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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资本及其与政治发展特别是民主间关系问题的关注已然成为一种学术时尚。社会资本是最近十多年来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常见概念。由于社会资本概念及其影响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认识中国社会资本状况并在中国政治发展现实目标的观照下理解中国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社会资本的维护和创造至关重要。本文对中国社会资本的构成以及中国社会资本与中国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应在社会资本具有正面和负面效用的意义上理解和思考中国社会资本的维护与创造。
一、社会资本——一个流行的学术概念
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出版了《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这本书不仅为他赢得了被认为堪与托克维尔、帕累托、马克斯·韦伯等学术名宿比肩的地位,更使“社会资本”一词罕见地成为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等不同学科引发共同兴趣的概念。
事实上,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非罗伯特·帕特南首创,在他所使用的特定的概念意义上,美国人L.海尼凡最早使用这一概念以表示对人们日常生活极为重要的那些真实的资产,如善意、伙伴关系、同情和社会交往。从海尼凡到罗伯特·帕特南,其间近80年的时间里,至少有六位研究者先后独立地重新创造了这一概念。这种现象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人们对于社会资本所概括和描述的现象和问题既不敏感,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和关注。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今天却大为流行,其中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个经济化的时代,社会生活被高度经济化,社会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学化”了。其实这也是海尼凡当初创造这一概念时的策略,他认为“资本”这样的经济语言比所谓“共同体重要性”这样的柔性概念更容易打动现实而世故的商人们。而这样的策略今天也很适于向满脑子都是经济问题或习惯于经济思维的决策者解释和说明社会网络、社会合作、社会团结等现象的重要性。
罗伯特·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与其对意大利独特的南北方公民传统和民主治理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因而不仅因“资本”这样的经济学术语而成为一个学术时尚,又因与民主问题相关而成为关注和研究民主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新鲜的视角,成为“社会科学50年来出现的最重要和最令人兴奋的概念”。于是,有关中国社会资本的讨论就成为一个很自然也非常重要的话题。
二、解构中国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信任基础上的网络与合作,也常常被描述为信任、规范和网络,是存在于群体关系中的群体资产。“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It’s not what you know, it’s who you know.”)这句格言被认为概括了有关社会资本的传统智慧。
对社会资本的这一概括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在中国讳莫如深的“关系”。“关系”既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和心理状态,也是基于互惠基础上的一种人际交往状态。互惠作为维系社会联系与社会合作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资本的原则基础。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关系在中国非常普遍,但关系在中国不仅始终是非正式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发展出可以区分高尚和可耻的关系规则。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鲁西安·派伊对中国人际关系的分析指出,由于关系领域始终存在一种非道德特性,以及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人们对于关系的某种复杂的、不正常的情感(羞耻感、神秘感、炫耀心理等)和对关系的不正当利用与运作,使本可以成为重要社会资本的关系很轻易地从令人尊敬的互惠滑向了(堕落为)欺骗和弄虚作假等不道德行为甚至不法行为。
在社会资本的一般研究中,公民社团、信任、参与、志愿主义等是有关社会资本的“标准”理论中重要的社会资本要素。关系只是一种状态,虽然与社会结构有关,但并不是社会结构本身,也不可能决定中国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中国有怎样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水平如何。
血缘关系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由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今天主要由现代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职能,以及利益基础上的人际联系的不发达,传统中国人结社的意愿和动机微弱而渺茫。随着人们生产与生活地域范围的扩大,建立在地缘、学缘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宗族组织的功能,并主要在城市发挥着更重要的社会作用,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的非正式结构。今天越来越多的基于职业、兴趣等不同方面的社团和组织正在出现,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人际合作和社会参与机构。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常被当作测量社会资本的一个比较现成(也比较粗糙)的依据。虽然近年来人们常常有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无奈感慨,但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国国内一些调查的结果却表明,无论是公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还是公民人际信任,中国社会都享有很高的信任水平。中国人对于政府的信心、对个人生活的较高满意度以及比较普遍的民族自豪感,都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
在参与方面,与一些国家(如美国)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参与下降相比,中国社会的参与水平不高但却处于稳定的上升过程中,而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参与热情还显示了中国公民正在出现的某种志愿主义,而志愿精神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要素,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志愿主义更应该被理解为基于人情和面子的传统人际情感。
