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寻在日本已经做到了大阿阇梨，是认可的传授佛教规仪的最高级别人士。唐宋时期有“大和尚为父阿阇梨为母”的说法。作为天台宗的信徒，他也一直想参拜心目中的圣山。可惜，历经申请未获批准。到了62岁的时候，老成寻下定决心搭乘宋日贸易的船只偷渡来到了宋境。船只属于宋人，船长并未觉得有何不妥。事实上，抵达宋境后，船长还负责安排了成寻一行的住宿。这一点和现代负责偷渡的蛇头有天壤之别，据说现代蛇头为了怕海关缉拿，看到官方船只甚至会把偷渡者抛弃到海里……
　　作为偷渡者，老成寻怕引起麻烦，在日本港口时躲藏在舱里。一离岸他就获得了自由，和他作对的只剩了天气。然后他也很顺利地抵达了杭州湾，心安理得地和上船做生意的小贩进行贸易，购买了日本见不到的荔枝（其实成寻买的是荔枝干，被他误认为是荔枝）、樱桃和糖饼津津有味地品尝。船只沿杭州湾一路西进，从水门进入杭州。他向负责审查的问官提交了申请书，无疑是入境和参拜事宜。没有看到任何刁难，他被安置到了一家商业区的客店。

去杭州瞧个热闹

　　所以我鼓励大家即使没有事先准备文书证件也不妨一试。宋境内还是相当开放和友善的。在接下来的等待签证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没有发现成寻过着丝毫受拘束的生活。没有人限制他的行动，他和属下们好奇满满地游走在杭州的商业街区，还观看了当地的市民的一个节日，按照时间来推算，该是当年的立夏。市民们家家悬挂了琉璃灯，有女人弄琴吹笙，或作舞，或打鼓，还有杂耍，以及游行队伍。南北三十几个街区，每个街区内大路小路上百千种买卖，成寻四处游走，还很开心地去茶馆喝了茶。
　　成寻见到的杭州还是北宋中期的，宋朝刚开始经历王安石的变法，杭州也没有成为南宋的临安。同是成寻来到杭州的这一年，苏东坡被从京城外调来到杭州做了杭州通判。这是他笔下的杭州西湖：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
　　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苏东坡看到的杭州是一派小清新的景象。因为盛名，苏东坡在杭州的日子还是天天忙于应酬，于是戏称杭州是“酒肉地狱”。根据我对苏东坡的了解，喜爱美食和热闹的他应该不会很介意有那许多酒肉的地方是个地狱吧。老成寻在异国最初的日子里也是和同在一座城市的苏才子一样逍遥，享受美食和种种都市才有的便利。
　　他见到了驴，我很怀疑当时日文里没有这个字，因为他的记载是“兔儿马”。他兴致勃勃地观察这种小个子马匹：“见兔儿马二匹，一匹负物，一匹人乘。马大如日本二岁小马，高仅三尺许，长四尺许，耳长八寸许，似兔耳形”。借着成寻的记载，我们也印证了马匹在宋境内确实稀缺。 　　身为一个造访异国的旅行者，他兴致勃勃地记载了日常琐碎事项：购买了袈裟、各色袍子以及雨天用的斗笠等物；去了一次澡堂；试着乘坐了轿子；宋境内的饮食都放在金银的器皿里，比如前文提到的1文钱一盏的茶，也是用银器承载的，真是 “不可思议”。但是通过孟元老的《京都梦华录》我们得知，宋代都市内用金银器皿是寻常事件。甚至你想在家请客，店家送来外卖的同时也会奉上银器方便宴会使用，等到宴罢再派人回收。
　　《京都梦华录》记载的是北宋末年汴梁的繁华。成寻见到的还只是那段繁华之前50年一个东南都市的面貌。大概100年后，还有一个人会经过这里：陆游，在宋孝宗乾道五年也就是公元1170年从家乡绍兴出发，途径杭州西去四川做官。他也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程，就是中国最早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通过《入蜀记》，我们得知，作为南宋实际上的首都，杭州已经变得异常拥挤。有理由认为陆游在《入蜀记》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失落和压力情绪，固然有对仕途不顺的嗟叹，杭州本身的嘈杂和拥堵也应该有所影响：陆游等待出杭州用了两天，坐在船里和涌进金门水门内同样命运的船只一起等候放行。他所面临的拥堵程度超过了现代都市被抱怨有加的高速公路。

