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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商业文化在人类文明巨系统中的作用和商业文化的系统结构分析，探讨商业文化系统与结构的一般问题。主要讨论商业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商业文化系统以及子系统的结构问题，商业文化基本要素及其结构问题，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商业文化即商业文化的国家和民族的结构问题，以及中国明清时期不同商帮即区域商业文化的特色结构问题。
一、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商业文化
（一）人类文明体系的巨统
1.文明与文化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西语中的“文明”，无论是英语的“civilization”，法语的“civilisation”，还是德语的“zivilization”，都源于拉丁文civis（公民）、civitas（有组织的社会或城市）和civilis（公民）。其意涵是指公民的、有组织的，指公民的品质与社会生活的规则。从中文来看，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乾卦·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隋唐时期的经学家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对此句话的解释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并在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其主要的用意，是在讲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成就和功绩，可以使人类驱除愚昧，走向光明。《辞典》则解释其有两种含义：（1）人类社会进步开化的状态。相对于野蛮而言。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清末民初称新颖，具现代色彩的事物，常加上文明二字。（2）文化。
可见，东西方关于文明一词的定义是共通的。文明与野蛮、蒙昧相对，指人类建立起某种群居秩序，制造便利生活的工具，脱离野蛮的状况，成为进步的状态。故文明中含有开化与教育的意义在内，反映的是社会、国家、地区和个人发展进步的程度。
另外，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西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两者经常混用。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与文明连在一起，他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从文化的定义来看，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所以，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化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由此，我们经过辨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广义上的文化包括文明。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是一种较高级的、较发达的文化形态。文明相对于野蛮，而文化相对于自然。依据此义而言，任何时代、地区的人群，都有其文化，但不一定有文明，或各人群的文明程度存在着差异。（2）狭义上的文化属于当时社会文明的一部分，即与物质文明相对而称的精神文明，或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范畴。（3）文明经常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去讲，比如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而文化经常从群体差异的角度去讲。比如东西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4）文明的动态性较文化更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步，尤其是物质文明变化最大，表现出相对稳定的跳跃式发展历程;而文化更多从历史长河来考察，反映动态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变化相对缓慢。
2.人类文明的巨系统
当我们厘清文化与文明的定义后，就可以从人类文明全局中考察商业文化的类型与演进史。这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不是因为商业交换活动的由来已久，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系统之复杂。人类文明是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段内，以及一定地域、民族和國家主权范围内，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在人类文明的巨系统中，存在着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军事、生态、宗教、教育、医疗、民族、习俗、思想、心理、文学艺术等因素相互关联的动态过程。其范围之大和复杂程度之高是一般系统所没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是中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他在做系统分类时，提出“根据组成系统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种类的多少和它们之间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可把系统分为简单系统和巨系统两大类。若子系统数量非常大（如成千上万、上百亿、万亿），则称作巨系统。若其子系统种类很多，并有层次结构，它们之间关联关系又很复杂，这就是复杂巨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又是开放的，就称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钱学森先生提出，人类文明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个巨系统与周围的历史、自然环境有物质的交换、能量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换。人类文明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很多，亿万之巨;即便从种类来看，也是有上百种子系统，所以是“复杂的”。这些复杂的子系统之间有许多层次，要去完成宏观观测需要巨大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分析。
3.人类文明的整体性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文明巨系统具有整体性特征和结构特点，无论处于哪个历史时段，无论位于哪个地域，无论属于哪个主权国家哪个民族，其社会文明体系都是整体性的存在，各个子系统都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相互之间都是互动协同、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古希腊文明，不仅取决于发祥生长于地中海沿岸，而且取决于曾经产生于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取决于工商业的繁荣，取决于奴隶制城邦式国家，取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尝试，取决于民主制政体和贵族制政体的多元化，取决于男性美崇拜，取决于埃及宗教、波斯哲学、腓尼基文字、巴比伦天文和“野蛮民族”艺术等文明成果的传播，取决于古希腊哲学，取决于古希腊戏剧，甚至取决于奴隶制度的实行等。仅以奴隶制来说，正是由于古希腊开放的地缘结构和发达的奴隶制工商业，奴隶劳务繁重而数量有限，加上种族奴隶制与帝国霸权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所以，“提供希腊人以闲暇的是希腊的奴隶制，提供希腊人以自由的是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腊奴隶制民主和奴隶制经济也就成为科学文化兴起的基础。因此，没有上述任何一个要素的存在，便没有伟大的古希腊文明;只有上述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产生伟大的古希腊文明。 （二）人类文明体系的类型结构
任何系统都存在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类文明同样有其结构。所谓系统结构，是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秩序，或者说是系统联系的全体集合。联系就是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它是要素构成系统的媒介。要素间的联系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联系的形式、联结链的多少、联系的强度。系统结构与系统要素、联系相比，层次要更高，而且显得更为复杂，系统内每一要素与联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系统结构的变化。系统结构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多维性。从时空维度看，人类文明体系通常有以下几种：（1）时间结构，诸要素随时间推移而形成联系的组合形式;（2）空间结构，诸要素在空间上的联系形成的排列组合形式;（3）时空结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统一体。
1.人类文明体系的时间结构
从时间结构上来看，首先文明时代自身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术语。按照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分析，文明时代是指继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考古学认为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时间，五分之三为蒙昧时代，五分之一强为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仅为一小部分，不过五千年。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至近代。它又分为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两个阶段。古代文明的成就与标志是：出现了城市、贸易、简单机械、古典艺术及科学，以领土及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帝国、王国，民主共和制及贵族共和制等政权形式，以及军队和基督教，等等。近代文明的成就与标志是：出现了电气、机械、学校、科学，代议民主制、立宪君主制、近世特权阶级以及国际法、成文法，等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沿用文明时代的概念，而用唯物史观予以概括，指出文明时代始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在生产上人类社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这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并具有如下经济和政治上的特征：出现金属货币从而产生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作为生产者之间中介人的商人阶级以及城乡的对立;出现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出现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以父权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社会经济单位;作为阶级统治机构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总概括。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文明时代三个时期及其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是：古代的奴隶制、中古的农奴制、近代的雇佣劳动制。
当然，站在21世纪的时点上，人们更经常地将人类文明按时间划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如果结合到生产力的形态，则是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商业文明、信息文明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人将其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时代。
2.人类文明体系的空间结构
而从空间结构上来看，如果将文明视为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则各个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构成不同的文明群落。而在通常意义上，经常使用的划分方式是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者更具体一些是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两河文明。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换句话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亨廷顿将当代的主要文明划分为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3.人类文明体系的时空矩阵
如果按照时、空两个维度来进行分类，那就其做如下简要归纳，具体如表3-1所示。
（三）人类文明体系的运作机制
以上有关人类社会文明体系时空结构的论述，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进程和类型做了概要的归纳。为何是这样的演进过程？内在的规律在哪？必须从探讨人类文明体系的要素与运行机制开始。在这方面，两个德国人，分别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做出了重要贡献。
1.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将社会文明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因素和生产方式。其中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包括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可以塑造与改变社会存在。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时，又进一步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其中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适应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社会发展进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要素所有者与生产力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及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揭示的经济组织形式）与上层建筑之间两大矛盾运动的结果。
当按照系统分析的观点来考察社会文明，就可以进一步简化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所谓经济，就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政治，就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通过夺取或者运用公共权力而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和社会利益要求，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的社会关系;文化则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在三者之中，政治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们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的关系来看，首先经济是基础，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奠定物质条件，政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了经济这个基础，物质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设就因失去基础而成为一句空话。其次，一定的社会文化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经济和政治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最后，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如同不能簡单地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一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属品。 2.韦伯：文化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在1904年到美国考察后，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其在这本人类永恒经典中提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也称清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有直接的关系。传统的基督教轻视世俗的职业，反对营利性工作，主张人应该通过现世的苦修争取来世获得救赎的机会。而经过改革后的基督新教宣称：任何人类职业跟牧师的神职一样都具有神圣性，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主张人们必须把职业视为人生的目的、使命和价值所在，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履行上帝赋予自己的世俗责任。不仅如此，新教也肯定了盈利性工作，赚取财富本身就是在尽自己的天职，完全是在荣耀上帝。因此，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同时，新教给予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敬业精神积极的道德肯定。由此韦伯断言：是新教伦理的职业精神推动了美国早期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马克斯·韦伯其实是从文化和历史对经济反作用的角度，论述了人类文明发展差异背后的规律。进一步的，他又在后续的探讨中进一步探讨了其他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道教。韦伯还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
直观来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正好是相对的。一个是经济基础决定论，一个是文化决定论。但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第一部分的末尾，马克斯·韦伯专门强调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单独揭示历史的真理。”
（四）商业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
程中的作用
1.商业文化与人类文明演进
