的嚣张。在这众多人物中，“农家女”扮演的是“男性拯救情结”的代言人，而其余几位则是“女性神经质人格”的样本。这些网络形象的幕后主导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视角无疑都是男性化的，女性充其量扮演着“被看者”、“被分析者”的角色。她们或是需要来自于男性的拯救（“农家女”）；或是虽然事业成功，但却粗俗不堪（兰董、雅阁女）；或是局限于肉欲的形象（卡帕女）；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包包和阿紫）。
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能否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为女性带来更多的话语权？目前看来还不能过于乐观。在这场新的分享话语权的斗争中，女性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网络媒体的建设中，发出更多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展现更多正面的形象。最后，用学者戴尔·斯潘德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妇女必须改变信息的符号并将新科技调整到女性主义的一端。妇女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个准备也必须做得快一点，因为信息革命已经是既成事实。⑤■
参考文献
①《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罗兰·巴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②《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福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③《女性主义神学景观》 E.M.温德尔 著三联书店1995年第1版
④《性别与传播》 陈阳 [《国际新闻界》2001(1)]
⑤《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 苏·卡利·詹森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作者单位：无锡日报社出版部）
【关键词】网络 女性形象 神话
2008年9月6日，一篇名为《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帖子出现在某门户网站。该帖作者自称出身贫困农家，虽上过大学，但由于专业不好、英文不好，只能找到月薪1800元的工作，又看到身边有人和穷人结婚因而背起沉重负担的例子，由此劝告像她一样的农家女们：“哪怕做二奶，也千万别嫁给一个跟你一样穷的人”。这条帖子一出现，就迅即被转发至各大论坛，仅仅数天，该文的点击率就飙升至80多万次，跟帖达3000多条。（据2008年9月9日《华商报》）
当今的网络时代，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想出名的个人还是想赢利的网站，都有着通过制造热点话题“夺取眼球”的强烈图谋。因此，无论是“农家女”还是前些时候出现的“雅阁女”、“兰董”、“卡帕女”，并不一定是个真实的人物，勿宁说是由媒体、网民以及大众文化，为了各自目的创作、包装出的一个个“当代神话”。在这里，我们用解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的理解来对“神话”下定义，它指的是一种“语言”，或者是古典或人类学意义下的一篇叙事，甚至也可以是一种文体。①解构“神话”，让它们背后的图谋逐一显形，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和最终的目的。
我们先来看“农家女”这个文本，由于原文较长，这里只做关键内容的节录：
漂亮女大学生，宁做三奶，也不嫁穷打工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很偏僻的农村，我是我们那个村也是全乡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名女大学生。为了我的读书，三个妹妹全部付出了辍学的代价，我最小的妹妹七岁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去砖厂拉砖。
我入大学只花了六百块钱，这六百块还是爸爸卖掉了一头养了好久的大肥猪凑来的，并且在学校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四十五块的生活费。因为我每天只吃馒头咸菜，只穿校服也不用买衣服，更不懂用什么化妆品。也就是在大学里，我才明白了穷是多么可耻的事。
好不容易毕业了，政策变了，自谋出路，不包分配。我不能回家，一是家里的条件我已经无法适应了；二是读了那么多年书再回农村会成为家乡人的反面教材，成为不让自己孩子读书的借口。当弟弟考上大学的时候，那近万元的天价学费把我们全家都吓傻了……那时候，我真的想到了死……
……于是这个姐姐告诉我，要嫁就嫁得好一点，至少有个房子，不用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到街头的恐惧中。要不就别嫁，不嫁一个人受穷，嫁了两个人一同受罪，说不定你还得承担另外一个人的穷。哪怕做二奶，也千万别嫁给一个跟你一样穷的人。所以，不做二奶是因为没有机会，如果有人给我机会有人要我，我是会做到的……
福柯在谈到历史上对女性长期精神禁锢的情况时说：他们竭力把妇女困在她们的性别上。这一种性别的人是非常脆弱的，她们不停地生病，还给别人带来疾病。“你就是男人的病。”②“农家女”在自我意识中，正是把自己定位于这种“不停地给男人带来麻烦”的女人。她在自述中首先讲到了自己的出身，字里行间充满了负罪感：“农家女”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却不敢回到农村，表面上的理由是“读了那么多年书再回农村会成为家乡人的反面教材”，实质上就是不能让家庭丢了面子。当弟弟因家里没钱而上不起大学时，“农家女”的负罪感达到了极致，以至于差点“一死了之”。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下，“女人”永远是附属于家庭的。“农家女”挥之不去的心灵自责，不正是这种潜意识的体现吗？