签证事宜

　　杭州的公移，也就是护照加签证，在老成寻来到杭州后的第十天递交到了成寻手里。通过这份公移和后续事件可以看出老成寻的老于世故和外交伎俩。成寻获得的签证是在某个通晓日文的人士的陪同下前往天台烧香，并且说明很快就会回到杭州并从杭州出国。我推断他就是这样申请了的，而没有一次递交自己所有的行程。详细的行程单是当代华人申请旅行签证所必须提供的资料了吧？正如我之前表示的，宋朝境内洋溢着一种宽松的气氛，成寻获得的幸运高过他唐代的前辈圆仁，也好过他在本国政府所获的。

　　公移虽说具有护照加签证的功能，却比现代护照签证要啰嗦一些。现代护照是有照片的，并且随着科技进步已经实现在出入境时节可以通过联网系统核对身份。我太太就曾经经历过海关复核身份，据说就是因为名字和某一限制进出境的人相同。但是很快就证实实际上并非同一人，所以很快地就被放行了。唐宋时期没有照相技术，无法颁发现代技术手段的公民身份证或者护照。这给了当时某些身份识别文件以很大的空子，比如僧人的身份证书：度牒。度牒最后就是可以买卖的，并且这买卖过程公然出现在数学书籍里。另一个恶例是小说里的，大概大家都熟悉，就是《西游记》中说的陈玄奘的父亲的故事，他被一个贼人加害了，贼人居然也就拿着他的委任状前往他打算前去的县上任做官去了。
　　因为老成寻新鲜地对待每一件事，他的抄录使得我们今天得以大致还原出宋代公移是一副如何的面貌。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文件作假，公移采取了当时最高的技术手段。第一，公移的记载事无巨细统统记入，包括成寻的来路、目的、陪同人等。第二，沿用唐制，公移至少会有4个官员签字或者画押。
　　详细的记载可以用于盘问，细节越多越不利于假冒者。另外，各地州县的府衙，除了六部管理地方军政、户口、农工这样的实质性事务之外，都设有一个与六部相比不逊色的常务团队，专门用来管理和验证公署文件上的印押。他们会熟悉每个临近州县的管理人员的印章和签名字迹，用来核对公文的真实性。《水浒传》中有个情节，为了救宋江，吴用叫人私刻了蔡太师的章，却被识破，差点误了许多人的性命。
　　老成寻到了天台山，又发出了申请。这次是请求在天台山国清寺常住的，期间是3年，申请要发给天台山所在的台州府。他很快就得到了台州府的回复：批准。这份公移同时给出了两份，因为除了给成寻一行留在天台的许可，公移还要负责那个陪同翻译的回程。顺带说一下，那个翻译是个来往于日宋间的商人。他从事日中贸易，能够做翻译，叫作通事。这个商人兼通事正好也要前往国清寺为自己的母亲烧香，他不会像成寻那样滞留那么许久，烧完香领了新的公移自顾自地就回杭州了。
　　成寻的好运却才开始，因为宋神宗的圣旨很快就到了——皇帝给成寻一笔路费，让他进京。诏书要求沿途州府给予成寻特殊照顾，这个特殊首先表现在了他见到了宋境内稀罕的物品：他见到了真正的马匹，“和日本国内的马匹一样大呀”，他记载到。

