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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不仅是语言表面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翻译的实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最终目的除了信息传递外，更进行文化传递，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了解语篇中不同民族文化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原文所包含的文化语义，分析隐含在原文背后的文化因素，在不违背原语言表达的基础上，再现原文的文化蕴意。只有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翻译，才是有效的翻译。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换 文化意识 跨文化行为
翻译对于不同民族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换，还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移植，因此翻译必然涉及两种文化的转换。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传统习惯，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必然会体现在语言的表达上。翻译时不考虑文化因素，只做语义的转换是不可取的。因此，从文化视角探讨翻译，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熟悉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文化意识。
弗美尔强烈反对翻译仅是与语言有关的观点，他认为，翻译主要是一种跨文化传递活动，译者若不能精通多种文化，那也应该精通两种文化，这就自然包括对不同语言的掌握，因为语言是文化固有的一部分。此外，弗美尔把翻译视为一种行动过程，看做是“特殊的行为”，换言之，它是一种“跨文化事件”①。
一、语言与文化
美国学者Edward Sapir说：“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② 作为言语交际工具的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文化形成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指出：语言是自我的表达，也是文化的反映。语言的一切结构性和功能性特点均可认为是相应语言集体所有文化的具体体现。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任何语言都充满了人类文化活动的痕迹，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风土人情、传统习惯，而且透视着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要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要理解文化又必须了解语言。语言中的词汇受社会文化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爱斯基摩人语言里有纷繁多样的名称表示不同种类的雪，阿根廷牧民有大量词语说明马的不同毛色。实际上，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词汇的用法和意义上反映出来的认知周围世界的独特方式。属于一定文化的人群总是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认知周围世界，比如，在英国文化中，noon（中午，指正午12点）这个词特别重要，它是划分时间的基点。noon 不仅是白昼的正中点，而且是morning（上午）这个始于午夜、既覆盖部分黑夜又覆盖部分白天的时段的终点。这个时间点专有一次用餐——lunch（午餐），它与一天中主要的用餐dinner（正餐）不同，后者通常在午间或者傍晚。这个主要的时间点之后，便是afternoon（下午）（日落之前），afternoon 是白昼的后半部分，一直持续到日落为止，nightfall（黄昏）是夜的到来，就是天黑的开始，夜的前一段看来就是evening（晚上），因为evening这个时段也可以叫做night（夜里）。英国人喝茶通常在将近傍晚的时候或者白天结束的时候，另外还有supper（晚饭），通常在晚上或者夜间吃。总之，由于英国文化的独特性，其昼夜划分很有特色。
除了在词的用法上体现文化的差异性之外，语言中的文化差异，渗透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千差万别的历史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迥异的语言表达方式。以扎克斯的短篇小说《父亲失约》为例，故事中的父亲是个美国人，年轻时去丹麦旅游，爱上了一个丹麦姑娘。由于双方家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美国人只得回国筹措资金。资金筹足后，他给恋人写了一个约会日期：“12/11/1973”。等他1973年12月11日去赴约时，不仅没见到自己的恋人，而且获悉她两周前嫁给了别人。故事中的儿子破解了这个谜：父亲写的那个日期在美国是“12月11日”，在丹麦等欧洲国家却是“11月12日”！ 由此，父亲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情人去赴约了，因为没见到他才决定嫁给别人的。显然，这位父亲当初给情人写日期时，全然没有想到美国和丹麦的日期会有两种写法，也就是说，他是吃了没有文化意识的亏。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必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任何一种语言同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民族、人群的历史和文化等都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语言群体”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又孕育出了不同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孕育了各自的语言，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色③。
二、翻译与文化
社会文化因素在交际者背景知识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这些背景知识，语句的意思是无法理解的。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来说，那些直接反映一个文化集体生活条件和风俗习惯的言语表达最需要被重视。比如，在英国的家庭中，卧室通常在二楼，所以“It’s late，I’ll go up.”（不早了，我要上楼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话人要去睡觉了。而当一个德国人告诉你“Ich arbeite im ersten Stock”（我在一楼工作）时，了解德国国情的人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德国，楼房的第一层被称作Erdgeschoss，而楼房的第二层被称作der erste Stock，所以，说话人实际上是在楼房的第二层工作。再如，年龄在许多文化中都是重要的价值观念，但各个文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东方文化中长者是智慧、权利和权威的象征，在中国许多地方称“老”多半错不了：“老师傅”，“老干部”，“老大爷”，“老奶奶”；“马老”，“王老”甚至成了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有的尊称。