三、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化与创造
社会资本与各国文化和传统密切相关,不同国家和社会体系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资本模式,并对现实社会与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
社会资本有不同的功能特征或不同功能类型。其中,纽带型社会资本将在一些重要方面(如民族、性别、社会阶层等)把具有相似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联合型社会资本是将不具有相似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网络;连接型社会资本则将拥有不同(不平等的)权力与资源的不同层级的个体或组织联系起来。这种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看作纵向的联合型社会资本。前两种社会资本得到比较多的研究,而常常被忽视的连接型社会资本却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下,理解中国的社会资本就需要认识不同的社会关系结构,理解社会体系成员之间以及社会体系成员与体系权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理想状态可以被很好地概括为“体系行为规范”(civility):关注社会共同利益,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并存在信任、宽容、妥协与合作,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理性互动。在爱德华·希尔斯看来,“体系行为规范”是理解社会如何得以塑造和组织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仅影响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对于权力与权威的关系也非常关键,而高水平的“体系行为规范”一般总是与顺利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化进程联系在一起。鲁西安·派伊也将“体系行为规范”看做将人们的文化与其政治文化联系起来的关键成分。罗伯特·帕特南在分析意大利的社会资本时使用了“体系行为规范”的概念,其涵义及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同“体系行为规范”基本一致。因此,“体系行为规范”不仅有助于理解一般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认识对于中国社会资本构造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即中国社会资本无须以其他国家的社会资本模式加以构造,而社会资本的构成、质量和数量在本质上是无所谓最佳或次优的。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在公民结社、信任、参与、志愿主义等方面实现单纯的数量意义的增加,还不如说应着力于确立明确的“体系行为规范”原则,使之成为公民和政府共同的行为准则。
社会资本是有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构造和积累,既与公民的努力有关,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在个体层面,中国传统与文化中丰富的有关个人修养与人际交往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塑造并积累了重要的社会资本,也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其中,中国人在观念意识和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和合”特征也体现于社会行为方面,使合群以及一定程度的群体(集体)行动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人际互动和行为方式的突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在社会组织意义上“一盘散沙”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仍表现出“强群体”社会的诸多特征,并使中国社会获得绵延数千年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变迁挑战着中国传统人际组织形式的现代适应性,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也使已有的社会资本的构成与质量面临很大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就是人们的自利行为和所谓个人主义的日益增加,从而使中国社会有时被危言耸听地冠以“原子化”的特征或趋势。正视并客观理解人们的自利倾向,也是发现中国社会资本的一个有用视角。
事实上,这种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进步而出现的开明的自利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信任关系的变化,即从传统共同体的“厚信任”向现代社会的“薄信任”转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一过程实际上还是由情感信任向理性信任的转变,以及使“薄信任”同时也成为“强信任”的长期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政府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过程中可以有多方面的作为。20世纪初英国政府在培育志愿部门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使英国志愿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有关美国高中学生社会信任变化的统计模型也表明,对政府的信心有利于塑造社会信任。英国的事例表明政府在塑造社会资本方面的实际作用,美国的事例则暗示在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始终存在政府可以作出持续努力的空间。社会公平(平等)问题是中国面临的突出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社会资本的一个关键领域。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真诚努力和行动,将有效地积累和巩固社会信任特别是理性信任,促进传统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化,并使社会资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均衡分布。