由于商业文化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贸易和市场交换在经济活动中日益频繁，比重、规模、领域不断扩大，以至须臾不可分离，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商业文化自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间通过产品交换进行协作也就愈频繁、愈密切。因而流通过程对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就更加重要。社会分工，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实行经济核算，企业应该成为独立核算单位。不实行等价交换，企业就不可能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从而就不可能节约社会劳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重新激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中国的商业文化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商业文化是人类商业活动发展的产物。商业活动即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涉及生产、购买和销售等活动。早期的商业活动源于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它的本质是交换，而且是基于人们对价值认识的等价交换。人类社会的产品交换很早就发生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从采集到种植，从狩猎到畜牧，原始社会的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产品会偶尔出现剩余，为了避免来之不易的产品浪费，也为了满足更多的产品需求，于是在不同公社之间，个别地、偶然地、最为原始的“物物交换”出现了。继而，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也即一些部落专门从事畜牧业，畜牧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后，各氏族、部落之间个别的、偶然的交换发展成为经常性的交换。不仅如此，生产力的进步还使得私有制产生，蓄奴成为可能并且有利可图的事情。奴隶制让奴隶主阶级可以摆脱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使得文字出现，人类的生产经验和自然知识得到继承、积累和传播，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这为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指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它发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多数地区，人们继发现青铜器后，又发现了铁器。农业上开始使用犁耕代替锄耕。由于犁耕使用新的动力———畜力，农业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农产品越来越多，为人类提供了经常的、可靠的食物。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制陶、冶金、铸造等手工业这时都发达起来，手工业种类日渐增多，生产技术日益复杂，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增多，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奴隶制已经不是零散的现象，而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奴隶成为主要劳动力，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作坊去劳动。这时，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私有制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交换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交换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商品生产出现并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交换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產品交换越来越不便利，于是专事交换的中间人、商人应运而生。不间断的交换活动使部分脱离生产的商人得以为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并首先在商品交换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走进了文明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自此之后，人类在传统自给自足加命令运行的经济制度之上，增加了由市场运行的经济。市场能够成功地提供生产调动机制、生产配置机制和分配机制，从而成功地解决经济问题。这种经济模式在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过程中萌芽，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中已经发挥作用。但是直到16世纪，在西欧的英国、荷兰等地才出现了市场经济作为主要经济制度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建立和此后的蓬勃发展，使商业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的作用陡然飙升。虽然商业社会的产生有其内在规律不是一帆风顺，但一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运行便基本商业化了，商业文化的面貌地位当今非昔比，自然令人刮目相看。 2.现代社会中的商业文化
根据生产技术形态划分，人类文明从总体上可分为渔猎采集文明时期、农耕文明时期、工商业文明时期和信息文明时期。商业文化在上述四个大的文明时期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即便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国家与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发挥不同的作用。例如，同在农业文明时期的宏观背景下，东罗马帝国封建经济、西欧封建领主经济和中国集权大地主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文化，一个表现为自由农民的长期存在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一个由于教权和寺院经济的存在，寺院耕种的“新土地”带来新的经济组织，涌现“新市镇”，从而为日后的城市自治和工商业发展奠定基础;一个表现为长期的重农抑商，虽然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地位卑微作用有限。
现代商业社会，商业文化不仅成为经济体系的主导、骨架、催化剂和润滑剂，而且与社会文明其他所有领域的联系，也从未表现得如此密切、如此活跃、如此不可替代，从而也使商业文化自身在现代文明的宏大历史舞台上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如醉如痴、登峰造极。我们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經济，法治是自由交换的前提条件，法治保障、规范和引导着各种商业活动，是保护商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样，现代商业活动又为法治建设不断提供全新的领域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法治的作用从未表现得如此充分和重要，从而也成就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第一要务和基石的地位。农业文明时期，封建、皇权专制是政治制度的标配，市场封闭，商业呆板沉闷。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商业社会，法治社会、民主制度成为贸易自由、市场开放的政治制度保障。曾几何时，商业革命和市场需求引发了技术和科学的革命，而现代科学技术又何尝不是借助市场的隐形翅膀从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则不仅为商业活动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引擎和动能，而且高频率的技术创新又为市场创造了无限的商机，比如互联网给商业社会带来的颠覆性改变，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经济数字商业，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智能商业，等等。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人吃尽了缺乏现代科技的苦头，所以20世纪末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其实，现在就技术和商业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言，很难说清谁是主导，谁是被动，二者相生相伴、互联互动、互为因果。
在现代社会，商业与人的关系日益密切。由自主经营的企业、员工和消费者为市场主体共建形成的商业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支柱，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的重要引领者。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交换———协作意识;等价交换———自主平等意识;市场竞争———竞争意识;价值法则———效益观念、价值观念;市场营销———时效观、开拓进取意识等。对商业文化的鉴别和扬弃，清理和吸收，改造和更新，都需要有科学的态度、理性的认识，而不能简单采取行政命令干涉、控制，甚至扼制的办法。此外，社会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不同特质的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之中。比如，城市文化（区域文化）、政治文化、民族文化等，都与商业文化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城市建筑反映着城市文化的特性，作为现代城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加工场所、商业设施、交换场所，无论在建筑造型、色彩装饰、空间结构、设置布局，甚至到橱窗和内部陈列，不但成为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也要受到城市文化的综合影响。无论是北京前门商业区的瑞蚨祥、劝业场（原“新新服装店”），还是王府井商业区的东来顺、东安市场、百货大楼，还是扎根社区的物美超市、超市发、永辉超市、盒马鲜生，车水马龙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曾几何时的大钟寺农产品批发市场，都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业文化，并且本身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从商业活动的构面解析 商业文化
有人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句话虽然有戏谑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界定文化的难点。因为文化从狭义上来讲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产品，广义上又包含了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当我们分析商业文化这一大系统时，同样面对这一挑战。比如，商业思想、商业理论、商业哲学、商业道德、商业科学、商业信仰、商业形象、商务礼仪、商业语言、商业品牌、商业故事……好像都在说商业文化，再加上商人、商品、商号、商社、商场、商店、商埠、商旅、商战、商务、商贸、商贩、商籍、商帮、行商、坐商、奸商、尖商、电商、微商、商量、商榷、商讨、商定，经营、管理、营销，等等。相关概念林林总总，如何从中确定本末，看出端倪，识别规律，需要我们进行全局思考，识别其结构及其内在演化机制。
（一）商业活动的主客体与商业文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不仅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商业文化是人类从事商业活动的产物。要认识商业文化，也要首先从认识商业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开始。
1.商业活动的主体
商业活动的主体包括商人与企业。所谓商人，即从事商业活动并以其作为经营性职业者。商人实施商业行为是一种盈利性行为，即商人从事商业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盈利。因此，盈利目标是商人的根本性特征，也是商行为或者商业的典型特征，它体现了商人追逐利润的本性，是商人的物质灵魂。法国学者居荣（2004）认为，普通个人也可以偶然完成商事行为，但却不会因此成为商人，只有作为职业经常性实施商行为的人，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活动的主体越来越以商业组织也即企业的面貌出现，也就是做注册登记，有自己商号和会计系统的工商企业。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企业乃至农业企业作为自主经营体，也需要直接面对市场，开展市场交易活动，所以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主体。现代企业成为首要的商业活动主体后，大大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可见，企业内部的交易机制深刻改变了商业活动和商业文化的面貌。 另外，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商业活动的主体已经由一国内部扩展到全球。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主体相互影响、融合，也使得商业文化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微妙的形态。来自不同规模、行业、地域、国别、细分市场的商业主体，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合作，形成互补、互动、博弈、替代的竞争格局和环境，促进了商业文化的极大繁荣和社会进步。
2.商业活动的客体
客体是指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发生相互作用的功能关系的外部客观事物，它是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由此分析，商业活动的客体，是指商业主体在商业活动中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即商业活动中的所有事物，它是商业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商业活动的内容是由商业活动客体决定的。商业活动客体的基本形式是商品、信息、资本、设备设施和生产、交易、服务活动的过程。商品是商业活动的首要客体，可以是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信息是交易达成的必要条件，既包括有关客户需求的信息，也包括商品的价值、价格等信息，还包括竞争情报等信息。作为使得资本价值增殖的盈利活动，資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业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在同时金融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融资手段。设备设施是商业活动中重要的物质媒介，是商品信息传递和交易达成的必要手段，包括商业网点、交易媒介、运输手段等。
3.商业文化是商业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商业文化是人类在商业活动中产生并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化，是商人和企业作为商业活动主体在面对商品、信息、资本、设备设施等客体开展生产、交易、服务等商业活动的经验沉淀。更具体地讲，是各个部落、区域、国家或民族内的商人群体，在长期的营商活动中，为了提高通商的效率和效果，协调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矛盾，达成更好营利的目的，所发现、发明和发展起来的认定有效的工具、物品、行为、语言、习惯、方法、信念、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等。商业文化一经形成，会通过口传、手授、书写、实物等媒介，传授和传播给商业领域以至社会成员以作为理解、思考和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商业文化产生于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作用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明。当今时代研究商业文化，不仅在于理解商业活动的规律，更在于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商人和商业组织在商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企业在商业的大千世界中追求自由王国的过程，促进生活美满，繁荣社会经济，催化文明进程。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体系中，要以商人（企业）为主体，以商品为基础对象，以经营管理、科技为手段，以服务环境为基础条件，以商业伦理为自律，以商业精神为结晶，在法治等社会文明约束下，通过主、客体相互统一作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体系，共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应有的重要影响。
（二）商业活动构面视角的商业
文化
人们可以从文化现象的结构层次来概括分析商业文化的子系统，然而现实中的商业活动是具体的、具象的。虽然可以将不同的活动概括归类为不同的文化层面，但具体的事物和活动是容不得割裂和肢解的。现实中我们如果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往往就是犯了将整体事物割裂和肢解的错误。比如我们平日开展的许多活动和从事的具体工作，一定要区分为哪些属于物质文明建设，哪些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文明的整体性简单割裂。所以在展示精神文明成果时就显得非常尴尬，因为无论是整洁卫生、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街道、社区、工作环境，还是规范得体的行为，著述累累的研究成果，抑或是发自内心的笑脸和安怡舒心的神态，无一不是物质形态的显现。
商业文化是商业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又不是主体与客体本身，而是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活动过程中发现、发明和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工具、物品、行为、语言、习惯、方法、信念、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等。因此，认识复杂多样的商业文化，可以从商业活动要素和过程进行。根据现实商业活动的要素和过程特点，可以总体上将商业活动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商人、商品、商德、经营管理、科技、服务环境、观念七个方面。
1.商人
所谓商人，是指商业活动的主体，既包括商业活动中的自然人，也包括商业活动中的法人。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法人的作用尤其重要，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组织，是现代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细胞。企业组织不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不能独立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市场只会死水一潭，商业主体不能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商业文化何从谈起？
2.商品
商品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但包括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还包括服务过程性产品;不但包括最终成品，还包括原材料、辅料、包装物、装饰等;不但包括产成品，还包括生产加工、物流等过程。
3.商德
商德包括商业道德以及价值准则、职业操守、行为规范、企业责任等。
4.经营管理
经营管理的内容最为复杂重要，因为经营管理活动才是商业活动的主体部分，是商业活动的主要过程，包括为了有效开展活动而形成的各种组织，各类活动，各类职能，各种方法，各类制度等。也有人将经营和管理进行区分，由于在现实中二者难分难解，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或许更有利于分析商业文化的实质。经营管理不仅是商业活动的主要过程，而且因为这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过程，才能产生物质性、非物质性的成果;才能形成各种价值观念;才能形成促进企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各种制度;才能形成不同企业的个性化特点;才能实现人（商人、企业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取得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发挥商业的功能和社会作用。
5.科技
科技在现代商业活动中的作用极其巨大，就科技在商业文化系统中的作用而言，类似科学技术在社会文明体系中的作用。由于技术和商业二者之间相生相伴、互联互动、互为因果的联系，科技在商业文化系统中的价值显得尤其重要。
6.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也是一个包含非常广泛的领域，主要指开展商业服务活动的具体环境、微观环境，包括开展商业活动所使用的工具、设施设备，包括生产加工、交易、服务的物理空间，也包括现代虚拟空间，还包括心理空间。 7.观念