与此相反，尊重青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级价值，青年代表着未来，象征着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在人们眼里，“It’s great to be learned； it’s greater to be young.”。这就是将“老人”简单地翻译为“old man”或“old lady”往往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翻译效果的原因。 翻译对接收方文化，即译入语的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接受者对信息的形式和内容的理解，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的预设④。 原文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为传达信息而创造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根据期望结构的理论，我们所理解的东西，只有很少部分是从“外界”获取的，更大一部分是我们对文章预先的期望⑤ 。那么原文读者和原文作者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预设，因此读者既能按作者所期望的那样，透过词汇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又能领会到文章含蓄而深邃的风格。然而，译语读者并不熟悉原语读者的文化预设，因此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由相应的词汇而产生的联想是大相径庭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译者必须首先增加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补充或调整。否则，不仅原文深刻的内涵会丧失殆尽，译语读者还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例如：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
Kung was the only long-gowned customer to drink his own standing. Although he wore a long gown， it was dirty and tattered， and looked as if it had not been washed or mended for over ten years. （杨宪益，戴乃迭 译）
“长衫”，在中国封建的时代，是上层社会有钱人的穿着，是文化阶层读书人的标志。小说中穿长衫者可以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孔乙己虽然也穿“长衫”，但和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是全文中含义极深的一笔。孔乙己站着喝酒表示穷困潦倒、地位卑下，“长衫”并不能帮助他慢慢地坐着喝，但他又不肯忘记读书人的清高身份和大家庭出身的背景。即使那件长衫又脏又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也不肯脱，而要借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摆出一副读书人的架子。作者正是抓住了“穿长衫”这一富有鲜明特色的生活现象，成功地刻画了孔乙己的性格特点，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从而深化了整个文章的主题。英语中的“long gown”和“short coat”，对于英语读者来讲只是不同的衣服而已，并非地位与知识的标志，因此很难将“long gown”与孔乙己穷酸迂腐的性格联系起来。所以在翻译时，或许可以借助脚注的方法，对“long gown”在当时中国的文化含义进行补充说明，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使译语读者也能如汉语读者一样领会原文深刻的主题思想。
在翻译中常常遇到隐喻的问题。翻译中由隐喻造成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同的文化，也就是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方法思考和创造形象，因此隐喻的意义通常都是文化所特有的。例如，含有动物的隐喻就是诸如此类的例子，如纽马克（英国萨里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所引用的“她是一只猫”（She is a cat），这里猫用来表示“恶意的、恶毒的”之意。但德语的“Katze”（猫）却与恶意或恶毒无关，与之相联的意义是优雅和灵活。因此，如果对英语句子进行字对字的翻译，就不能传达其隐喻的意义。相反，在德语中经常听到的表达与英语中类似感觉的句子是“Sie ist eine kalte Ziege”，表达了一种与山羊和猫都无关的愚蠢和令人不悦的感觉⑥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要想尽可能让译语读者理解原语含义，文化问题是绝不能忽略和小觑的。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往往会被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翻译时我们还应注意不同历史时代因素及与对方文化相关的历史因素。例如，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许多特有事物，“红卫兵”就是其中之一。把其译成德语，一般有三种可能：1. junge Rebellen （年轻的造反者）；2. Rote Garde （红色卫队，指红卫兵组织）；3. Rote Gardist （红色卫士， 指红卫兵个人），这三种译法都有长有短，有利有弊。第一个译法转达了红卫兵当年“凶狠造反”的一面，却没有反映出“红卫兵”当年有“自信捍卫”的内涵，后两种译法刚好相反，转达了“自信捍卫”的一面，可失去了当年“凶狠造反”的内涵⑦。 又如，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民工潮”，这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中“打工”造成的。我们可以译成“Landflucht”，这与德国19世纪初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物资交流越来越频繁，人口流动越来越大，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相符⑧， 这样德国读者一看就能与本国的历史相联系，对意思也就一目了然了。
翻译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不应仅仅是对语言简单转换的研究，更应成为对文化构成中诸因素研究的过程。因此，在探讨译文的“信、达、雅”时，如果译者疏忽了对语言所涵盖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传达，不了解在跨文化环境中相同的词语可以产生多层次的含义，或各异的词语又可赋有相近的含义，就谈不上译文的真实性或所谓的忠实原文。
