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谣言的出现总会伴随着大量证据，以证实谣言的真实性，消除谣言受众的怀疑，让他们相信谣言并不是谣言。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方法纷纷介入谣言的证实过程，资料佐证与具体信息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逻辑起点，热点事件与权威发布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现实策略，模糊事实与熟人传播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
微信谣言；传播内容；内在逻辑；“证实”方法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5007607
谣言是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谣言并没有消失，反而以更专业化的水平在各个领域传播，甚至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为谣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甚嚣尘上，无孔不入。那些看似怪诞离奇的谣言，近似一种催眠术，迷惑人，引诱人，征服人，一次又一次地让人们对它确信无疑。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谣言的出现往往伴有最为理想的证明，要有让人不能不相信的理由，有让人相信谣言不是谣言的证据。没有可靠的证据，谣言会不攻自破。那么，制谣传谣者究竟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让人们对谣言如此着迷、疯狂相信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证实”谣言，消除受众的怀疑，让受众认为谣言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事实。
一、微信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了2017年1月～10月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并且点击量最高的60则微信谣言作为分析对象，探求制谣传谣者证实谣言的手段和方法。
这60则谣言是根据人民日报、微信官方和搜狐网等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评选出的“2017年上半年十大微信谣言”和“2017年8月、9月、10月的十大微信谣言”整理而成。通过对每一则微信谣言内容的细致考察，寻求制谣传谣者使用什么途径和方法来证实谣言内容的真实性，以期达到让谣言受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谣言内容是真实信息，从而相信谣言（见表1）。
通过对这60例微信谣言的统计分析，它们一共使用了97次不同的证实方法（每种方法在每则谣言中的使用次数只计算一次，次数多少就意味有多少则谣言使用过此方法），平均每则谣言使用了1.62次，其中利用“资料佐证”证实方法34次，占总次数35%，占总谣言数56.7%，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利用“权威发布”证实方法22次，占总次数22.7%，使用频率次之，占总谣言数36.7%；利用“模糊事实”证实方法19次，占总次数19.6%，占总谣言数
31.6%，排在第三；利用“信息具体”证实方法11次，占总次数12.1%，占总谣言数18.3%；利用“热点事件”证实方法8次，占总次数8%，占总谣言数13.3%；利用“熟人告知”证实方法3次，占总次数3%，占总谣言数5%，为使用频率最少的方法（见表2）。还有一则谣言并未使用明显的证实方法，因为从该谣言内容的表述看，并没有发现使用什么特别的方法以证实该谣言的真实性。以上数据表明，“资料佐证”和“官方权威”已成为谣言证实方法的主要手段，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謠言通常使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两种，而“熟人告知”作为传统谣言最为重要的证实方法其功能正在逐渐丧失，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为谣言的证实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方法。同时，伴随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新闻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化，利用热点事件制造和传播谣言并证实谣言的真实性，其作用也越来越弱。
从单则谣言看，在60则谣言中，有5则谣言同时使用了三种证实方法，占比8.3%；有25则谣言同时使用了两种证实方法，占比41.7%；有28则谣言使用了一种证实方法，占比46.7%；有1则谣言同时使用了四种证实方法，占比1.7%，即“四川地震局发布余震预警”，同时使用了“官方发布、文字截图、信息具体、热点事件”等四种证实方法，其谣言的发布时间为四川九寨沟地震刚刚发生，属于热点事件；借助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的官方名义；信息内容非常具体，具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地理位置，并做成了图片资料的形式作为佐证。另有1则未使用任何明显的证实方法，占比1.7%（见表3）。由此可以看到，大部分谣言都使用一种到两种证实方法，很少能够同时采取多种方法。
二、资料佐证与具体信息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逻辑起点