钱币以及兑换

　　宋神宗给成寻带来了一笔巨额的费用，按照成寻的记载是200贯。稍微换算一下，这笔赏赐如果是货真价实的铜钱，大约有1吨重。
　　从唐代的开元通宝开始，钱币在中国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1两的十分之一重，合现代40克左右。唐宋的1斤是640克左右，1斤是16两，所以一两正好有10个铜钱。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历经刀币贝币蚁鼻钱等各种不规则形状的货币以及丝绸帛布等的代货币形式后，唐朝制定的铜钱因为它讨喜的重量，很偶然又很迅速地赢得了世界。金属货币的最大性能是无限可分，古罗马和波斯流行过的银币就会在流通过程中被经手商人用刀刮削，这个动作也直接成为后代剥削一词的来源。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伪劣产品会充斥市场，劣币的出现最终会让钱币的接受度大打折扣。但是从开元通宝开始，中国钱币有了一个很容易辨识的特性，那就是份量。
　　中国的1斤合10两是现代产物，传统上是16两。而比两更小的单位是锱铢，分别是十二进制和二十五进制的单位，天知道它们是如何出现的，反正用了很长的时间。直到经过唐朝的标准化以后，锱铢这样的单位不见了，1两有了个十分方便的子单位：10钱。铜钱的分量没有再改变过。铜钱也在中国取得了货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一直到1500年后铜钱取消，它的分量和形状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有更替的政权铸在钱币上的年号。不同的年号的货币都被接纳了，即便朝代变换过。甚至有证据表明越南和日本铸造的钱币也一样可以通用。从这意义上来说，中国及周边汉化国家的历史称作是铜钱货币的历史也不为过。 　　宋代正是中国铜钱需求大爆发的时期，随着铜钱被普遍接受用于贸易，宋境内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巨大的帝国境内通用着同一种通货，意味着物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巨大的市场对铜钱的需求也是巨大的。据记载，历史上铸造铜钱最多的朝代就是宋代。虽然有着巨额的造币量，宋朝仍然面临着钱荒，因为大量的钱币被运载去了海外，一方面购入大宗的香料和奢侈品，一方面它们就留在了当地，作为当地富豪们储值的手段。成寻来到中国的日子，铜钱对于日本竟然仍是件稀罕物品，他带到中国的支付手段是沙金和银锭。更有甚者，他还带了好些小刀，因为日本小刀作为酬谢用的礼品很受宋人的欢迎。欧阳修曾经就拿到过一把日本刀，把玩后写诗说：宝刀出自日本国。
　　如果你是打算入宋境做生意的则更需熟谙此道。比如成书于中国元代的高丽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就教高丽人用贩卖马匹得来的钱，去山东境内购买丝绸后带回高丽境内贩卖。成寻无从得到宋钱，只能带了金银，并且和船长和客店老板兑换了许多铜钱用于境内消费。
　　随着宋朝的繁荣，铜钱的量已经跟不上市场的需要了。所以我们知道宋境内发生了两件事：省陌和纸币。省陌是件让刚开始接触宋代经济的人都会头痛的制度：“一贯”的字面解释是1000枚铜钱，也就是1000文，但是实际使用中只要770枚铜钱就会被当作一贯使用，可见铜钱的缺如。这还不是最让不熟悉风俗的人最头痛的地方——770文当一贯是官方行情，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不同行业的行情居然也不一样，有些只要720文，鱼肉蔬菜可能只要700文就算一贯，而字画买卖居然是500文当一贯的。
　　所以我很怀疑神宗的赏赐是否是铜钱，抑或只是纸币。到了南宋，纸币会演化成完全的辅币形式，只以小额一文到十文出现；北宋年间的纸币还是可以看到一贯这样的大票面的。纸币被叫作钞，或者楮币，铜钱有时也被叫作“见钱”，意思是看得到的钱，这个词汇也是现钱的来源。考虑到铜钱的重量，我倾向于认为成寻收到的是纸币，或者部分是纸币。

熟悉道路网

　　老成寻得到些钱后，收拾行装开始上路。开封在台州西北方向，现在通过Google地图，我们可以得知走宁洛高速合1151公里，开车大概12个小时20分钟，如果有直飞，这个距离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航程。我有个同学今年十一长假开车从开封奔赴上海，停了一晚合肥第三天晚间也就到了。十一已经是现代中国境内最堵的时期了，而宋代的这段旅行却花了老成寻63天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路线吧。
　　在宋代中国境内的旅行可以称作是当时世界上最轻松的旅行了吧。交通设施经过历代的整治，到了宋代已经十分完备，堪称便利。首先从西向东横穿境内的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都是通航的，提供了最大的航运能力。但是运力最繁忙的恰是贯通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唐宋运河体系。大概相近纬度的物产也差不多，农业社会对南北交通的需求恐怕会比东西向的更大，所以一旦汴河在隋代被又一次开通以后，马上就变成了境内最繁忙的一条河流。大宗江南的物资过江在扬州集结后北上，由徐州入汴后源源不断涌向西部和中原的政治中心。
　　现代有人出书说世界历代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都是统一的，比如威尼斯、巴黎、柏林，二战后才首次分离，政治中心在美洲而经济中心在亚洲。其实这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似乎中国很早就出现过，而且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很多朝代都是如此。
　　宋境内运力最大的是运输成本最低的水运，当然速度也有所限制。尤其是各水系之间还有水位落差，需要人工干预管理。宋境内为此建立了许多水闸和堰坝，虽然保证了运河的通畅，但是也大大地减低了行进的速度。成寻当然依然兴致勃勃，这么许多的堰闸也被当作稀罕物事一一记录了下来：他的船一早五六点就出发，夏历八月份天很早就亮了；中午十一二点到达长安镇，当地官员一两点出现，并且请老成寻在长安亭喝茶；三四点钟的光景才开始开闸放船，等船进第一道闸之后就关闭，第二道闸开启，船进入第二道闸和第三道闸间后，再关二道闸开三道闸，3道闸门控制着5尺左右的水流落差，合1.5米左右。同样是长安镇，处理上水和下水的船只的方式在当时并不相同。河流在当地被分作两处，回来的时候他走的是另一端的堰坝。因为是从下水往上水走，所以是被牛拖上坝的。