三、翻译中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在翻译中，语言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变得难以理解和掌握。除了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外，人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底蕴。其实翻译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比较和传递。那么对于译者而言，其必须具有文化意识。译者要认识到翻译既是跨语言又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视了语言背后的文化问题，一心只想寻找“地道”的对应词，终而导致不应有的误译。关于此问题，王佐良先生曾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译者“必须掌握两者语言……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因此译者要做“真正意义的文化人”，根据自己对原语文化专属性的了解解释原语文化现象。认识一种异域文化，只有通过将其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主要的同化文化相比较才行。比较过程中可能不能中立，所有我们观察到异于本族文化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其他文化所特有的。这样，本族文化的观念就成为理解他无的试金石。进一步说，文化对语际的有效转换关系极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形式在形态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信息通道；反之，不同的文化形式必然产生文化差异或隔膜，阻塞信息通道。如果人们是将每一个行为置于一个具体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观察的，那么对于翻译行为也应如此。
综上所述，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思想的交流、文化的转换，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因此，在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过程中，要注意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正确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内涵，然后按照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方式进行翻译，只有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翻译，才是有效且成功的翻译。
注释：
①李德超，朱志瑜.翻译研究：综合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48.
②Sapir E. Language， New York 1921：221.
③桂乾元.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07.
④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6：237.
⑤Hans G. H？觟nig， Konstruktives ？譈bersetzen， Tübingen：Stauffenburg- Verl. ， 1997， S94-95.
⑥李德超，朱志瑜.翻译研究：综合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62.
⑦桂乾元.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08.
⑧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1.
参考文献：
[1]桂乾元.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6.
[3]李德超，朱志瑜.翻译研究：综合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9-62.
[4]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1.
[5]汪嘉斐，哈斯也提.当代翻译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65-84.
[6]张美芳，王克非.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7]Hans G. H？觟nig， Konstruktives übersetzen， Tübingen：Stauffenburg-Verl. ， 1997， S94-95.
[8]Sapir E：Language， New York 1921：221.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换 文化意识 跨文化行为
翻译对于不同民族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换，还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移植，因此翻译必然涉及两种文化的转换。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传统习惯，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必然会体现在语言的表达上。翻译时不考虑文化因素，只做语义的转换是不可取的。因此，从文化视角探讨翻译，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熟悉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文化意识。
弗美尔强烈反对翻译仅是与语言有关的观点，他认为，翻译主要是一种跨文化传递活动，译者若不能精通多种文化，那也应该精通两种文化，这就自然包括对不同语言的掌握，因为语言是文化固有的一部分。此外，弗美尔把翻译视为一种行动过程，看做是“特殊的行为”，换言之，它是一种“跨文化事件”①。
一、语言与文化
美国学者Edward Sapir说：“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② 作为言语交际工具的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文化形成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指出：语言是自我的表达，也是文化的反映。语言的一切结构性和功能性特点均可认为是相应语言集体所有文化的具体体现。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任何语言都充满了人类文化活动的痕迹，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风土人情、传统习惯，而且透视着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要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要理解文化又必须了解语言。语言中的词汇受社会文化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爱斯基摩人语言里有纷繁多样的名称表示不同种类的雪，阿根廷牧民有大量词语说明马的不同毛色。实际上，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词汇的用法和意义上反映出来的认知周围世界的独特方式。属于一定文化的人群总是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认知周围世界，比如，在英国文化中，noon（中午，指正午12点）这个词特别重要，它是划分时间的基点。noon 不仅是白昼的正中点，而且是morning（上午）这个始于午夜、既覆盖部分黑夜又覆盖部分白天的时段的终点。这个时间点专有一次用餐——lunch（午餐），它与一天中主要的用餐dinner（正餐）不同，后者通常在午间或者傍晚。这个主要的时间点之后，便是afternoon（下午）（日落之前），afternoon 是白昼的后半部分，一直持续到日落为止，nightfall（黄昏）是夜的到来，就是天黑的开始，夜的前一段看来就是evening（晚上），因为evening这个时段也可以叫做night（夜里）。英国人喝茶通常在将近傍晚的时候或者白天结束的时候，另外还有supper（晚饭），通常在晚上或者夜间吃。总之，由于英国文化的独特性，其昼夜划分很有特色。
