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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乱象表明英国政治危机正从单纯的对欧盟关系层面向英国的政治制度、乃至整体的宪政结构层面扩散和蔓延。
“脱欧”是英国的困境，也揭示出欧美国家正普遍遭遇的政治困境：精英们热衷于钻营牟利，不断消耗资源但并不产生服务于民众、造福于国家的建设性能量。
随着2019年3月29日“脱欧”最后期限临近，英国脱欧进入了关键期。1月15日，英国议会下院高票否决了特雷莎·梅政府与欧盟签署的“脱欧”协议，梅遭遇“在任政府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失败”；16日，梅在由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议投票中涉险过关；29日，下院通过一份涉及“脱欧”协议的修正案，并要求梅首相再度与欧盟谈判，对现有协议中“爱尔兰边界问题”所涉及的“备份安排”内容进行修订。但欧盟方面随即表示，不准备重新谈判。
此修正案并无法律约束力，梅承认，重新谈判“并非易事”。
围绕“脱欧”，英国政坛大戏屡屡上演。目前，“脱欧”已从“黑天鹅”变成“灰犀牛”，与内政乱局相互交织、交替升级，凸显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正面临深层结构性困境和历史性难题。
“愤怒的漠视”
自2016年6月就“脱欧”进行全民公投以来，英国政坛始终未能就脱欧路径和未来与欧盟关系达成共识。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各打算盘，议会和政府不仅未能通力协作，反而争斗不休，不断制造各种政治危机。面对“英国往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英式民主”陷入信任危机。
政界精英迷失方向，政府、议会和政党就如何脱欧莫衷一是、不断摇摆，各方意见从对立走向极化，导致政治怪象丛生。执政党保守党内部分歧严重且始终未能妥善解决分歧，党内“硬脱欧”派与“软脱欧”派壁垒分明。超过三分之一的保守党议员在1月15日的投票中反对本党政府的“脱欧”协议，显示了执政党内严重的分裂对立。
下院其他党派在“脱欧”问题上也各有主张，它们反对保守党的方案，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作为理应进行“建设性反对”的反对党，工党也未能提出一个清晰、可行的“脱欧”方案。自由民主党支持留欧，苏格兰民族党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不光始终支持留欧，还固守地方利益，不肯从全局角度通盘考虑问题。
更令民众侧目的是，非理性声音充斥政坛，使政坛弥漫着情绪化决策和为个人利益的算计。以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为首的派系抱定“硬脱欧”目标不放，不仅公开与政府唱反调，还多次试图挑战梅的地位，不断蚕食后者本就有限的党内权威，使保守党面临分裂危险。工党的重点，则始终放在推翻内阁、谋求执政上。在1月15日的投票中，工党罕见地一致反对政府协议，使脱欧陷入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政治危机不断，加剧了信任危机。两年半的脱欧进程不断伴随着政坛地震、内阁“宫斗”，大臣辞职屡次出现，梅本人更是数度面临保守党内部和来自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党魁和首相地位摇摇欲坠。更糟糕的是，因为2017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保守党遭遇严重挫败，英国陷入悬浮议会，不得不组建联合政府，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梅已多次对内阁进行改组。
政治精英的糟糕表现，严重削弱了选民对英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信任。歐盟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2018年11月的一项民调显示，59%的英国受访者认为国家走错了方向，60%不信任政府，57%不信任议会。
普通民众对于议会斗争也已兴味索然。英国《卫报》专栏作者在走访牛津附近一个以工人阶层为主体的郊区时，感受到一种“愤怒的漠视”，“就好像人们对它几乎不感兴趣一样。”《卫报》哀叹：“（英国）是一个到处是‘梦游者’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家们毫无兴趣，对后者的警告永远不为所动，这样的国家不太可能做任何引人注目的事。”
府院之争下的制度困境
“脱欧”乱象表明英国政治已难以应对现实挑战，危机正从单纯的对欧盟关系层面向英国的政治制度，乃至整体的宪政结构层面扩散和蔓延。
人们看到，面对“脱欧”协议谈判这一浩大工程，英国政府和议会一直在明争暗斗、互相牵制，始终未能形成合力，民主政治陷入了自我瘫痪困局。
梅就任首相以来，一直强推由政府主导的脱欧进程，试图将议会撇在一边。但在2017年6月大选失利后，府院主导权之争的天平逐渐向议会倾斜，双方矛盾也变得公开化。2017年12月，下院史无前例地通过决议判定政府“藐视议会”，对政府声誉构成重大打击，险些导致梅被不信任投票击倒。
直到对“脱欧”协议进行正式投票前，议会还在不断给政府“制造麻烦”。2019年1月8日，下院通过了税法修正案，使政府难以通过加税应付无协议脱欧衍生的财政困难；9日又通过修正案，将梅向国会汇报“脱欧”协议替代方案的时间从21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种种举动显示出议会大多数人既不愿意无协议脱欧，又乐于对政府施加压力。
由此，政治博弈已不止于英欧之间，还有英国议会和政府之间的争斗，“脱欧”有演变为英国宪政危机的前兆。两年半前，卡梅伦贸然将是否脱欧诉诸全民公投，已被证明为重大战略失误，时至今日，政治人物仍未能就是否脱欧、如何脱欧达成共识，形成可行方案，导致英国离无协议脱欧越来越近。面对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谁有权威和能力带领国家走出纷争，宪政体制仿佛已给不出答案。
