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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1日，以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家岭为主线的“轻骑窝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庭经过先后4次公开审理，一审以信用证诈骗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偷税罪，数罪并罚判处张家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205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1名同案犯也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张家岭，这位名字曾一度红遍全国的风云人物，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新闻人物——
“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句广告词曾响遍全国，“轻骑”也一度成为中国轻便摩托车的代名词，而他的当家人张家岭也像轻骑摩托一样红遍全国，在很多济南人眼中，张家岭和轻骑就是一码事。在1998年前，轻骑集团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500多家成员单位，员工达10万多名。那时，在轻骑上班很令人羡慕，普通员工每个月的收入至少是同市其他国有企业员工的一倍以上，1995年、1996年还有过多发两个月工资的记录。
但现在，轻骑集团仅留下了不足5亿元的总资产，负债却高达60多亿元，拖欠职工几十个月的工资和生活费，拖欠社会保险费5年多。轻骑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也散的散，改制的改制，其中较为优质的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轻骑股份)已彻底脱离轻骑集团，于2006年12月28日被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组。
“轻骑集团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职工们说，集团2742名职工中，在岗的只有四五十人。
在轻骑人看来，轻骑集团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导致轻骑集团陷入目前困境的始作俑者，正是曾经创造轻骑辉煌、现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董事长张家岭。
曾经辉煌
1984年，42岁的张家岭从济南缝纫机厂调任济南机动脚踏车厂任厂长，该厂虽然曾经在1964年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摩托车，但因企业生产技术落后，产品造型简陋，企业处于难以为继的边缘。
张家岭上任后，济南机动脚踏车厂被改名为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那时，通过和日本摩托车企业合作，重庆嘉陵集团生产的“嘉陵”牌民用摩托车已经成了气候，这也给了张家岭以启迪，他坚信民用摩托车产业肯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
张家岭马上赴日本考察。1985年，轻骑与日本铃木公司签署协议，引进K系列摩托车技术，1986年开始生产。轻骑后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项目的引进对于当时轻骑脱困、扭转行业颓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轻骑的发展从此起步。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轻骑集团已经具备了50万辆成车的年生产能力。1992年，轻骑集团组建济南轻骑股份公司，准备上市。在各方的支持和张家岭的运作下，济南轻骑很快上市。
1993年12月6日，轻骑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中国摩托车行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济南最早的上市公司。济南轻骑一上市，股价高开高走，不到一月就狂涨了一倍，演绎了一出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轻骑神话”。当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3亿元，净利润达到4.7亿元。
此后，轻骑股份连续3年成为全国摩托车行业的“霸主”，张家岭本人也被媒体誉为“轻骑教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被评为全国劳模，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并当选为“全国优秀企业家”、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很多济南人都知道，当年在轻骑上班是很让人羡慕的。那时，济南街头到处都能看到穿轻骑工作服的人，“一是轻骑员工多，二是大家都以在轻骑工作为荣，爱穿工作服出门。”轻骑一些员工介绍说。
1996年，轻骑以145万辆拿下中国摩托车行业产量第一，企业如日中天。张家岭和轻骑集团更是声名远扬。当时即便是轻骑集团一个小门市部设立，当地政府领导都会亲临祝贺。