“谣言传到我们身边时很少是赤裸裸的，总有一系列的证据伴随在侧，使之具有不可辩驳的可信性。” [1]（P86）伴随谣言的到来，总有这样或那样的证据随之前来，这些证据看起来那么真实，以至于很难对它产生怀疑，相信它是谣言。其实，人们对谣言的相信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构成谣言自身的事实及其旁边的证据对我们所产生的感官效果。因此，用一些非常直观的佐证资料来证明谣言的真实性就成为制谣传谣者惯用的伎俩和方法。佐证资料可以带给人们最直接、最清晰的感知，使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谣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最常见的佐证资料包括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文件资料等。在被用来分析的60则谣言中，有34则谣言使用了资料佐证作为证实方法，占比高达56.7%，也就是说每两则谣言中就有超过一则谣言使用此方法来进行证实，远超其他方法的使用频率。如“微信头像1年只能改5次”谣言，采用了微信截图的方式，利用PS技术对图片进行加工处理，形成一张带有文字的图片资料来证实此谣言的可信度；“礼让斑马线造成城市拥堵被叫停”谣言则采取了央视新闻频道的截图并利用PS技术进行处理形成图片资料。而“成都‘土豪姐’心情不好，商场‘爆买’400万”“ 虾头里面有两条白线，其实是白色寄生虫”“紫菜是塑料袋做的”“‘一把粗盐+一把口水’能击破车”“衡阳小学生器官被挖”“边充电边玩手机人体也带电”等谣言均采用了视频资料作为证实方法。文字截图和视频资料已成为微信谣言区别于传统谣言的典型特征，这主要归于视频技术和PS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广泛使用，科技使用不当就有可能成为微信谣言的“帮凶”。为什么资料佐证手段会受到制谣传谣者的追捧，原因大抵在于资料佐证可以让谣言受众眼见为实、耳听为真，可以直接让受众的感官感知它的真实存在。当然，如果我们认真去鉴别的话，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资料证据破绽百出，很多资料根本就经不起任何推敲。例如，“姚明吸毒被抓”谣言佐证资料中的视频就属于典型的“移花接木”，视频内容描述的真实情况是姚明观看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绵竹赛区的两场半决赛后，在安保人员陪同下离开现场。“景区缆车起火，造成十七名游客丧生”谣言的网传视频其实是2015年3月9日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一起缆车事故，系乘客在缆车内燃放鞭炮引起着火。由此看来，虽然现代技术并没有直接制造谣言，但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没有现代技术为谣言提供充分的证据，很多谣言根本无法诞生，即使诞生也难以让人相信。现代社会之所以各种各样的谣言多如牛毛，大概也是因为谣言的佐证资料非常容易获取，让制造谣言变得易如反掌。可以说，佐证资料为谣言的诞生签署了出生证。 奥尔波特指出，判断一则信息是否是谣言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看它所描述的内容是粗线条模糊化的不确定性问题，还是具有详尽细节的限制性问题。那些使用“某地、某人、某时”，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地理空间、具体人物等，也没有具体、详细的细节描述的信息，就具有谣言的典型特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细节问题描写非常清晰的信息，人们会倾向性地认为是谣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只有目击证人或亲历者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微信谣言的出现可能要改变人们对此观点的看法，今天的微信谣言已经在内容方面描写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让你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它。制谣传谣者在细节问题上大做文章，让谣言受众感觉到他们无所不晓，细节都了如指掌，难道还会有假吗？从60则典型微信谣言的分析可知，通过信息具体方法来证实谣言真实性的占比18.3%，共有11则谣言。当然，还有很多微信谣言其内容本身就描写得非常具体详细。如“必看，医保报销正确方法”谣言中，关于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医保卡的方法说明就非常具体，甚至还举例解释：“如果你在一家医院看门诊花了2000元，则超出的800元可以报销480元，个人只承担320元，医院和医保中心直接结算，这个你不用操心。可是请注意，在去医院看病之前一定要到社区医院转一下（转要去的医院）。”最后还告知：“请保存全国劳动保障电话：12333。在使用医保卡时，有任何疑问，均可致电”。这些内容的描述非常具体，让受众完全相信这不可能是骗局，并且看不出制谣传谣者有任何不良动机。又如“转起来！全国公共WIFI密码”谣言，对中国移动的卡号和密码、中国电信的账号和密码都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告知。再如“国家精准扶贫发钱”谣言，出示了具体地址为“临湘市南太路新天地五楼”，在微信截图中需要填写的资料表格和协议书也清晰可见。“失踪15年的牟翠翠被‘采生折割’强迫乞讨”谣言，也是使用了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姓名、家庭地址。因为谣言缺乏形象，为了更好地让人们相信，微信谣言已经在扩展和描绘具体细节问题上下功夫来震撼和吸引人们的神经。为了赢得可靠性，谣言经常伪装成事实，“提到具体的城市或街道，据说那儿发生了某一件事，以此来提高可信度。对某一事件而言，一个具体的地点似乎就暗示了该事一定发生过。”[2]（P139）
三、热点事件与权威发布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现实策略