除了在词的用法上体现文化的差异性之外，语言中的文化差异，渗透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千差万别的历史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迥异的语言表达方式。以扎克斯的短篇小说《父亲失约》为例，故事中的父亲是个美国人，年轻时去丹麦旅游，爱上了一个丹麦姑娘。由于双方家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美国人只得回国筹措资金。资金筹足后，他给恋人写了一个约会日期：“12/11/1973”。等他1973年12月11日去赴约时，不仅没见到自己的恋人，而且获悉她两周前嫁给了别人。故事中的儿子破解了这个谜：父亲写的那个日期在美国是“12月11日”，在丹麦等欧洲国家却是“11月12日”！ 由此，父亲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情人去赴约了，因为没见到他才决定嫁给别人的。显然，这位父亲当初给情人写日期时，全然没有想到美国和丹麦的日期会有两种写法，也就是说，他是吃了没有文化意识的亏。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必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任何一种语言同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民族、人群的历史和文化等都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语言群体”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又孕育出了不同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孕育了各自的语言，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色③。
二、翻译与文化
社会文化因素在交际者背景知识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这些背景知识，语句的意思是无法理解的。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来说，那些直接反映一个文化集体生活条件和风俗习惯的言语表达最需要被重视。比如，在英国的家庭中，卧室通常在二楼，所以“It’s late，I’ll go up.”（不早了，我要上楼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话人要去睡觉了。而当一个德国人告诉你“Ich arbeite im ersten Stock”（我在一楼工作）时，了解德国国情的人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德国，楼房的第一层被称作Erdgeschoss，而楼房的第二层被称作der erste Stock，所以，说话人实际上是在楼房的第二层工作。再如，年龄在许多文化中都是重要的价值观念，但各个文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东方文化中长者是智慧、权利和权威的象征，在中国许多地方称“老”多半错不了：“老师傅”，“老干部”，“老大爷”，“老奶奶”；“马老”，“王老”甚至成了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有的尊称。与此相反，尊重青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级价值，青年代表着未来，象征着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在人们眼里，“It’s great to be learned； it’s greater to be young.”。这就是将“老人”简单地翻译为“old man”或“old lady”往往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翻译效果的原因。 翻译对接收方文化，即译入语的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接受者对信息的形式和内容的理解，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的预设④。 原文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为传达信息而创造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根据期望结构的理论，我们所理解的东西，只有很少部分是从“外界”获取的，更大一部分是我们对文章预先的期望⑤ 。那么原文读者和原文作者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预设，因此读者既能按作者所期望的那样，透过词汇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又能领会到文章含蓄而深邃的风格。然而，译语读者并不熟悉原语读者的文化预设，因此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由相应的词汇而产生的联想是大相径庭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译者必须首先增加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补充或调整。否则，不仅原文深刻的内涵会丧失殆尽，译语读者还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例如：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
Kung was the only long-gowned customer to drink his own standing. Although he wore a long gown， it was dirty and tattered， and looked as if it had not been washed or mended for over ten years. （杨宪益，戴乃迭 译）
“长衫”，在中国封建的时代，是上层社会有钱人的穿着，是文化阶层读书人的标志。小说中穿长衫者可以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孔乙己虽然也穿“长衫”，但和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是全文中含义极深的一笔。孔乙己站着喝酒表示穷困潦倒、地位卑下，“长衫”并不能帮助他慢慢地坐着喝，但他又不肯忘记读书人的清高身份和大家庭出身的背景。即使那件长衫又脏又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也不肯脱，而要借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摆出一副读书人的架子。作者正是抓住了“穿长衫”这一富有鲜明特色的生活现象，成功地刻画了孔乙己的性格特点，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从而深化了整个文章的主题。英语中的“long gown”和“short coat”，对于英语读者来讲只是不同的衣服而已，并非地位与知识的标志，因此很难将“long gown”与孔乙己穷酸迂腐的性格联系起来。所以在翻译时，或许可以借助脚注的方法，对“long gown”在当时中国的文化含义进行补充说明，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使译语读者也能如汉语读者一样领会原文深刻的主题思想。