商业观念指商业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思想和理念，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用于商业活动微观层面的观念，如成本观、质量观、需求观、营销观、运营观、竞争观、技术观、责任观、职业道德观等;一是商业活动作用于社会宏观层面的观念，如契约观、法治观、市场观、利润观、竞合观、企业家精神等。
如果从文化视角将商业活动概括为商业文化，那么，商业文化的系统就可以进一步分为商人文化、商品文化、商德文化、经营管理文化、科技文化、服务环境文化、观念文化七个子系统。当然，上述划分是从社会所有营利活动的全要素、全过程视角概括的，较胡平先生曾经概括的范围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不仅领域要宽广，内容更丰富，而且前提是强调全系统的整体性，而不是各个子系统以及各个要素的简单相加。
（三）商业文化的基本要素
正是由于商业文化的不同子系统、各个组成要素的互联互动、协同共生、互为因果，以及与外界环境的协调和互动，才形成不同特质商业文化的区别、比较和博弈，催生了商业文化的发生发展。也就是说，商业文化各子系统的结构关系，是通过构成不同子系统的诸多基本要素之间的联系达成的。这些基本要素是商业活动中最主要、最常见的事物，按照商业文化七个子系统的分类，这些基本要素大致如下。
1.商人文化的构成要素
商人文化主要由参与商业活动的自然人、公司（企业）和企业家三类要素构成。后两类主体又大致可以根据规模大小，产业、行业特点，地域、民族、主权国家，企业性质等因素细致划分;自然人的分类就更加复杂，完全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分类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2.商品文化的构成要素
商品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原材料、辅料特质，商品品类，商品规格、式样，服务（劳务）内容，加工、生产类型特点与过程，包装，装饰，物流形式与过程等内容。
3.商德文化的构成要素
商德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职业操守、行业规范、企业责任、价值准则等。
4.科技文化的构成要素
科技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通用技术、生产加工技术、流通技术、服务技术、管理技术、信息技术等。
5.经营管理文化的构成要素
经营管理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市场调查、产品结构、经营形式、经营预测和决策、经营机制、经营方针、经营目标、经营计划、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结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机构与人员、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管理、资源管理、设备管理、物资管理、研究与开发、营销管理、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利润分配、企业诊断等。
6.服务环境文化的构成要素
服务环境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生产、加工、交易、服务的建筑物、场地等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心理空间，设施设备，生产、加工、交易、服务工具等。
7.观念文化的构成要素
观念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作用于微观层面的成本观、质量观、人才观、需求观、营销观、运营观、竞争观、技术观、责任观、职业道德观、企业价值观等;作用于社会宏观层面的契约观、法治观、市场观、利润观、竞合观、企业家精神等。
无论是以主体、物品、价值观、制度还是行为、符号形式，商业文化就存在于这些构成要素之中。当然，尽管以上对商业文化基本要素的概括和划分已然十分复杂多样，但仍难免有遗漏和疏忽。由于商业文化活动不可能脱離外界的宏观环境而存在，因此，所谓商业文化基本要素是指商业文化系统内部而言的，这里只是为了分析问题的便利，而将外部的条件予以抽象罢了。
由于文化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特点，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区域商业文化的发展程度和状态，既因各子系统组成的整体性而存在，又由各子系统之间的不同结构关系决定。以商业组织、商品和生产加工技术之间的结构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为例。工业革命早期，蒸汽动力机的发明和使用，虽然揭开了近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序幕，但机器生产仍然是一种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工场式的制造厂管理层次简单，组织结构松散，业主直接和所有顾客、雇员和协作者联系。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发动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出现了装配自动流水生产线的生产方式，标准化规模化大批量生产产品，实行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采用纵向一体化管理制度。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成为发展潮流和趋势条件下，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大数据等技术在现代工业中的广泛应用，为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出现了从适合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的柔性自动化、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等生产方式，向大批量定制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综合大批量生产的低成本、高质量和短交货期的特点，积极采用全新的、面向客户的、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方式。
总之，正是商业文化的不同子系统、各个组成要素的互联互动、协同共生、互为因果，以及与外界环境的协调和互动，才形成不同特质商业文化的区别、比较和博弈，催生了商业文化的发生发展。由于对商业文化的定义差异以及所涵盖内容的不同理解，因此对是否存在商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及什么是商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存在争议。这些把不同内容视为商业文化核心的不同观点，虽然不是从系统的整体性分析商业文化，但仍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问题。
三、商业文化的四个层面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商业文化是商业主体与商业环境互动的产物。作为一个系统，从它的相互关系出发，具有整体性、层次结构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和目的性等特征。除了从商业活动构面的视角来解读商业文化，还可以结合文化现象的一般内涵，来解构商业文化的四个层面。
（一）商业文化的四个层面
商业文化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分支，或者叫作亚文化，包含了人类商业活动所积累起的各种信念、价值观、风俗，等等。我们可以参照埃德加·沙因（1989;2004）将文化分为基本假设、信念和价值观、人工饰物三个层次的要素。霍夫斯泰德（1980;2001）认为，文化由价值观和实践两个层面构成，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而仪式、英雄人物和象征物属于文化的实践层面。价值观主要受国家文化的影响，而具体的工作实践方式则主要受工作场所的影响。同样的，商业文化也是一个从外在表现到隐性价值观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的子系统：观念形态的商业文化、制度形态的商业文化、行为形态的商业文化和物质形态的商业文化（见图3-1）。 第一，商业物质文化，即物质形态的商业文化，是商业文化的物质层。它直接体现在商品生产流通中的物质形式上，包括商品的物质载体、商品的生产加工过程、服务（商品）的创造和消费过程、生产加工环境、包装、商业设施，物流方式、交易过程以及交易媒介等。物质是商业文化产生的基础，商业文化通过物质才能够得到体现，如商场的形象需要通过商场的建筑和装饰来体现，商品的形象需要通过产品包装和产品外形等来体现。所以说商业文化的基础是物质，没有物质的形态和运动，商业文化就得不到体现。庞毅（1990）在界定商业文化范畴时列举了交易活动中商业文化物质层的相关要素，比如是本地产品还是外埠产品，是国产还是舶来，是原装还是组装;商品是裸露，还是有包装，包装简易还是精美，是用大瓷坛还是用软包装等。其他诸如：广告是通过商品本身，还是通过媒介，是杏帘在望，还是用广播、报纸、电视;交换媒介是一般商品还是贝壳，是贵金属还是一般金属，是铸币还是纸币，是现金还是支票;交换场所是集市还是超级市场。所有这些，一旦作为载体，都直接体现着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的心理积淀。
第二，商业行为文化，即行为形态的商业文化，包括商业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是人们在日常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积淀，这种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所作所为的具体表现，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取向，受制度的约束和导向。行为文化突出体现在生产加工行为方式与习俗、交易方式与习俗、商务礼仪、沟通模式、办公室习俗、惯例等各种行为规范上，也表现在不同商业文化圈的不同谈判风格上。与正式制度相比，行为文化属于非正式规范，即虽不成文但能够被文化圈内成员普遍理解的规范。规范往往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公认的规范。这就联系到了价值观。与价值观相比，行为规范是特殊、具体的，它受到具体情况的限制，通常被视为是行动的指针，决定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包括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等等。
第三，商业制度文化，即制度形态的商业文化，是商业文化的制度层，属于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识化了的物质形式，如交换方式、组织结构、商业制度等，是商业主体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商事登记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制度、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制度等。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在商业文化整体的结构中，组织化的群体依照对共同价值观的文化认同，遵循制度规范而共同行动，对违反制度规范的人会有特定的惩罚。制度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塑造了商业行为的习惯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制约或主导了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乃至符号文化的变迁。制度文化的变迁经常会引发商业文化整体互动式的变迁。因此，文化的变迁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度文化的变迁。
第四，商业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商业文化，是商业文化的精神层，包括信仰信念、价值观、心理特征、思维方式等。比如共享观念虽不像制度形态的商业文化一样直接通过利益獎惩机制引导商业文化的变化，却对整个商业文化有着静水潜流一般地深刻影响。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共享观念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从而也塑造了组织的制度结构。不过，并非所有的共享观念都能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这里所指的“共享观念”，是那些已经被人们神圣化了、自然化了的基本理念，是人们毋庸置疑就加以接受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如果我们追溯这些共享观念的起源的话，它的根源不在于功利性和实用性，它可以追溯到斗转星移的自然规律，或者芸芸众生的生活法则。这些共享观念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人们讨论、争辩和思考其他问题的框架。一个民族的心理原型，常常表现为宗教或长久形成的文化传统，都具有相当强的韧性，很难被根本改变。比如，伊斯兰教对于伊斯兰文化圈商业文化的影响。除非，当旧文化受到严峻外部挑战时，会带来观念革命，继而使得其他层面的商业文化随之变迁。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就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商业文化在物质、行为、制度和观念四个层面的内容是整体性的存在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观念层不可能脱离商业的物质性和商业活动的过程而独立存在。正是商业文化四个层次内容的相互作用，以及客观环境与商业文化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商业文化的产生、发展、交流、融合的演化机制，推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另外，在认识商业文化时，可以从商业符号的角度从这四个层面寻找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亚文化，商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社会时代环境的影响。影响最大的环境部分是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
（二）商业文化与商业环境
1.商业文化形成和变革的四个阶段
著名文化学者埃德加·沙因（EdgarH.Schein，1985）认为，文化是企业成员在学习以处理外在适应与内部整合问题过程中形成的由一组基本假设构成的模式。由此，根据组织学习理论，我们可以将商业文化的创造维系变革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商业文化的创造。文化经由学习累积而得，但是规范、信仰与假设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尚无很好的学习模型来说明它。下列二者仍可视为从学习到共同分享的文化过程：（1）经由重要事件形成规范;（2）领导者的确认，尤其是创立者的信仰、价值与假设，有一部分经由相互学习，会被融入群体模式中。
第二，经由社会化而保存。经由新进人员社会化的结果，使得商业文化能够再生与绵延不绝。企业主在招募新人时，期望找来有相同假设信仰与价值的新人;那些新加入商人序列开始创业的人，会了解现有的商业规矩以期快速融入。至于社会化的过程分析，则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分析构面如下：（1）群体相对个人;（2））正式相对非正式;（3）自我解构与重组相对自我强化;（4）序列相对随机;（5）顺序相对分散;（6）固定相对变动;（7）竞赛相对比赛。 社会化的结果，又有三种不同的导向：（1）保管维护导向，经由潜移默化而趋于一致;（2）创造性个人主义，除了核心价值，个人对商业运营有开创空间;（3）反叛导向，拒绝各种基本假设，突出表现为对现有商业秩序的破坏、革命与推翻。
第三，商业文化的自然演化。商业文化圈是一个开放系统，环境的变动必然施予现有系统压力与形变，商人就必须要重新适应与学习。个人基于防卫机制，就不易于改变其认同与放弃信仰，当然群体要改变其基本潜在假设，也非容易之事。然而，随着商业文化圈内各成员的成长与演化，会形成理念和策略差异化，久而久之各商业群体之间就会产生不同的亚文化。整体商业文化在亚文化之间就扮演整合协调的角色。
第四，商业文化的引导演化与变革。商人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有惰性;商业文化同样有变革的惰性。当面对外部环境剧烈变革时，比如清政府面对工业化国家的倾销，从官府到民间，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闭关锁国，保护现有商业群体既得利益。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快速变动的环境，为求经济体继续生存，就需要有领导者站出来率先创新，提供更先进有效的经验做法，促成商业文化变革。这通常是政府放权和民间创新互动的结果。
如果商业文化已到高度不适应，就会产生从社会观念到制度的剧烈变革。此时新的文化可能会消化不良，新旧之间是否兼容与整合，冲突管理变成了文化的重要议题。
2.商业文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
所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环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前文在《现代社会中的商业文化》小节中，已经从宏观视角初步探讨了宏观环境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这里我们将从商业组织与环境对于商业互动的角度来做进一步探讨。组织或者企业来讲，环境是指一切存在于组织外部并对组织绩效有现实和潜在影响力的因素。因此，从微观视角分析，外部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土壤，它既为组织活动提供条件，同时也对组织的活动起制约作用。任何商业组织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从事活动的，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必然制约商业活动方向和内容的选择。
最初的组织理论学者通常把组织看作封闭系统，因为当时外部经济环境稳定，市场需求很大，因此企业要做的就是提高效率，很少考虑对环境的主動适应。认为有效组织的关键在于效率高、利润多、产量高、质量好、士气足。而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和企业竞争全球化，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企业需要对环境变化对组织的影响给予充分重视。从卡斯特（Kast）和罗森茨韦克（Rosenzwig，1985）在20世纪60年代将系统理论引入组织管理开始，学者们逐渐接受把组织看成是开放系统的观点，看重组织的整体效能，认为有效企业的特征是实现目标、适应环境、内部协调、自我完善。
根据开放式系统的观点，商业组织必须像生物体一样对环境开放，建立一种与周围环境融洽的关系。卡斯特（1985）认为，物理系统和机械系统在它们与其环境的关系中可以认为是封闭系统。与此相反，生物系统与社会系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观认为环境是一个值得时刻注意的关键要素，组织作为开放系统与它所处的环境之间发生着持续的、动态的相互作用。组织被看成是由环境所塑造的反应性系统，看成是塑造它们自身情境的集体行动者，或者看成是在更大、更广阔系统中的成员行动者，而不再是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行为所发生的情境。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商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第一，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决定、制约和影响作用;第二，组织对环境的消极被动的或者积极主动的适应（即积极主动地管理环境）。组织表现出的功能，是组织本身与它的环境共同决定的。商业组织作为整体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组织的运动和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可以促进组织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组织的发展。组织向环境开放是组织得以向上发展的前提，也是组织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
商业环境分为一般环境和具体环境。
其一，一般环境（generalenviron-
ment）：政治条件、经济因素、社会背景、技术条件等。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一般企业具有潜在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具体的影响。
其二，具体环境（specificenviron-
ment）：从微观视角看，是与实现某企业目标直接相关的那部分环境，供应商、竞争者、顾客、公众压力集团、政府等都可称为组织的具体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土养一种文化。商业文化作为一种国家/区域型价值共同体存在，其环境是指共享的一般宏观环境。
（三）制度环境与商业文化
我们从微观视角分析制度环境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根据新制度理论，企业是一种经济性和社会性兼有的组织，因此在企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既要遵从效率的逻辑，又要遵从“合法性”的逻辑，即合乎地方的法律法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为人们所接受。同样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美国和德国具备不同的商业文化风格，同一区域内商业竞争战略趋同等，都是这一学说的最好注解。
