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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医院，除了民营的，向来有点清高，也不是不爱和媒体打交道，只是有主动宣传意愿的也就是那些争了“国内、国际第一”的医技、医学成果，特别是三级甲等医院，尤其是上海那些名气响的大医院。
不过，最近，上海三级甲等医院中“头把交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忽然“高调”起来，“不可思议”地联合上海市团市委，大张旗鼓搞了一次“秀”——医患角色互换。
就形式而言，这种“秀”不新鲜，至少前不久热播的医疗剧《心术》里的霍思邈已经“秀”过了。谁都知道，在医患关系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医疗机构盼望着多一份来自社会、患者的理解、支持和善意的初衷是美好的，但这样的活动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和效果？——这是人们心头的疑虑。
医患关系的紧张绝非简单事，其后有着深厚的体制病灶与社会病灶。这些年来，每有伤医、伤患的恶性事件发生，街头巷尾乃至媒体的深入讨论是免不了的，而那些深层原因也在这一次次的讨论中成了深入人心的“老大难”问题——一场“秀”到底能解开几个疙瘩？
医患关系的紧张，根子出在体制上，但矛盾却是在日常最为寻常的求医问诊过程中积聚起来的——瑞金医院的这场“秀”会不会沦为又一场浮云般的医患双方诉苦会？
其实，在这场“秀”中，《新民周刊》最想得到的解答是——在完全适应症状的解药暂时还没找到，或者有解药但短期内还没完全起效之时，医患双方对于改善彼此关系是否就真的难有作为？
“辛苦”——非医院最期待的感受
瑞金医院组织的这场医患角色互换活动，于6月12日至13日举行，虽然是两个工作日，但事先通过媒体向社会征集参与者却得到了积极响应，报名者众多，最终入选的30名上海市民的职业包括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与退休人员，年纪最长者年近六旬。
58岁的退休工人陈世琴告诉《新民周刊》，她是带着好奇来的，“社会上对医务工作者褒贬不一，但我始终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个行业还是神圣、崇高的。不过，我一直没有亲眼见过。”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小伙子周超异则直言不讳：“我就是想来寻找答案，看看医患纠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女青年叶蔚炫对“看病难、看病贵”颇为不满，她说，每次看病都要排很长时间队伍，太耽误事情，好不容易见到医生，几分钟就问诊结束了。“我就想知道，医生是不是真的压力那么大？虽然常听说，但我想以医生的角色亲自体验一下。”
与这几位带着新奇与问题而来的体验者不同，上海市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班女生王凯俐的父亲是上海胸科医院的医生，母亲是胸科医院的护士，周超异们的感受在王凯俐看来并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她早已司空见惯，“情况就是这样的呀！”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子女，王凯俐对当前的医患关系自认为早已看透，心态因此很平和。她只是很不解，为何父母坚持不同意她报考医科大学。
这4位体验者6月12日一早五六点钟就起床出发，7点左右陆续赶到瑞金医院，他们与另3名体验者被分配至内分泌科病房，其他23名体验者则进入其他科室体验。
这么一场“秀”，难免让人担心：组织者会不会事先在院内打好招呼，只呈现有利于医务工作者形象的一面。对此，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杨伟国对《新民周刊》言之凿凿，“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准备，我们也不怕承担暴露医院问题的风险，因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除了加强医患沟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体验者帮我们寻找问题，以利于我们总结提高。”
体验的第一项是医生们每天早上例行的交接班。周超异们7人穿上白大褂、挂上实习医生的胸牌于7点20分进入内分泌科病房，今天他们跟随的对象是主治医师苏颋为。
苏颋为也不把体验者们当外人，当着他们的面，对科室人员再三强调：入院记录要尽可能让患者本人签字，而不是家属或者委托人。这样做，当然为的是规避风险。苏颋为对每一名病患的病情、情绪乃至家庭背景都询问得非常仔细，但此时与他坐在一起的外行体验者们对这一切听得看得云里雾里。
