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德虽然70高龄了，但是看上去精气神十足。身为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却十分享受现在忙碌的充实感和成就感。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总部在上海，是入世之初成立，如今在全国十八个城市都开设了分所，无论是规模、专业水平还是业务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说入世对于中国律师行业的变化，他的感受不可谓不深。
　　中国律师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起入世对中国律师行业的影响，吴明德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中国入世之初中国律师业的状况是这样的：第一，真正的专业律师大概是11万多。第二，中国律师事务所的规模比较小。最大的就是100多个人，没有超过200人的。第三，中国律师事务所业务量很小。第四，中国律师从事的法律专业服务领域面比较窄。涉外业务薄弱，非诉业务的专业水准不高，与国际律师事务所相比没有竞争力。第五，法律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高。
　　吴明德说，从这几个方面说明我国律师真正参与国际竞争还不具备条件。所以当时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律师界盛传：“狼来了怎么办？”好多人担忧，有人甚至反对。
　　“入世后这15年，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可以说翻天覆地。”他列举了数据作为证明：2015年底，中国律师数量是29.8万，增长171%。以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例，1999年由三个律师所合并而成，共40多位律师，年创收才950万；经过这十七年的发展，2015年底，全所超过1200名律师，增长25倍，业务比成立之初增长了150倍多。
　　从这一系列数字看出，吴明德对这些年我国律师行业的变化了然于胸。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中国律师事务所业务创收很低，“最高的事务所也就是3000来万，但是现在中国创收超过10亿以上的律师事务所去年超过10家”。当然，现在这个数字和英美一流的事务所比还是有差距。入世以后，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限制，而且发展的速度超过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20年。现在每年加入律师队伍的执业律师超过15000人。
　　吴明德总结道，中国入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律师行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律师业务专业化，“如果中国没有入世，如果法律服务业不对外开放，中国律师事务所无论从规模上、从专业能力上、在精细化服务等方面都达不到现在的程度。任何一个行业如果闭关自守，没有开放和竞争，都会落后挨打的”。
　　倒逼中国律师快速成长
　　中国入世也对律师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吴明德表示，入世初期，从事涉外领域的律师既要熟悉世贸规则，又要精通相关法域的法律和文化，还能为客户提供精细的专业服务，这方面的人才是极少的，尤其是涉外法律服务的专业性要求很高。
　　他举例说，比如反倾销、反补贴法律服务对律师的专业性要求很高，而如果我国一家企业被美国或者欧盟起诉倾销，一旦败诉，就要承担高额税，很可能导致企业倒闭。尽管这项专业服务的收益比证券资本市场等业务要低，“但我们仍然必须代理，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利益”。
　　吴明德曾走访和考察了很多欧美的律师事务所，发现国外的律师事务所两百多年长盛不衰的秘密，就是有一套非常高效的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渠道和专业服务能力。
　　“没有国际性律师事务所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我相信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按原来的观念发展不到今天的程度。既然你从事了律师业，就必须是把它作为一项事业去做。我认为，把律师事务所做成品牌，一定要有清晰的战略眼光，要有现代律师事务所的管理理念和思维，要有客户认可的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要有人才的培养和晋升机制，这样的事务所才能长久。”吴明德如是说。
　　具体谈到入世给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的影响，吴明德认为，现在凡是国内的品牌律师事务所都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以适应加入WTO后我国企业走向世界涉外法律服务增长的需求。据他介绍，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从制度层面上为年轻律师提供了很好的成长通道。
　　企业法律观念正在转变
　　这些年，吴明德也接触了不少中国的贸易纠纷案件，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在用法律手段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虽然有进步，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企业家‘走出去’是不会带中国的律师，还是习惯于‘找关系’的思维”，吴明德表示，现在我国比较成熟的大公司已经转变观念了，“希望律师跟他们一起出国谈判”。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不仅是中国企业本身走出去，还需要律师等专业服务跟上去。吴明德对此十分认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如果没有在法律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其潜在的投资风险是很大的。”去年锦天城成立了“一带一路”中心，要求每个律师把其客户涉及到的不同法域法律都要研究透彻，锦天城还和许多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共同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编辑|王秋蓉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