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我国信贷市场和债券发行市场中普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偏向，国有企业在融资的“价”与“量”两方面均呈现相对优势。对于提供超过80%城镇劳动就业、完成70%以上技术创新和GDP贡献率逾60%的占比为九成以上的中小企业，其融资满足率远低于占比不及一成的国有企业，这与其在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不匹配。①例如，对于小微企业占绝大部分的中国物流行业，2017年有高达3万亿的融资需求，而被满足率不足5%;②相反一些严重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却能够获得银行的持续注资支持，维持其“僵而不死”。显然，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僵尸国有企业频现和资金配置效率低等现象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不无关系。实际上，国有企业不仅享有非经济的公共职能，而且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依然存在着“政府兜底”幻觉。为此，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建
　　① 邹丽华：《竞争中性与金融业改革》，《科学发展》2019年第3期。
　　② 程远肖：《中小企业融资率不足5%，区块链如何为物流行业赋能》，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网，http：//www.cbdio.com/BigData/2018-11/21/content_5924361.htm。
　　立健全了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长效机制;2019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对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政府部门不得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国有企业外债，不得对国企的外债进行担保。显然，这些政策均是“债务中性原则”在我国国企改革中的实践，即“在债务融资方面，保证国企不因国家显性或隐性担保而获得更多竞争优势”。邹丽华：《竞争中性与金融业改革》，《科学发展》2019年第3期。
　　事实上，债务中性原则是OECD组织2012年报告《竞争中性：维持国企和私企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中提出的八项竞争中性原则之一，是竞争中性原则在金融领域的表述。而竞争中性原则的核心内涵是“政府的商业企业不应仅因其为政府所有而相对私营部门享有竞争优势。”刘戒骄：《竞争中性的理论脉络与实践逻辑》，《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6期。目前，主要经济体延伸出了竞争中性的多种版本，竞争中性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区域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被广泛运用于国际新规则。巴曙松：《竞争中性原则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实施》，《当代金融研究》2019年第4期。特别，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我国政府一贯重视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例如，十八大报告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也曾表示“将加快改革开放，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卓尚进：《积极主动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中国金融新闻网，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pl/cj/201811/t20181101_148622.html。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强调“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强调“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是“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可见“竞争中性”已经逐渐成为约束国有企业、促进公平竞争的普遍性经济规制原则。沈伟：《“竞争中性”原则下的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偏离和竞争中性化之困》，《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然而，由于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历史关联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整合的时滞性以及对企业的所有制偏向性等原因，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仍存在着违背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公平竞争的现象。尤其，在信贷市场和债券发行市场中，国有企业融资优势依然存在。
　　因此，为了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深化债务中性原则的国有企业改革，本文将以中国经济典型事实为基础，构建一种体现中国经济特征的ABM（Agent-Based Modeling）模型，即基于主体的存流量一致模型，对债务中性原则取向改革下的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仿真研究，以探究债务中性改革和减轻国有企业就业政策负担在破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做大做优国有企业上的功效及其措施选择。

二、文献综述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表象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债权融资“量”与“价”占优，但其本质是政府部门、企业自身、金融机构、社会信用对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实际上，在经济转轨之前， 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J. Kornai，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vol.39， no.1， 1986， pp.3～30.之后，国有企业继续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和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职责，可政府又不能识别其所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成本。于是，当国有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或亏损时，政府一并给予补贴，导致了国有企业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林毅夫、刘明兴、章奇：《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并且，鉴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时滞性，政府发挥了资金配置的主导作用，信貸软约束等融资软约束成为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具体表现。一些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金融机构的低风险偏好、中介机构和社会信用体系惩戒机制不健全使中国信贷市场存在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R.L. Porta，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La Porta，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57， no.1， 2002， pp.265～301;白俊、连立帅：《信贷资金配置差异：所有制歧视抑或禀赋差异？》，《管理世界》2012年第6期。而且债券融资的成本较低。方军雄：《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陆正飞、祝继高、樊铮：《银根紧缩、信贷歧视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损失》，《金融研究》2009年第8期;汪莉、陈诗一：《政府隐性担保、债务违约与利率决定》，《金融研究》2015年第9期。