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八里桥之战”，清军将领僧格林沁指挥3万多清军精锐骑兵对阵法军将领孟托班指挥的1万英法联军。激战中，主要装备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清軍器不如人，在装备火枪大炮等热兵器的英法联军面前不堪一击。惨败的清军最终伤亡过半。而英法联军仅阵亡12人。回国后的法军将领孟托班受到了英雄般的追捧，不但当上了参议员，还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
　　与此同时。清军的另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湘军，其兵器装备水平又如何呢？
　　除了史料记载，有些湘军将领的诗文著述中也对当时的兵器装备有所涉及，能从中一窥当时湘军的兵器装备水平——因为湘军将领大多是读书人，像曾国藩、胡林翼等均属进士，左宗棠、郭嵩焘等皆为举人，彭玉麟、李续宾等则是秀才。这些投笔从戎的文人大多著述颇丰，其中不乏战争和兵器的记录。
　　举人出身的唐训方（湖南常宁人，曾任安徽巡抚、署理湖北巡抚），不但工诗文，而且善丹青，其留下的《从征十六图》中有一幅《上马袖书》图，图中的湘军将领骑马行军时仍手不释卷，体现了书生带兵的湘军精魂，同时还可见湘军的兵器装备主要是刀矛弓箭，火枪极少，充分反映出受国力和工业水平的制约，湘军当时只能混装冷热兵器的无奈现实。可见，湘军的兵器装备水平并不优于僧格林沁的精锐骑兵。
　　唐训方在诗作《赠鲍镇军春霆》中，不仅栩栩如生地记录了湘军名将鲍超的英勇形象，还记录了当时运用的兵器装秘情况：
　　“镇军崛然起乡里，目光如电气如虹。樊口水面贼舟列，冲冠一怒髭如铁。手执长矛挽贼船。雷飞巨炮扫鲸穴。小池新城称伪县，矢石交攻如驰电。镇军神武奋莫当，身被重伤犹酣战。”
　　很长一段时间里，唐训方与鲍超都在胡林翼麾下并肩作战，唐军称“训字营”，鲍军称“霆字营”，但“霆字营”更加勇猛善战，包括太平天国悍将陈玉成都佩服至极，不敢轻视。从诗中可见，战斗中既用了热兵器“巨炮”，亦用了冷兵器“矢石”，而主人公、湘军猛将鲍超竞然仍在用冷兵器长矛——这可能源于湘军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毕竟农民起义军兵器装备水平不高，亦是冷兵器为主，热兵器为辅。“身被重伤”仍“手执长矛”奋战不止，既展示了鲍超的高超武功，也表现了鲍超的勇猛无畏。假设换作是“手执火枪”，恐怕鲍超在世人心目中的名将形象将大打折扣。
　　据岳麓书社《湘军史》记载，到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训练的湘军人员装备体系基本定型，其陆师参照明代“戚家军”编制，以营为独立战斗单位，每营战斗员为450人，非战斗员250人左右，每营官兵总数应为700人左右。营下设4哨（“戚家军”在哨下还设有小哨），每哨火器与刀矛各半，即抬枪与小枪各2队共4队，刀矛4队。除抬枪每队正勇12名外，其余小枪与刀矛每队正勇10名。营直辖亲兵6队，其中劈山炮2队，小枪1队，刀矛3队。可看出陆军武器主要有：劈山炮、抬枪、小枪、刀、矛。
　　而湘军水师在咸丰三年冬已有“各式炮船240艘，湘潭4营，衡州6营。营制如下：每营炮船21艘……每营合计425人。水师炮船。长龙头炮2尊，重800～1000斤，边炮4尊，各重700～800斤，梢炮1尊，重600～700斤，腰炮转珠2尊，重40～50斤。各船均配备洋枪、鸟枪及刀矛等若干，以备近战”。
　　由此可见，当时湘军既装备有冷兵器刀矛，亦装备有火炮、洋枪、鸟枪等热兵器。其中陆师差不多冷、热兵器各半，水师则几乎以热兵器火炮为主，可见湘军水师战斗力强还是有这个物质基础为前提的。
　　火炮、枪支等热兵器的大量运用，自然对火药、炮弹、子弹的后勤需求极大。《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湘军史料丛刊）一书中，就收录了唐训方当年写给曾国藩的一封求援信，唐在信中急切呼唤火器弹药补给：
　　“训方即于十一日回营，嘱令暂为坚守。惟蒙、寿两处贼若分窜，皆可远扰我军之后，殊难抽拨。现在粮食如能到齐，尚支两月，惟军装、子药俱形缺乏，恳祈吾师速饬何镇绍彩来临，并拨火药二万斤，大小炮子二万斤，火绳万盘，以利进攻……”
　　这封信收于同治二年（1863）六月十八日，所述场景应处在安徽叛军苗沛霖围攻蒙城的危难之际，唐训方此时需要补给的已主要是火器弹药了，估计此时湘军的热兵器装备水平已有较大提升。
　　在唐训方的诗作中，还多次提及“欃（chan）枪”，这又是种什么武器呢？
　　其实，唐的诗作《舟过金陵有感》中的“橇枪尽扫无氛埃，直抵黄龙快举杯”，以及诗作《营次弥陀镇宿河干草堂不寐有感（时李迪庵三河失利未知下落）》中的“何日扫橇枪，言归课耕读”，所提的“橇枪”并非武器，其与任何枪械无关，“橇”乃彗星别名。古人视彗星不吉，谓为“扫把星”。亦暗指妖魔鬼怪。唐训方此“橇枪”实际上指的是太平天国义军，由此可见他对太平天国是何等的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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