谣言信息的时事化是谣言的一个结构性特征，谣言总是在叙述新近发生的事情。当然，如果新近发生的事情没有新闻价值，一般也不会滋生谣言，只有在该事情对个人的生活有重要影响而又缺乏确切消息或权威消息时，也可能是现有的信息传播内容或途径无法满足公众对正在发生事情的好奇，或者报道与小道消息有较大出入时，谣言便开始流传，甚嚣尘上。伴随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利用社会热点事件来证实谣言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制谣传谣者的青睐。在所选取的60则谣言中，有8则谣言是典型的借助社会热点事件，在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诞生的，占到全部谣言的13.3%。究其原因，在于热点事件往往是公众普遍高度关注的话题，每一个人都想对事件有更多的了解，甚至部分人受职业、年龄、地域、性别的影响，可能对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或可能引发的次生问题抱有较大的兴趣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官方新闻和解释，公众对于所出现的一切信息可能都会相信。如雄安新区的系列谣言，就是在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政策消息出台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时兴起的。雄安新区的设立，客观上会给当地的土地使用政策、地区经济发展等带来巨大变化，伴随这一社会热点话题，一系列不实传闻也传播开来。又如，关于“市里召开全市防汛紧急电话会议，即将暴发大洪水”谣言，主要是因为当时受连日降雨影响，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多处水位超警戒，很多地方甚至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谣言“《战狼2》剧组为庆功发微信红包”，显然是因为《战狼2》当时正在热播，在全国范围内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讨论，而且《战狼2》的票房率确实非常高，关于战狼的话题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取得人们的相信。再如，“四川地震局发布余震预警”，主要是借助于九寨沟地震发生后，人们都在讨论地震的话题，地震带范围的群众又处于对余震的担忧之中。
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时的事件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1]（P2）
“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谣言既是一种信息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过程” [1]（P8）。一个信息假如它不能构成一条新闻的话，是不会引发谣言的。谣言总是以事件为基础，制造者试图以一个独家新闻、最新消息的获得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像一个掌握了珍贵信息的神秘人，以区别于“普通人”。新闻性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轰动效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以达到某种目的，为其自我形象增添无数美妙的光辉。新闻性赋予了谣言的价值基础，也赋予了谣言的内容载体。
卡普费雷通过数百次“谣言说服力”分析试验发现，这些谣言都一致强调消息来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是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因为“谁告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随之而来的信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传谣者为了防止有人怀疑信息的真实性，为了更好地证实事实，他们通常会告诉人们消息是从最高权威处得来，是从深谙此信息所涉及内容的某个专家、官方机构、权威媒体那里秘密获得的，他们对此问题比我们更知情、更权威。在上述分析的60则谣言中，利用“权威发布”证实方法的信息多达22则，占36.7%，超过三分之一，即每三则谣言中，就有一则借助了权威发布手段证实信息的真实性，获取谣言受众的信任。“央视称礼让斑马线造成城市拥堵”谣言，对央视新闻进行截图并利用PS技术进行加工处理，让公众以为这是央视通过新闻方式告知公众消息。“未标志此代码的酱油致癌”謠言，则借助卫生部这个国家健康卫生管理方面最高权威机构来说明信息的来源渠道，这等同于在问公众，卫生部发布的信息难道还不相信吗？“车内放东西会被扣分罚款”的谣言中，更是直接使用了“交警提醒”字样作为此信息的来源渠道。“沐浴露致癌”谣言也是借助专家权威，该信息是医生在进行乳癌切片分析中发现了致癌物Paraben，该物质与沐浴露中所含成分一致。“家中这种纸巾或致儿童白血病”谣言，引用了央视对纸巾品牌的调查视频，还列举了劣质纸巾中含有的荧光剂等物质对孩子的六大危害，并用了百度文字搜索截图，其中包含了“央视调查”字样。这些谣言都打着权威发布和官方消息的幌子，增强了信息的可靠性。借助权威发布“证实”方法主要是借助人们对官方和权威的信任，包括官方信息、专家证言、媒体报道等，以此打消人们的疑虑。说到底，是利用了人们相信权威、相信官方的社会公众心理，因为公众相信权威，所以也就相信从权威那里得来的信息，也就相信了谣言。为了使人们相信谣言，制谣传谣者可谓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他们除了用资料佐证，借助官方权威是最常用手段，这些谣言披上“官方发布”“专家发现”的外衣，摇身一变就成了“权威信息”。谣言从“可望而不可即”的权威那里得来，既增强了谣言的说服力，提高了谣言信息的价值，同时表明他转播的是一个刚刚发生的事件和内部秘密。 四、模糊事实与熟人传播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路径依赖