教育对于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在这一领域同样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个体层面,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被认为是获取更多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在社会层面,教育则是改变社会资本分布、使社会资本的分布更为均衡和合理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机会就是在积累社会资本,也是在优化社会资本的分布。此外,政府在教育内容上的有效引导,如在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在确立体系价值方面的积极努力,可以抵消传统价值观蜕变和衰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正在上升的个人自利倾向。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也是冲突高发的社会,政府在冲突管理和控制过程中的立场、能力、技巧直接影响着社会信任,国家与社会冲突中政府对自身行为的理性约束则要求政府对civility准则的尊重。公共政策特别是影响范围普遍的福利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是政府促进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工具,政府在这些政策领域的积极作为不仅有助于使社会资本处于理想的动态平衡状态,还能够象征性地和在实质上鼓励社会团结,并将令人担忧的个人自利倾向导向令人羡慕和期待的“团结性个人主义”。“团结性个人主义”是对北欧国家瑞典社会关系状态的一种概括和描述,与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最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脱离等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日本、荷兰与瑞典的情形较为接近团结性个人主义。
四、社会资本的神话与现实
自从社会资本成为学术研究中一个时髦的概念和理论以来,有关社会资本的讨论就成为一种学术时尚,社会资本的神话以及社会资本的“标准”理论也大行其道。但是,社会资本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的复杂性远非经济学领域中资本的影响可比。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秩序以及民主制度的维系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都有益于民主和社会的健康,社会资本也不会自动地导向民主或与民主有关的制度与实践。
詹姆斯·科尔曼最早认识到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用: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实际上,社会资本强调社会网络的意义,其中就蕴涵着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另一方面则对成员的义务感和使命感赋予相当多的具有消极经济影响的非经济要求。社会资本有收益,也需要支付成本。在这种意义上,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欲求的,而在其他意义上则成为个体或群体乃至社会的重负。中国传统人际关系中常说的所谓“人情债”就有这方面的含义。
社会资本是一个历史与制度的产物,它反映历史,也与制度变迁有关。如果说“社会资本”概念是一个舶来品的话,社会资本本身则必须是特定体系内生的——源于本国历史与传统,又能适应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和需要。同时,对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状况的评估也应该以本国发展的现实目标作为实际参照标准,从而使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的社会资本得以维护和转化、新的社会资本不断生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样的参照系中观照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才可能甄别和维护优质社会资本,淘汰劣质社会资本,并不断创造新的社会资本,使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相对于本国的发展目标和现实需要始终处于理想的平衡状态中。
社会资本可能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持久的。对于处于急剧变迁中的中国而言,参照中国现实与已经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客观检视社会资本积累,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新的社会资本的创造,比与一些西方学者一起感叹“独自打保龄球”( Bowling Alone是罗伯特·帕特南于2000年出版的一本讨论美国共同体衰落及其对美国民主的影响的名著)等社会资本衰落的现象和问题更加现实,也更有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一、社会资本——一个流行的学术概念
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出版了《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这本书不仅为他赢得了被认为堪与托克维尔、帕累托、马克斯·韦伯等学术名宿比肩的地位,更使“社会资本”一词罕见地成为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等不同学科引发共同兴趣的概念。
事实上,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非罗伯特·帕特南首创,在他所使用的特定的概念意义上,美国人L.海尼凡最早使用这一概念以表示对人们日常生活极为重要的那些真实的资产,如善意、伙伴关系、同情和社会交往。从海尼凡到罗伯特·帕特南,其间近80年的时间里,至少有六位研究者先后独立地重新创造了这一概念。这种现象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人们对于社会资本所概括和描述的现象和问题既不敏感,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和关注。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今天却大为流行,其中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个经济化的时代,社会生活被高度经济化,社会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学化”了。其实这也是海尼凡当初创造这一概念时的策略,他认为“资本”这样的经济语言比所谓“共同体重要性”这样的柔性概念更容易打动现实而世故的商人们。而这样的策略今天也很适于向满脑子都是经济问题或习惯于经济思维的决策者解释和说明社会网络、社会合作、社会团结等现象的重要性。
罗伯特·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与其对意大利独特的南北方公民传统和民主治理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因而不仅因“资本”这样的经济学术语而成为一个学术时尚,又因与民主问题相关而成为关注和研究民主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新鲜的视角,成为“社会科学50年来出现的最重要和最令人兴奋的概念”。于是,有关中国社会资本的讨论就成为一个很自然也非常重要的话题。
二、解构中国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信任基础上的网络与合作,也常常被描述为信任、规范和网络,是存在于群体关系中的群体资产。“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It’s not what you know, it’s who you know.”)这句格言被认为概括了有关社会资本的传统智慧。
