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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但事实上，大总统徐世昌也有意点燃这根引线。
身为从晚清进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徐世昌是仅有的两位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之一。他深知一旦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难保。
有意点燃“五四”引线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当时国家南北割据、战祸累累、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举国上下都对这位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抱有极大的希望，而他宣称的“偃武修文”政策及一再标榜的“文治主义”，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但要完成这样的宏愿，对于这位手无实权的“文治总统”来说谈何容易。且不说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仅凭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话，顷刻间就可让他位置不保。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巴黎和会”召开，欧战结束，美、英、法诸国并不希望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对他们更有好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
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1919年春，梁启超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意外得知去年九月北京政府与日本订下的密约，原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那时徐世昌还未成为总统。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徐世昌收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山东问题正在交涉，英、法、美态度尚存变数，过早暴露于交涉不利，故将电报加以处理，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世昌深知诉诸舆论，实行“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会议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随即，作为徐世昌总统顾问的林长民，联合汪大燮、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以此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謇等致信梁启超：“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此时则有意为之。
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当天，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当即又向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当天上午，他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东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嘱咐，在行动时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落下口实。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激扬爆发
5月4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离开校门时，受到了教育部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的阻拦，队伍经过一番周折才冲破阻扰，向着天安门出发。
早早到达天安门的其他学校学生，则向过往的人群演讲、宣传、发布传单，又有大量群众不断地向天安门前集聚。当时，得知消息的教育部代表及负责治安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也来到天安门红墙边，劝说学生回校。学生代表“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车而去。”
而3000多名学生则高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等口号，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行去。
而被万千学生民众骂作“卖国贼”的曹、陆、章三人，这时正在总统府内享用午宴，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一起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正当杯觥交错之际，徐世昌接到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电话，报告说学生前往使馆区游行示威，请示如何处理。徐世昌指示：“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徐世昌的“文明对待”固然有袒护学生的意思，其实这场示威又何尝不是自己的主意呢？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看，他最顾虑的只不过是不要引起国际纠纷罢了。 到达使馆区的学生，也确实如事先计划的，向美、英、法、意各国公使递交说贴，“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直到此时，游行还一直很平和，当局担心的国际争端也始终未发生。如果说之前的一切都还在徐世昌的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此后的一些细节，及群众运动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则使得情况急转直下，完全超出徐世昌对这场运动的预想。由于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并不办公，恳请列强“维护公理”的说帖没有被接收。游行队伍想申请通过使馆区，到一街之外的日本使馆门前示威，始终未得到允许，3000多名游行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
而在使馆界“鹄立两小时之久”、被烈日晒得焦躁不安的3000多名青年在诉说公理的要求受挫之后，愤怒的情绪可想而知。此时队伍中不知谁泄愤地喊了一句“到赵家楼去示威”，顿时所有人的情绪为之一振。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熊梦飞在《忆亡友匡互生》一文中，这样写到那时的情形：“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文明对待”示威学生
火烧赵家楼，拳打章宗祥。但那天下午的火苗只是一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才刚刚来临。徐世昌当时或许想不到，后面的事情已在慢慢超出其控制范围之内。
当日晚上，钱能训召集全体阁员，商讨对策。段祺瑞因曹、陆、章“意外”受辱，力主严惩肇事学生。段芝贵更是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再容一日如此学风。”于是有人建议参加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各校长一律免职，以示惩诫。教育总长傅增湘严辞拒绝，他们退一步要求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表示反对。在对学生游行活动在处理意见上，北洋政府高层分作两派：段祺瑞一派主张严厉镇压，而徐世昌得知学生纵火打人后，而非常恼火，却还是拂逆了段祺瑞的意见，想缓和处理。
5月6日，徐世昌发布的大总统命令显示了他的苦衷，迫于段祺瑞的压力，先以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词搪塞，而后将全部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说“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务，呈候惩戒。”然而这一命令，不但警察不服，曹汝霖等人也极为不满。徐世昌只好又下一道命令：“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性质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
这道命令一出，反对之声更加此起彼伏。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上海和平团体等声援爱国学生的电函接踵而至；正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的南北总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也先后致电徐世昌，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请求对被捕之人从宽办理。
段祺瑞一派则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紧接着蔡元培引咎辞职，教育总长傅增湘避走西山。
北大学生再次行动，以更大的声势发起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的斗争。他们一面上书教育部，一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5月12日，北大学生决定：如政府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随后段祺瑞、王揖唐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徐世昌势如骑虎。为避免武力镇压，他不得不下令对学生严加管束。在段祺瑞的坚持下，徐世昌于15日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由次长暂时代理，后又任用安福系要人田应璜继任。此消息一出，教育界顿时舆论大哗，认为安福系插手教育，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于是17日开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连续集合，一致反对任命。19日，北京25000多名学生实行总罢课，再次上书徐世昌，要求：拒签和约、惩办国贼、挽回傅蔡、释放被拘学生、谋求国内和平……
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军政要员感到继续维护曹、陆、章三人已得不偿失。于是，6月10日，徐世昌“顺应民意”连发三道命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准免本职”。
尽管此举大快人心，但徐世昌却从此失去了政治上最重要的同盟者。
在罢免曹、陆、章三人的次日，徐世昌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他在辞职咨文中说：“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当时的报纸或许更能看清徐世昌的处境：“以军事眼光观之，徐今无权无勇，惟闻该党仍将留徐为傀儡，以为对于骑墙各省作幌子之用。”