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事实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所谓模糊性就是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似雾里看花，若隐若现。但不管怎样去模糊，它必须是真实的故事，没有真实的故事，没有事实根据，或者完全脱离事实本原，纯属捏造的故事很难赢得人们的相信，谣言也难以证实。至于为什么会相信模糊性的事实，那是因为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或者与人们的感知相矛盾，人们不愿意相信新闻，或者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接受新闻中所陈述的事实，更愿意接受非官方的信息。依靠“模糊事实”已成为微信制谣传谣者常用的证实手段，在60则谣言中，有19则谣言采用模糊事实的手法，占31.6%，即每三则谣言中，就有一则谣言所陈述事实具有一定根据，在现实中可以找到事实的内核。谣言内核往往都有事实依据，这也许就是人们相信谣言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当然，如果公众能很容易地了解事实的本来面目，能够清晰地知晓真相的一切，谣言也无法产生。所以，一个真实的故事要演变成谣言，还需要使用模糊性手法。也是就说，谣言产生的两个条件，重要性与模糊性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成立，谣言都难以诞生。谣言“成都‘土豪姐’心情不好商场‘爆买’400万”，其事实真相是一女子从小身体不好，那天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脑癌，她拿着额度15万的信用卡去王府井消费，疯狂购物，消费了5万元。谣言“西南大学女生为鹿晗跳楼”，事实真相是10月8日14时20分左右，重庆某职业学院一男生来西南大学探访朋友时意外坠楼。而谣言“孩子抢玩具导致家长互殴，一方被打成植物人”，其真相是“2017年10月7日20时许，深圳龙华辖区内一商场因两名儿童玩游戏发生矛盾，导致双方家长发生纠纷进而引发肢体冲突，并致一名当事人轻伤”。谣言“表情包是日本人发明，使用要付款”，其真相是谣言中举例的这些表情，统称为表情符号，俗称“Emoji”，词义来自日语中的绘文字（えもじ），最初的“Emoji”表情确实是由日本人发明的。
总之，一则谣言在一个特定时机出现在一个特定地方，虽然后来很多谣言常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我们总是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这样或那样的事实。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有些谣言经常被最终发现是“真实的”，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谣言是谣言。虽然在传播过程中，谣言有时需要蒙受如此多想象的阐述，以至于变得不可区分，也无据可查，甚至在一个谣言化了的故事中，几乎不可能确切地说出真正的事实是什么，但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谣言仍然会残留新闻的成分，会有一个看似真实的内核。一则谣言的出现绝不可能完全空穴来风，它总是会在现实中找到或远或近、或明或暗的影子即事实内核，谣言并非总是无稽之谈。
谣言总是通过朋友、同事或亲人传到我们身边，他们的朋友是事件的第一目击者、见证人、经办人，并且这个目击者是一个自发且无私的“记者”，之所以告知这个秘密，仅仅是出于和朋友、亲人进行交流这样一个利他主义的愿望，为人们相信谣言埋下了伏笔。“百余团伙又在某地抢小孩，偷器官”谣言，称其信息来自于朋友和老师，“城关抢孩子的也是真的，那的朋友说的紧急通知”“这是学校的老师发过来的”，显然是想告诉人们这个信息是从熟人那里得来的。“某地异地就医需先电话备案，否则医疗费会大增”谣言，信息来自于“公司退休办人员小容”，以一个熟人身份来告诉老同事，无疑可以让谣言受众放松警惕，增强对信息的信任感。“交警大队明天开始下农村抓骑摩托车无证驾驶”，则直接借用“内部消息！发给自己有车的朋友”，试图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是从交警大队里面某个熟悉的工作人员那里得来，并且無偿地发给自己的朋友。
谣言作为非官方的传播媒介，它首先在意气相投者和亲友们所形成的圈子里流传。谣言之所以容易在具有相同想法和共同利益的“熟人”群体中得以产生并传播蔓延，是因为在“熟人”群体中，我们很少去怀疑有人杜撰、臆造故事，传播虚假消息。微信圈传播是典型的熟人传播，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们对亲戚朋友保持绝对信任。“谣言并不是从陌生人那儿得来的，恰恰相反，是从我们熟悉的人那里来的。社会生活建筑在信任的基础上：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怀疑我们的亲戚在杜撰、臆造或者陷入幻觉的。”[1]（P11）当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时，他所带来的消息也往往会被接受，人们会认为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编造谎言。
正如桑坦斯所言：“社会流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倾向于相信别人的所信和所为。如果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我们就很容易会相信那些谣言。”[3]（P8）
但是，伴随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原有社会信任体系的逐渐瓦解，依靠熟人传播“证实”谣言的方式越来越少。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前，谣言传播主要以文字和声音为主，技术手段很难介入，熟人传播是其最主要的“证实”方式。现如今伴随现代传播技术的出现，微博、微信、QQ等交流平台的诞生，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交流平台中发布信息、制造新闻，寻找谣言“证实”的手段唾手可得，简单易行。可以预见，熟人传播的“证实”方式将会慢慢退出微信谣言传播的历史舞台，因为制谣传谣者不需要它。
参考文献：
[1][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3][美]卡斯·R·桑坦斯.谣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陈文杰