例如，韩鹏飞和胡奕明研究发现，当国有企业有信贷违约行为时，国有股份的担保可以减少投资者的损失，降低了投资的风险，于是，国有企业的债权融资成本更低。韩鹏飞、胡奕明：《政府隐性担保一定能降低债券的融资成本吗？——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5年第3期。另外，许多文献也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选择的影响。例如，陈晓光和张宇麟建立包含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的RBC模型，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陈晓光、张宇麟：《信贷约束、政府消费与中国实际经济周期》，《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郭杰和郭琦基于包含金融中介的两部门（国有与民营）扩展RBC模型模拟发现，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刺激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将扩大金融中介对该部门的资本供给、减少对民营部门资本供给，进而改变宏观经济信贷资金分配结构与消费水平;郭杰、郭琦：《信贷市场有限竞争环境中财政引发的国有部门投资的宏观影响——基于扩展RBC模型的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钟宁桦等也认为，在信贷软约束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使得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敏感度降低，而民营企业则面临更加刚性的信贷约束，融资规模受限决定了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更低。钟宁桦、刘志阔、何嘉鑫等：《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田国强和赵旭霞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研究指出，在金融隐性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很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使得金融资源无法有效分配;而且政府债务的增加，可能会加剧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配置效率的制度性改革才是打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与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关联困境的关键所在。 田国强、赵旭霞：《金融体系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联动影响——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双重分析视角》，《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江康奇实证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和大企业，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更加显著;地方政府干预使得不同银行分支机构扩张所产生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存在差异，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的扩张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比地方性中小银行更加显著。江康奇：《银行分支机构扩张与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与机制分析》，《金融监管研究》2020年第9期。尤其，沈伟在分析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偏离、企业竞争中性化的困境和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强化竞争中性原则不仅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有利于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沈伟：《“竞争中性”原则下的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偏离和竞争中性化之困》，《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樊明太和叶思晖以竞争中性原则为视角、基于异质性企业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发现，从融资约束角度看，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还处于“竞争非中性”状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差异的扩大会减少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也随着融资成本差异和杠杆率差异的扩大而更加显著;并指出我国需要进一步出台和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的有关细则及其监督执行机制，改善国企与民企在融资约束方面的不对等性。樊明太、叶思晖：《竞争中性、融资约束不对等性与经济效果评价》，《金融评论》2019年第6期。 　　综上可见，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不仅扭曲了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公平竞争，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而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差异抑制了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政府应深化债务中性原则取向的融资市场化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如此才能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就研究方法而言，多数文献均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为了使模型收敛到稳态往往需要对主体及其行为施加一些严格的假设，例如代表性主体、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等假设。同时，由于DSGE等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阻碍了对当前经济危机背后的基本现象和宏观经济动态的认识，Krugman和Stiglitz等重要经济学家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经济理论的危机”。P.Krugman， “The Profession and the Crisis，”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37， no.3， 2011， pp.307～312; J.E. Stiglitz， “Reconstructing Macroeconomic Theory to Manage Economic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2014， no.20517.在此背景下，近年來兴起的ABM理论放松了严格的一般均衡假设，依据主体的存流量一致原则，研究微观主体的宏观经济涌现特征，ABM已然成为出色的政策实验平台。王冰雪、王国成：《微观行为视角下宏观经济模型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1期;G.Fagiolo，A.Roventini，“Macroeconomic Policy in DSGE and Agent-Based Models Redux：New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Ahead，”LEM Working Paper，2016，no.2016/17.例如，Dosi等基于ABM方法研究了多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效果;G.Dosi， G.Fagiolo， M.Napoletano，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Complex Evolv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vol.52， 2015， pp.166～189.Ashraf建立了ABM模型研究了金融部门稳定经济的 “加速器”与“稳定器”作用;Q.Ashraf， “Banks， Market Organ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