接着是查房。内分泌科是瑞金医院在业内的知名科室，用苏颋为的话讲，“来我这里的都是疑难杂症。”内分泌科病房共有60张床位、20个床位医生，除了治病，这里还承担着另两项重要任务——教学与科研。苏颋为告诉记者，该科室每年都有约四五十名进修医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在全院，各科进修医生全年量在300名左右，眼下内分泌科就有7名进修医生。
见到主治医师，每一名住院病人都期望与苏颋为多聊几句，而他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并对进修医生现场教学。周超异感到惊讶的是，怎么对每个病人的病情，甚至指标数据，苏颋为都烂熟于心。
不过，体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是没能听出什么门道来。在病房内跟随查房半个多小时，一些体验者就不耐烦了，有些人一脸茫然，有些则开始找墙角、床沿倚靠。护士们看在眼里，笑着窃窃私语：“这才体验多久呀，就累得站不动了，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呢！”
无需医生与护士多言，体验者们经过一轮交接班与查房已经体会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在随后举办的活动仪式上，30名体验者一聚到一起便对此感慨不已。
严肃，瑞金医院党委书记，显然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幕，他在致欢迎辞时对体验者们说，体会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并不是这次活动的最关注之处，他们更期望体验者们由此获得对医学的正确认识。“医学是一门有缺陷的学科，很多病痛无法治疗，但是人们对此不是很理解，有些病人认为花了钱就应该能看好病。”严肃说，医生对此其实也很痛苦很无奈，“期望体验者们深入体验，让医务人员与社会能走得更近”。
对于查房时重复不断的沟通，有体验者不解，问苏颋为：“你这样不厌其烦有什么用，病人未必听得懂。”
苏颋为不以为然：“她必须听懂，事关她的健康。”他继而对记者举例以证明这种沟通的必要性。“有一种药美国产，名叫米菲司酮，药价并不贵，是一种堕胎药，但我却可能给内分泌病人用。如果我把这药给一个七旬老汉用，风波很可能说来就来。病人或家属很可能会投诉，而媒体标题可能会这样写：‘无良医生给七旬老汉用避孕药’。” 当然你说的贵的问题可能涉及过度治疗，我想在各个医院都有可能，我们医院也在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不过，开药多的问题有时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也可能与药物包装有关，中国配药以前有分包装，但现在必须整盒。
《新民周刊》：你觉得患者对你们误解最大的是什么？
杨伟国：戒心太重，总认为医者不负责任。这种心态也不是无缘无故，因为他们接受到了太多的负面信息让他们丧失了对医者的信任。我们经常发现患者上午在瑞金医院看病，下午又到华山医院再看，如果诊断结果一样，他信，如果不一样，他还要到第三家医院去。现在有关机构正在研究信息联网，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可以再重复检查，浪费医疗资源。
《新民周刊》：红包与回扣的问题在瑞金医院存在吗？
杨伟国：红包不可避免，总是会有的，尽管是个别现象。我们也在想方设法杜绝。至于回扣问题，有专家认为这是医务人员价值不能被公开透明承认导致的市场通过商业贿赂的变相承认，但我们认为商业贿赂会导致大处方，因此必须治理。不过，回扣比较隐晦，台面上很难发现，我们不一定抓得到证据，只要发现可疑迹象就会采取措施，一个多月前医院发现一个医药代表盯着医生宣传自己代理的产品，于是立即停用该产品。
《新民周刊》：传闻医生开什么药都会有回扣？
杨伟国：这不可能，国外药企比较规范，国内企业比较盛行回扣做法。治理回扣对医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不是说没有办法，比如设置用药排行榜，哪个医生用某类药过多，就可以去深入调查是否有猫腻。
《新民周刊》：对医患纠纷，医院有什么话要说？
杨伟国：希望整个社会包括医患双方都能把住法律的底线，当然现在还提倡第三方调解，但问题是患者不但不相信第三方，还不相信法律，他只相信拳头，相信闹，造成医院的被动。不相信法律，这不单单是对医疗行业的威胁，这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
医学是一门有缺陷的科学，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规律，大部分患者是能接受的，但有些情况下有偶然性，比如年轻人猝死，家属就很难接受，由此导致医患纠纷，我认为，生命健康教育是必需的，而且应该从中学时期就开始灌输。
《新民周刊》：两天的病患角色互换很短暂，其实更多是一种传递互相理解的信息形式而已，但也确实有些启发，比如改善医患关系，医院并不是难有作为的。
杨伟国：是的，比如引入社区力量到医院充当导医等志愿者。我们今年计划引入音乐学院的音乐志愿者，在就诊大厅演奏合适的钢琴曲目，给患者营造一个舒缓的就诊环境。
《新民周刊》：您还有什么想对患者说的？
