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完全明白下面人在搞什么鬼，只是他玩弄权术、捍卫权威的本领，大过了治理贪腐的决心，这就注定了清朝之衰败不可避免。
　　乾 隆五年（1740年），工部一名叫俞君弼的石匠去世。此人承包工程，生前赚了不少不干净的钱财，秘藏了大量金银。他死后，为争夺遗产，其养子俞长庚、养女婿许秉义各自攀附权贵以为己助，试图压服对方。
　　许秉义为给对方施加压力，通过同姓“联宗”的方式托请内阁大学士许王猷，要其利用社交关系，邀集同侪前来参加岳父的葬礼，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达官贵人，都来参加一个石匠的葬礼，可谓奢华到了极致。
　　不料这葬礼整得太隆重，延聘之人过多，招摇太甚，引发舆论非议，有人奏报给皇帝。随即，一件普通的民间纠纷演化为一桩政治事件。
　　乾隆在上谕上说，一个石匠的葬礼你们去凑啥热闹，是不是收了什么好处，“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只是“不自爱”，属于行为失检。许王猷于是因请托“以遂行秉义借势弹压俞姓族人、希图占产之欲”，应照溺职例革职。
　　随着许王猷被革职，俞氏遗产一案的政治影响似乎已告结束。然而三个月后，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奏折，讓事态骤然扩大。
　　仲永檀的参奏大致就是参劾前来吊唁之人，说这些当官的，在俞长庚、许秉义两个人争夺遗产的过程中，收了好处。除革任内阁学士许王猷外，礼部侍郎吴家骐得俞姓银二千五百两。仲永檀又说，臣又闻前往俞家吊唁的不止九卿，包括军机大臣中仅有的两名汉人张廷玉、徐本，以及大学士赵国麟，步军统领鄂善，詹事府詹事陈浩等，都不干净。这些人可都是乾隆帝格外信任的高级官员。
　　仲永檀这份奏折，在砌砺风节的道德诉求背后，实有政治目的。张廷玉、吴家骐与之前被革职的许王猷均为实录馆成员，彼此有所往来；陈浩虽然未参与实录编纂，但许王猷被革职后，张廷玉曾开列10名官员以作为接替许王猷的备选，陈浩居其首。可见这几人都与张廷玉有联系。而仲永檀，恰恰是张廷玉的政敌、另一名军机大臣鄂尔泰的“得意门生”。
　　由于仲永檀此折打击面太大，震动整个朝局，乾隆帝不得不有所顾忌。看到该折后，他以为仲永檀诬陷大臣，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势必要有所交代吧。拿谁开刀呢？鄂善就成了那个倒霉鬼。
　　乾隆帝命怡亲王弘晓等多名贵显人物一同查审对鄂善的指控。虽然张廷玉、徐本为仲永檀所参，乾隆帝仍将他们列为“秉公查审”鄂善的主审官员，这有一点明目张胆包庇的意思。显然，乾隆帝对于整肃社交行为所引发的震动已有觉察，试图加以收拢。
　　然而几天之后，案件的调查出现巨变。对鄂善家人的审理，证明鄂善确有收受贿赂之事。而在直接审问鄂善时，更出现戏剧性的一幕：鄂善在皇帝引诱下承认收受银两，又在面临大辟时可能怕死，自食其言，否认受贿。此举把乾隆帝气得半死，马上颁发一道长谕，将此事始末披露于外，历数鄂善罪恶。
　　相较于交往不慎，“贪赃”事涉法纪，情节严重得多，更不必说“欺罔”这一藐视君主的大罪了。正是这些更大的罪名令乾隆帝改变了态度，不仅处死鄂善，还将仲永檀调任左佥都御史。
　　不过，虽然鄂善案尘埃落定，但仲永檀在另两项参劾上几乎是铩羽而归。大臣吊丧一事，仅吴家骐、陈浩两人被证实，均被革职；至于大学士张廷玉、徐本、赵国麟等人，“全属子虚”。乾隆帝说，你仲永檀当初也是听社会上的闲杂人员举报的，算了，这事不怪你，也就没有再追究。
　　虽然被处分的仅有吴家骐和陈浩两人，但仲永檀得到超擢，无疑令其他被参劾者蒙受了压力。被仲永檀参劾的大学士赵国麟上书：我们都是高级官员啊，因下级官员偶一举发得实，便对高级官员之小错施加处分，有违“尊尊”之义，不利于朝纲啊。
　　这一看法与乾隆帝在面对仲永檀奏折时的第一反应不谋而合。乾隆帝在朱批中称该意见“老成持重”，试图调和矛盾。
　　然而还未等到反击奏效，赵国麟就被给事中卢秉纯参劾。被参缘由为赵国麟庇护解任官员刘藩。乾隆帝抓住这一点，谕称：“较之仲永檀参奏之事，其过孰为重大？”命将赵国麟降二级调用，事实上宣布了赵的失败。
　　表面上看，赵国麟被惩，仲永檀形象得保，是治贪的胜利。其实，赵国麟降调后，乾隆帝曾专门就两案作出解释，抱怨“大小诸臣私心揣度，务为观望”，认为自己是“于事之当严者严之，而议事条陈遂相率而趋于严之一路”，原因在于言事者“居心并不以国事为重，以为善于迎合，即可以希冀升迁、保全禄位”。
　　朝臣议论乾隆失之过严，他先是引经据典证明自己不宽也不严、处理得正合适，然后话锋一转，批评大家私心踹度、善于迎合。可见，乾隆完全明白下面人在搞什么鬼，只是他玩弄权术、捍卫权威的本领，大过了治理贪腐的决心，这就注定了清朝之衰败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