轻骑的快速发展引来广泛的关注，很快，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了轻骑集团的子公司。最多的时候，连张家岭都数不清轻骑到底有多少企业，因为企业财务人员合并年终财务报表时，经常会发现一个从未听说的子公司。
一系列的并购扩张行为，使轻骑集团成了控股三家上市公司、总计500多家成员企业、拥有150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员工达10万多名，轻骑集团的生产规模、品牌影响等达到巅峰。根据轻骑集团当时的简介，轻骑集团“由500余家成员单位组成，核心企业就有50家，其中全资国有企业13家，合资企业19家，海外公司10家”。
张家岭当时身兼二任，他既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又是集团公司董事长，在集团内部可谓说一不二。从股市募得的大量资金被集团调用，开展了大规模多元化的投资。
“张家岭做企业的思路，就是‘先做大再做强’。”据原轻骑集团一位高管透露，张家岭当年认为，做大企业的捷径就是兼并扩张。面对集团的过度扩张。也有人提醒张家岭，但面对掌声和鲜花，张家岭无法拒绝，加上过于自信，越来越多资不抵债的企业被轻骑兼并。这种低层次的大量收购兼并，成为轻骑集团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轻骑集团过度扩张造成资金链紧张，并购的公司相继发生债务危机。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轻骑集团从轻骑股份抽取了大量资金，由此引发了“轻骑系”股票在市场上的崩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轻骑的困境。
“轻骑帝国”的崩塌
从1998年开始，轻骑集团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拐点，作为轻骑集团核心子公司，济南轻骑的经营业绩一泻千里，由1998年的主营业务收入19亿元，1999年骤然跌至9亿元，不到上年的50％，每股收益由上年的0.34元急速下滑为0.02元。净利润也由3.4亿元跌至1975万元。
据财经界有关专家分析，这其中固然不乏国内摩托车市场竞争加剧、价格下跌过猛等因素，但导致济南轻骑走下坡路的更直接原因，则是来自证监会的处罚。因违规炒作旗下股票、违规参与股权交易、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等行为，1999年11月。中国证监会对济南轻骑作出严厉处罚，轻骑集团被处以1亿多元罚金，张家岭等则被禁人证券市场三年。张家岭被迫辞去济南轻骑、ST海药上市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由于无力缴纳罚金，轻骑集团的大批库存摩托车被折价拍卖。随后由于资金链断裂，公司出现产品断档，总计损失超过7亿元。
2000年，轻骑系企业全面亏损，济南轻骑亏损高达2.7亿元。之后，轻骑集团挪用上市公司资金25亿元资金的重大违规事件曝光。至2002年，公司全年亏损34.055亿元，新大洲、海南海药两家公司则相继脱离了轻骑集团。
因连续3年亏损，轻骑股份于2003年5月19日起被暂停上市长达15个月；其间，更因债权人主张债权一度徘徊在退市破产的边缘。
连遭重创之后，张家岭还曾将公司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归结为“1亿元罚金”，并称企业运营正常，暗示只要他本人还在，轻骑就一定能渡过难关。一位曾参与过轻骑集团和印尼三林集团重组的知情人告诉记 者：“张家岭也试图通过战略重组来拯救轻骑，但最终回天无力。”2000年，轻骑集团与印尼三林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双方也多次互相考察。然而，轻骑再也没能续写当年的辉煌。
2003年5月，济南市调整轻骑领导班子，曾任济南市经委副主任的王利民任轻骑集团党委书记，后来又任济南轻骑董事长，张家岭只任轻骑集团董事长，这也标志着张家岭在轻骑“说了就算”的历史结束了。2003年9月23日，张家岭因对济南轻骑2000年以前年报发生的信息披露重大遗漏和多处虚假陈述负有直接责任，再度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
“此后，张家岭渐渐退到二线，虽然他很不甘心。”一位熟悉张家岭的人告诉记者，这以后，张家岭已经无法再掌握轻骑的命运。
然而，2007年1月，张家岭被“双规”，却曝出10多年前的一次洗钱黑幕。
张家岭被“双规”缘于10多年前轻骑集团发展鼎盛时期的一笔信用证贷款。1995年至1997年，轻骑集团及其子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轻骑外贸公司曾在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开具买方信用证，由中国银行向轻骑集团指定的海外交易方垫付了折合人民币10多亿元的款项。这些款项大部分至今未还，济南轻骑因此背负巨额债务，轻骑集团则涉嫌虚构贸易背景获得信用证。当时张家岭身兼数职，不仅是轻骑集团董事长，并兼任济南轻骑的总经理。张家岭自然难逃其咎。
就在这个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正式入主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张家岭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轻骑教父”的六宗罪
2008年7月1日至3日，以张家岭为首的济南轻骑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张家岭被控6项罪名：信用证诈骗罪、偷税罪、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和挪用公款罪。对于指控的六项罪名，张家岭基本没有辩解。