　　如果看五代或者北宋人画的《闸口盘车图》，可以知道，宋代水闸和现代葛洲坝这样的大坝的水闸通航原理没有任何区别，不一样的是所用动力的差别。现代的大坝当然是使用电动发动机从闸间抽放水或者向闸间注水以改变闸内的水位，过去的盘车所实现的就是同一功能，这个盘车和农民田间劳作时候踩得水车的原理也是一致的。
　　水道的堤岸上通常会有旱道，而且往往也是主干道。而旱道在缺乏水道的境况下又是无法避开的，只是宋人不太喜欢旱路，更加喜欢坐船，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下船走路。苏州人范成大从故乡去桂林做官，一路几乎都坐船，直到江西境内有段水路断航才走陆路。再一次走陆路是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秦始皇征伐南越开通的灵渠帮他一直到达了几乎山顶的位置，但是翻山仍需要走路。就这样帝国境内往往几千里的行程，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是需要走路的。
　　北宋的水陆两路遍布港口驿站，旱路一路竖立着里堠，一直通去已知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山间田野内仍旧是通到各个村寨的小路，到过江南水乡的游客还会对交织的河汊印象深刻，这就属于帝国交通的支血管了。更有一干山间不知名的细道，现在已经成了徒步者的最爱，实际上是些名不见经传的路线。虽然现在这些细道往往表以天下第一关或者将军谷等名目，但毕竟不过是些野道。它们在宋代就是没法保证人身安全的路径了，游客一定要当心。

选择交通工具

　　河流内遍布船只，道路上都是车马，这就是我对宋代路况的第一印象。比如老成寻刚到汴京，先是对运粮船只发一声赞叹：“汴河左右前着船不可称计，一万斛、七八千斛，多多庄严大船，不知其数，两日见过三四重着船千万也。”着就是停泊，着船就是停着的船只，老成寻说这几天看到运河里重重停泊的船只成千上万没法数。这些船只是用来将南方的粮食运送来北方城市的。因为北方城市是如此依赖南方的稻米，以至于蔡京的不事稼穑的孙子们认为粮食是运河里的船里生出来的，一度传为笑谈。 　　而你如果在宋境呆久了，对老成寻的惊讶会嗤之以鼻。这可算不上是什么大船啊！《唐国史补》中已经记载境内出现过的大船“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此则不啻载万也。”到了宋代被超越了。陆游《入蜀记》中记载长江里看到的大船，说上有村落，房舍俨然，覆土有庄稼种植，鸡犬相闻，一派小岛光景。并且说，这还不是最大的，有更加大的在湖里，没法驶到江里来。
　　前头我们也已经提到过海运的宋船了，就是搭载过老成寻偷渡来宋的那种。其时宋船不止游走于东亚海上，还无远弗届地沿东南亚一直去到阿拉伯世界，给世界送去中国的工业产品。
　　相比航运的辉煌，陆运也有很多特色。首先陆运速度会比水运快速，所以速递一般都走旱路，通过马匹传递公文信件。速度也是信息业的灵魂，沈括在他伟大的《梦溪笔谈》内不但提到了活字印刷术，还顺带提到了活字印刷术的一则应用。新科状元榜眼探花一旦在首都产生，其名字籍贯会经过快递到达临近城市。当时就有新闻工作者已经排好了报纸版面的剩余部分，就等这几个字，马上排好开版印刷新闻朝报发卖。而且因为不是垄断，几家人家都会竞争出版抢速度抢市场，这也算宋代境内商业信息业的一则典范。

