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先生匆匆离世让我们心碎，中国教育界少了一位学术大师，少了一位对众多后学倾力提携的德高望重的长辈。对我来说则又加了一层深深的遗憾，我多次去看望他主要是请教学术问题，从来没有正式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诚盼黄老师在天国能听到我向他倾诉的心声。
　　黄先生是一位对我一生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师长。我在读大学本科时，他为我们班开设了老解放区教育、毛泽东教育思想等专题研究课。1964年我毕业留系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曾在一起劳动改造（我始终尊他为“黄老师”）。1979年我又有幸被调到了黄先生所在的教育学教研组，从此便有了进一步向黄先生讨教的机会，开始与黄先生结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不解之缘。他给予了我慈父般的关爱、教诲和指导。
　　一、启发我如何为人处事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两次面临专业方向的再选择。一次是1982年，系领导决定推荐我去美国专攻教育哲学。当时我一方面很想得到这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我的教学论研究方向而去开拓一个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所以十分犹豫。第二次是两年后，系领导鉴于当时教育系从事教学论研究工作的已有多位教师，再次动员我转专业研究方向。我请教了黄老师，他认真听了我的述说，了解我的困惑后，没有直白告诉我取此舍彼，而是启示我如何去寻找思考问题定位的坐标而不至于为眼下短暂利益迷住了双眼，影响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系里评职称时，我自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已达到了条件，申报副教授职称应该没有问题，我也当仁不让。但因为指标紧张，有人劝我从全局考虑能否放弃这次职称申报，让给他人，当时我想不通，还给系学术委员会写了一封信。黄先生拿着我的那封信找我做工作，他语重心长的促膝谈心让我懂得了如何学会宽容、学会谦让，懂得了“为人正、为人真”的内涵，懂得了应如何真诚地去关爱他人而在群体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尽管这一“让”影响了后来我解决正高职称的时间，但我无怨无悔，是黄先生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就是一个楷模！
　　1992年，基于“人缘关系好”，我这个没有任何干部经历的副教授，突然被推上了北师大教育系系主任岗位。当时，领导班子中另三位副系主任劳凯声、史静寰和冯晓霞都是讲师，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不到42岁（我那年49岁）。说实在话，当时接这个活底气很不足。黄先生鼓励我们只要做到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一碗水见底”，大胆去做就一定能做好。我们很认真很敢干，也有很多新思路，常常几分钟就可以拍定一件大事，但带来的问题是工作粗漏不细，尤其是不会做人的工作。以黄先生为首的系里一批老教师成为我们的依靠，给了我们大力支持，为我们摆平诸多难事，使得系里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黄先生带头参加系里组织的所有集体活动，比如那年红五月歌咏比赛，他和许多老先生积极参与，结果教育系获得了全校一等奖。四年多的系主任经历，我当作是自己人生的一个磨炼。当我遇到难处、受了委屈时，我常会找黄先生倾诉，向黄先生求教，他总是耐心为我排解，给我安慰。正是黄先生和一批老先生的激励和支持，我们将工作做得还算有声有色，这一点被广为传扬。记得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陆有铨教授笑着对时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的施良方教授说：“您和裴老师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有黄济先生等一批老前辈的支持。”学习黄先生崇高的人品和境界，这是我逢年过节均带领我的学生去看望黄先生的根本理由。
　　二、引导我确立并开拓了教育研究方法这一专业方向
　　学会如何做教育科学研究，这是每一个年青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早在1987年，黄先生要我围绕教育研究方法写文章并参加在北师大召开的教育基本理论的年会，我遵嘱写成“谈谈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一文，他亲自和我逐字逐句讨论修改，此文后来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基于方法论对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黄先生提示我将教育研究方法作为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年多访学的两个研究议题之一（另一议题是研究美国的教学理论流派），我出国临行前他还亲自写条幅赠我。学成回国后他又亲自为我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一书（199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作序。继后，他又让我承担了《现代教育论》一书中关于教育研究方法共3章的撰写。正是黄济先生睿智的思想成就了我教育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向。