谣言的出现总会伴随着大量证据，以证实谣言的真实性，消除谣言受众的怀疑，让他们相信谣言并不是谣言。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方法纷纷介入谣言的证实过程，资料佐证与具体信息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逻辑起点，热点事件与权威发布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现实策略，模糊事实与熟人传播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
微信谣言；传播内容；内在逻辑；“证实”方法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5007607
谣言是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谣言并没有消失，反而以更专业化的水平在各个领域传播，甚至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为谣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甚嚣尘上，无孔不入。那些看似怪诞离奇的谣言，近似一种催眠术，迷惑人，引诱人，征服人，一次又一次地让人们对它确信无疑。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谣言的出现往往伴有最为理想的证明，要有让人不能不相信的理由，有让人相信谣言不是谣言的证据。没有可靠的证据，谣言会不攻自破。那么，制谣传谣者究竟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让人们对谣言如此着迷、疯狂相信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证实”谣言，消除受众的怀疑，让受众认为谣言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事实。
一、微信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了2017年1月～10月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并且点击量最高的60则微信谣言作为分析对象，探求制谣传谣者证实谣言的手段和方法。
这60则谣言是根据人民日报、微信官方和搜狐网等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评选出的“2017年上半年十大微信谣言”和“2017年8月、9月、10月的十大微信谣言”整理而成。通过对每一则微信谣言内容的细致考察，寻求制谣传谣者使用什么途径和方法来证实谣言内容的真实性，以期达到让谣言受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谣言内容是真实信息，从而相信谣言（见表1）。
通过对这60例微信谣言的统计分析，它们一共使用了97次不同的证实方法（每种方法在每则谣言中的使用次数只计算一次，次数多少就意味有多少则谣言使用过此方法），平均每则谣言使用了1.62次，其中利用“资料佐证”证实方法34次，占总次数35%，占总谣言数56.7%，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利用“权威发布”证实方法22次，占总次数22.7%，使用频率次之，占总谣言数36.7%；利用“模糊事实”证实方法19次，占总次数19.6%，占总谣言数
31.6%，排在第三；利用“信息具体”证实方法11次，占总次数12.1%，占总谣言数18.3%；利用“热点事件”证实方法8次，占总次数8%，占总谣言数13.3%；利用“熟人告知”证实方法3次，占总次数3%，占总谣言数5%，为使用频率最少的方法（见表2）。还有一则谣言并未使用明显的证实方法，因为从该谣言内容的表述看，并没有发现使用什么特别的方法以证实该谣言的真实性。以上数据表明，“资料佐证”和“官方权威”已成为谣言证实方法的主要手段，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謠言通常使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两种，而“熟人告知”作为传统谣言最为重要的证实方法其功能正在逐渐丧失，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为谣言的证实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方法。同时，伴随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新闻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化，利用热点事件制造和传播谣言并证实谣言的真实性，其作用也越来越弱。
从单则谣言看，在60则谣言中，有5则谣言同时使用了三种证实方法，占比8.3%；有25则谣言同时使用了两种证实方法，占比41.7%；有28则谣言使用了一种证实方法，占比46.7%；有1则谣言同时使用了四种证实方法，占比1.7%，即“四川地震局发布余震预警”，同时使用了“官方发布、文字截图、信息具体、热点事件”等四种证实方法，其谣言的发布时间为四川九寨沟地震刚刚发生，属于热点事件；借助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的官方名义；信息内容非常具体，具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地理位置，并做成了图片资料的形式作为佐证。另有1则未使用任何明显的证实方法，占比1.7%（见表3）。由此可以看到，大部分谣言都使用一种到两种证实方法，很少能够同时采取多种方法。
二、资料佐证与具体信息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逻辑起点