在7月3日的庭审中，法庭辩论结束后，张家岭总结了自己犯罪的原因，一是因为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风险控制、追踪机制，企业处于高位风险经营。“顺利时能快速成长，但经不起风吹草动，一旦出问题很难把握。”二是缺乏学习，法律知识欠缺。“生产经营中理想化色彩很浓，凭想当然做事。”所以发生了信用证诈骗这样的事。三是对自我的约束和改造不够。正是这些，让他“由原来的立志报国逐渐变为为个人牟利”。
2009年2月11日上午，“轻骑窝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4次开庭。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家岭犯有以下六宗罪：
罪名1：信用证诈骗，涉案40亿余元。据公诉人指控，1995年5月至1999年6月，张家岭因集团资金短缺、资不抵债，指使下属利用虚构贸易合同开出信用证、将信用证在境外贴现后供轻骑集团使用的融资手段，先后在12家银行骗开信用证294笔，金额折合人民币40.8亿多元，给银行造成损失7.9亿多元。张家岭参与了全部信用证诈骗犯罪。
罪名2：挪用公款650万元。1997年七八月间，轻骑集团原办公室主任张春生让张家岭从海南新大洲摩托车有限公司为其解决经营资金。张家岭利用担任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大洲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之便，让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将新大洲公司的650万元借给张春生个人使用，该款至今未追回。
罪名3：贪污420万余元。1994年，张家岭为解决多次往返日本的签证问题，让轻骑集团与日本新和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在日本神户成立的山东新和贸易株式会社为其列支工资，并言明列支的工资是轻骑集团的收入。从1994年4月至1998年3月，共列支工资420万余元。张家岭将其中370余万元人民币用于支付其女儿在日本留学的费用、个人在日本的消费支出及个人购买股票。
罪名4：受贿507y元。1990年4月至2006年春节期间，张家岭利用担任轻骑摩托车总厂厂长，轻骑摩托车集团总经理和轻骑集团董事长、总裁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承揽广告业务、调动工作、获取土地开发及品牌使用等利益，先后12次非法收受山东隆生旺源置业有限公司等5个单位和个人送的人民币34万元、美金2万，共计折合人民币50.5788万元。
罪名5：私分国有资产3520余万元。2002年，张家岭作为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轻骑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该公司改制期间，与该公司总经理张珉等人共谋，将该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南路44号尚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仅以购地价款5200万元审计评估，隐瞒公司资产。该宗土地在公司改制完成前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但公司并未按规定重新评估。案发后经评估，当时土地价值为9043.2772万元，扣除税费后土地收益为3520.171151万元，作为改制后企业资产被私分给张家岭等购买轻骑置业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其中张家岭认购100万股，占公司股份的10％。
罪名6：偷税1126万余元。2002年12月至2004年6月，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光速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在向张家岭汇报并经其同意后，采取伪造账簿、记账凭证，不列、少列收入，设置内外两套账的手段偷逃税款，共计偷逃各项税款1126万余元。张家岭参与全部偷税犯罪。
法院据此当庭宣判：张家岭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与所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偷税罪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205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罚金1000万元。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光速分公司犯偷税罪，判处罚金1200万元。被告人韩立彬、范历生等其他11名被告人按照各自的犯罪情节均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张家岭案件如今已尘埃落定，从一个有功于社会的全国优秀企业家，堕落成为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张家岭的落马也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反思和启示。正如张家岭自己总结：“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自我改造和约束的能力和自觉性，失去了监督。”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才使张家岭权力失控。
