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市档案馆的革命历史档案中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保定调查》，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弄清楚《保定调查》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版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最近我翻阅党史大事记，偶然发现，原来刻印《保定调查》的同志还健在，正是原保定市档案局局长离休干部石志坚同志。我赶紧与他进行联系，了解了《保定调查》出版的全过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冀中区党委挑选了一大批干部组建保定市和市区机构，准备接管保定。由于国民党抢占保定，刚刚组建的保定市区机构随即撤消。10月改建为保定工作委员会(简称保委会)，受冀中七地委领导(后改为九地委)，曹洪涛任保委会书记兼城工部长，负责领导保定市地下工作。《保定调查》就是保委会办的刊物。
　　冀中九地委为了加强对城市工作领导，决定恢复和建立各县城工部。1946年5月，保委会将撤消市区建制的一批干部配备到保定周边各县城工部。对各县城市关系较多的区要求配备专职城工干部，对城市关系较多的农村支部增设不脱产的城工委员。专职干部队伍扩大了，但新配备起来的城工干部都来自农村，不熟悉保定的情况，曹洪涛同志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他的授意下，于1945年11月把从保定市地下党员关系汇报的日本投降前后保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整理成比较系统的《保定调查》，装订成册，做为了解保定的参考。从那以后，不断整理保定的调查材料，曹洪涛同志就提出创办一个刊物《保定调查》来收集这些材料。这个刊物为油印，不定期由保委会秘书金毅任主编，秘书处干部石志坚同志刻印。《保定调查》的第一集于1946年8月1日出版发行和广大城工干部见面。
　　《保定调查》要办下去，就必须有材料来源。曹洪涛同志要求每个城工部的干部都要搜集调查材料，有的城工干部水平低，记录和分析整理资料的能力差，就找文化水平高些的同志帮忙，负责编辑的同志催促指导其他的同志交上材料。有些城工干部为了整理收集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加班加点，经常是熬到深夜才赶出来。这些材料好多都是从保定城关的市民、苦力、小商贩和学生等的口述，再经地下工作者加工整理报到保委会，也有内线人员从敌人方面获得的机要文件或重要情报，有的选登在《保定调查》上。
　　《保定调查》刊载的资料，门类广泛，包括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既有保定底层社会的调查，也有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等统治人民的机构和措施的调查。数量最多的还是学校方面的资料，这反映了当时保定学校比较多的(有学生城的美誉)事实。其次就是商业店铺方面的情况。其中不少是从地下关系中搜集的。此外，还有关于人文地理(包括地区、面积、人口、交通、街道、住户等)、工厂企业(包括火车、邮电、电灯、面粉厂、织布厂)、文化设施(包括报社、电台、图书馆、影剧院、国术馆等)、医院、诊所、宗教和会道门、手工作坊、工人、苦力、贫民、小商贩等方面的资料。
　　从1946年到保定解放，保委会一直驻在清苑县境内，由于保定敌人不断出城来骚扰，保委会机关多次转移，《保定调查》采用32开本的形式，每期最少3页，最多的86页。印刷刊物所用的钢板、钢笔、油墨、蜡纸和白报纸，都是从敌人控制的城市采购来的。由于敌人封锁日紧，出到第13集以后，白报纸买不到了，就改用解放区手工抄制的麻纸和麦秸纸。负责刻印的石志坚同志从刻版到印刷都是精雕细刻，字迹工整、清秀，印刷清楚。有时领导要的急，他就整夜在灯下刻写。有时闹敌情需马上转移就立刻把用具打入背包，到了新住地就马上工作。
　　《保定调查》刚开始每期印30份，后来增到八、九十份。除发保委会委员、有关干部及冀中区党委和城工部、九地委和联络部外，主要发有城工部的九地委所属各县和平汉路西的完县、满城两县。
　　曹洪涛同志非常重视《保定调查》，他不仅自己注意收集材料，还经常督促和指导同志们阅读刊物，提出“城工干部要调查保定，了解保定，熟悉保定，准备将来接管保定。”在他的带动下，城工部的干部对《保定调查》都非常重视，把它作为了解保定的工具。保委会负责宣传的干部李春溪同志不但积极提供资料，认真阅读刊物，还把《保定调查》全部保存下来，一期不少。现在保定市档案馆保存的这套《保定调查》就是该同志1949年离开保定市委时交给市委组织部的。
　　由于保委会对敌人统治的保定时期的机关、党团、警宪、保甲和公私企业、学校等坐落情况早有调查，在我军解放保定之前就对市区的机关、学校、企业和区街政府配备了接管干部。1948年11月保定解放，接管干部立即走上各自的岗位，顺利开展起工作。有位老干部回忆说：“根据保委会的安排我在街上工作，感到《保定调查》给城市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很多同志没有进过城，由于《保定调查》的帮助，进城以后一点也不陌生，城里的街道门牌很快就能找到。可以说《保定调查》对城市接管及后来的学校开学、商店开业、工厂复工甚至反动党团员登记和恢复社会秩序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保定调查》从1946年8月出第一期到1948年10月结束，共出了34期。据说，河北省档案馆也保存有《保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