陷入长期的怪圈却无法自拔，原因何在？
首先是政党和政治人物将自身私利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尽管英国确有一部分铁杆“脱欧派”，但对于多数英国政客特别是主要党派而言，脱欧更是其争取选票的工具，而不是以反映民意或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尽管各政党都将人民、国家利益挂在嘴上，但真正左右脱欧进程的却始终是党派，甚至是党内小团体私利。
其次是政党政策趋同导致民主选举流于形式。政党竞争既绑架了国家利益，还裹挟了民意。近年来，英国主流政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变得日趋接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选择的政党政治功能。政党政治不仅不能代表民意，政治精英同普通选民的立场还日益撕裂。选民们只能在有限选项中选出“最不差的那个”，导致不负责任的票数比例大幅上升，民众要么弃选，要么用来宣泄不满，这种票选得出的“民意”，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实质性偏离。 再次是英国政治制度未能很好地适应外部整体环境的变化。由于政党政治格局日趋碎片化，传统政党不断衰落，新的党派和政治运动在选举场上不断挤压前者的空间。社交媒体的崛起更是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打破了传统寡头媒体的垄断，更为直接、有效地参与引导、塑造社会舆论，削弱了政府的行动能力。英国“脱欧派”阵营在全民公投前就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以致结果大出意料。
面对变化，不仅精英深感无奈，普通民众也无所适从。英国社会面对全球化的时代剧变心态复杂，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导致的发展失衡与分配不公冲击着内部社会结构，在其失利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和农村边缘地区，催生了反一体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该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即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英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0.404，远超欧盟平均水平的0.346，表明英国人的收入分配很不平等。
全球化对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改变并不在物质生活，而在于文化价值。中下阶层在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中找不到原初的身份定位，产生了一种“成为自己国家陌生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与此同时，移民潮的冲击也造成了新的政治对立。这些因素与经济压力共同作用，加剧了草根对精英的不信任，以及选民与传统政党的疏离。
面对痼疾难改的老问题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西方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自我纠错和修复能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面前显得格外脆弱。
难以拿出解决方案
当前，欧盟不想在重新谈判问题上“松口”，英国议会下院对已达成协议说“不”，夹在中间的梅政府进退维谷，“脱欧”前景扑朔迷离。
分析人士認为，如果英国真的无协议脱欧，将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将受到重创。因为，没有具体的协议意味着脱欧之后不会有过渡期，英国与欧盟关系将出现瞬间断裂，不得不直接降格为WTO成员身份与世界各国进行高关税贸易。根据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2018年11月底向议会提交的报告，无协议脱欧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英国GDP萎缩8%—10.5%、英镑暴跌25%、房地产价格腰斩，失业率也将从目前的4%上升至7.5%。英格兰银行总裁马克·卡尼表示，英国或将迎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萧条”。
脱欧尽管表面上看是英国一国的难题，却揭示了欧美国家正普遍遭遇的政治困境：政治体系正在成为受社会供养却自在自为的体系，精英们热衷于在其中钻营牟利，不断消耗资源但并不产生服务于民众、造福于国家的建设性能量。
随着民粹主义与极端政党不断崛起，选举民主和多党制衡日趋游戏化，西方社会在政治极化、治理失效、社会失序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目前，英国脱欧前景莫测；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余波未平，“红围巾”运动又相伴而起；美国频发的“政府关门”则考验着民众的耐心。
不论英国“脱欧”最终结局如何，这场“多输”的游戏表明，西方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正在遭遇危机。就本质而言，制度困境是诸难之源，是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神话，那么，英国“脱欧”则打破了西式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神话。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第5—6期。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中联部美大局）