对社会资本的这一概括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在中国讳莫如深的“关系”。“关系”既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和心理状态,也是基于互惠基础上的一种人际交往状态。互惠作为维系社会联系与社会合作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资本的原则基础。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关系在中国非常普遍,但关系在中国不仅始终是非正式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发展出可以区分高尚和可耻的关系规则。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鲁西安·派伊对中国人际关系的分析指出,由于关系领域始终存在一种非道德特性,以及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人们对于关系的某种复杂的、不正常的情感(羞耻感、神秘感、炫耀心理等)和对关系的不正当利用与运作,使本可以成为重要社会资本的关系很轻易地从令人尊敬的互惠滑向了(堕落为)欺骗和弄虚作假等不道德行为甚至不法行为。
在社会资本的一般研究中,公民社团、信任、参与、志愿主义等是有关社会资本的“标准”理论中重要的社会资本要素。关系只是一种状态,虽然与社会结构有关,但并不是社会结构本身,也不可能决定中国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中国有怎样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水平如何。
血缘关系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由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今天主要由现代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职能,以及利益基础上的人际联系的不发达,传统中国人结社的意愿和动机微弱而渺茫。随着人们生产与生活地域范围的扩大,建立在地缘、学缘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宗族组织的功能,并主要在城市发挥着更重要的社会作用,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的非正式结构。今天越来越多的基于职业、兴趣等不同方面的社团和组织正在出现,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人际合作和社会参与机构。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常被当作测量社会资本的一个比较现成(也比较粗糙)的依据。虽然近年来人们常常有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无奈感慨,但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国国内一些调查的结果却表明,无论是公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还是公民人际信任,中国社会都享有很高的信任水平。中国人对于政府的信心、对个人生活的较高满意度以及比较普遍的民族自豪感,都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
在参与方面,与一些国家(如美国)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参与下降相比,中国社会的参与水平不高但却处于稳定的上升过程中,而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参与热情还显示了中国公民正在出现的某种志愿主义,而志愿精神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要素,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志愿主义更应该被理解为基于人情和面子的传统人际情感。
三、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化与创造
社会资本与各国文化和传统密切相关,不同国家和社会体系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资本模式,并对现实社会与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
社会资本有不同的功能特征或不同功能类型。其中,纽带型社会资本将在一些重要方面(如民族、性别、社会阶层等)把具有相似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联合型社会资本是将不具有相似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网络;连接型社会资本则将拥有不同(不平等的)权力与资源的不同层级的个体或组织联系起来。这种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看作纵向的联合型社会资本。前两种社会资本得到比较多的研究,而常常被忽视的连接型社会资本却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下,理解中国的社会资本就需要认识不同的社会关系结构,理解社会体系成员之间以及社会体系成员与体系权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理想状态可以被很好地概括为“体系行为规范”(civility):关注社会共同利益,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并存在信任、宽容、妥协与合作,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理性互动。在爱德华·希尔斯看来,“体系行为规范”是理解社会如何得以塑造和组织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仅影响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对于权力与权威的关系也非常关键,而高水平的“体系行为规范”一般总是与顺利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化进程联系在一起。鲁西安·派伊也将“体系行为规范”看做将人们的文化与其政治文化联系起来的关键成分。罗伯特·帕特南在分析意大利的社会资本时使用了“体系行为规范”的概念,其涵义及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同“体系行为规范”基本一致。因此,“体系行为规范”不仅有助于理解一般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认识对于中国社会资本构造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即中国社会资本无须以其他国家的社会资本模式加以构造,而社会资本的构成、质量和数量在本质上是无所谓最佳或次优的。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在公民结社、信任、参与、志愿主义等方面实现单纯的数量意义的增加,还不如说应着力于确立明确的“体系行为规范”原则,使之成为公民和政府共同的行为准则。
社会资本是有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构造和积累,既与公民的努力有关,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在个体层面,中国传统与文化中丰富的有关个人修养与人际交往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塑造并积累了重要的社会资本,也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其中,中国人在观念意识和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和合”特征也体现于社会行为方面,使合群以及一定程度的群体(集体)行动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人际互动和行为方式的突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在社会组织意义上“一盘散沙”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仍表现出“强群体”社会的诸多特征,并使中国社会获得绵延数千年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变迁挑战着中国传统人际组织形式的现代适应性,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也使已有的社会资本的构成与质量面临很大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就是人们的自利行为和所谓个人主义的日益增加,从而使中国社会有时被危言耸听地冠以“原子化”的特征或趋势。正视并客观理解人们的自利倾向,也是发现中国社会资本的一个有用视角。