在翻译中常常遇到隐喻的问题。翻译中由隐喻造成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同的文化，也就是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方法思考和创造形象，因此隐喻的意义通常都是文化所特有的。例如，含有动物的隐喻就是诸如此类的例子，如纽马克（英国萨里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所引用的“她是一只猫”（She is a cat），这里猫用来表示“恶意的、恶毒的”之意。但德语的“Katze”（猫）却与恶意或恶毒无关，与之相联的意义是优雅和灵活。因此，如果对英语句子进行字对字的翻译，就不能传达其隐喻的意义。相反，在德语中经常听到的表达与英语中类似感觉的句子是“Sie ist eine kalte Ziege”，表达了一种与山羊和猫都无关的愚蠢和令人不悦的感觉⑥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要想尽可能让译语读者理解原语含义，文化问题是绝不能忽略和小觑的。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往往会被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翻译时我们还应注意不同历史时代因素及与对方文化相关的历史因素。例如，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许多特有事物，“红卫兵”就是其中之一。把其译成德语，一般有三种可能：1. junge Rebellen （年轻的造反者）；2. Rote Garde （红色卫队，指红卫兵组织）；3. Rote Gardist （红色卫士， 指红卫兵个人），这三种译法都有长有短，有利有弊。第一个译法转达了红卫兵当年“凶狠造反”的一面，却没有反映出“红卫兵”当年有“自信捍卫”的内涵，后两种译法刚好相反，转达了“自信捍卫”的一面，可失去了当年“凶狠造反”的内涵⑦。 又如，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民工潮”，这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中“打工”造成的。我们可以译成“Landflucht”，这与德国19世纪初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物资交流越来越频繁，人口流动越来越大，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相符⑧， 这样德国读者一看就能与本国的历史相联系，对意思也就一目了然了。
翻译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不应仅仅是对语言简单转换的研究，更应成为对文化构成中诸因素研究的过程。因此，在探讨译文的“信、达、雅”时，如果译者疏忽了对语言所涵盖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传达，不了解在跨文化环境中相同的词语可以产生多层次的含义，或各异的词语又可赋有相近的含义，就谈不上译文的真实性或所谓的忠实原文。
三、翻译中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在翻译中，语言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变得难以理解和掌握。除了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外，人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底蕴。其实翻译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比较和传递。那么对于译者而言，其必须具有文化意识。译者要认识到翻译既是跨语言又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视了语言背后的文化问题，一心只想寻找“地道”的对应词，终而导致不应有的误译。关于此问题，王佐良先生曾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译者“必须掌握两者语言……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因此译者要做“真正意义的文化人”，根据自己对原语文化专属性的了解解释原语文化现象。认识一种异域文化，只有通过将其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主要的同化文化相比较才行。比较过程中可能不能中立，所有我们观察到异于本族文化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其他文化所特有的。这样，本族文化的观念就成为理解他无的试金石。进一步说，文化对语际的有效转换关系极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形式在形态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信息通道；反之，不同的文化形式必然产生文化差异或隔膜，阻塞信息通道。如果人们是将每一个行为置于一个具体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观察的，那么对于翻译行为也应如此。
综上所述，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思想的交流、文化的转换，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因此，在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过程中，要注意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正确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内涵，然后按照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方式进行翻译，只有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翻译，才是有效且成功的翻译。
注释：
①李德超，朱志瑜.翻译研究：综合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48.
②Sapir E. Language， New York 1921：221.
③桂乾元.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07.
④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6：237.
⑤Hans G. H？觟nig， Konstruktives ？譈bersetzen， Tübingen：Stauffenburg- Verl. ， 1997， S94-95.
⑥李德超，朱志瑜.翻译研究：综合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62.
⑦桂乾元.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08.
⑧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1.
参考文献：
[1]桂乾元.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6.
[3]李德超，朱志瑜.翻译研究：综合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9-62.
[4]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1.
[5]汪嘉斐，哈斯也提.当代翻译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65-84.
[6]张美芳，王克非.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7]Hans G. H？觟nig， Konstruktives übersetzen， Tübingen：Stauffenburg-Verl. ， 1997， S94-95.
[8]Sapir E：Language， New York 192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