杨伟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也需要您的加入。
不过，最近，上海三级甲等医院中“头把交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忽然“高调”起来，“不可思议”地联合上海市团市委，大张旗鼓搞了一次“秀”——医患角色互换。
就形式而言，这种“秀”不新鲜，至少前不久热播的医疗剧《心术》里的霍思邈已经“秀”过了。谁都知道，在医患关系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医疗机构盼望着多一份来自社会、患者的理解、支持和善意的初衷是美好的，但这样的活动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和效果？——这是人们心头的疑虑。
医患关系的紧张绝非简单事，其后有着深厚的体制病灶与社会病灶。这些年来，每有伤医、伤患的恶性事件发生，街头巷尾乃至媒体的深入讨论是免不了的，而那些深层原因也在这一次次的讨论中成了深入人心的“老大难”问题——一场“秀”到底能解开几个疙瘩？
医患关系的紧张，根子出在体制上，但矛盾却是在日常最为寻常的求医问诊过程中积聚起来的——瑞金医院的这场“秀”会不会沦为又一场浮云般的医患双方诉苦会？
其实，在这场“秀”中，《新民周刊》最想得到的解答是——在完全适应症状的解药暂时还没找到，或者有解药但短期内还没完全起效之时，医患双方对于改善彼此关系是否就真的难有作为？
“辛苦”——非医院最期待的感受
瑞金医院组织的这场医患角色互换活动，于6月12日至13日举行，虽然是两个工作日，但事先通过媒体向社会征集参与者却得到了积极响应，报名者众多，最终入选的30名上海市民的职业包括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与退休人员，年纪最长者年近六旬。
58岁的退休工人陈世琴告诉《新民周刊》，她是带着好奇来的，“社会上对医务工作者褒贬不一，但我始终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个行业还是神圣、崇高的。不过，我一直没有亲眼见过。”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小伙子周超异则直言不讳：“我就是想来寻找答案，看看医患纠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女青年叶蔚炫对“看病难、看病贵”颇为不满，她说，每次看病都要排很长时间队伍，太耽误事情，好不容易见到医生，几分钟就问诊结束了。“我就想知道，医生是不是真的压力那么大？虽然常听说，但我想以医生的角色亲自体验一下。”
与这几位带着新奇与问题而来的体验者不同，上海市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班女生王凯俐的父亲是上海胸科医院的医生，母亲是胸科医院的护士，周超异们的感受在王凯俐看来并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她早已司空见惯，“情况就是这样的呀！”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子女，王凯俐对当前的医患关系自认为早已看透，心态因此很平和。她只是很不解，为何父母坚持不同意她报考医科大学。
这4位体验者6月12日一早五六点钟就起床出发，7点左右陆续赶到瑞金医院，他们与另3名体验者被分配至内分泌科病房，其他23名体验者则进入其他科室体验。
这么一场“秀”，难免让人担心：组织者会不会事先在院内打好招呼，只呈现有利于医务工作者形象的一面。对此，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杨伟国对《新民周刊》言之凿凿，“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准备，我们也不怕承担暴露医院问题的风险，因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除了加强医患沟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体验者帮我们寻找问题，以利于我们总结提高。”
体验的第一项是医生们每天早上例行的交接班。周超异们7人穿上白大褂、挂上实习医生的胸牌于7点20分进入内分泌科病房，今天他们跟随的对象是主治医师苏颋为。
苏颋为也不把体验者们当外人，当着他们的面，对科室人员再三强调：入院记录要尽可能让患者本人签字，而不是家属或者委托人。这样做，当然为的是规避风险。苏颋为对每一名病患的病情、情绪乃至家庭背景都询问得非常仔细，但此时与他坐在一起的外行体验者们对这一切听得看得云里雾里。
接着是查房。内分泌科是瑞金医院在业内的知名科室，用苏颋为的话讲，“来我这里的都是疑难杂症。”内分泌科病房共有60张床位、20个床位医生，除了治病，这里还承担着另两项重要任务——教学与科研。苏颋为告诉记者，该科室每年都有约四五十名进修医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在全院，各科进修医生全年量在300名左右，眼下内分泌科就有7名进修医生。