事实上,这种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进步而出现的开明的自利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信任关系的变化,即从传统共同体的“厚信任”向现代社会的“薄信任”转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一过程实际上还是由情感信任向理性信任的转变,以及使“薄信任”同时也成为“强信任”的长期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政府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过程中可以有多方面的作为。20世纪初英国政府在培育志愿部门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使英国志愿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有关美国高中学生社会信任变化的统计模型也表明,对政府的信心有利于塑造社会信任。英国的事例表明政府在塑造社会资本方面的实际作用,美国的事例则暗示在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始终存在政府可以作出持续努力的空间。社会公平(平等)问题是中国面临的突出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社会资本的一个关键领域。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真诚努力和行动,将有效地积累和巩固社会信任特别是理性信任,促进传统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化,并使社会资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均衡分布。
教育对于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在这一领域同样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个体层面,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被认为是获取更多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在社会层面,教育则是改变社会资本分布、使社会资本的分布更为均衡和合理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机会就是在积累社会资本,也是在优化社会资本的分布。此外,政府在教育内容上的有效引导,如在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在确立体系价值方面的积极努力,可以抵消传统价值观蜕变和衰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正在上升的个人自利倾向。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也是冲突高发的社会,政府在冲突管理和控制过程中的立场、能力、技巧直接影响着社会信任,国家与社会冲突中政府对自身行为的理性约束则要求政府对civility准则的尊重。公共政策特别是影响范围普遍的福利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是政府促进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工具,政府在这些政策领域的积极作为不仅有助于使社会资本处于理想的动态平衡状态,还能够象征性地和在实质上鼓励社会团结,并将令人担忧的个人自利倾向导向令人羡慕和期待的“团结性个人主义”。“团结性个人主义”是对北欧国家瑞典社会关系状态的一种概括和描述,与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最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脱离等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日本、荷兰与瑞典的情形较为接近团结性个人主义。
四、社会资本的神话与现实
自从社会资本成为学术研究中一个时髦的概念和理论以来,有关社会资本的讨论就成为一种学术时尚,社会资本的神话以及社会资本的“标准”理论也大行其道。但是,社会资本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的复杂性远非经济学领域中资本的影响可比。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秩序以及民主制度的维系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都有益于民主和社会的健康,社会资本也不会自动地导向民主或与民主有关的制度与实践。
詹姆斯·科尔曼最早认识到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用: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实际上,社会资本强调社会网络的意义,其中就蕴涵着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另一方面则对成员的义务感和使命感赋予相当多的具有消极经济影响的非经济要求。社会资本有收益,也需要支付成本。在这种意义上,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欲求的,而在其他意义上则成为个体或群体乃至社会的重负。中国传统人际关系中常说的所谓“人情债”就有这方面的含义。
社会资本是一个历史与制度的产物,它反映历史,也与制度变迁有关。如果说“社会资本”概念是一个舶来品的话,社会资本本身则必须是特定体系内生的——源于本国历史与传统,又能适应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和需要。同时,对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状况的评估也应该以本国发展的现实目标作为实际参照标准,从而使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的社会资本得以维护和转化、新的社会资本不断生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样的参照系中观照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才可能甄别和维护优质社会资本,淘汰劣质社会资本,并不断创造新的社会资本,使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相对于本国的发展目标和现实需要始终处于理想的平衡状态中。
社会资本可能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持久的。对于处于急剧变迁中的中国而言,参照中国现实与已经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客观检视社会资本积累,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新的社会资本的创造,比与一些西方学者一起感叹“独自打保龄球”( Bowling Alone是罗伯特·帕特南于2000年出版的一本讨论美国共同体衰落及其对美国民主的影响的名著)等社会资本衰落的现象和问题更加现实,也更有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