考虑到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区域文化的客观存在，商业文化同样会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和跨区域经营的进程中在很多方面走向趋同，然而同时又在现阶段保持着较强的区域性特征。
合法性思想解答了制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已经建立的组织中，为什么其形态和惯例竟如此相似？每当一个行业稳定下来，总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组织的类同化。许多组织甚至不得不把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分离开来，以化解制度环境要求给效率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MeyerandRowan，1977）。
斯科特（ScotW.R.，1985）进一步提出了导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趋同的三种机制：（1）强迫性机制，比如政府的规制与文化方面的期待;（2）模仿机制，在面临不确定问题时，组织往往采取同一组织领域中其他组织在面对类似不确定时所采用的解决方式;（3）规范机制，它源于专业培训、组织领域内专业网络的发展和复杂化。他们还提出了“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导致组织同构”的命题。 如新制度理论的阐释，处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组织追求“合法性”，使得组织结构和行为趋同。组织结构的趋同，比如扁平化的推广，实际上代表着组织文化部分元素的转变。而组织行为的趋同，比如员工带薪培训的推广，绩效考评方式通过管理咨询公司的推广，也代表着组织文化部分元素的转变。因此，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趋同，背后都隐含着企业价值观和信仰的转变，它们连同组织公开价值观的趋同一起，都指向同一制度环境下企业文化趋同的走势。从机制上来讲，模仿的力量对组织文化的影响最大，现实中广泛地向优秀企业考察取经的现象就是模仿的表现;而MBA研修班的共同培训，以及管理咨询公司对优秀管理理念的传播，则陈述着规范力量的运用;强制的力量通常影响企业有关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行为，从而引发企业文化对社会责任的响应，促使企业文化的趋同。因此可以推理，外部环境中的某些力量对管理者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处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公开价值观也有趋同的趋势，这并不否认因为创始人特质和独特经营历史而导致的企业文化个性的存在。
（四）技术环境与商业文化
环境与共享商业文化如图3-2所示。
我们继续从微观视角分析技术环境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技术环境是与制度环境相对应而称的，在组织社会学和营销学中用来指代由资源、市场条件，以及生产技术所构成的广义的技术环境。因为，外部资源的稀缺和富裕程度、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行业技术的稳定程度，都影响企业对于自身生存战略的理解。托西和卡罗尔（TosiandCarroll，1976）基于关于市场和技术特征的两维研究认为，根据市场或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和组织日常工作技术的变革速度，可分别建立四类与之适应的组织结构模式，即金字塔组织、市场中心型组织、技术中心型组织和灵活的有机型组织。这四种组织类型不仅说明了组织结构要适应技术环境，也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适应市场和技术的变动程度和复杂程度，在中心任务、基本工作和控制系统方面形成不同的共识。
技术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是显然的。不仅如此，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商业文化作为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重要子系统，也同样受到技术环境的影响。制度和观念文化是组织成员在解决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问题的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形成的，逐步稳定下来的解决问题的价值前提和行为模式。如果工商企业是在稳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下形成的，便容易形成官僚体制型的文化。比如IBM公司在长期稳定增长的市场环境下，通过产品的不断升级掌控着计算机市场，从而形成了官僚体制型的文化，员工执迷于自身的技术掌控力，而对客户变化的需求缺乏响应。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PC和软件市场迅猛增长的情况下，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陷入企业危机。其后在郭士纳的领导下进行了以个人责任和快速响应客户为导向的文化变革，得以走出低谷，重新回到行业领先者的地位。同时代的美国通用汽车也是具备同样的决策和管理风格，使得市场被日本汽车公司逐渐侵蚀，陷入危机。
实际上，钱德勒（Chandler，1962）在考察美国现代企业制度产生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现代大规模企业结构的发生和转型压力来自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不同地方和区域市场连接起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一个全国性市场，使得大规模生产和分配成为可能;机器化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也已经具备为全国市场提供廉价产品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M型组织结构的创新能够将大规模生产、规模化市场营销、标准件的配送与大规模的同质化的市场整合在一起。王长斌在对73家山东企业公开价值观陈述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山东商业文化有“制度控制”和“快速竞争”两个维度，这与之前分析山东的技术环境时提出的假设是一致的。因为山东基于资源条件和历史传统形成的独特的产业结构，以及当今时代的市场环境，使得山东企业的技术环境表现为技术变动不是很大，而市场竞争则因为产业链位置的不同而不同，由此表现出资源型企业的等级森严式文化和竞争性行业的市场为先式文化。
技术环境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通过“有效性”（efficency）机制进行的。企业在特定的市场和技术条件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必须在战略重点和管理风格上采用符合战略成功关键要素的方式，强调相应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全球竞争，技术不断迭代的市场环境下，当今中国企业形成了注重速度、容许犯错、快速迭代的灵活适应文化。
四、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业文化
（一）美国商业文化
美国商业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文化基质上的。与日本企业几乎相反，美国企业是短期雇佣制;在人员评价上采用的是迅速的评价方式;决策方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并注意培养员工的独立、自主、创造精神及個人负责的态度：强调专业化、标准化、定量化、高效率、成本核算;在整个管理过程中要求明晰、精确，排斥含蓄、模糊：企业职能也倾向于专门化而非全能化等。虽然美国许多成功的企业，也吸取了日本企业的不少成功因素，如非理性管理等，56但美国商业文化始终是美国式的，是建立在美国文化模式基础上的。美国文化，是传统和环境的产物，它本身具备着西方文化的诸多特征，但又有着自身的特色。
美国的商业文化是伴随着从殖民地到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再到后来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历程发展演变而来的。作为殖民地，天生就有商业和谋利的基因，殖民者带着英王颁布的特许状来去开垦、经营。而被美国人认为是立国源头和文明起源的“五月花号公约”，则象征着契约精神和基督新教思想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在商业精神上，美国商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新教伦理的印记。作为宗教改革的产物，基督新教教义认为，只有那些被上帝“挑选”的人才能获得救赎。而要得到上帝的眷顾，靠的不是各种烦琐的宗教仪式和现世的苦修，而是是否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他的天职。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自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从根本上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气质，也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可以说，这是美国人商业文化的深层底蕴。没有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没有“财富受托者”的意识，商人们就无法振作精神而创建如此辉煌的现代商业文明。 从制度上来看，美国企业功能与社会功能严格界定。企业分工细致、专业化强;在用工制度上采用短期雇佣制;在人员考评上采纳迅速的评价和升级方式。在员工也绝少受道德和亲情的约束，哪里工资高、待遇好就往哪里流动：企业之间、员工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企业家和员工都有一种不稳定感。重法制使企业在管理上重视规章制度的制定、遵守和执行，并表示出铁一般的冰冷和无情。奖惩也都往往是及时的、一次性的。
在行为层面来看，美国商人在沟通上直来直去，饮食简单，时间观念强，工作和生活节奏快，喜欢制订计划和日程表，注重速度和效率。在经营上鼓励创新和不同见解。这和精神、制度文化一起，使得美国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竞争力，尤其是创新、设计和营销能力。美国人能延揽全球人才，建立起顶尖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又能将可口可乐、麦当劳这些传统的非高技术产品卖向全世界。而在制造上则不如日本和德国精细。如威廉斯所说的：“概括地说，在一个国家里，商业的任何发展总是以国民的习性为前提。”
（二）日本的商业文化
日本商业文化的总体特征有很多，如家族式的管理、团队主义、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注重对员工归属感的培养、集体责任制、终身雇用、长期的评价形式、推崇人际和谐、企业功能的全面化，以及最重要的对崇高目标的追求等。为什么日本会形成以上商业文化的特征？其源流何在？日本与中国同样是基于亚细亚式的农耕文化圈，为什么日本商业文化与中国商业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文化模式究竟有什么不同？日本的企业家族式管理无疑源于日本古代封建社会的家族传统，两者之间较成功的转换因素又是什么？日本的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度以及相对低的报酬水平为什么反而造就了日本式的“工作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商业环境的重要特色是紧密集成的公司间专业化生产网络。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商业伙伴的行为符合高标准的公平性，并且值得信赖。戴尔和楚（DyerandChu，1997）将信任定义为：双方在交换关系中，其中一方可以坚信，对方不会利用漏洞来获取利益，并提出日本供应商信任明显高于韩国和美国。萨果和黑尔珀（SakoandHelper，1998）也得出结论，日本供应商往往比美国供应商面临更高水平的信任和更低的机会主义。他们指出，与美国供应商相比，日本供应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信任客户机会主义、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日本概念化的信任中，互惠比在美国更重要。精一片山（SeiichiKatayama，2004）指出，日本商业环境中的公平及其对应的信任是提高生产力的商业网络的支柱。
另外，钟等（Chungetal，2008）在对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商学院学生样本进行调查时发现：相比美国来说，日本的学生更加强调群体和谐。钟等也指出，日本的价值体系更加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认为在日本商业环境中强调群体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个人绝对值的追求。
就目前来说，日本的商业文化中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和过去的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出入，注重追求群体利益，强调长期的信任与合作，其在社会取向上偏于集体和关系取向。
（三）印度的商业文化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这其中除了印度政府的经济应对政策之外，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印度相对稳定的商业文化和市场规则。在印度的商业活动中，寻找实力雄厚而又合得来的当地合作58伙伴显得异常重要，因为合作过程中，遇到大的问题，合作伙伴会帮你疏通关节;印度家族企业较多，私人财团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处于中枢地位，这些家族企业成为印度民族工业的开创和核心力量。因此，印度商业文化受到这些家族企业文化的影响。另外，印度的商业文化中崇尚诚信文化并且印度的行业协会在其商业活动中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性商务谈判的过程中。印度的宗教文化根深蒂固，因此也形成了其企业的人本文化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反哺社会、不求回报的行为。这些构成了印度的商业文化，并且一直推动着印度经济以其特有的方式前进。
杰克逊（Jackson，2001）发现，印度经理认为对组织的无条件忠诚度是一种高度道德的行为。印度商业文化中的诚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内部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因为，员工一旦出卖公司，那么他将很难在该行业内立足。克里斯蒂等（Christieetal，2003）在对美国和印度的经理人进行访谈时发现：美国的管理人员认为，像印度经理人那样，礼物赠送、裙带关系等是不道德的。这也证实了印度商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因素。另外，根据查克拉博蒂（Chakraborty，1997）的觀点，印度人在商业道德决策方面更依赖于直觉，且卡罗尔和布克霍尔茨（CarrollandBuchholtz，2009）指出，印度人更多地依赖具体案例的关系属性（如评估参与特定情况）。
（四）拉丁美洲的商业文化
阿鲁达（Arruda，1997）提供了对拉丁美洲当时商业伦理的分析，特别强调巴西和墨西哥。她描述了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腐败程度高、政治道德标准低、过度消费，一方面是物质主义，另一方面是贫困程度较高。在此，她认为除了本地历史原因外，政治道德标准对本地区的商业机构有直接影响，并且指出罗马天主教会所提倡的价值与商业管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
据坦努尔和杜阿尔特（TanureandDuarte，2005）的统计，巴西管理文化的特征是家长式、权力集中、对团队和领导者的忠诚。社会伦理是基于对社会凝聚力的强烈偏好，这是对集团领导的忠诚巩固。另外，领导者负责每个团体的幸福。这种相互作用的网络可能导致积极和消极的结果。积极的一面是，如果员工对团队和领导者有忠诚度，那么个人员工的绩效就会很高。
在塑造巴西商业文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另一个文化特征是灵活性。商业灵活性反映出“在允许做和不允许做的事情”之间存在“中间路径”（TanureandDuarte，2005）。寻找这条中间路径的条件是巴西文化特征的“巴西范”（jeitin.ho），阿玛多和布拉西莱（AmadoandBrasil，1991）将这种“巴西范”称为一种适应机制，尽管立法环境僵硬，官僚主义、家长式管理制度以及由强大的遗传部落主导的寡头经济结构盛行，许多个人和企业仍能在这种环境中找到自己适合的出路和途径。 现在社会中的“巴西范”多被人们解读为：巴西人总有办法化险为夷，越难时越是妙计百出，其中也不排除一些“小诡计”的行为。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商业文化的基础就是人际关系。如果缺乏人际关系，想要成功比较困难。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关键挑战在于与讲不同语言、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管理者建立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讲，拉丁美洲商业文化的特点就是存在“腐败”现象，并且拉丁美洲文化并不是特别强调所谓的速度或效率。
五、不同商帮的商业文化
据张海鹏先生在《中国十大商帮·前言》中对商帮的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中国商帮的出现历史悠久，至少可以从明代算起。历史上的商帮一般有自己比较严密的组织和聚会议事的场所，同乡间的互帮互助、团结协作，抱团抗击风险精神，在商帮身上得到显现。
近年来各地蓬勃兴起商帮热，据说是要弘扬史上商帮的光荣传统，既有原有地域概念的所谓新商帮，更有依据省、市行政区划概念的所谓现代商帮，非常热闹，也得到了各地政府的积极支持。其实，新商帮也好，现代商帮也好，并不具有商帮的本来含义。明清商帮之所以称为“帮”，一是有行业特色;二是在经营所在地被人们称之来自异乡的商人群体，所以早期称“商帮”为“客帮”。所谓“徽商”，是称那些在徽州以外经商的徽州人。在现代商业活动中，通过乡情乡谊联络沟通和建立商业网络无可厚非，至少对缺少社会资源的小微民营工商业主而言，对吸引海外华裔客商投资建设家乡等事宜，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由于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趋势下，企业家和商人的籍贯从地方性特征，已经日渐淡化，与其下大气力在行政区划的籍贯地域性上做文章，不如认认真真实实在在改善营商环境来得更具前瞻性和现代性。
地域是决定人性格的重要原因，这在交通不便利不发达、市场封闭的古代尤其表现突出。中国商人形成之初就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因此产生了历史上十大商帮（王贤辉，2006），其中山西商人“义中取利，信誉第一”、徽州商人“贾而好儒，财自道生”、龙游商人“海纳百川，宽以待人”、洞庭商人“审时度势，稳中求胜”、江右商人“广泛从业，小本经营”、福建商人“自强不息，爱拼会赢”、广东商人“敢想敢干，敢为人先”、陕西商人“追求厚利，既和且平”、山东商人“重土安命，诚实守信”、宁波商人“灵活善变，开拓创新”。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区域群体的商业活动都和地域文化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观（陈立旭，2005），有其长期发展形成的路径依赖（本书第四章“商帮的地域特色”一节中将具体列举晋商、徽商、浙商、粤商和鲁商带有区域文化特征的经营价值观）。同时，由于受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影响，各大商帮在经营活动中也存在相似的文化特征（洪璞，1995）。总结如下：
1.共同点
第一，最初多兴起于人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区，在出外经商时多是从小商小贩干起，白手起家，日积月累而成，因此都具有突出的勤劳刻苦、勇于拼搏的精神。这与儒家文化倡导勤勉刻苦也是相通的。
第二，诚实守信、注重信誉。为了协调和保障经济交往的信任关系，都确立了交往有信的道德规范，将信任和信用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石。
第三，取予有度、用财有制。皆主张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用智慧、勤劳和信誉获取财富，不能舍义取利。对于物质消费方面，则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注重积累。
2.不同點
第一，晋商、浙商在全国开展经营，同乡抱团意识强，通过商会建立起密切联系，在异地相互协助;而徽商多依靠宗族势力进行垄断经营。
第二，晋商、浙商以经商为职业追求，将资本盈余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而徽商在发财后一般选择回家乡置家产、修祠堂。