　　在教育研究方向这一领域，鉴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的现实，黄先生要我站在高位总体关注研究的重大前沿问题。诸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及其坚持与发展问题，教育科学的性质及研究方法的特点问题，关于教育对象——人的研究的复杂性和随机性问题，对历史遗产和外国经验的批判继承和借鉴问题，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问题，等等。我们曾多次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以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问题。黄先生指出，不站在哲学方法论的视角思考问题，就会就事论事，就不能很好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方法论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一般方法与具体方法的关系及中外古今的关系等当前教育科研中的重要问题。
　　黄先生总是与时俱进，站在学术前沿。他提醒我要关注研究方法的多元、综合的发展特征，关注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关注心理学、脑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影响和有关研究方法的移植。正是黄先生的点拨，以及他的教育哲学观，助我在教育研究方法这条路上一步步前行。
　　三、对主体教育实验研究的帮扶
　　始于1992年的我所主持的主体教育实验研究，始终得到了黄先生的倾力指导。他多次亲赴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天津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以及北京的几所实验项目学校进行指导。他的报告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为节省科研经费（仅2万元的项目科研经费要维系三年的研究），黄先生和我们一起坐火车挤地铁乘大巴，住简陋屋子。一次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调研，黄先生坚持要随我一起骑自行车去，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对他说“不”。实验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为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朴素的衣着、谦和的话语而深受感动。只要他在场，我们也就感到有了主心骨。 　　黄先生得知主体教育实验研究被批准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非常高兴，亲自出席了2002年5月25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主体教育与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开题论证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有王策三、王道俊、韩庆祥、腾纯、文喆、谢维和、连秀云、赖德胜、许燕、郝京华等众多专家学者，10所高校、3所科研单位及91所中小学代表参会。黄济先生为大会做了“主体教育研究应关注人的社会性和坚持辩证思维”的重要报告。他首先表明了他反对纯自然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重申对“什么是教育”的理解，强调要关注人的社会性。在此基础上，围绕课程的分科和综合、怎样认识和评价班级授课制以及师生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黄先生的报告充满了辩证法。他认为，小学的学科，是一定能综合的，到了高中就需要以分科为主，以后到了大学，学科又是一种高级的整合，恩格斯讲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希望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非此即彼。就班级授课制的改革问题，黄先生告诫要重视历史，好好判断分析，做到改革要适宜要稳妥。要弘扬学生主体性，但这个过程不是任意的，不是自发的，需要教师很好的指导。最后，黄先生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重视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三是搞主体教育实验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黄先生分析，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教师的水平也有不少的反差。因此，虽然我们有了上位的高层的指导思想，但在做的过程中，要时刻牢记联系实际，脚踏实地，做稳做好。
　　我们的主体教育实验正是在黄济、王策三、王道俊先生等前辈倾心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八月家人转告，黄济先生几次打电话找我。我出差回来后立即去他家。原来他急于想了解关于学派的建构问题，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叶澜教授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学派。我认为中国是到该出学派的时候了，否则不会带来理论研究的繁荣。黄先生听后又进一步追问了主体教育实验的情况。当听我介绍到一个大的团队，近年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所做的研究，研究成果扎根在土地上，尝试从主体性发展到“三力”模型（即决策力、领导力、学习力）构建中国基础教育未来发展之路时，他非常感兴趣，希望我们在扎根实践的同时要注意不断形成和提炼新思想新观点，他希望我抽时间多给他聊聊研究的进展，离开他家时他还将他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从这次深谈后我立即开始着手一方面继续向下扎根，另一方面加大对研究的向上系统总结梳理。遗憾的是以后再也不能得到黄先生的指点。
　　黄先生的学识、人品是一座丰碑。黄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爱在我心中永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杰出教授）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