“脱欧”是英国的困境，也揭示出欧美国家正普遍遭遇的政治困境：精英们热衷于钻营牟利，不断消耗资源但并不产生服务于民众、造福于国家的建设性能量。
随着2019年3月29日“脱欧”最后期限临近，英国脱欧进入了关键期。1月15日，英国议会下院高票否决了特雷莎·梅政府与欧盟签署的“脱欧”协议，梅遭遇“在任政府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失败”；16日，梅在由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议投票中涉险过关；29日，下院通过一份涉及“脱欧”协议的修正案，并要求梅首相再度与欧盟谈判，对现有协议中“爱尔兰边界问题”所涉及的“备份安排”内容进行修订。但欧盟方面随即表示，不准备重新谈判。
此修正案并无法律约束力，梅承认，重新谈判“并非易事”。
围绕“脱欧”，英国政坛大戏屡屡上演。目前，“脱欧”已从“黑天鹅”变成“灰犀牛”，与内政乱局相互交织、交替升级，凸显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正面临深层结构性困境和历史性难题。
“愤怒的漠视”
自2016年6月就“脱欧”进行全民公投以来，英国政坛始终未能就脱欧路径和未来与欧盟关系达成共识。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各打算盘，议会和政府不仅未能通力协作，反而争斗不休，不断制造各种政治危机。面对“英国往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英式民主”陷入信任危机。
政界精英迷失方向，政府、议会和政党就如何脱欧莫衷一是、不断摇摆，各方意见从对立走向极化，导致政治怪象丛生。执政党保守党内部分歧严重且始终未能妥善解决分歧，党内“硬脱欧”派与“软脱欧”派壁垒分明。超过三分之一的保守党议员在1月15日的投票中反对本党政府的“脱欧”协议，显示了执政党内严重的分裂对立。
下院其他党派在“脱欧”问题上也各有主张，它们反对保守党的方案，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作为理应进行“建设性反对”的反对党，工党也未能提出一个清晰、可行的“脱欧”方案。自由民主党支持留欧，苏格兰民族党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不光始终支持留欧，还固守地方利益，不肯从全局角度通盘考虑问题。
更令民众侧目的是，非理性声音充斥政坛，使政坛弥漫着情绪化决策和为个人利益的算计。以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为首的派系抱定“硬脱欧”目标不放，不仅公开与政府唱反调，还多次试图挑战梅的地位，不断蚕食后者本就有限的党内权威，使保守党面临分裂危险。工党的重点，则始终放在推翻内阁、谋求执政上。在1月15日的投票中，工党罕见地一致反对政府协议，使脱欧陷入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政治危机不断，加剧了信任危机。两年半的脱欧进程不断伴随着政坛地震、内阁“宫斗”，大臣辞职屡次出现，梅本人更是数度面临保守党内部和来自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党魁和首相地位摇摇欲坠。更糟糕的是，因为2017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保守党遭遇严重挫败，英国陷入悬浮议会，不得不组建联合政府，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梅已多次对内阁进行改组。
政治精英的糟糕表现，严重削弱了选民对英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信任。歐盟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2018年11月的一项民调显示，59%的英国受访者认为国家走错了方向，60%不信任政府，57%不信任议会。
普通民众对于议会斗争也已兴味索然。英国《卫报》专栏作者在走访牛津附近一个以工人阶层为主体的郊区时，感受到一种“愤怒的漠视”，“就好像人们对它几乎不感兴趣一样。”《卫报》哀叹：“（英国）是一个到处是‘梦游者’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家们毫无兴趣，对后者的警告永远不为所动，这样的国家不太可能做任何引人注目的事。”
府院之争下的制度困境
“脱欧”乱象表明英国政治已难以应对现实挑战，危机正从单纯的对欧盟关系层面向英国的政治制度，乃至整体的宪政结构层面扩散和蔓延。
人们看到，面对“脱欧”协议谈判这一浩大工程，英国政府和议会一直在明争暗斗、互相牵制，始终未能形成合力，民主政治陷入了自我瘫痪困局。
梅就任首相以来，一直强推由政府主导的脱欧进程，试图将议会撇在一边。但在2017年6月大选失利后，府院主导权之争的天平逐渐向议会倾斜，双方矛盾也变得公开化。2017年12月，下院史无前例地通过决议判定政府“藐视议会”，对政府声誉构成重大打击，险些导致梅被不信任投票击倒。
直到对“脱欧”协议进行正式投票前，议会还在不断给政府“制造麻烦”。2019年1月8日，下院通过了税法修正案，使政府难以通过加税应付无协议脱欧衍生的财政困难；9日又通过修正案，将梅向国会汇报“脱欧”协议替代方案的时间从21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种种举动显示出议会大多数人既不愿意无协议脱欧，又乐于对政府施加压力。
由此，政治博弈已不止于英欧之间，还有英国议会和政府之间的争斗，“脱欧”有演变为英国宪政危机的前兆。两年半前，卡梅伦贸然将是否脱欧诉诸全民公投，已被证明为重大战略失误，时至今日，政治人物仍未能就是否脱欧、如何脱欧达成共识，形成可行方案，导致英国离无协议脱欧越来越近。面对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谁有权威和能力带领国家走出纷争，宪政体制仿佛已给不出答案。
陷入长期的怪圈却无法自拔，原因何在？