第三，浙商和粤商多是从小商小贩而来，市场敏感性都非常强，富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善于把握新兴市场机会。徽商以食盐专卖和茶叶出口为主要业务，与官府关系密切;晋商以特产、杂货长途贩运起家，后借助于同乡的商业网络建立起强大的票号业务，与政府交往密切;后徽商、晋商皆因清政府覆灭而衰落。
第四，浙商、粤商重利务实;徽商、晋商对于名号更为重视。
（未完待续）
一、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商业文化
（一）人类文明体系的巨统
1.文明与文化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西语中的“文明”，无论是英语的“civilization”，法语的“civilisation”，还是德语的“zivilization”，都源于拉丁文civis（公民）、civitas（有组织的社会或城市）和civilis（公民）。其意涵是指公民的、有组织的，指公民的品质与社会生活的规则。从中文来看，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乾卦·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隋唐时期的经学家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对此句话的解释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并在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其主要的用意，是在讲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成就和功绩，可以使人类驱除愚昧，走向光明。《辞典》则解释其有两种含义：（1）人类社会进步开化的状态。相对于野蛮而言。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清末民初称新颖，具现代色彩的事物，常加上文明二字。（2）文化。
可见，东西方关于文明一词的定义是共通的。文明与野蛮、蒙昧相对，指人类建立起某种群居秩序，制造便利生活的工具，脱离野蛮的状况，成为进步的状态。故文明中含有开化与教育的意义在内，反映的是社会、国家、地区和个人发展进步的程度。
另外，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西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两者经常混用。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与文明连在一起，他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从文化的定义来看，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所以，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化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由此，我们经过辨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广义上的文化包括文明。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是一种较高级的、较发达的文化形态。文明相对于野蛮，而文化相对于自然。依据此义而言，任何时代、地区的人群，都有其文化，但不一定有文明，或各人群的文明程度存在着差异。（2）狭义上的文化属于当时社会文明的一部分，即与物质文明相对而称的精神文明，或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范畴。（3）文明经常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去讲，比如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而文化经常从群体差异的角度去讲。比如东西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4）文明的动态性较文化更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步，尤其是物质文明变化最大，表现出相对稳定的跳跃式发展历程;而文化更多从历史长河来考察，反映动态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变化相对缓慢。
2.人类文明的巨系统
当我们厘清文化与文明的定义后，就可以从人类文明全局中考察商业文化的类型与演进史。这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不是因为商业交换活动的由来已久，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系统之复杂。人类文明是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段内，以及一定地域、民族和國家主权范围内，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在人类文明的巨系统中，存在着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军事、生态、宗教、教育、医疗、民族、习俗、思想、心理、文学艺术等因素相互关联的动态过程。其范围之大和复杂程度之高是一般系统所没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是中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他在做系统分类时，提出“根据组成系统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种类的多少和它们之间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可把系统分为简单系统和巨系统两大类。若子系统数量非常大（如成千上万、上百亿、万亿），则称作巨系统。若其子系统种类很多，并有层次结构，它们之间关联关系又很复杂，这就是复杂巨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又是开放的，就称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钱学森先生提出，人类文明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个巨系统与周围的历史、自然环境有物质的交换、能量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换。人类文明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很多，亿万之巨;即便从种类来看，也是有上百种子系统，所以是“复杂的”。这些复杂的子系统之间有许多层次，要去完成宏观观测需要巨大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分析。
3.人类文明的整体性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文明巨系统具有整体性特征和结构特点，无论处于哪个历史时段，无论位于哪个地域，无论属于哪个主权国家哪个民族，其社会文明体系都是整体性的存在，各个子系统都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相互之间都是互动协同、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古希腊文明，不仅取决于发祥生长于地中海沿岸，而且取决于曾经产生于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取决于工商业的繁荣，取决于奴隶制城邦式国家，取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尝试，取决于民主制政体和贵族制政体的多元化，取决于男性美崇拜，取决于埃及宗教、波斯哲学、腓尼基文字、巴比伦天文和“野蛮民族”艺术等文明成果的传播，取决于古希腊哲学，取决于古希腊戏剧，甚至取决于奴隶制度的实行等。仅以奴隶制来说，正是由于古希腊开放的地缘结构和发达的奴隶制工商业，奴隶劳务繁重而数量有限，加上种族奴隶制与帝国霸权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所以，“提供希腊人以闲暇的是希腊的奴隶制，提供希腊人以自由的是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腊奴隶制民主和奴隶制经济也就成为科学文化兴起的基础。因此，没有上述任何一个要素的存在，便没有伟大的古希腊文明;只有上述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产生伟大的古希腊文明。 （二）人类文明体系的类型结构
任何系统都存在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类文明同样有其结构。所谓系统结构，是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秩序，或者说是系统联系的全体集合。联系就是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它是要素构成系统的媒介。要素间的联系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联系的形式、联结链的多少、联系的强度。系统结构与系统要素、联系相比，层次要更高，而且显得更为复杂，系统内每一要素与联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系统结构的变化。系统结构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多维性。从时空维度看，人类文明体系通常有以下几种：（1）时间结构，诸要素随时间推移而形成联系的组合形式;（2）空间结构，诸要素在空间上的联系形成的排列组合形式;（3）时空结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统一体。
1.人类文明体系的时间结构
从时间结构上来看，首先文明时代自身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术语。按照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分析，文明时代是指继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考古学认为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时间，五分之三为蒙昧时代，五分之一强为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仅为一小部分，不过五千年。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至近代。它又分为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两个阶段。古代文明的成就与标志是：出现了城市、贸易、简单机械、古典艺术及科学，以领土及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帝国、王国，民主共和制及贵族共和制等政权形式，以及军队和基督教，等等。近代文明的成就与标志是：出现了电气、机械、学校、科学，代议民主制、立宪君主制、近世特权阶级以及国际法、成文法，等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沿用文明时代的概念，而用唯物史观予以概括，指出文明时代始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在生产上人类社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这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并具有如下经济和政治上的特征：出现金属货币从而产生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作为生产者之间中介人的商人阶级以及城乡的对立;出现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出现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以父权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社会经济单位;作为阶级统治机构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总概括。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文明时代三个时期及其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是：古代的奴隶制、中古的农奴制、近代的雇佣劳动制。
当然，站在21世纪的时点上，人们更经常地将人类文明按时间划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如果结合到生产力的形态，则是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商业文明、信息文明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人将其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时代。
2.人类文明体系的空间结构
而从空间结构上来看，如果将文明视为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则各个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构成不同的文明群落。而在通常意义上，经常使用的划分方式是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者更具体一些是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两河文明。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换句话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亨廷顿将当代的主要文明划分为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3.人类文明体系的时空矩阵
如果按照时、空两个维度来进行分类，那就其做如下简要归纳，具体如表3-1所示。
（三）人类文明体系的运作机制
以上有关人类社会文明体系时空结构的论述，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进程和类型做了概要的归纳。为何是这样的演进过程？内在的规律在哪？必须从探讨人类文明体系的要素与运行机制开始。在这方面，两个德国人，分别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做出了重要贡献。
1.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将社会文明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因素和生产方式。其中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包括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可以塑造与改变社会存在。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时，又进一步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其中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适应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社会发展进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要素所有者与生产力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及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揭示的经济组织形式）与上层建筑之间两大矛盾运动的结果。
当按照系统分析的观点来考察社会文明，就可以进一步简化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所谓经济，就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政治，就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通过夺取或者运用公共权力而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和社会利益要求，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的社会关系;文化则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在三者之中，政治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们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的关系来看，首先经济是基础，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奠定物质条件，政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了经济这个基础，物质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设就因失去基础而成为一句空话。其次，一定的社会文化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经济和政治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最后，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如同不能簡单地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一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属品。 2.韦伯：文化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在1904年到美国考察后，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其在这本人类永恒经典中提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也称清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有直接的关系。传统的基督教轻视世俗的职业，反对营利性工作，主张人应该通过现世的苦修争取来世获得救赎的机会。而经过改革后的基督新教宣称：任何人类职业跟牧师的神职一样都具有神圣性，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主张人们必须把职业视为人生的目的、使命和价值所在，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履行上帝赋予自己的世俗责任。不仅如此，新教也肯定了盈利性工作，赚取财富本身就是在尽自己的天职，完全是在荣耀上帝。因此，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同时，新教给予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敬业精神积极的道德肯定。由此韦伯断言：是新教伦理的职业精神推动了美国早期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马克斯·韦伯其实是从文化和历史对经济反作用的角度，论述了人类文明发展差异背后的规律。进一步的，他又在后续的探讨中进一步探讨了其他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道教。韦伯还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
直观来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正好是相对的。一个是经济基础决定论，一个是文化决定论。但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第一部分的末尾，马克斯·韦伯专门强调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单独揭示历史的真理。”
（四）商业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
程中的作用
1.商业文化与人类文明演进