　　在州县间道路上的驿馆则需要安排保安人员了。驿馆往往建设成一个小城堡的格局，就是为了防患未然。随着帝国境内往来人口的增多，邸店，也就是客栈应运而生。往来客商行旅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客栈安顿，从容休憩然后继续赶路。上文已经提到过，客商喜欢投奔客栈的一件原因就是它往往开在城市附近，更方便客商赶路。除了交通更加便利之外，邸店还提供货物囤积的场所，方便长途贩运者们的暂时停歇。
　　这里的生意气氛异常浓重了。你在邸店安歇很容易就能遇见牙侩，他们也叫牙人，或者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市侩。虽然市侩一词现在仍旧具有生命力，但是现代城市生活中，我们却已经很少见到这类人了。你或者还能见到他们的近亲：黄牛。市侩是专门服务于外地客商和本地店家之间的中间商。换言之，市侩就是掮客。他们无本起业，靠的就是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虽然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便利，但是他们的口碑从来不佳，至今“市侩”二字还是一个贬义词，可以用来指责某人见利忘义、斤斤计较、惟利是图或者奸猾冷酷。
　　根据一份北宋地方管理指南（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我们得知，官方会叮嘱店家去告知客商：“不要完全听信市侩的话，尤其不要让他们抬高价格赊欠取走货物，他们大多不会还钱。还不如降低期望现钱交易来的妥当。即便要赊欠，请一定立定合同，写清条款”。一方面也嘱咐市侩：“交易之前请务必出示官方颁发的市侩身份证书”。 　　在宋国境内，也不妨试着敲开路边的人家，告知自己只是过路希望能够得到休息的场所。一般会得到照顾。主客之间的变数更多过驿馆和客栈。最差的主人可能有些嫌麻烦，随手指点你在园子一角柴草堆自己过夜。当然你也要感谢，毕竟这是人家私宅。比较好客的则会提供一些酒饭给你解乏。最后给主人一些钱物做答谢，如果主人客气不收钱银，那么一些小礼品可能会比较应景，比如成寻准备的小刀就不错。如果你正好碰到这家人家有喜事，对于旅行者则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了。老成寻在前往杭州的路上就遇见过一家人家正在给老母做寿，他受了一顿招待后还得了一些喜钱。

小结

　　在宋境内的旅行主要特色就是运河和航船了。悠悠扬扬地在帝国境内横行几千里，不用担心补给欠缺。宋国境内人烟繁茂，市场活跃，各处都能方便地得到物美价廉的饮食和服务。陆游的《入蜀记》就记载了船只在扬州附近损坏了，就近去到修理厂去修，这让我们更加放心；《清明上河图》中也可以看到专门的修车铺，已将一辆车大卸八块进行整修。沿路设立的乡村野店和城市内鳞次栉比的餐饮茶馆更是给旅行者带来不断的喜悦。
　　累了的话，不妨小憩一下再继续赶路。事实上，中国古代有一日两餐的传统，早餐在五六点进行后，一般要到下午四五点才会吃下午饭。一日三餐也是在宋朝开始推广的，而三餐时间又因为地点稍有不同。城市里一般会在入夜后加一个夜宵，作为城市丰富的夜生活的一个补充；或者可以在瓦舍看了戏听了书之后，又或者在加班以后，其实不用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想夜间多一份乐子，就可以夜里在城市里随意走走。这份惬意在以前的朝代不曾有过，中国自古就有宵禁，直到宋代才全面放开。都市生活于是变成了二十四小时制，一天的宵夜刚刚结束，早点就又进入程序了。
　　相对于城市内的生活，城市间赶路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会在临近中午的时间安排一次歇脚，往往会是一家饭店，吃碗面点略微歇息，然后继续赶路直到日落前赶到下一个落脚点。在那里草草晚餐后，一般是早早地就歇息了，为第二天的行程养精蓄锐。
　　庄子描述过早过宋朝1000年前的中原旅行：“如果你只是到郊区去转一圈，那么不用准备，去了回来一点也不会有不便；但你如果要去百里之外，那么隔夜就要准备粮食了；如果要走1000里，你至少要准备3个月呀。”这样的情形到了宋朝已经再也见不到了。稍做准备你就可以轻松上路。苏东坡写过两个和尚，说他们都要去南海，那个穷和尚没有做啥准备就出发了，富和尚却一直在准备，一年多还没成行，穷和尚都已经从南海回来了。这样的便利一直延续到了很近的时代。所以，如果要去宋代旅行，我还是认为，不用太过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