审计机关有关人士则认为，除经济责任审计外，对国企及负责人行使管理和监督权的还有国资委、纪委、检察机关等，但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监督还不到位，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时有发生；纪委、检察机关只是在接到举报或案发后，才发挥作用。对企业“一把手”进行有效考察、任用、管理和监督刻不容缓。
“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句广告词曾响遍全国，“轻骑”也一度成为中国轻便摩托车的代名词，而他的当家人张家岭也像轻骑摩托一样红遍全国，在很多济南人眼中，张家岭和轻骑就是一码事。在1998年前，轻骑集团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500多家成员单位，员工达10万多名。那时，在轻骑上班很令人羡慕，普通员工每个月的收入至少是同市其他国有企业员工的一倍以上，1995年、1996年还有过多发两个月工资的记录。
但现在，轻骑集团仅留下了不足5亿元的总资产，负债却高达60多亿元，拖欠职工几十个月的工资和生活费，拖欠社会保险费5年多。轻骑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也散的散，改制的改制，其中较为优质的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轻骑股份)已彻底脱离轻骑集团，于2006年12月28日被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组。
“轻骑集团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职工们说，集团2742名职工中，在岗的只有四五十人。
在轻骑人看来，轻骑集团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导致轻骑集团陷入目前困境的始作俑者，正是曾经创造轻骑辉煌、现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董事长张家岭。
曾经辉煌
1984年，42岁的张家岭从济南缝纫机厂调任济南机动脚踏车厂任厂长，该厂虽然曾经在1964年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摩托车，但因企业生产技术落后，产品造型简陋，企业处于难以为继的边缘。
张家岭上任后，济南机动脚踏车厂被改名为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那时，通过和日本摩托车企业合作，重庆嘉陵集团生产的“嘉陵”牌民用摩托车已经成了气候，这也给了张家岭以启迪，他坚信民用摩托车产业肯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
张家岭马上赴日本考察。1985年，轻骑与日本铃木公司签署协议，引进K系列摩托车技术，1986年开始生产。轻骑后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项目的引进对于当时轻骑脱困、扭转行业颓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轻骑的发展从此起步。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轻骑集团已经具备了50万辆成车的年生产能力。1992年，轻骑集团组建济南轻骑股份公司，准备上市。在各方的支持和张家岭的运作下，济南轻骑很快上市。
1993年12月6日，轻骑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中国摩托车行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济南最早的上市公司。济南轻骑一上市，股价高开高走，不到一月就狂涨了一倍，演绎了一出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轻骑神话”。当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3亿元，净利润达到4.7亿元。
此后，轻骑股份连续3年成为全国摩托车行业的“霸主”，张家岭本人也被媒体誉为“轻骑教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被评为全国劳模，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并当选为“全国优秀企业家”、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很多济南人都知道，当年在轻骑上班是很让人羡慕的。那时，济南街头到处都能看到穿轻骑工作服的人，“一是轻骑员工多，二是大家都以在轻骑工作为荣，爱穿工作服出门。”轻骑一些员工介绍说。
1996年，轻骑以145万辆拿下中国摩托车行业产量第一，企业如日中天。张家岭和轻骑集团更是声名远扬。当时即便是轻骑集团一个小门市部设立，当地政府领导都会亲临祝贺。
轻骑的快速发展引来广泛的关注，很快，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了轻骑集团的子公司。最多的时候，连张家岭都数不清轻骑到底有多少企业，因为企业财务人员合并年终财务报表时，经常会发现一个从未听说的子公司。
一系列的并购扩张行为，使轻骑集团成了控股三家上市公司、总计500多家成员企业、拥有150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员工达10万多名，轻骑集团的生产规模、品牌影响等达到巅峰。根据轻骑集团当时的简介，轻骑集团“由500余家成员单位组成，核心企业就有50家，其中全资国有企业13家，合资企业19家，海外公司10家”。