由于商业文化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贸易和市场交换在经济活动中日益频繁，比重、规模、领域不断扩大，以至须臾不可分离，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商业文化自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间通过产品交换进行协作也就愈频繁、愈密切。因而流通过程对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就更加重要。社会分工，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实行经济核算，企业应该成为独立核算单位。不实行等价交换，企业就不可能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从而就不可能节约社会劳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重新激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中国的商业文化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商业文化是人类商业活动发展的产物。商业活动即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涉及生产、购买和销售等活动。早期的商业活动源于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它的本质是交换，而且是基于人们对价值认识的等价交换。人类社会的产品交换很早就发生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从采集到种植，从狩猎到畜牧，原始社会的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产品会偶尔出现剩余，为了避免来之不易的产品浪费，也为了满足更多的产品需求，于是在不同公社之间，个别地、偶然地、最为原始的“物物交换”出现了。继而，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也即一些部落专门从事畜牧业，畜牧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后，各氏族、部落之间个别的、偶然的交换发展成为经常性的交换。不仅如此，生产力的进步还使得私有制产生，蓄奴成为可能并且有利可图的事情。奴隶制让奴隶主阶级可以摆脱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使得文字出现，人类的生产经验和自然知识得到继承、积累和传播，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这为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指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它发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多数地区，人们继发现青铜器后，又发现了铁器。农业上开始使用犁耕代替锄耕。由于犁耕使用新的动力———畜力，农业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农产品越来越多，为人类提供了经常的、可靠的食物。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制陶、冶金、铸造等手工业这时都发达起来，手工业种类日渐增多，生产技术日益复杂，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增多，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奴隶制已经不是零散的现象，而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奴隶成为主要劳动力，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作坊去劳动。这时，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私有制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交换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交换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商品生产出现并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交换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產品交换越来越不便利，于是专事交换的中间人、商人应运而生。不间断的交换活动使部分脱离生产的商人得以为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并首先在商品交换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走进了文明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自此之后，人类在传统自给自足加命令运行的经济制度之上，增加了由市场运行的经济。市场能够成功地提供生产调动机制、生产配置机制和分配机制，从而成功地解决经济问题。这种经济模式在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过程中萌芽，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中已经发挥作用。但是直到16世纪，在西欧的英国、荷兰等地才出现了市场经济作为主要经济制度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建立和此后的蓬勃发展，使商业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的作用陡然飙升。虽然商业社会的产生有其内在规律不是一帆风顺，但一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运行便基本商业化了，商业文化的面貌地位当今非昔比，自然令人刮目相看。 2.现代社会中的商业文化
根据生产技术形态划分，人类文明从总体上可分为渔猎采集文明时期、农耕文明时期、工商业文明时期和信息文明时期。商业文化在上述四个大的文明时期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即便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国家与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发挥不同的作用。例如，同在农业文明时期的宏观背景下，东罗马帝国封建经济、西欧封建领主经济和中国集权大地主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文化，一个表现为自由农民的长期存在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一个由于教权和寺院经济的存在，寺院耕种的“新土地”带来新的经济组织，涌现“新市镇”，从而为日后的城市自治和工商业发展奠定基础;一个表现为长期的重农抑商，虽然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地位卑微作用有限。
现代商业社会，商业文化不仅成为经济体系的主导、骨架、催化剂和润滑剂，而且与社会文明其他所有领域的联系，也从未表现得如此密切、如此活跃、如此不可替代，从而也使商业文化自身在现代文明的宏大历史舞台上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如醉如痴、登峰造极。我们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經济，法治是自由交换的前提条件，法治保障、规范和引导着各种商业活动，是保护商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样，现代商业活动又为法治建设不断提供全新的领域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法治的作用从未表现得如此充分和重要，从而也成就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第一要务和基石的地位。农业文明时期，封建、皇权专制是政治制度的标配，市场封闭，商业呆板沉闷。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商业社会，法治社会、民主制度成为贸易自由、市场开放的政治制度保障。曾几何时，商业革命和市场需求引发了技术和科学的革命，而现代科学技术又何尝不是借助市场的隐形翅膀从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则不仅为商业活动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引擎和动能，而且高频率的技术创新又为市场创造了无限的商机，比如互联网给商业社会带来的颠覆性改变，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经济数字商业，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智能商业，等等。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人吃尽了缺乏现代科技的苦头，所以20世纪末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其实，现在就技术和商业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言，很难说清谁是主导，谁是被动，二者相生相伴、互联互动、互为因果。
在现代社会，商业与人的关系日益密切。由自主经营的企业、员工和消费者为市场主体共建形成的商业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支柱，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的重要引领者。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交换———协作意识;等价交换———自主平等意识;市场竞争———竞争意识;价值法则———效益观念、价值观念;市场营销———时效观、开拓进取意识等。对商业文化的鉴别和扬弃，清理和吸收，改造和更新，都需要有科学的态度、理性的认识，而不能简单采取行政命令干涉、控制，甚至扼制的办法。此外，社会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不同特质的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之中。比如，城市文化（区域文化）、政治文化、民族文化等，都与商业文化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城市建筑反映着城市文化的特性，作为现代城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加工场所、商业设施、交换场所，无论在建筑造型、色彩装饰、空间结构、设置布局，甚至到橱窗和内部陈列，不但成为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也要受到城市文化的综合影响。无论是北京前门商业区的瑞蚨祥、劝业场（原“新新服装店”），还是王府井商业区的东来顺、东安市场、百货大楼，还是扎根社区的物美超市、超市发、永辉超市、盒马鲜生，车水马龙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曾几何时的大钟寺农产品批发市场，都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业文化，并且本身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从商业活动的构面解析 商业文化
有人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句话虽然有戏谑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界定文化的难点。因为文化从狭义上来讲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产品，广义上又包含了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当我们分析商业文化这一大系统时，同样面对这一挑战。比如，商业思想、商业理论、商业哲学、商业道德、商业科学、商业信仰、商业形象、商务礼仪、商业语言、商业品牌、商业故事……好像都在说商业文化，再加上商人、商品、商号、商社、商场、商店、商埠、商旅、商战、商务、商贸、商贩、商籍、商帮、行商、坐商、奸商、尖商、电商、微商、商量、商榷、商讨、商定，经营、管理、营销，等等。相关概念林林总总，如何从中确定本末，看出端倪，识别规律，需要我们进行全局思考，识别其结构及其内在演化机制。
（一）商业活动的主客体与商业文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不仅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商业文化是人类从事商业活动的产物。要认识商业文化，也要首先从认识商业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开始。
1.商业活动的主体
商业活动的主体包括商人与企业。所谓商人，即从事商业活动并以其作为经营性职业者。商人实施商业行为是一种盈利性行为，即商人从事商业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盈利。因此，盈利目标是商人的根本性特征，也是商行为或者商业的典型特征，它体现了商人追逐利润的本性，是商人的物质灵魂。法国学者居荣（2004）认为，普通个人也可以偶然完成商事行为，但却不会因此成为商人，只有作为职业经常性实施商行为的人，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活动的主体越来越以商业组织也即企业的面貌出现，也就是做注册登记，有自己商号和会计系统的工商企业。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企业乃至农业企业作为自主经营体，也需要直接面对市场，开展市场交易活动，所以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主体。现代企业成为首要的商业活动主体后，大大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可见，企业内部的交易机制深刻改变了商业活动和商业文化的面貌。 另外，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商业活动的主体已经由一国内部扩展到全球。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主体相互影响、融合，也使得商业文化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微妙的形态。来自不同规模、行业、地域、国别、细分市场的商业主体，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合作，形成互补、互动、博弈、替代的竞争格局和环境，促进了商业文化的极大繁荣和社会进步。
2.商业活动的客体
客体是指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发生相互作用的功能关系的外部客观事物，它是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由此分析，商业活动的客体，是指商业主体在商业活动中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即商业活动中的所有事物，它是商业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商业活动的内容是由商业活动客体决定的。商业活动客体的基本形式是商品、信息、资本、设备设施和生产、交易、服务活动的过程。商品是商业活动的首要客体，可以是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信息是交易达成的必要条件，既包括有关客户需求的信息，也包括商品的价值、价格等信息，还包括竞争情报等信息。作为使得资本价值增殖的盈利活动，資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业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在同时金融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融资手段。设备设施是商业活动中重要的物质媒介，是商品信息传递和交易达成的必要手段，包括商业网点、交易媒介、运输手段等。
3.商业文化是商业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商业文化是人类在商业活动中产生并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化，是商人和企业作为商业活动主体在面对商品、信息、资本、设备设施等客体开展生产、交易、服务等商业活动的经验沉淀。更具体地讲，是各个部落、区域、国家或民族内的商人群体，在长期的营商活动中，为了提高通商的效率和效果，协调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矛盾，达成更好营利的目的，所发现、发明和发展起来的认定有效的工具、物品、行为、语言、习惯、方法、信念、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等。商业文化一经形成，会通过口传、手授、书写、实物等媒介，传授和传播给商业领域以至社会成员以作为理解、思考和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商业文化产生于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作用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明。当今时代研究商业文化，不仅在于理解商业活动的规律，更在于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商人和商业组织在商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企业在商业的大千世界中追求自由王国的过程，促进生活美满，繁荣社会经济，催化文明进程。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体系中，要以商人（企业）为主体，以商品为基础对象，以经营管理、科技为手段，以服务环境为基础条件，以商业伦理为自律，以商业精神为结晶，在法治等社会文明约束下，通过主、客体相互统一作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体系，共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应有的重要影响。
（二）商业活动构面视角的商业
文化
人们可以从文化现象的结构层次来概括分析商业文化的子系统，然而现实中的商业活动是具体的、具象的。虽然可以将不同的活动概括归类为不同的文化层面，但具体的事物和活动是容不得割裂和肢解的。现实中我们如果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往往就是犯了将整体事物割裂和肢解的错误。比如我们平日开展的许多活动和从事的具体工作，一定要区分为哪些属于物质文明建设，哪些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文明的整体性简单割裂。所以在展示精神文明成果时就显得非常尴尬，因为无论是整洁卫生、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街道、社区、工作环境，还是规范得体的行为，著述累累的研究成果，抑或是发自内心的笑脸和安怡舒心的神态，无一不是物质形态的显现。
商业文化是商业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又不是主体与客体本身，而是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活动过程中发现、发明和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工具、物品、行为、语言、习惯、方法、信念、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等。因此，认识复杂多样的商业文化，可以从商业活动要素和过程进行。根据现实商业活动的要素和过程特点，可以总体上将商业活动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商人、商品、商德、经营管理、科技、服务环境、观念七个方面。
1.商人
所谓商人，是指商业活动的主体，既包括商业活动中的自然人，也包括商业活动中的法人。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法人的作用尤其重要，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组织，是现代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细胞。企业组织不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不能独立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市场只会死水一潭，商业主体不能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商业文化何从谈起？
2.商品
商品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但包括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还包括服务过程性产品;不但包括最终成品，还包括原材料、辅料、包装物、装饰等;不但包括产成品，还包括生产加工、物流等过程。
3.商德
商德包括商业道德以及价值准则、职业操守、行为规范、企业责任等。
4.经营管理
经营管理的内容最为复杂重要，因为经营管理活动才是商业活动的主体部分，是商业活动的主要过程，包括为了有效开展活动而形成的各种组织，各类活动，各类职能，各种方法，各类制度等。也有人将经营和管理进行区分，由于在现实中二者难分难解，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或许更有利于分析商业文化的实质。经营管理不仅是商业活动的主要过程，而且因为这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过程，才能产生物质性、非物质性的成果;才能形成各种价值观念;才能形成促进企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各种制度;才能形成不同企业的个性化特点;才能实现人（商人、企业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取得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发挥商业的功能和社会作用。
5.科技
科技在现代商业活动中的作用极其巨大，就科技在商业文化系统中的作用而言，类似科学技术在社会文明体系中的作用。由于技术和商业二者之间相生相伴、互联互动、互为因果的联系，科技在商业文化系统中的价值显得尤其重要。
6.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也是一个包含非常广泛的领域，主要指开展商业服务活动的具体环境、微观环境，包括开展商业活动所使用的工具、设施设备，包括生产加工、交易、服务的物理空间，也包括现代虚拟空间，还包括心理空间。 7.观念
商业观念指商业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思想和理念，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用于商业活动微观层面的观念，如成本观、质量观、需求观、营销观、运营观、竞争观、技术观、责任观、职业道德观等;一是商业活动作用于社会宏观层面的观念，如契约观、法治观、市场观、利润观、竞合观、企业家精神等。