见到主治医师，每一名住院病人都期望与苏颋为多聊几句，而他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并对进修医生现场教学。周超异感到惊讶的是，怎么对每个病人的病情，甚至指标数据，苏颋为都烂熟于心。
不过，体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是没能听出什么门道来。在病房内跟随查房半个多小时，一些体验者就不耐烦了，有些人一脸茫然，有些则开始找墙角、床沿倚靠。护士们看在眼里，笑着窃窃私语：“这才体验多久呀，就累得站不动了，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呢！”
无需医生与护士多言，体验者们经过一轮交接班与查房已经体会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在随后举办的活动仪式上，30名体验者一聚到一起便对此感慨不已。
严肃，瑞金医院党委书记，显然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幕，他在致欢迎辞时对体验者们说，体会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并不是这次活动的最关注之处，他们更期望体验者们由此获得对医学的正确认识。“医学是一门有缺陷的学科，很多病痛无法治疗，但是人们对此不是很理解，有些病人认为花了钱就应该能看好病。”严肃说，医生对此其实也很痛苦很无奈，“期望体验者们深入体验，让医务人员与社会能走得更近”。
对于查房时重复不断的沟通，有体验者不解，问苏颋为：“你这样不厌其烦有什么用，病人未必听得懂。”
苏颋为不以为然：“她必须听懂，事关她的健康。”他继而对记者举例以证明这种沟通的必要性。“有一种药美国产，名叫米菲司酮，药价并不贵，是一种堕胎药，但我却可能给内分泌病人用。如果我把这药给一个七旬老汉用，风波很可能说来就来。病人或家属很可能会投诉，而媒体标题可能会这样写：‘无良医生给七旬老汉用避孕药’。” 当然你说的贵的问题可能涉及过度治疗，我想在各个医院都有可能，我们医院也在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不过，开药多的问题有时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也可能与药物包装有关，中国配药以前有分包装，但现在必须整盒。
《新民周刊》：你觉得患者对你们误解最大的是什么？
杨伟国：戒心太重，总认为医者不负责任。这种心态也不是无缘无故，因为他们接受到了太多的负面信息让他们丧失了对医者的信任。我们经常发现患者上午在瑞金医院看病，下午又到华山医院再看，如果诊断结果一样，他信，如果不一样，他还要到第三家医院去。现在有关机构正在研究信息联网，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可以再重复检查，浪费医疗资源。
《新民周刊》：红包与回扣的问题在瑞金医院存在吗？
杨伟国：红包不可避免，总是会有的，尽管是个别现象。我们也在想方设法杜绝。至于回扣问题，有专家认为这是医务人员价值不能被公开透明承认导致的市场通过商业贿赂的变相承认，但我们认为商业贿赂会导致大处方，因此必须治理。不过，回扣比较隐晦，台面上很难发现，我们不一定抓得到证据，只要发现可疑迹象就会采取措施，一个多月前医院发现一个医药代表盯着医生宣传自己代理的产品，于是立即停用该产品。
《新民周刊》：传闻医生开什么药都会有回扣？
杨伟国：这不可能，国外药企比较规范，国内企业比较盛行回扣做法。治理回扣对医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不是说没有办法，比如设置用药排行榜，哪个医生用某类药过多，就可以去深入调查是否有猫腻。
《新民周刊》：对医患纠纷，医院有什么话要说？
杨伟国：希望整个社会包括医患双方都能把住法律的底线，当然现在还提倡第三方调解，但问题是患者不但不相信第三方，还不相信法律，他只相信拳头，相信闹，造成医院的被动。不相信法律，这不单单是对医疗行业的威胁，这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
医学是一门有缺陷的科学，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规律，大部分患者是能接受的，但有些情况下有偶然性，比如年轻人猝死，家属就很难接受，由此导致医患纠纷，我认为，生命健康教育是必需的，而且应该从中学时期就开始灌输。
《新民周刊》：两天的病患角色互换很短暂，其实更多是一种传递互相理解的信息形式而已，但也确实有些启发，比如改善医患关系，医院并不是难有作为的。
杨伟国：是的，比如引入社区力量到医院充当导医等志愿者。我们今年计划引入音乐学院的音乐志愿者，在就诊大厅演奏合适的钢琴曲目，给患者营造一个舒缓的就诊环境。
《新民周刊》：您还有什么想对患者说的？
杨伟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也需要您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