“谣言传到我们身边时很少是赤裸裸的，总有一系列的证据伴随在侧，使之具有不可辩驳的可信性。” [1]（P86）伴随谣言的到来，总有这样或那样的证据随之前来，这些证据看起来那么真实，以至于很难对它产生怀疑，相信它是谣言。其实，人们对谣言的相信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构成谣言自身的事实及其旁边的证据对我们所产生的感官效果。因此，用一些非常直观的佐证资料来证明谣言的真实性就成为制谣传谣者惯用的伎俩和方法。佐证资料可以带给人们最直接、最清晰的感知，使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谣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最常见的佐证资料包括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文件资料等。在被用来分析的60则谣言中，有34则谣言使用了资料佐证作为证实方法，占比高达56.7%，也就是说每两则谣言中就有超过一则谣言使用此方法来进行证实，远超其他方法的使用频率。如“微信头像1年只能改5次”谣言，采用了微信截图的方式，利用PS技术对图片进行加工处理，形成一张带有文字的图片资料来证实此谣言的可信度；“礼让斑马线造成城市拥堵被叫停”谣言则采取了央视新闻频道的截图并利用PS技术进行处理形成图片资料。而“成都‘土豪姐’心情不好，商场‘爆买’400万”“ 虾头里面有两条白线，其实是白色寄生虫”“紫菜是塑料袋做的”“‘一把粗盐+一把口水’能击破车”“衡阳小学生器官被挖”“边充电边玩手机人体也带电”等谣言均采用了视频资料作为证实方法。文字截图和视频资料已成为微信谣言区别于传统谣言的典型特征，这主要归于视频技术和PS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广泛使用，科技使用不当就有可能成为微信谣言的“帮凶”。为什么资料佐证手段会受到制谣传谣者的追捧，原因大抵在于资料佐证可以让谣言受众眼见为实、耳听为真，可以直接让受众的感官感知它的真实存在。当然，如果我们认真去鉴别的话，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资料证据破绽百出，很多资料根本就经不起任何推敲。例如，“姚明吸毒被抓”谣言佐证资料中的视频就属于典型的“移花接木”，视频内容描述的真实情况是姚明观看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绵竹赛区的两场半决赛后，在安保人员陪同下离开现场。“景区缆车起火，造成十七名游客丧生”谣言的网传视频其实是2015年3月9日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一起缆车事故，系乘客在缆车内燃放鞭炮引起着火。由此看来，虽然现代技术并没有直接制造谣言，但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没有现代技术为谣言提供充分的证据，很多谣言根本无法诞生，即使诞生也难以让人相信。现代社会之所以各种各样的谣言多如牛毛，大概也是因为谣言的佐证资料非常容易获取，让制造谣言变得易如反掌。可以说，佐证资料为谣言的诞生签署了出生证。 奥尔波特指出，判断一则信息是否是谣言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看它所描述的内容是粗线条模糊化的不确定性问题，还是具有详尽细节的限制性问题。那些使用“某地、某人、某时”，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地理空间、具体人物等，也没有具体、详细的细节描述的信息，就具有谣言的典型特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细节问题描写非常清晰的信息，人们会倾向性地认为是谣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只有目击证人或亲历者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微信谣言的出现可能要改变人们对此观点的看法，今天的微信谣言已经在内容方面描写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让你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它。制谣传谣者在细节问题上大做文章，让谣言受众感觉到他们无所不晓，细节都了如指掌，难道还会有假吗？从60则典型微信谣言的分析可知，通过信息具体方法来证实谣言真实性的占比18.3%，共有11则谣言。当然，还有很多微信谣言其内容本身就描写得非常具体详细。如“必看，医保报销正确方法”谣言中，关于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医保卡的方法说明就非常具体，甚至还举例解释：“如果你在一家医院看门诊花了2000元，则超出的800元可以报销480元，个人只承担320元，医院和医保中心直接结算，这个你不用操心。可是请注意，在去医院看病之前一定要到社区医院转一下（转要去的医院）。”最后还告知：“请保存全国劳动保障电话：12333。在使用医保卡时，有任何疑问，均可致电”。这些内容的描述非常具体，让受众完全相信这不可能是骗局，并且看不出制谣传谣者有任何不良动机。又如“转起来！全国公共WIFI密码”谣言，对中国移动的卡号和密码、中国电信的账号和密码都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告知。再如“国家精准扶贫发钱”谣言，出示了具体地址为“临湘市南太路新天地五楼”，在微信截图中需要填写的资料表格和协议书也清晰可见。“失踪15年的牟翠翠被‘采生折割’强迫乞讨”谣言，也是使用了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姓名、家庭地址。因为谣言缺乏形象，为了更好地让人们相信，微信谣言已经在扩展和描绘具体细节问题上下功夫来震撼和吸引人们的神经。为了赢得可靠性，谣言经常伪装成事实，“提到具体的城市或街道，据说那儿发生了某一件事，以此来提高可信度。对某一事件而言，一个具体的地点似乎就暗示了该事一定发生过。”[2]（P139）
三、热点事件与权威发布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现实策略