责任编辑 华南
身为从晚清进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徐世昌是仅有的两位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之一。他深知一旦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难保。
有意点燃“五四”引线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当时国家南北割据、战祸累累、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举国上下都对这位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抱有极大的希望，而他宣称的“偃武修文”政策及一再标榜的“文治主义”，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但要完成这样的宏愿，对于这位手无实权的“文治总统”来说谈何容易。且不说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仅凭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话，顷刻间就可让他位置不保。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巴黎和会”召开，欧战结束，美、英、法诸国并不希望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对他们更有好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
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1919年春，梁启超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意外得知去年九月北京政府与日本订下的密约，原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那时徐世昌还未成为总统。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徐世昌收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山东问题正在交涉，英、法、美态度尚存变数，过早暴露于交涉不利，故将电报加以处理，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世昌深知诉诸舆论，实行“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会议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随即，作为徐世昌总统顾问的林长民，联合汪大燮、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以此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謇等致信梁启超：“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此时则有意为之。
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当天，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当即又向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当天上午，他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东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嘱咐，在行动时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落下口实。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激扬爆发
5月4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离开校门时，受到了教育部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的阻拦，队伍经过一番周折才冲破阻扰，向着天安门出发。
早早到达天安门的其他学校学生，则向过往的人群演讲、宣传、发布传单，又有大量群众不断地向天安门前集聚。当时，得知消息的教育部代表及负责治安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也来到天安门红墙边，劝说学生回校。学生代表“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车而去。”
而3000多名学生则高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等口号，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行去。
而被万千学生民众骂作“卖国贼”的曹、陆、章三人，这时正在总统府内享用午宴，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一起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正当杯觥交错之际，徐世昌接到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电话，报告说学生前往使馆区游行示威，请示如何处理。徐世昌指示：“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徐世昌的“文明对待”固然有袒护学生的意思，其实这场示威又何尝不是自己的主意呢？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看，他最顾虑的只不过是不要引起国际纠纷罢了。 到达使馆区的学生，也确实如事先计划的，向美、英、法、意各国公使递交说贴，“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直到此时，游行还一直很平和，当局担心的国际争端也始终未发生。如果说之前的一切都还在徐世昌的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此后的一些细节，及群众运动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则使得情况急转直下，完全超出徐世昌对这场运动的预想。由于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并不办公，恳请列强“维护公理”的说帖没有被接收。游行队伍想申请通过使馆区，到一街之外的日本使馆门前示威，始终未得到允许，3000多名游行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
而在使馆界“鹄立两小时之久”、被烈日晒得焦躁不安的3000多名青年在诉说公理的要求受挫之后，愤怒的情绪可想而知。此时队伍中不知谁泄愤地喊了一句“到赵家楼去示威”，顿时所有人的情绪为之一振。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熊梦飞在《忆亡友匡互生》一文中，这样写到那时的情形：“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文明对待”示威学生
火烧赵家楼，拳打章宗祥。但那天下午的火苗只是一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才刚刚来临。徐世昌当时或许想不到，后面的事情已在慢慢超出其控制范围之内。
当日晚上，钱能训召集全体阁员，商讨对策。段祺瑞因曹、陆、章“意外”受辱，力主严惩肇事学生。段芝贵更是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再容一日如此学风。”于是有人建议参加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各校长一律免职，以示惩诫。教育总长傅增湘严辞拒绝，他们退一步要求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表示反对。在对学生游行活动在处理意见上，北洋政府高层分作两派：段祺瑞一派主张严厉镇压，而徐世昌得知学生纵火打人后，而非常恼火，却还是拂逆了段祺瑞的意见，想缓和处理。
5月6日，徐世昌发布的大总统命令显示了他的苦衷，迫于段祺瑞的压力，先以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词搪塞，而后将全部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说“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务，呈候惩戒。”然而这一命令，不但警察不服，曹汝霖等人也极为不满。徐世昌只好又下一道命令：“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性质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
这道命令一出，反对之声更加此起彼伏。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上海和平团体等声援爱国学生的电函接踵而至；正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的南北总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也先后致电徐世昌，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请求对被捕之人从宽办理。
段祺瑞一派则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紧接着蔡元培引咎辞职，教育总长傅增湘避走西山。
北大学生再次行动，以更大的声势发起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的斗争。他们一面上书教育部，一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5月12日，北大学生决定：如政府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随后段祺瑞、王揖唐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徐世昌势如骑虎。为避免武力镇压，他不得不下令对学生严加管束。在段祺瑞的坚持下，徐世昌于15日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由次长暂时代理，后又任用安福系要人田应璜继任。此消息一出，教育界顿时舆论大哗，认为安福系插手教育，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于是17日开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连续集合，一致反对任命。19日，北京25000多名学生实行总罢课，再次上书徐世昌，要求：拒签和约、惩办国贼、挽回傅蔡、释放被拘学生、谋求国内和平……
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军政要员感到继续维护曹、陆、章三人已得不偿失。于是，6月10日，徐世昌“顺应民意”连发三道命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准免本职”。
尽管此举大快人心，但徐世昌却从此失去了政治上最重要的同盟者。
在罢免曹、陆、章三人的次日，徐世昌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他在辞职咨文中说：“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当时的报纸或许更能看清徐世昌的处境：“以军事眼光观之，徐今无权无勇，惟闻该党仍将留徐为傀儡，以为对于骑墙各省作幌子之用。”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