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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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村女性作为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滞后群体,其职业教育发展受到传统观念、女性自身因素、缺乏因地制宜特性、资金短缺等核心问题的制约。文章基于陶行知“小先生制”思想,对农村女性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农村女性;女性职业教育;小先生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7-0016-05
  2016年9月19日,我国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方案指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方案,其中第五个目标针对性别平等提出在全球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并要求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保障妇女和女童在文化教育、劳动保障、婚姻家庭、社会福利、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权益,增强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这一方案的发布充分证明了全球及我国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女性作为我国近一半的人口比例人群,其受教育的程度及其发展情况也关乎着我国人口素质以及人口整体水平的提高,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则是女性教育中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如今,在我国农村,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逐年增加,留守在农村的人口以女性和儿童为主,而女性群体的教育问题则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类别,是连接工作世界与个人职业发展的桥梁,对于待业或需要转业的农村女性群体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教育方式,因此必须要承担起农村女性教育的重任。
  一、 我国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现状及制约因素
  (一)我国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认为是无知才造成了贫穷。他把中国的“社会病”概括为“愚、穷、弱、私”四项,他相信,为了救治这“愚、穷、弱、私”就要在农村发展教育[1]。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起点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升速度快于城市[2]。但总体上来说,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仍处于初级阶段。从性别区分来研究人口素质的差异可以看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及男性。虽然现阶段我国教育中的性别歧视表面上已经几近消失,但实际情况中男女受教育年限的比例仍然有着显著差异,女性受教育程度远不及男性。而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相关的教育类型,是连接工作世界与个人职业发展的桥梁,对于待业或需要转业的女性群体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教育方式,因此应积极进行对女性的职业教育。
  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情况都远不如城镇,且平均受教育年限明顯低于城镇人口。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但从总体水平来看,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而开展职业教育对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农村人群开展职业教育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
  根据联合国新定义的文盲标准:“如果你不会看地图、不会使用计算机,那你就会被列入信息时代的‘新文盲’之列。新世纪文盲标准分为三类:第一类,不能读书识字的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文盲;第二类,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即地图、曲线图等)的人;第三类,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后两类被认为是‘功能型文盲’,他们虽然受过教育,但在现代科技常识方面,却往往同文盲般贫乏,在现代信息社会生活存在相当困难。[3]”本文中将文盲界定在功能型的文盲,他们虽然受过教育,但在现代科技常识方面却往往如“文盲”般贫乏。通过表1可以看出各地区的文盲中女性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对于女性群体来说开展职业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文盲率,提高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率,因此应该开发、开展有利于女性群体接受的职业教育。
  由此可以发现,农村相比城市、女性相比男性的受教育率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而职业教育有助于开发农村女性的人力资本,提升其就业能力和职业认同感,可以使女性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岗位并获得技能,因此,职业教育将成为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最佳手段。
  (二) 制约我国农村女性职业教育发展的因素
  1.女性自身因素制约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相对于男性的弱势群体,女性的自身因素成为了阻碍农村女性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出现在婚后生子的女性群体。,对于她他们来说,抚养孩子成为了其这一时期的是重要任务和使命,他们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抚养孩子的附庸,不再对自身的发展有更多的追求,认为子女教养问题的重要性远高于自身的教育程度。陶行知曾说“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4]”其实,女性对自身的这一定位恰恰是无知的体现和不合理的臆测。从经济角度讲,家庭中的成员增多了,日常开销增加了,家庭中生活压力和经济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大;另一方面,从子女的未来发展来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发展高度。陶行知认为“一般无知识的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漠不关心,若是自己会读书,就明白读书的重要,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女失学。[5]”因而这一时期的农村女性更应积极接受职业教育,以提高女性的自身价值、获得谋生的手段、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提高对其子女的家庭教育水平。
