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翻日历，蓦然发现一个让文化人百感交集的日子——五月四日，“五四”是青年的节日，更是诸多青年经历过的五彩斑斓却无法复制的历程，这恰恰与我正在细读的青年作家寇洵的几篇小说，在我的潜意识里交相辉映着：寇洵笔下的的青年形象，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早已经相去甚远，甚至说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物质环境、文化土壤、生存际遇，形象、气息、趣味等迥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与之同时，我还在内心深处做着“关公战秦琼”式的较量，假如说，寇洵笔下的王鸟、徐凯歌、“我”、王晓静们，活在“五四”时代的话，是不是也能成为高觉慧、涓生、子君、漂泊者汪中之类的人物呢？我想，这个是一定的。
　　然而，时光早已翻过将近百年，现代化的光泽早已经通体照耀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使得夜如白昼、古风荡然。物质的极大丰富，现代技术的日趋高端，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之时，也使得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过多地沉溺于物与欲，精神世界却日趋贫乏、逐渐荒芜。正如马尔库塞所分析，发达的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文明，物质生活享受程度逐渐提高，但人的“非人化”生存状态却日趋严重，生命个体已经难以维系自身固有的激情、想象与灵悟，人与人之间逐渐成为一架机器内相互配合的零件与零件的关系。
　　寇洵小说中的不少人物，与马尔库塞的论述不谋而合。
　　短篇小说《干点什么呢》（原载《都市》）中，“我”、王鸟、徐凯歌本是一张酒桌上彻夜而饮、“无话不谈”的“朋友”——中国古语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能坐在一起喝到微醺乃至酩酊的人，即便不是知己，但至少也应是相知熟稔、相互体贴之人。但在当今时代，这样的人之常情早已经面目全非，“我”、王鸟、徐凯歌三者之间远远不是“知己”，他们之间存在着太多的“隔”，太多的遮蔽，他们根本无法走进别人的内心，别人也休想进入自己的魂灵世界。他们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各怀鬼胎，在利用与被利用、利用与“反利用”的较量中“欢度”自己的光陰，完成各自在小说中的使命……
　　“我”和王鸟的亲密关系并未到此为止，在小说《做了一个梦》（原载《满族文学》）中，“我”和王鸟已经上升为“兄弟”关系，“我”甚至还为王鸟的人身安危而苦口婆心、殚精竭虑；但是，亲密如兄弟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了解与知心，小说的结尾，王鸟因为我的一个梦以及一句戏言而凶相毕露，声称要弄死“我”。以笔者之见，作者并非要讲述一个与少妇有关亦真亦幻的梦境故事，而是想借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折射现代社会看似亲密、热情背后的人性隔阂。熟人、朋友，甚至号称过命之交的结拜兄弟，他们之间，仅仅是为了某些利益而“亲密团结”在了一起，对于彼此心底最真实的想法，从未真正了解，也无力甚至无心去了解，这样仅仅是形式上的亲密，与同一机器上的不同零件又有何异呢？
　　《晚上有时间吗》（原载《昆仑》）与前两篇有着形式上的差异，内容上也有所不同；《干点什么呢》与《做了一个梦》以友情为主要载体，叙述方式以讲故事为主。《晚上有时间吗》侧重于爱情，但这爱情仅仅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与之对应的，此小说的演绎方式主要依靠“我”的心理活动。现实与幻境的变换，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一厢情愿的单恋故事，更重要的意图则是在揭示所谓的“爱情”游戏中，男女双方之间的陌生、隔膜与冷漠。这个看似温婉的故事，在精神气质上与《干点什么呢》及《做了一个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重在彰显那些看似温情背后的冷漠，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的朋友、知己，仅仅是认识你的人，却远远不是真正理解你的人。
　　寇洵的这三篇小说都以青年为写作对象，而且，此类的“青春叙事”占据了寇洵小说的绝大部分，现代视角之下的青春，显然与从“五四”时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七十年间的“青春叙事”，堪称大相径庭。寇洵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他舍弃了精妙的故事之皮，而直抵人性之核，直达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实质。
　　寇洵的小说温婉细致，语言风格韵致有味，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称得上心理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然而，若从女性批评的角度来看，这些小说仍然存在不少值得非议的地方，作者以及作者笔下的人物，尤其是男性人物，大多都还活在男权话语的“单色世界”里，无论是“我”还是王鸟，对于女性的态度尽管较之封建时期的士大夫们有着一定的进步，但依然未能完全逃脱对于女性的把玩、戏狎等消极意味。同时，在这些小说里，女性大抵都是弱者，是被保护、被追求、被臆想、被评说的对象，她们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丧失了话语权，仅仅是“被动”地完成了小说作者赋予她们的使命与任务。
　　在寇洵的青春题材小说中，我读出了一些《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味道，同样是一群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年轻人，同样是活在自身苍白贫乏的内心世界里，同样都想通过自身的挣扎与抗争试图去做一些改变，只是，与塞林格所传达的愤怒和焦虑的生命主题略有差异的是，寇洵更专注于观照现代人内心世界的隔阂与陌生，而这样的隔阂与陌生恰恰正是当前时代绝大多数青年人的心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