谣言信息的时事化是谣言的一个结构性特征，谣言总是在叙述新近发生的事情。当然，如果新近发生的事情没有新闻价值，一般也不会滋生谣言，只有在该事情对个人的生活有重要影响而又缺乏确切消息或权威消息时，也可能是现有的信息传播内容或途径无法满足公众对正在发生事情的好奇，或者报道与小道消息有较大出入时，谣言便开始流传，甚嚣尘上。伴随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利用社会热点事件来证实谣言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制谣传谣者的青睐。在所选取的60则谣言中，有8则谣言是典型的借助社会热点事件，在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诞生的，占到全部谣言的13.3%。究其原因，在于热点事件往往是公众普遍高度关注的话题，每一个人都想对事件有更多的了解，甚至部分人受职业、年龄、地域、性别的影响，可能对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或可能引发的次生问题抱有较大的兴趣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官方新闻和解释，公众对于所出现的一切信息可能都会相信。如雄安新区的系列谣言，就是在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政策消息出台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时兴起的。雄安新区的设立，客观上会给当地的土地使用政策、地区经济发展等带来巨大变化，伴随这一社会热点话题，一系列不实传闻也传播开来。又如，关于“市里召开全市防汛紧急电话会议，即将暴发大洪水”谣言，主要是因为当时受连日降雨影响，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多处水位超警戒，很多地方甚至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谣言“《战狼2》剧组为庆功发微信红包”，显然是因为《战狼2》当时正在热播，在全国范围内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讨论，而且《战狼2》的票房率确实非常高，关于战狼的话题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取得人们的相信。再如，“四川地震局发布余震预警”，主要是借助于九寨沟地震发生后，人们都在讨论地震的话题，地震带范围的群众又处于对余震的担忧之中。
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时的事件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1]（P2）
“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谣言既是一种信息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过程” [1]（P8）。一个信息假如它不能构成一条新闻的话，是不会引发谣言的。谣言总是以事件为基础，制造者试图以一个独家新闻、最新消息的获得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像一个掌握了珍贵信息的神秘人，以区别于“普通人”。新闻性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轰动效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以达到某种目的，为其自我形象增添无数美妙的光辉。新闻性赋予了谣言的价值基础，也赋予了谣言的内容载体。
卡普费雷通过数百次“谣言说服力”分析试验发现，这些谣言都一致强调消息来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是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因为“谁告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随之而来的信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传谣者为了防止有人怀疑信息的真实性，为了更好地证实事实，他们通常会告诉人们消息是从最高权威处得来，是从深谙此信息所涉及内容的某个专家、官方机构、权威媒体那里秘密获得的，他们对此问题比我们更知情、更权威。在上述分析的60则谣言中，利用“权威发布”证实方法的信息多达22则，占36.7%，超过三分之一，即每三则谣言中，就有一则借助了权威发布手段证实信息的真实性，获取谣言受众的信任。“央视称礼让斑马线造成城市拥堵”谣言，对央视新闻进行截图并利用PS技术进行加工处理，让公众以为这是央视通过新闻方式告知公众消息。“未标志此代码的酱油致癌”謠言，则借助卫生部这个国家健康卫生管理方面最高权威机构来说明信息的来源渠道，这等同于在问公众，卫生部发布的信息难道还不相信吗？“车内放东西会被扣分罚款”的谣言中，更是直接使用了“交警提醒”字样作为此信息的来源渠道。“沐浴露致癌”谣言也是借助专家权威，该信息是医生在进行乳癌切片分析中发现了致癌物Paraben，该物质与沐浴露中所含成分一致。“家中这种纸巾或致儿童白血病”谣言，引用了央视对纸巾品牌的调查视频，还列举了劣质纸巾中含有的荧光剂等物质对孩子的六大危害，并用了百度文字搜索截图，其中包含了“央视调查”字样。这些谣言都打着权威发布和官方消息的幌子，增强了信息的可靠性。借助权威发布“证实”方法主要是借助人们对官方和权威的信任，包括官方信息、专家证言、媒体报道等，以此打消人们的疑虑。说到底，是利用了人们相信权威、相信官方的社会公众心理，因为公众相信权威，所以也就相信从权威那里得来的信息，也就相信了谣言。为了使人们相信谣言，制谣传谣者可谓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他们除了用资料佐证，借助官方权威是最常用手段，这些谣言披上“官方发布”“专家发现”的外衣，摇身一变就成了“权威信息”。谣言从“可望而不可即”的权威那里得来，既增强了谣言的说服力，提高了谣言信息的价值，同时表明他转播的是一个刚刚发生的事件和内部秘密。 四、模糊事实与熟人传播是谣言传播内容“证实”方法的路径依赖