  2.师资力量缺乏延缓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我国农村地区,师资力量问题成为阻碍女性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方面,若从外部引入农村女性职业教育方面的专家,存在着专家所传授的职业教育知识与当地女性所需的职业方面的知识、技能不符;另一方面,让区域内的女性去往异地接受职业教育的策略又无法得到实现。因此,解决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师资问题,是农村女性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大难题。
  3.传统观念束缚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开展
  在我国农村地区,传统观念仍在无形中影响着女性接受教育。在许多农村家庭中,男孩受教育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事务,当义务教育结束后,即使是因为家庭条件或是学生自身原因而无法继续升入高中,家长也会将其送入职业学校或是其他机构学习“手艺”,为其今后谋生做好准备。而这一阶段的女性,大部分不会再接受教育,更多是留在家中或是等待出嫁,之后便成为了家庭主妇。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一方面,父母不再让自己的女儿接受教育,认为女孩子没有必要读太多的书,接受教育也没有什么用处,她们的使命就是传宗接代;另一方面是由于女性自身处于农村的大背景下已经接受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因而接受外界对自身教育的定位,放弃对受教育权利的追求。   4.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缺乏因地制宜特性
  对于我国就业率明显较低的农村女性来说,职业教育是提高其就业程度和水平的最有效的方式。首先,职业教育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人才需求;其次,职业教育是生计教育,在农村中开展适合女性的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助推器。所以,对于农村女性这一独特的职业教育群体,如何开展符合女性特色和适应农村区域发展的职业教育这一议题是十分重要的。现如今,大多数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追求流行元素,致力于开设时髦专业来吸引学生,而忽视区域发展特征这一重要因素。并且在招收对象上不考虑专业细节,使得部分专业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吸引力,从而使得女性职业教育的选择范围狭窄。
  此外,一些职业教育机构受到普通教育的影响,注重升学而非技术技能培训,使得农村女性失去对职业教育效果的信心,产生“职业教育是无用教育”的思想,阻碍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陶行知“小先生制”的思想内涵
  “小先生制”是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首创的教学组织形式,创办之初是针对旧中国的普及教育,但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小先生制”被推广到教育事业的各个领域。所谓“小先生”就是以教师身份承担“教学”的学生,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德、管理与组织能力、自信心、爱心等等。以下从几个具体的方面对“小先生制”的内涵进行详细解读。
  (一)合理安排教育时间
  在“小先生制”的思想中,不建议“小先生”占用个人的过多时间来教授他人,一方面是可能影响其自身学习时间的分配,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成人学生学习的耐心和信心的消逝。同样,在农村女性的群体中开展职业教育也需要合理的掌握教育时间的安排,避免过长或过短的情况发生。首先,农村女性由于某些原因例如自身主观原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了教育系统,针对这一类人群,在对其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和普通学校的职业教育一样采用相对固定的模式(时间、地点、人员),而应该在其能力可接受的范围对施教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以便达到最理想职业教育的预期效果。
  (二)采用“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
  在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实施过程中,其主张“小先生”要打破传统的死读书的课本教学形式,善用多种设备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包括媒体设备的使用、报纸报刊的习读等等。这一教学方式的突破对于农村女性职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在对农村女性开展职业教育时,也应从各地女性发展的现状和需求出发,设计和实施适应当地女性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式。此外,向女性传授先進的职业教育知识也是开展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另一个突破点。
  (三)突破传统观念束缚,以人为师
  在传统观念中,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专门职业,是一类人的专属称呼。但在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先生”,包括小学生,这是根据知识积累的量和度的高低来决定的,并非是身份地位的排位。因此,提倡“小先生制”的初衷是为了扫除我国的文盲,降低文盲的数量,最终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于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来说,同样应该打破传统的师生观念,只要是具备比自身职业知识、技能的储备量更多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职业知识或技术的指导者。
  三、基于陶行知“小先生制”发展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策略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对于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所提出的理论,主要宗旨在于“即知即行”,指出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的传授给别人,传授者与被传授者之间不存在年龄和辈分等障碍。“小先生脚迹所到的地方,男女教育机会立刻均等。[6]”而在这一概念的提出之初,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以看出,“小先生制”使知识的传递更加广泛,打通学校与社会的阻隔,旨在通过人传人相传的形式构建整个社会的教育网络,构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学习化社会。这种知识的传递方式不仅可以解决师资力量匮乏问题,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通教育的闭塞状态,将学校与社会打通,使社会成为学校。这对于农村相对闭塞的环境来说是吻合的,对于农村女性不容易走出去的特征来说也是十分适用的,因此对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以人为师”建立农村女性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师资力量是农村女性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解决了农村职业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和师资来源的适切性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女性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困境,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的实效作用。