张家岭当时身兼二任，他既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又是集团公司董事长，在集团内部可谓说一不二。从股市募得的大量资金被集团调用，开展了大规模多元化的投资。
“张家岭做企业的思路，就是‘先做大再做强’。”据原轻骑集团一位高管透露，张家岭当年认为，做大企业的捷径就是兼并扩张。面对集团的过度扩张。也有人提醒张家岭，但面对掌声和鲜花，张家岭无法拒绝，加上过于自信，越来越多资不抵债的企业被轻骑兼并。这种低层次的大量收购兼并，成为轻骑集团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轻骑集团过度扩张造成资金链紧张，并购的公司相继发生债务危机。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轻骑集团从轻骑股份抽取了大量资金，由此引发了“轻骑系”股票在市场上的崩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轻骑的困境。
“轻骑帝国”的崩塌
从1998年开始，轻骑集团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拐点，作为轻骑集团核心子公司，济南轻骑的经营业绩一泻千里，由1998年的主营业务收入19亿元，1999年骤然跌至9亿元，不到上年的50％，每股收益由上年的0.34元急速下滑为0.02元。净利润也由3.4亿元跌至1975万元。
据财经界有关专家分析，这其中固然不乏国内摩托车市场竞争加剧、价格下跌过猛等因素，但导致济南轻骑走下坡路的更直接原因，则是来自证监会的处罚。因违规炒作旗下股票、违规参与股权交易、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等行为，1999年11月。中国证监会对济南轻骑作出严厉处罚，轻骑集团被处以1亿多元罚金，张家岭等则被禁人证券市场三年。张家岭被迫辞去济南轻骑、ST海药上市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由于无力缴纳罚金，轻骑集团的大批库存摩托车被折价拍卖。随后由于资金链断裂，公司出现产品断档，总计损失超过7亿元。
2000年，轻骑系企业全面亏损，济南轻骑亏损高达2.7亿元。之后，轻骑集团挪用上市公司资金25亿元资金的重大违规事件曝光。至2002年，公司全年亏损34.055亿元，新大洲、海南海药两家公司则相继脱离了轻骑集团。
因连续3年亏损，轻骑股份于2003年5月19日起被暂停上市长达15个月；其间，更因债权人主张债权一度徘徊在退市破产的边缘。
连遭重创之后，张家岭还曾将公司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归结为“1亿元罚金”，并称企业运营正常，暗示只要他本人还在，轻骑就一定能渡过难关。一位曾参与过轻骑集团和印尼三林集团重组的知情人告诉记 者：“张家岭也试图通过战略重组来拯救轻骑，但最终回天无力。”2000年，轻骑集团与印尼三林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双方也多次互相考察。然而，轻骑再也没能续写当年的辉煌。
2003年5月，济南市调整轻骑领导班子，曾任济南市经委副主任的王利民任轻骑集团党委书记，后来又任济南轻骑董事长，张家岭只任轻骑集团董事长，这也标志着张家岭在轻骑“说了就算”的历史结束了。2003年9月23日，张家岭因对济南轻骑2000年以前年报发生的信息披露重大遗漏和多处虚假陈述负有直接责任，再度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
“此后，张家岭渐渐退到二线，虽然他很不甘心。”一位熟悉张家岭的人告诉记者，这以后，张家岭已经无法再掌握轻骑的命运。
然而，2007年1月，张家岭被“双规”，却曝出10多年前的一次洗钱黑幕。
张家岭被“双规”缘于10多年前轻骑集团发展鼎盛时期的一笔信用证贷款。1995年至1997年，轻骑集团及其子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轻骑外贸公司曾在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开具买方信用证，由中国银行向轻骑集团指定的海外交易方垫付了折合人民币10多亿元的款项。这些款项大部分至今未还，济南轻骑因此背负巨额债务，轻骑集团则涉嫌虚构贸易背景获得信用证。当时张家岭身兼数职，不仅是轻骑集团董事长，并兼任济南轻骑的总经理。张家岭自然难逃其咎。
就在这个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正式入主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6月，张家岭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轻骑教父”的六宗罪
2008年7月1日至3日，以张家岭为首的济南轻骑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张家岭被控6项罪名：信用证诈骗罪、偷税罪、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和挪用公款罪。对于指控的六项罪名，张家岭基本没有辩解。
在7月3日的庭审中，法庭辩论结束后，张家岭总结了自己犯罪的原因，一是因为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风险控制、追踪机制，企业处于高位风险经营。“顺利时能快速成长，但经不起风吹草动，一旦出问题很难把握。”二是缺乏学习，法律知识欠缺。“生产经营中理想化色彩很浓，凭想当然做事。”所以发生了信用证诈骗这样的事。三是对自我的约束和改造不够。正是这些，让他“由原来的立志报国逐渐变为为个人牟利”。