“农家女”最后分析了与她同住的三个女人的三种人生。第一种人生是“当二奶”，不但“住高级住宅穿名牌吃大餐”，而且“每个月还有一万块的零花钱”，羡慕之情寓于字里行间。第二个人是当“小姐”，虽然“人人唾弃”，却也吃穿不愁，是个“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人。而第三种人，因为嫁了个“农村出来的打工仔”，结果由于丈夫生病被解雇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三十岁了连孩子都不敢要”。最后，“農家女”自我表白：“不做二奶是因为没有机会，如果有人给我机会有人要我，我是会做到的……”联系到上文中她不无苦恼地自我评价为“一个长得不算好英语又不好”的女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心情跃然纸上。
《圣经·耶稣·西拉》中说：一个不为男人喜欢的女人使男人对万事万物都烦恼。德国神学家温德尔在《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引用这句话，用来说明西方传统宗教对女性的贬抑。③在东方，像“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类的圣贤语录同样充斥着人们的耳鼓。“农家女”在内心深处首先充满了对象征男权的“父亲”的愧疚，然后又为不具有取悦男人的容貌而苦恼，最后则乞盼一个给她做“二奶”机会的男性出现。不论是“农家女”的真情告白还是各种类型的“灰姑娘”神话，其隐含的象征意义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女人是属于“第二性”（西蒙·波伏瓦语）的，是一个需要男人拯救的角色。
另一方面，“农家女”的帖子虽然是以女性的身份写的，但无处不渗透着男性视角。约翰·伯格在《看的方法》一书中针对广告中的女性提出了“被看的女人”这一观点。“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他们自己的关系。”④
在“农家女”的文章中，讲到了一件事：“我九岁的时候，亲眼看到村里的一个大嫂偷隔壁堂叔地里的棉花，后来堂叔来了当场抓住要把她带到村里示众，她就求堂叔放过她，说她可以陪堂叔睡觉……”大嫂之所以情愿“献身”，是因为不想“示众”，也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在众人尤其是众男人的眼里变坏，而堂叔则是那个可以保证自己“清白”形象的“拯救者”。
第二个拯救者的形象是父亲。作为“村里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父亲恩准了我上学的愿望，虽然初衷也可能只是“想让我识个字能分清男女厕所”。当然，这是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走出农村的希望”，并且我还能一边读书一边在课堂上编草辫赚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幕琼瑶式的苦情戏：善良而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由于一个“父亲”的从天而降或一个“皇阿玛”的良心发现而获得拯救。
第三个拯救者是“毒贩”。在“农家女”想要撞车寻死时，正巧撞到了那个毒贩的车上，那人先是“下来打了一顿”，然后又“把我抱起来送到了医院”，可能因为“我是个女人”。
第四个是“农家女”想象中的“终极拯救者”，就是那些有钱且想“包二奶”的男人。因为父亲只能靠拉砖供她上完大学，“毒贩”只能让她不至于毙命街头，而且马上进了班房，只有这个“包二奶”的男人可以为她提供从生存到发展乃至履行女人“生孩子”义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笔者在此并不想否认《宁做三奶，不嫁穷人》这个帖子所反映的现实问题，诸如农村贫困、性别歧视、上学难、看病贵、大学生工作难找等问题，相信许多人都感同身受，这也正是“农家女”得到网民广泛同情的原因。但如果就此将“包二奶”者美化成女性拯救者，将男性的狎妓行为当作女性最后的救赎，是不是过于荒唐了？
最近网络上对女性“典型”的刻画引人关注，她们数量众多，类型各异，有的贫苦，有的富贵，有的可怜，有的嚣张。在这众多人物中，“农家女”扮演的是“男性拯救情结”的代言人，而其余几位则是“女性神经质人格”的样本。这些网络形象的幕后主导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视角无疑都是男性化的，女性充其量扮演着“被看者”、“被分析者”的角色。她们或是需要来自于男性的拯救（“农家女”）；或是虽然事业成功，但却粗俗不堪（兰董、雅阁女）；或是局限于肉欲的形象（卡帕女）；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包包和阿紫）。
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能否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为女性带来更多的话语权？目前看来还不能过于乐观。在这场新的分享话语权的斗争中，女性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网络媒体的建设中，发出更多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展现更多正面的形象。最后，用学者戴尔·斯潘德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妇女必须改变信息的符号并将新科技调整到女性主义的一端。妇女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个准备也必须做得快一点，因为信息革命已经是既成事实。⑤■
参考文献
①《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罗兰·巴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②《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福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③《女性主义神学景观》 E.M.温德尔 著三联书店1995年第1版
④《性别与传播》 陈阳 [《国际新闻界》2001(1)]
⑤《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 苏·卡利·詹森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作者单位：无锡日报社出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