  农村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因此,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开展也需要通过特殊渠道来逐步展开。针对农村女性的保守思想,结合陶行知“小先生制”中的“即知即行”理念,农村职业教育应该由具有权威的政府或有关部门选择优秀、积极、思想进步的女性定期到与本地区女性职业需求相关的职业学校或相关职业培训机构进行学习,待这些“先生”学成归来后,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所在区域的女性群体。可以对当地女性进行实践调查,对他们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收集、整理,并安排合理的时间开展女性职业教育。以这种方式开展农村地区的女性职业教育不仅可以在实际需要层面上真正解决农村女性的职业需求问题,同时避免直接从外引入专家所造成的知识、技能不适用的现象产生。此外,根据“小先生制”的“即知即传”思想,对于农村女性职业教育进行改革,通过人传人的教育方式,使农村女性从主观上接受职业教育,并将自身所学的知识、技能传递给其他人,使教育与社会生活相互联系。
  对于农村女性群体中有着较高学历和较长学习年限的女性群体来说,她们的基础知识相对扎实,教育部门应将一部分从事农村职业教育的专家引进到真正需要职业教育的村落乡镇对女性进行职业教育及培训。这些女性代表的挑选要符合区域均衡原则,即做到地理位置与数量发展平衡,而不是将所选的女性代表集中在某一个乡镇。通过引进来的专家对当地的部分女性代表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切实解决农村女性在职业发展中的困惑,使其具备一定的职业能力甚至是重新获得新的技术、技能。农村女性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一些农村女性只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或家庭环境的影响才无法继续接受教育,甚至有些女性由于在家庭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无法通过“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学习,这时候,通过引进专家的形式来对农村女性开展职业教育,则是最适合的方式,也是农村女性群体能够接受的最好方式。   (二)合理安排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时间
  在对于农村女性开展职业教育时,应该摒弃传统教育的班级授课的固定性,灵活安排女性开展职业教育时间。根据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思想,人人可为师,处处是课堂和讲堂,甚至不需要固定的时间来对所有的女性受教育群体统一开展职业教育,而是当女性需要或意识到即将需要这部分知识时随时对其施教。善用一切可以施教的时间,且同时要注意控制对农村女性实施职业教育的时长,避免女性她们产生厌倦的心理,保持女性的积极性和好奇心。,在课程时间安排方面,要适当设置动手操作类的应用知识和技能,合理安排理论和实践的时间比例。
  (三)端正观念,帮助农村女性“精神脱贫”
  精神层面的提高是发展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关键。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认为女性教育的发展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关键因素。对于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开展也存在着观念层面的障碍,一些女性甚至认为接受职业教育是无用的甚至是浪费时间的。在这样的农村现实情况下,只有从观念上改变女性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可,并多从政府层面提倡发展女性职业教育,运用榜样法激励女性接受职业教育,使农村女性真正意识到女性职业教育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实现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精神脱贫”。
  (四)开展适应农村女性的职业教育
  女性是区别于男性的具有独特属性的群体,而农村女性则又区别于城市女性,在需求层次等方面都有相应的差异性。
  首先,对于农村女性开展的职业教育须是有地方特色并在女性日常生活工作中有“用武之地”的知识、技能等。这是第一个区别于城市女性职业教育的方面,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狀况的不同导致女性职业教育的内容选择会有所差异。例如,农村的职业教育选择可能包括农业以及一部分服务业,当然根据不同地区对于不同产业或行业的侧重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在进行女性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时,这些因素都将作为参考依据。另外,考虑到女性很难脱离家庭而专门进行学习以及作为母亲角色所担负的看护儿童责任,在开展女性职业教育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为想要接受女性职业教育的女性提供子女看护场所,在为其排除顾虑的同时为其创造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7]。
  (五)建立农村女性终身职业教育制度
  近年来,终身教育思想传播迅速,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终身教育思想的实施前提是有一定的制度对其进行保障,然后才能使所有的公民都获得终身教育的权利。因此,对于农村女性职业教育来说,构建学习化的社会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构建学习化的社会就是要将农村的学校、家庭与社会三者结合起来,将终身化理念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延伸和贯通。同时,职业学校也要打破传统招生的限制,向社会各界人士开放,吸引农村女性成员到职业学校学习。当然,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终身化需要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公民个人的多方支持、合作和配合。
  通过对农村女性开展职业教育,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逐渐改变我国“生利之人少而分利之人多”的古老难题,实现女性职业教育的普及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76.
  [2]王清连,张社字.职业教育社会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98.
  [3]联合国重新定义文盲标准不会用电脑不会看地图成新文盲[N].羊城晚报,2005-09-08.
  [4]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46.
  [5]何国华.陶行知教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8.
  [6]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786.
  [7]李丽华,刘映红,朱志娟.世界各国和地区女性职业与技术教育[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96-97.
  (责任编辑:杨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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