2009年2月11日上午，“轻骑窝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4次开庭。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家岭犯有以下六宗罪：
罪名1：信用证诈骗，涉案40亿余元。据公诉人指控，1995年5月至1999年6月，张家岭因集团资金短缺、资不抵债，指使下属利用虚构贸易合同开出信用证、将信用证在境外贴现后供轻骑集团使用的融资手段，先后在12家银行骗开信用证294笔，金额折合人民币40.8亿多元，给银行造成损失7.9亿多元。张家岭参与了全部信用证诈骗犯罪。
罪名2：挪用公款650万元。1997年七八月间，轻骑集团原办公室主任张春生让张家岭从海南新大洲摩托车有限公司为其解决经营资金。张家岭利用担任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大洲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之便，让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将新大洲公司的650万元借给张春生个人使用，该款至今未追回。
罪名3：贪污420万余元。1994年，张家岭为解决多次往返日本的签证问题，让轻骑集团与日本新和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在日本神户成立的山东新和贸易株式会社为其列支工资，并言明列支的工资是轻骑集团的收入。从1994年4月至1998年3月，共列支工资420万余元。张家岭将其中370余万元人民币用于支付其女儿在日本留学的费用、个人在日本的消费支出及个人购买股票。
罪名4：受贿507y元。1990年4月至2006年春节期间，张家岭利用担任轻骑摩托车总厂厂长，轻骑摩托车集团总经理和轻骑集团董事长、总裁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承揽广告业务、调动工作、获取土地开发及品牌使用等利益，先后12次非法收受山东隆生旺源置业有限公司等5个单位和个人送的人民币34万元、美金2万，共计折合人民币50.5788万元。
罪名5：私分国有资产3520余万元。2002年，张家岭作为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轻骑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该公司改制期间，与该公司总经理张珉等人共谋，将该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南路44号尚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仅以购地价款5200万元审计评估，隐瞒公司资产。该宗土地在公司改制完成前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但公司并未按规定重新评估。案发后经评估，当时土地价值为9043.2772万元，扣除税费后土地收益为3520.171151万元，作为改制后企业资产被私分给张家岭等购买轻骑置业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其中张家岭认购100万股，占公司股份的10％。
罪名6：偷税1126万余元。2002年12月至2004年6月，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光速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在向张家岭汇报并经其同意后，采取伪造账簿、记账凭证，不列、少列收入，设置内外两套账的手段偷逃税款，共计偷逃各项税款1126万余元。张家岭参与全部偷税犯罪。
法院据此当庭宣判：张家岭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与所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偷税罪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205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罚金1000万元。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光速分公司犯偷税罪，判处罚金1200万元。被告人韩立彬、范历生等其他11名被告人按照各自的犯罪情节均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张家岭案件如今已尘埃落定，从一个有功于社会的全国优秀企业家，堕落成为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张家岭的落马也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反思和启示。正如张家岭自己总结：“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自我改造和约束的能力和自觉性，失去了监督。”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才使张家岭权力失控。
审计机关有关人士则认为，除经济责任审计外，对国企及负责人行使管理和监督权的还有国资委、纪委、检察机关等，但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监督还不到位，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时有发生；纪委、检察机关只是在接到举报或案发后，才发挥作用。对企业“一把手”进行有效考察、任用、管理和监督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