如果从文化视角将商业活动概括为商业文化，那么，商业文化的系统就可以进一步分为商人文化、商品文化、商德文化、经营管理文化、科技文化、服务环境文化、观念文化七个子系统。当然，上述划分是从社会所有营利活动的全要素、全过程视角概括的，较胡平先生曾经概括的范围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不仅领域要宽广，内容更丰富，而且前提是强调全系统的整体性，而不是各个子系统以及各个要素的简单相加。
（三）商业文化的基本要素
正是由于商业文化的不同子系统、各个组成要素的互联互动、协同共生、互为因果，以及与外界环境的协调和互动，才形成不同特质商业文化的区别、比较和博弈，催生了商业文化的发生发展。也就是说，商业文化各子系统的结构关系，是通过构成不同子系统的诸多基本要素之间的联系达成的。这些基本要素是商业活动中最主要、最常见的事物，按照商业文化七个子系统的分类，这些基本要素大致如下。
1.商人文化的构成要素
商人文化主要由参与商业活动的自然人、公司（企业）和企业家三类要素构成。后两类主体又大致可以根据规模大小，产业、行业特点，地域、民族、主权国家，企业性质等因素细致划分;自然人的分类就更加复杂，完全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分类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2.商品文化的构成要素
商品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原材料、辅料特质，商品品类，商品规格、式样，服务（劳务）内容，加工、生产类型特点与过程，包装，装饰，物流形式与过程等内容。
3.商德文化的构成要素
商德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职业操守、行业规范、企业责任、价值准则等。
4.科技文化的构成要素
科技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通用技术、生产加工技术、流通技术、服务技术、管理技术、信息技术等。
5.经营管理文化的构成要素
经营管理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市场调查、产品结构、经营形式、经营预测和决策、经营机制、经营方针、经营目标、经营计划、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结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机构与人员、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管理、资源管理、设备管理、物资管理、研究与开发、营销管理、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利润分配、企业诊断等。
6.服务环境文化的构成要素
服务环境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生产、加工、交易、服务的建筑物、场地等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心理空间，设施设备，生产、加工、交易、服务工具等。
7.观念文化的构成要素
观念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作用于微观层面的成本观、质量观、人才观、需求观、营销观、运营观、竞争观、技术观、责任观、职业道德观、企业价值观等;作用于社会宏观层面的契约观、法治观、市场观、利润观、竞合观、企业家精神等。
无论是以主体、物品、价值观、制度还是行为、符号形式，商业文化就存在于这些构成要素之中。当然，尽管以上对商业文化基本要素的概括和划分已然十分复杂多样，但仍难免有遗漏和疏忽。由于商业文化活动不可能脱離外界的宏观环境而存在，因此，所谓商业文化基本要素是指商业文化系统内部而言的，这里只是为了分析问题的便利，而将外部的条件予以抽象罢了。
由于文化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特点，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区域商业文化的发展程度和状态，既因各子系统组成的整体性而存在，又由各子系统之间的不同结构关系决定。以商业组织、商品和生产加工技术之间的结构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为例。工业革命早期，蒸汽动力机的发明和使用，虽然揭开了近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序幕，但机器生产仍然是一种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工场式的制造厂管理层次简单，组织结构松散，业主直接和所有顾客、雇员和协作者联系。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发动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出现了装配自动流水生产线的生产方式，标准化规模化大批量生产产品，实行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采用纵向一体化管理制度。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成为发展潮流和趋势条件下，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大数据等技术在现代工业中的广泛应用，为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出现了从适合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的柔性自动化、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等生产方式，向大批量定制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综合大批量生产的低成本、高质量和短交货期的特点，积极采用全新的、面向客户的、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方式。
总之，正是商业文化的不同子系统、各个组成要素的互联互动、协同共生、互为因果，以及与外界环境的协调和互动，才形成不同特质商业文化的区别、比较和博弈，催生了商业文化的发生发展。由于对商业文化的定义差异以及所涵盖内容的不同理解，因此对是否存在商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及什么是商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存在争议。这些把不同内容视为商业文化核心的不同观点，虽然不是从系统的整体性分析商业文化，但仍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问题。
三、商业文化的四个层面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商业文化是商业主体与商业环境互动的产物。作为一个系统，从它的相互关系出发，具有整体性、层次结构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和目的性等特征。除了从商业活动构面的视角来解读商业文化，还可以结合文化现象的一般内涵，来解构商业文化的四个层面。
（一）商业文化的四个层面
商业文化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分支，或者叫作亚文化，包含了人类商业活动所积累起的各种信念、价值观、风俗，等等。我们可以参照埃德加·沙因（1989;2004）将文化分为基本假设、信念和价值观、人工饰物三个层次的要素。霍夫斯泰德（1980;2001）认为，文化由价值观和实践两个层面构成，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而仪式、英雄人物和象征物属于文化的实践层面。价值观主要受国家文化的影响，而具体的工作实践方式则主要受工作场所的影响。同样的，商业文化也是一个从外在表现到隐性价值观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的子系统：观念形态的商业文化、制度形态的商业文化、行为形态的商业文化和物质形态的商业文化（见图3-1）。 第一，商业物质文化，即物质形态的商业文化，是商业文化的物质层。它直接体现在商品生产流通中的物质形式上，包括商品的物质载体、商品的生产加工过程、服务（商品）的创造和消费过程、生产加工环境、包装、商业设施，物流方式、交易过程以及交易媒介等。物质是商业文化产生的基础，商业文化通过物质才能够得到体现，如商场的形象需要通过商场的建筑和装饰来体现，商品的形象需要通过产品包装和产品外形等来体现。所以说商业文化的基础是物质，没有物质的形态和运动，商业文化就得不到体现。庞毅（1990）在界定商业文化范畴时列举了交易活动中商业文化物质层的相关要素，比如是本地产品还是外埠产品，是国产还是舶来，是原装还是组装;商品是裸露，还是有包装，包装简易还是精美，是用大瓷坛还是用软包装等。其他诸如：广告是通过商品本身，还是通过媒介，是杏帘在望，还是用广播、报纸、电视;交换媒介是一般商品还是贝壳，是贵金属还是一般金属，是铸币还是纸币，是现金还是支票;交换场所是集市还是超级市场。所有这些，一旦作为载体，都直接体现着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的心理积淀。
第二，商业行为文化，即行为形态的商业文化，包括商业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是人们在日常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积淀，这种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所作所为的具体表现，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取向，受制度的约束和导向。行为文化突出体现在生产加工行为方式与习俗、交易方式与习俗、商务礼仪、沟通模式、办公室习俗、惯例等各种行为规范上，也表现在不同商业文化圈的不同谈判风格上。与正式制度相比，行为文化属于非正式规范，即虽不成文但能够被文化圈内成员普遍理解的规范。规范往往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公认的规范。这就联系到了价值观。与价值观相比，行为规范是特殊、具体的，它受到具体情况的限制，通常被视为是行动的指针，决定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包括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等等。
第三，商业制度文化，即制度形态的商业文化，是商业文化的制度层，属于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识化了的物质形式，如交换方式、组织结构、商业制度等，是商业主体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商事登记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制度、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制度等。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在商业文化整体的结构中，组织化的群体依照对共同价值观的文化认同，遵循制度规范而共同行动，对违反制度规范的人会有特定的惩罚。制度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塑造了商业行为的习惯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制约或主导了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乃至符号文化的变迁。制度文化的变迁经常会引发商业文化整体互动式的变迁。因此，文化的变迁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度文化的变迁。
第四，商业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商业文化，是商业文化的精神层，包括信仰信念、价值观、心理特征、思维方式等。比如共享观念虽不像制度形态的商业文化一样直接通过利益獎惩机制引导商业文化的变化，却对整个商业文化有着静水潜流一般地深刻影响。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共享观念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从而也塑造了组织的制度结构。不过，并非所有的共享观念都能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这里所指的“共享观念”，是那些已经被人们神圣化了、自然化了的基本理念，是人们毋庸置疑就加以接受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如果我们追溯这些共享观念的起源的话，它的根源不在于功利性和实用性，它可以追溯到斗转星移的自然规律，或者芸芸众生的生活法则。这些共享观念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人们讨论、争辩和思考其他问题的框架。一个民族的心理原型，常常表现为宗教或长久形成的文化传统，都具有相当强的韧性，很难被根本改变。比如，伊斯兰教对于伊斯兰文化圈商业文化的影响。除非，当旧文化受到严峻外部挑战时，会带来观念革命，继而使得其他层面的商业文化随之变迁。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就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商业文化在物质、行为、制度和观念四个层面的内容是整体性的存在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观念层不可能脱离商业的物质性和商业活动的过程而独立存在。正是商业文化四个层次内容的相互作用，以及客观环境与商业文化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商业文化的产生、发展、交流、融合的演化机制，推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另外，在认识商业文化时，可以从商业符号的角度从这四个层面寻找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亚文化，商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社会时代环境的影响。影响最大的环境部分是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
（二）商业文化与商业环境
1.商业文化形成和变革的四个阶段
著名文化学者埃德加·沙因（EdgarH.Schein，1985）认为，文化是企业成员在学习以处理外在适应与内部整合问题过程中形成的由一组基本假设构成的模式。由此，根据组织学习理论，我们可以将商业文化的创造维系变革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商业文化的创造。文化经由学习累积而得，但是规范、信仰与假设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尚无很好的学习模型来说明它。下列二者仍可视为从学习到共同分享的文化过程：（1）经由重要事件形成规范;（2）领导者的确认，尤其是创立者的信仰、价值与假设，有一部分经由相互学习，会被融入群体模式中。
第二，经由社会化而保存。经由新进人员社会化的结果，使得商业文化能够再生与绵延不绝。企业主在招募新人时，期望找来有相同假设信仰与价值的新人;那些新加入商人序列开始创业的人，会了解现有的商业规矩以期快速融入。至于社会化的过程分析，则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分析构面如下：（1）群体相对个人;（2））正式相对非正式;（3）自我解构与重组相对自我强化;（4）序列相对随机;（5）顺序相对分散;（6）固定相对变动;（7）竞赛相对比赛。 社会化的结果，又有三种不同的导向：（1）保管维护导向，经由潜移默化而趋于一致;（2）创造性个人主义，除了核心价值，个人对商业运营有开创空间;（3）反叛导向，拒绝各种基本假设，突出表现为对现有商业秩序的破坏、革命与推翻。
第三，商业文化的自然演化。商业文化圈是一个开放系统，环境的变动必然施予现有系统压力与形变，商人就必须要重新适应与学习。个人基于防卫机制，就不易于改变其认同与放弃信仰，当然群体要改变其基本潜在假设，也非容易之事。然而，随着商业文化圈内各成员的成长与演化，会形成理念和策略差异化，久而久之各商业群体之间就会产生不同的亚文化。整体商业文化在亚文化之间就扮演整合协调的角色。
第四，商业文化的引导演化与变革。商人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有惰性;商业文化同样有变革的惰性。当面对外部环境剧烈变革时，比如清政府面对工业化国家的倾销，从官府到民间，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闭关锁国，保护现有商业群体既得利益。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快速变动的环境，为求经济体继续生存，就需要有领导者站出来率先创新，提供更先进有效的经验做法，促成商业文化变革。这通常是政府放权和民间创新互动的结果。
如果商业文化已到高度不适应，就会产生从社会观念到制度的剧烈变革。此时新的文化可能会消化不良，新旧之间是否兼容与整合，冲突管理变成了文化的重要议题。
2.商业文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
所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环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前文在《现代社会中的商业文化》小节中，已经从宏观视角初步探讨了宏观环境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这里我们将从商业组织与环境对于商业互动的角度来做进一步探讨。组织或者企业来讲，环境是指一切存在于组织外部并对组织绩效有现实和潜在影响力的因素。因此，从微观视角分析，外部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土壤，它既为组织活动提供条件，同时也对组织的活动起制约作用。任何商业组织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从事活动的，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必然制约商业活动方向和内容的选择。
最初的组织理论学者通常把组织看作封闭系统，因为当时外部经济环境稳定，市场需求很大，因此企业要做的就是提高效率，很少考虑对环境的主動适应。认为有效组织的关键在于效率高、利润多、产量高、质量好、士气足。而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和企业竞争全球化，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企业需要对环境变化对组织的影响给予充分重视。从卡斯特（Kast）和罗森茨韦克（Rosenzwig，1985）在20世纪60年代将系统理论引入组织管理开始，学者们逐渐接受把组织看成是开放系统的观点，看重组织的整体效能，认为有效企业的特征是实现目标、适应环境、内部协调、自我完善。
根据开放式系统的观点，商业组织必须像生物体一样对环境开放，建立一种与周围环境融洽的关系。卡斯特（1985）认为，物理系统和机械系统在它们与其环境的关系中可以认为是封闭系统。与此相反，生物系统与社会系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观认为环境是一个值得时刻注意的关键要素，组织作为开放系统与它所处的环境之间发生着持续的、动态的相互作用。组织被看成是由环境所塑造的反应性系统，看成是塑造它们自身情境的集体行动者，或者看成是在更大、更广阔系统中的成员行动者，而不再是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行为所发生的情境。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商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第一，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决定、制约和影响作用;第二，组织对环境的消极被动的或者积极主动的适应（即积极主动地管理环境）。组织表现出的功能，是组织本身与它的环境共同决定的。商业组织作为整体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组织的运动和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可以促进组织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组织的发展。组织向环境开放是组织得以向上发展的前提，也是组织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
商业环境分为一般环境和具体环境。
其一，一般环境（generalenviron-
ment）：政治条件、经济因素、社会背景、技术条件等。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一般企业具有潜在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具体的影响。
其二，具体环境（specificenviron-
ment）：从微观视角看，是与实现某企业目标直接相关的那部分环境，供应商、竞争者、顾客、公众压力集团、政府等都可称为组织的具体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土养一种文化。商业文化作为一种国家/区域型价值共同体存在，其环境是指共享的一般宏观环境。
（三）制度环境与商业文化
我们从微观视角分析制度环境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根据新制度理论，企业是一种经济性和社会性兼有的组织，因此在企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既要遵从效率的逻辑，又要遵从“合法性”的逻辑，即合乎地方的法律法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为人们所接受。同样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美国和德国具备不同的商业文化风格，同一区域内商业竞争战略趋同等，都是这一学说的最好注解。
