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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惟一获准在中国内地播出的民营华语电视台，凤凰卫视的北京办事处却坐落在钓鱼台国宾馆，尽显其特殊的地位。凤凰办公室所在的别墅位于中国其产党的权力中心，高高的天花板下、略显昏暗的房间弥漫着佛香。房间一角，还有一尊佛像。
刘长乐和他于1991年創办的凤凰卫视，似乎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现年60岁的刘长乐既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曾是一名其产党人；他批评北京的审查制度，但同时也是中国现行体制的重要支持者。“我们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处境，”在解释凤凰卫视如何在政治障碍重重的市场上披荆斩棘时，刘长乐如此评说中国高层官员。“他们需要凤凰，凤凰也需要他们。”
中国领导层至今仍然投入庞大资源，使民众只能从国家和党的电视台以及受到过滤和监控的互联网上汲取信息，但他们在内地对凤凰卫视有相当的依赖。“他们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同时，很多人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刘长乐表示。“凤凰应该是他们非常主要的了解外面情况的通道。”
对于在其产党执政的中国如何应对政治风险，刘长乐表示早年自己就经受过历练。因为父母都是官员，刘长乐幼时家境宽裕，但在他15岁时，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刘长乐在中国那段黑暗年代的生活经历，使他学会了对共产党既服从又挑战的高超政治技巧。
刘长乐19岁参军，退役后受过记者培训，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谋到一份军事记者的工作，并一路做到了主管职位。这种职务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宣传，并与高官政要搞好关系。据凤凰卫视的一位高管表示，这项工作刘长乐“处理起来得心应手，展示了出类拔萃的才能”。
然而，新近打压异见分子的行动，多少有些考验刘长乐的耐心。这次行动的起因，是执政阶层很担心横扫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会在国内激发效仿性的示威活动。
“一出现利比亚或卡扎菲的字眼，屏幕就变成了‘迎客松’(电视节目遭屏蔽时覆盖的一种图像)。”提起3月份凤凰卫视新闻节目在广东等地遭遇的过度干扰时，他说道。“你这不神经病吗?当人们的抱怨持续不停增加时，那些主管维稳的官员必须自问，这样做会不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不稳。”
对媒体业进一步自由化，中国政府的意愿显然有限，除了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三星级和三星以上酒店、官员以及外国人家中，凤凰卫视都未能获准在中国内陆其他省份播出节目，就是例证。但作为创始人的刘长乐说，这一点不再重要，因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信息的传播范围已远远超出卫星电视的覆盖范围。
尽管政府审查机器无所不在，凤凰卫视的各项业务却一派生机。关于这一点，刘长乐的秘诀是，尽最大可能不干涉编辑事务。说到凤凰卫视比较大胆的脱口秀节目《锵锵三人行》时，他说：“我的管理方式，就是不管。”他又说：“我看完之后，就想像着某些地方领导，这些节目骂地方领导。我要是他们，我看了，也要犯心脏病。他们肯定在那骂，刘长乐搞的这家伙，窦文涛胡说八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不看这些节目，我给你扛着。”
刘长乐也为自己允许手下记者在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时挑战极限而自豪。一个例子是2003年他通过游说，获准直播中央政府关于非典的一次新闻发布会。非典是一种始发于中国的呼吸道疾病，但地方官员一开始瞒而不报。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凤凰卫视率先报道中国前总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
然而，凤凰卫视并未因此成为英勇的自由斗士。刘长乐表示，他要求他的记者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批评要积极正面、富有建设性。“这个跟媒体的‘客观、公正’肯定是冲突的，但是要好过‘消极、恶意和破坏性’。”
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在问到他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怎样的特殊关系，才使凤凰卫视享有如此独特的地位，刘长乐的回答高深莫测：“朝中有人”未必是成功的关键。“如何把形而上的‘价值理论’和形而下的‘行为风范’结合在一起，如何在官人的剪子和百姓的票子间走钢丝，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永不磨灭的热情——我们还真有一些可以意会无法言传的经验、教训。”(据FT中文网)
刘长乐和他于1991年創办的凤凰卫视，似乎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现年60岁的刘长乐既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曾是一名其产党人；他批评北京的审查制度，但同时也是中国现行体制的重要支持者。“我们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处境，”在解释凤凰卫视如何在政治障碍重重的市场上披荆斩棘时，刘长乐如此评说中国高层官员。“他们需要凤凰，凤凰也需要他们。”
中国领导层至今仍然投入庞大资源，使民众只能从国家和党的电视台以及受到过滤和监控的互联网上汲取信息，但他们在内地对凤凰卫视有相当的依赖。“他们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同时，很多人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刘长乐表示。“凤凰应该是他们非常主要的了解外面情况的通道。”
对于在其产党执政的中国如何应对政治风险，刘长乐表示早年自己就经受过历练。因为父母都是官员，刘长乐幼时家境宽裕，但在他15岁时，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刘长乐在中国那段黑暗年代的生活经历，使他学会了对共产党既服从又挑战的高超政治技巧。
刘长乐19岁参军，退役后受过记者培训，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谋到一份军事记者的工作，并一路做到了主管职位。这种职务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宣传，并与高官政要搞好关系。据凤凰卫视的一位高管表示，这项工作刘长乐“处理起来得心应手，展示了出类拔萃的才能”。
然而，新近打压异见分子的行动，多少有些考验刘长乐的耐心。这次行动的起因，是执政阶层很担心横扫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会在国内激发效仿性的示威活动。
“一出现利比亚或卡扎菲的字眼，屏幕就变成了‘迎客松’(电视节目遭屏蔽时覆盖的一种图像)。”提起3月份凤凰卫视新闻节目在广东等地遭遇的过度干扰时，他说道。“你这不神经病吗?当人们的抱怨持续不停增加时，那些主管维稳的官员必须自问，这样做会不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不稳。”
对媒体业进一步自由化，中国政府的意愿显然有限，除了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三星级和三星以上酒店、官员以及外国人家中，凤凰卫视都未能获准在中国内陆其他省份播出节目，就是例证。但作为创始人的刘长乐说，这一点不再重要，因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信息的传播范围已远远超出卫星电视的覆盖范围。
尽管政府审查机器无所不在，凤凰卫视的各项业务却一派生机。关于这一点，刘长乐的秘诀是，尽最大可能不干涉编辑事务。说到凤凰卫视比较大胆的脱口秀节目《锵锵三人行》时，他说：“我的管理方式，就是不管。”他又说：“我看完之后，就想像着某些地方领导，这些节目骂地方领导。我要是他们，我看了，也要犯心脏病。他们肯定在那骂，刘长乐搞的这家伙，窦文涛胡说八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不看这些节目，我给你扛着。”
刘长乐也为自己允许手下记者在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时挑战极限而自豪。一个例子是2003年他通过游说，获准直播中央政府关于非典的一次新闻发布会。非典是一种始发于中国的呼吸道疾病，但地方官员一开始瞒而不报。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凤凰卫视率先报道中国前总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
然而，凤凰卫视并未因此成为英勇的自由斗士。刘长乐表示，他要求他的记者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批评要积极正面、富有建设性。“这个跟媒体的‘客观、公正’肯定是冲突的，但是要好过‘消极、恶意和破坏性’。”
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在问到他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怎样的特殊关系，才使凤凰卫视享有如此独特的地位，刘长乐的回答高深莫测：“朝中有人”未必是成功的关键。“如何把形而上的‘价值理论’和形而下的‘行为风范’结合在一起，如何在官人的剪子和百姓的票子间走钢丝，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永不磨灭的热情——我们还真有一些可以意会无法言传的经验、教训。”(据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