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事实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所谓模糊性就是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似雾里看花，若隐若现。但不管怎样去模糊，它必须是真实的故事，没有真实的故事，没有事实根据，或者完全脱离事实本原，纯属捏造的故事很难赢得人们的相信，谣言也难以证实。至于为什么会相信模糊性的事实，那是因为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或者与人们的感知相矛盾，人们不愿意相信新闻，或者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接受新闻中所陈述的事实，更愿意接受非官方的信息。依靠“模糊事实”已成为微信制谣传谣者常用的证实手段，在60则谣言中，有19则谣言采用模糊事实的手法，占31.6%，即每三则谣言中，就有一则谣言所陈述事实具有一定根据，在现实中可以找到事实的内核。谣言内核往往都有事实依据，这也许就是人们相信谣言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当然，如果公众能很容易地了解事实的本来面目，能够清晰地知晓真相的一切，谣言也无法产生。所以，一个真实的故事要演变成谣言，还需要使用模糊性手法。也是就说，谣言产生的两个条件，重要性与模糊性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成立，谣言都难以诞生。谣言“成都‘土豪姐’心情不好商场‘爆买’400万”，其事实真相是一女子从小身体不好，那天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脑癌，她拿着额度15万的信用卡去王府井消费，疯狂购物，消费了5万元。谣言“西南大学女生为鹿晗跳楼”，事实真相是10月8日14时20分左右，重庆某职业学院一男生来西南大学探访朋友时意外坠楼。而谣言“孩子抢玩具导致家长互殴，一方被打成植物人”，其真相是“2017年10月7日20时许，深圳龙华辖区内一商场因两名儿童玩游戏发生矛盾，导致双方家长发生纠纷进而引发肢体冲突，并致一名当事人轻伤”。谣言“表情包是日本人发明，使用要付款”，其真相是谣言中举例的这些表情，统称为表情符号，俗称“Emoji”，词义来自日语中的绘文字（えもじ），最初的“Emoji”表情确实是由日本人发明的。
总之，一则谣言在一个特定时机出现在一个特定地方，虽然后来很多谣言常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我们总是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这样或那样的事实。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有些谣言经常被最终发现是“真实的”，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谣言是谣言。虽然在传播过程中，谣言有时需要蒙受如此多想象的阐述，以至于变得不可区分，也无据可查，甚至在一个谣言化了的故事中，几乎不可能确切地说出真正的事实是什么，但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谣言仍然会残留新闻的成分，会有一个看似真实的内核。一则谣言的出现绝不可能完全空穴来风，它总是会在现实中找到或远或近、或明或暗的影子即事实内核，谣言并非总是无稽之谈。
谣言总是通过朋友、同事或亲人传到我们身边，他们的朋友是事件的第一目击者、见证人、经办人，并且这个目击者是一个自发且无私的“记者”，之所以告知这个秘密，仅仅是出于和朋友、亲人进行交流这样一个利他主义的愿望，为人们相信谣言埋下了伏笔。“百余团伙又在某地抢小孩，偷器官”谣言，称其信息来自于朋友和老师，“城关抢孩子的也是真的，那的朋友说的紧急通知”“这是学校的老师发过来的”，显然是想告诉人们这个信息是从熟人那里得来的。“某地异地就医需先电话备案，否则医疗费会大增”谣言，信息来自于“公司退休办人员小容”，以一个熟人身份来告诉老同事，无疑可以让谣言受众放松警惕，增强对信息的信任感。“交警大队明天开始下农村抓骑摩托车无证驾驶”，则直接借用“内部消息！发给自己有车的朋友”，试图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是从交警大队里面某个熟悉的工作人员那里得来，并且無偿地发给自己的朋友。
谣言作为非官方的传播媒介，它首先在意气相投者和亲友们所形成的圈子里流传。谣言之所以容易在具有相同想法和共同利益的“熟人”群体中得以产生并传播蔓延，是因为在“熟人”群体中，我们很少去怀疑有人杜撰、臆造故事，传播虚假消息。微信圈传播是典型的熟人传播，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们对亲戚朋友保持绝对信任。“谣言并不是从陌生人那儿得来的，恰恰相反，是从我们熟悉的人那里来的。社会生活建筑在信任的基础上：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怀疑我们的亲戚在杜撰、臆造或者陷入幻觉的。”[1]（P11）当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时，他所带来的消息也往往会被接受，人们会认为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编造谎言。
正如桑坦斯所言：“社会流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倾向于相信别人的所信和所为。如果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我们就很容易会相信那些谣言。”[3]（P8）
但是，伴随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原有社会信任体系的逐渐瓦解，依靠熟人传播“证实”谣言的方式越来越少。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前，谣言传播主要以文字和声音为主，技术手段很难介入，熟人传播是其最主要的“证实”方式。现如今伴随现代传播技术的出现，微博、微信、QQ等交流平台的诞生，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交流平台中发布信息、制造新闻，寻找谣言“证实”的手段唾手可得，简单易行。可以预见，熟人传播的“证实”方式将会慢慢退出微信谣言传播的历史舞台，因为制谣传谣者不需要它。
参考文献：
[1][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3][美]卡斯·R·桑坦斯.谣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