考虑到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区域文化的客观存在，商业文化同样会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和跨区域经营的进程中在很多方面走向趋同，然而同时又在现阶段保持着较强的区域性特征。
合法性思想解答了制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已经建立的组织中，为什么其形态和惯例竟如此相似？每当一个行业稳定下来，总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组织的类同化。许多组织甚至不得不把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分离开来，以化解制度环境要求给效率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MeyerandRowan，1977）。
斯科特（ScotW.R.，1985）进一步提出了导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趋同的三种机制：（1）强迫性机制，比如政府的规制与文化方面的期待;（2）模仿机制，在面临不确定问题时，组织往往采取同一组织领域中其他组织在面对类似不确定时所采用的解决方式;（3）规范机制，它源于专业培训、组织领域内专业网络的发展和复杂化。他们还提出了“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导致组织同构”的命题。 如新制度理论的阐释，处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组织追求“合法性”，使得组织结构和行为趋同。组织结构的趋同，比如扁平化的推广，实际上代表着组织文化部分元素的转变。而组织行为的趋同，比如员工带薪培训的推广，绩效考评方式通过管理咨询公司的推广，也代表着组织文化部分元素的转变。因此，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趋同，背后都隐含着企业价值观和信仰的转变，它们连同组织公开价值观的趋同一起，都指向同一制度环境下企业文化趋同的走势。从机制上来讲，模仿的力量对组织文化的影响最大，现实中广泛地向优秀企业考察取经的现象就是模仿的表现;而MBA研修班的共同培训，以及管理咨询公司对优秀管理理念的传播，则陈述着规范力量的运用;强制的力量通常影响企业有关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行为，从而引发企业文化对社会责任的响应，促使企业文化的趋同。因此可以推理，外部环境中的某些力量对管理者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处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公开价值观也有趋同的趋势，这并不否认因为创始人特质和独特经营历史而导致的企业文化个性的存在。
（四）技术环境与商业文化
环境与共享商业文化如图3-2所示。
我们继续从微观视角分析技术环境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技术环境是与制度环境相对应而称的，在组织社会学和营销学中用来指代由资源、市场条件，以及生产技术所构成的广义的技术环境。因为，外部资源的稀缺和富裕程度、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行业技术的稳定程度，都影响企业对于自身生存战略的理解。托西和卡罗尔（TosiandCarroll，1976）基于关于市场和技术特征的两维研究认为，根据市场或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和组织日常工作技术的变革速度，可分别建立四类与之适应的组织结构模式，即金字塔组织、市场中心型组织、技术中心型组织和灵活的有机型组织。这四种组织类型不仅说明了组织结构要适应技术环境，也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适应市场和技术的变动程度和复杂程度，在中心任务、基本工作和控制系统方面形成不同的共识。
技术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是显然的。不仅如此，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商业文化作为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重要子系统，也同样受到技术环境的影响。制度和观念文化是组织成员在解决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问题的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形成的，逐步稳定下来的解决问题的价值前提和行为模式。如果工商企业是在稳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下形成的，便容易形成官僚体制型的文化。比如IBM公司在长期稳定增长的市场环境下，通过产品的不断升级掌控着计算机市场，从而形成了官僚体制型的文化，员工执迷于自身的技术掌控力，而对客户变化的需求缺乏响应。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PC和软件市场迅猛增长的情况下，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陷入企业危机。其后在郭士纳的领导下进行了以个人责任和快速响应客户为导向的文化变革，得以走出低谷，重新回到行业领先者的地位。同时代的美国通用汽车也是具备同样的决策和管理风格，使得市场被日本汽车公司逐渐侵蚀，陷入危机。
实际上，钱德勒（Chandler，1962）在考察美国现代企业制度产生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现代大规模企业结构的发生和转型压力来自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不同地方和区域市场连接起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一个全国性市场，使得大规模生产和分配成为可能;机器化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也已经具备为全国市场提供廉价产品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M型组织结构的创新能够将大规模生产、规模化市场营销、标准件的配送与大规模的同质化的市场整合在一起。王长斌在对73家山东企业公开价值观陈述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山东商业文化有“制度控制”和“快速竞争”两个维度，这与之前分析山东的技术环境时提出的假设是一致的。因为山东基于资源条件和历史传统形成的独特的产业结构，以及当今时代的市场环境，使得山东企业的技术环境表现为技术变动不是很大，而市场竞争则因为产业链位置的不同而不同，由此表现出资源型企业的等级森严式文化和竞争性行业的市场为先式文化。
技术环境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通过“有效性”（efficency）机制进行的。企业在特定的市场和技术条件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必须在战略重点和管理风格上采用符合战略成功关键要素的方式，强调相应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全球竞争，技术不断迭代的市场环境下，当今中国企业形成了注重速度、容许犯错、快速迭代的灵活适应文化。
四、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业文化
（一）美国商业文化
美国商业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文化基质上的。与日本企业几乎相反，美国企业是短期雇佣制;在人员评价上采用的是迅速的评价方式;决策方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并注意培养员工的独立、自主、创造精神及個人负责的态度：强调专业化、标准化、定量化、高效率、成本核算;在整个管理过程中要求明晰、精确，排斥含蓄、模糊：企业职能也倾向于专门化而非全能化等。虽然美国许多成功的企业，也吸取了日本企业的不少成功因素，如非理性管理等，56但美国商业文化始终是美国式的，是建立在美国文化模式基础上的。美国文化，是传统和环境的产物，它本身具备着西方文化的诸多特征，但又有着自身的特色。
美国的商业文化是伴随着从殖民地到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再到后来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历程发展演变而来的。作为殖民地，天生就有商业和谋利的基因，殖民者带着英王颁布的特许状来去开垦、经营。而被美国人认为是立国源头和文明起源的“五月花号公约”，则象征着契约精神和基督新教思想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在商业精神上，美国商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新教伦理的印记。作为宗教改革的产物，基督新教教义认为，只有那些被上帝“挑选”的人才能获得救赎。而要得到上帝的眷顾，靠的不是各种烦琐的宗教仪式和现世的苦修，而是是否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他的天职。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自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从根本上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气质，也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可以说，这是美国人商业文化的深层底蕴。没有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没有“财富受托者”的意识，商人们就无法振作精神而创建如此辉煌的现代商业文明。 从制度上来看，美国企业功能与社会功能严格界定。企业分工细致、专业化强;在用工制度上采用短期雇佣制;在人员考评上采纳迅速的评价和升级方式。在员工也绝少受道德和亲情的约束，哪里工资高、待遇好就往哪里流动：企业之间、员工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企业家和员工都有一种不稳定感。重法制使企业在管理上重视规章制度的制定、遵守和执行，并表示出铁一般的冰冷和无情。奖惩也都往往是及时的、一次性的。
在行为层面来看，美国商人在沟通上直来直去，饮食简单，时间观念强，工作和生活节奏快，喜欢制订计划和日程表，注重速度和效率。在经营上鼓励创新和不同见解。这和精神、制度文化一起，使得美国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竞争力，尤其是创新、设计和营销能力。美国人能延揽全球人才，建立起顶尖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又能将可口可乐、麦当劳这些传统的非高技术产品卖向全世界。而在制造上则不如日本和德国精细。如威廉斯所说的：“概括地说，在一个国家里，商业的任何发展总是以国民的习性为前提。”
（二）日本的商业文化
日本商业文化的总体特征有很多，如家族式的管理、团队主义、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注重对员工归属感的培养、集体责任制、终身雇用、长期的评价形式、推崇人际和谐、企业功能的全面化，以及最重要的对崇高目标的追求等。为什么日本会形成以上商业文化的特征？其源流何在？日本与中国同样是基于亚细亚式的农耕文化圈，为什么日本商业文化与中国商业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文化模式究竟有什么不同？日本的企业家族式管理无疑源于日本古代封建社会的家族传统，两者之间较成功的转换因素又是什么？日本的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度以及相对低的报酬水平为什么反而造就了日本式的“工作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商业环境的重要特色是紧密集成的公司间专业化生产网络。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商业伙伴的行为符合高标准的公平性，并且值得信赖。戴尔和楚（DyerandChu，1997）将信任定义为：双方在交换关系中，其中一方可以坚信，对方不会利用漏洞来获取利益，并提出日本供应商信任明显高于韩国和美国。萨果和黑尔珀（SakoandHelper，1998）也得出结论，日本供应商往往比美国供应商面临更高水平的信任和更低的机会主义。他们指出，与美国供应商相比，日本供应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信任客户机会主义、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日本概念化的信任中，互惠比在美国更重要。精一片山（SeiichiKatayama，2004）指出，日本商业环境中的公平及其对应的信任是提高生产力的商业网络的支柱。
另外，钟等（Chungetal，2008）在对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商学院学生样本进行调查时发现：相比美国来说，日本的学生更加强调群体和谐。钟等也指出，日本的价值体系更加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认为在日本商业环境中强调群体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个人绝对值的追求。
就目前来说，日本的商业文化中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和过去的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出入，注重追求群体利益，强调长期的信任与合作，其在社会取向上偏于集体和关系取向。
（三）印度的商业文化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这其中除了印度政府的经济应对政策之外，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印度相对稳定的商业文化和市场规则。在印度的商业活动中，寻找实力雄厚而又合得来的当地合作58伙伴显得异常重要，因为合作过程中，遇到大的问题，合作伙伴会帮你疏通关节;印度家族企业较多，私人财团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处于中枢地位，这些家族企业成为印度民族工业的开创和核心力量。因此，印度商业文化受到这些家族企业文化的影响。另外，印度的商业文化中崇尚诚信文化并且印度的行业协会在其商业活动中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性商务谈判的过程中。印度的宗教文化根深蒂固，因此也形成了其企业的人本文化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反哺社会、不求回报的行为。这些构成了印度的商业文化，并且一直推动着印度经济以其特有的方式前进。
杰克逊（Jackson，2001）发现，印度经理认为对组织的无条件忠诚度是一种高度道德的行为。印度商业文化中的诚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内部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因为，员工一旦出卖公司，那么他将很难在该行业内立足。克里斯蒂等（Christieetal，2003）在对美国和印度的经理人进行访谈时发现：美国的管理人员认为，像印度经理人那样，礼物赠送、裙带关系等是不道德的。这也证实了印度商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因素。另外，根据查克拉博蒂（Chakraborty，1997）的觀点，印度人在商业道德决策方面更依赖于直觉，且卡罗尔和布克霍尔茨（CarrollandBuchholtz，2009）指出，印度人更多地依赖具体案例的关系属性（如评估参与特定情况）。
（四）拉丁美洲的商业文化
阿鲁达（Arruda，1997）提供了对拉丁美洲当时商业伦理的分析，特别强调巴西和墨西哥。她描述了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腐败程度高、政治道德标准低、过度消费，一方面是物质主义，另一方面是贫困程度较高。在此，她认为除了本地历史原因外，政治道德标准对本地区的商业机构有直接影响，并且指出罗马天主教会所提倡的价值与商业管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
据坦努尔和杜阿尔特（TanureandDuarte，2005）的统计，巴西管理文化的特征是家长式、权力集中、对团队和领导者的忠诚。社会伦理是基于对社会凝聚力的强烈偏好，这是对集团领导的忠诚巩固。另外，领导者负责每个团体的幸福。这种相互作用的网络可能导致积极和消极的结果。积极的一面是，如果员工对团队和领导者有忠诚度，那么个人员工的绩效就会很高。
在塑造巴西商业文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另一个文化特征是灵活性。商业灵活性反映出“在允许做和不允许做的事情”之间存在“中间路径”（TanureandDuarte，2005）。寻找这条中间路径的条件是巴西文化特征的“巴西范”（jeitin.ho），阿玛多和布拉西莱（AmadoandBrasil，1991）将这种“巴西范”称为一种适应机制，尽管立法环境僵硬，官僚主义、家长式管理制度以及由强大的遗传部落主导的寡头经济结构盛行，许多个人和企业仍能在这种环境中找到自己适合的出路和途径。 现在社会中的“巴西范”多被人们解读为：巴西人总有办法化险为夷，越难时越是妙计百出，其中也不排除一些“小诡计”的行为。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商业文化的基础就是人际关系。如果缺乏人际关系，想要成功比较困难。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关键挑战在于与讲不同语言、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管理者建立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讲，拉丁美洲商业文化的特点就是存在“腐败”现象，并且拉丁美洲文化并不是特别强调所谓的速度或效率。
五、不同商帮的商业文化
据张海鹏先生在《中国十大商帮·前言》中对商帮的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中国商帮的出现历史悠久，至少可以从明代算起。历史上的商帮一般有自己比较严密的组织和聚会议事的场所，同乡间的互帮互助、团结协作，抱团抗击风险精神，在商帮身上得到显现。
近年来各地蓬勃兴起商帮热，据说是要弘扬史上商帮的光荣传统，既有原有地域概念的所谓新商帮，更有依据省、市行政区划概念的所谓现代商帮，非常热闹，也得到了各地政府的积极支持。其实，新商帮也好，现代商帮也好，并不具有商帮的本来含义。明清商帮之所以称为“帮”，一是有行业特色;二是在经营所在地被人们称之来自异乡的商人群体，所以早期称“商帮”为“客帮”。所谓“徽商”，是称那些在徽州以外经商的徽州人。在现代商业活动中，通过乡情乡谊联络沟通和建立商业网络无可厚非，至少对缺少社会资源的小微民营工商业主而言，对吸引海外华裔客商投资建设家乡等事宜，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由于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趋势下，企业家和商人的籍贯从地方性特征，已经日渐淡化，与其下大气力在行政区划的籍贯地域性上做文章，不如认认真真实实在在改善营商环境来得更具前瞻性和现代性。
地域是决定人性格的重要原因，这在交通不便利不发达、市场封闭的古代尤其表现突出。中国商人形成之初就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因此产生了历史上十大商帮（王贤辉，2006），其中山西商人“义中取利，信誉第一”、徽州商人“贾而好儒，财自道生”、龙游商人“海纳百川，宽以待人”、洞庭商人“审时度势，稳中求胜”、江右商人“广泛从业，小本经营”、福建商人“自强不息，爱拼会赢”、广东商人“敢想敢干，敢为人先”、陕西商人“追求厚利，既和且平”、山东商人“重土安命，诚实守信”、宁波商人“灵活善变，开拓创新”。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区域群体的商业活动都和地域文化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观（陈立旭，2005），有其长期发展形成的路径依赖（本书第四章“商帮的地域特色”一节中将具体列举晋商、徽商、浙商、粤商和鲁商带有区域文化特征的经营价值观）。同时，由于受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影响，各大商帮在经营活动中也存在相似的文化特征（洪璞，1995）。总结如下：
1.共同点
第一，最初多兴起于人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区，在出外经商时多是从小商小贩干起，白手起家，日积月累而成，因此都具有突出的勤劳刻苦、勇于拼搏的精神。这与儒家文化倡导勤勉刻苦也是相通的。
第二，诚实守信、注重信誉。为了协调和保障经济交往的信任关系，都确立了交往有信的道德规范，将信任和信用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石。
第三，取予有度、用财有制。皆主张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用智慧、勤劳和信誉获取财富，不能舍义取利。对于物质消费方面，则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注重积累。
2.不同點
第一，晋商、浙商在全国开展经营，同乡抱团意识强，通过商会建立起密切联系，在异地相互协助;而徽商多依靠宗族势力进行垄断经营。
第二，晋商、浙商以经商为职业追求，将资本盈余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而徽商在发财后一般选择回家乡置家产、修祠堂。
第三，浙商和粤商多是从小商小贩而来，市场敏感性都非常强，富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善于把握新兴市场机会。徽商以食盐专卖和茶叶出口为主要业务，与官府关系密切;晋商以特产、杂货长途贩运起家，后借助于同乡的商业网络建立起强大的票号业务，与政府交往密切;后徽商、晋商皆因清政府覆灭而衰落。
第四，浙商、粤商重利务实;徽商、晋商对于名号更为重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