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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目前面临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问题,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必须改革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应再在民生方面欠账。
过去在民生方面欠了账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自200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几乎20%,财政收入也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但政府提供的系关民生的公共品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一方面的原因是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是对公共品重要性认识不够。
如义务教育问题。2006年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27%,远低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5.1%的国际一般水平更有很大差距。再比如公共卫生问题。2006年卫生事业费支出只占GDP的0.63%,98%以上的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在纯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供给严重不足。还有,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严重不平衡。
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方面亦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改革在全国加快进行。但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在财政支出上表现为:财政用于福利保障性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占的比重过低。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社会保障的主要部分在财政预算收支之外,国家财政在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上处于局外缺位的不正常状态,有待改革理顺关系。
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投资。我国2006年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支出仅占财政收入的0.4%和GDP的0.08%。
财政支出结构合理,支出的效益就高,否则效益就差。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缺位现象,公共财政建设的步伐应当进一步加快。为解决目前面临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问题,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必须改革财政支出的结构。
推进均等化就是要改善民生
增加义务教育支出。在事权的划分上,义务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义务教育投入难以保证。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生产人力资本,鉴于教育的公共品性质,各国政府都在补贴教育。落实义务教育会使贫困家庭的孩子拥有均等的机会。国家把钱花在教育上可以解决许多重大问题,是最划算的。应切实落实9年义务教育,同时应考虑12年义务教育。
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看病难看病贵在农村尤其严重。近来成立新农村合作医疗,个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交10元。有比没有强,但30元钱实在太少。西方发达国家有公立医院和教会医院,对穷人是完全免费的。我国虽然还不富裕,但也应该尽力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增加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投资。政府应该增加支出,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力度。我们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重视国家总体财富的积累,防止片面追求年产值增长率。
增加公共消费品支出。公共消费品包括公共交通、道路,垃圾、污水处理,公共环境卫生设备,社区公园等等。我国目前公共消费品严重不足,城市公共设施缺乏维修,农村道路和公共卫生状况较差。因为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所以私人提供公共品的数量达不到最优水平,需要政府的参与。属于公共的事情,政府来办对大家都有好处。
加大社会保障支出。首先要加大扶贫力度,为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次要把个人养老保障账户做实、做大,向以个人账户为主、国家扶贫为辅的养老保障体制转变。我们现在推广的以社会统筹为主的养老保障制度实际上是在把债务向子孙后代转嫁。做实、做大个人账户实际上是在还债,是有利于后代的举措。
钱从哪里来
加大关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必须解决资金问题。首先,要减少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以及缩小政府消费,切实加强对国家投资项目的监控。我国的行政机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本来就不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雇员和行政性开支又大大增加了,比人口和总的财政支出快得多。庞大的“吃皇粮”的队伍,将税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吃掉。另外,集中到政府的优秀人才过多,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政府一是要减员,二是不要与科研机构和企业争人才,一定要淡化“官本位”。只有把大量的优秀人才引向生产和科研第一线,我国才能实现重大科技突破和民族复兴。
还有,盈利的国有企业也应该做出更多贡献。不少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经营状况已大大改善,国家作为股东,理应得到回报。
其次,要建立新的税种。关系到民生的公共品大多由地方政府提供。然而,1994年税改后,我国地方政府年年有赤字,越来越大,严重依赖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最近许多地方政府靠租让土地度日,但土地是有限的,解决不了长远问题。我们应该开辟新的财源,譬如征收财产税。
在新时期,地方政府将扮演提供公共品的主要角色。应该考虑在分税体系中加大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份额。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别很大,不妨给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和发行公债的权利,让他们自己解决一点自己的问题。然而,最担心的就是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中国历来靠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应该让地方财政公开透明,把地方政府置于当地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只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唤起百姓纳税的自觉性。
最后要强调,在进行政府支出结构和税制改革时,一定要防止政府财政规模膨胀。在增加新税种的同时,我们也应减税,如企业税赋。研究发现,二战后政府规模大的国家一般经济增长慢,政府规模小的国家增长快。加上社会保障、预算外账户、国有企业,我们的政府规模已经很大,应该加以控制。(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