首先是政党和政治人物将自身私利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尽管英国确有一部分铁杆“脱欧派”，但对于多数英国政客特别是主要党派而言，脱欧更是其争取选票的工具，而不是以反映民意或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尽管各政党都将人民、国家利益挂在嘴上，但真正左右脱欧进程的却始终是党派，甚至是党内小团体私利。
其次是政党政策趋同导致民主选举流于形式。政党竞争既绑架了国家利益，还裹挟了民意。近年来，英国主流政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变得日趋接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选择的政党政治功能。政党政治不仅不能代表民意，政治精英同普通选民的立场还日益撕裂。选民们只能在有限选项中选出“最不差的那个”，导致不负责任的票数比例大幅上升，民众要么弃选，要么用来宣泄不满，这种票选得出的“民意”，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实质性偏离。 再次是英国政治制度未能很好地适应外部整体环境的变化。由于政党政治格局日趋碎片化，传统政党不断衰落，新的党派和政治运动在选举场上不断挤压前者的空间。社交媒体的崛起更是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打破了传统寡头媒体的垄断，更为直接、有效地参与引导、塑造社会舆论，削弱了政府的行动能力。英国“脱欧派”阵营在全民公投前就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以致结果大出意料。
面对变化，不仅精英深感无奈，普通民众也无所适从。英国社会面对全球化的时代剧变心态复杂，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导致的发展失衡与分配不公冲击着内部社会结构，在其失利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和农村边缘地区，催生了反一体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该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即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英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0.404，远超欧盟平均水平的0.346，表明英国人的收入分配很不平等。
全球化对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改变并不在物质生活，而在于文化价值。中下阶层在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中找不到原初的身份定位，产生了一种“成为自己国家陌生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与此同时，移民潮的冲击也造成了新的政治对立。这些因素与经济压力共同作用，加剧了草根对精英的不信任，以及选民与传统政党的疏离。
面对痼疾难改的老问题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西方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自我纠错和修复能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面前显得格外脆弱。
难以拿出解决方案
当前，欧盟不想在重新谈判问题上“松口”，英国议会下院对已达成协议说“不”，夹在中间的梅政府进退维谷，“脱欧”前景扑朔迷离。
分析人士認为，如果英国真的无协议脱欧，将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将受到重创。因为，没有具体的协议意味着脱欧之后不会有过渡期，英国与欧盟关系将出现瞬间断裂，不得不直接降格为WTO成员身份与世界各国进行高关税贸易。根据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2018年11月底向议会提交的报告，无协议脱欧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英国GDP萎缩8%—10.5%、英镑暴跌25%、房地产价格腰斩，失业率也将从目前的4%上升至7.5%。英格兰银行总裁马克·卡尼表示，英国或将迎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萧条”。
脱欧尽管表面上看是英国一国的难题，却揭示了欧美国家正普遍遭遇的政治困境：政治体系正在成为受社会供养却自在自为的体系，精英们热衷于在其中钻营牟利，不断消耗资源但并不产生服务于民众、造福于国家的建设性能量。
随着民粹主义与极端政党不断崛起，选举民主和多党制衡日趋游戏化，西方社会在政治极化、治理失效、社会失序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目前，英国脱欧前景莫测；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余波未平，“红围巾”运动又相伴而起；美国频发的“政府关门”则考验着民众的耐心。
不论英国“脱欧”最终结局如何，这场“多输”的游戏表明，西方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正在遭遇危机。就本质而言，制度困境是诸难之源，是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神话，那么，英国“脱欧”则打破了西式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神话。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第5—6期。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中联部美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