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一座千年窑火不息的陶瓷文化之都。那么,景德镇的文化地标在哪呢?龙珠阁(御窑厂遗址)、高岭、古窑(历博)、湖田古瓷窑址……个个都是独具魅力的陶瓷文化圣地。但至今为止,没有一处能成为公认的景德镇文化地标。是选项太多让人难以取舍,还是没有一处足以服众?
　　前不久,江西举办了一次名为 “我心目中的江西地标”评选活动。景德镇的龙珠阁、浮梁古县衙经过专家评审,进入了50处候选地标。论历史文化底蕴,两地入围当之无愧。可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两地都有些名不见经传。
　　以名气大小评价文化地方(建筑)的价值,自然是非常庸俗。但要评选文化地标,知名度却必须是最重要的标准,因为文化地标的实质就是一座城市最出名的文化地方。没有名气,何谈地标?说起杭州,我们自然想到西湖;来到西安,秦始皇陵必是观光的首选之地;而谈及景德镇,多数外地人除了知道这是个瓷器之都外,却说不出当地任何一处文化地方的名称。
　　细数景德镇所有的文化地方,知名度与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地标相比,都逊色不少。唯一一个能在全国叫得响的只有高岭,这要归功于中学化学课本上有关于高岭土的介绍——因最早发现其产地是江西景德镇以东四十五公里处的高岭村而得名。据说,1712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柯莱曾向国外介绍过高岭的瓷土,于是高岭土从此便名声远扬,身价百倍。
　　可惜的是,今天的高岭已是“土尽山残”,登上高岭山只能凭空追忆曾经的瓷土之源。高岭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历史符号,却难以堪当实际意义上的文化地标。
　　为什么景德镇享誉世界,却没有一处妇孺皆知的文化地标?
　　纵观国内外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地标,能名扬天下的大致有两种原因。
　　一是文化地标是由皇家(政府)建造,如北京的故宫,西安的秦始皇陵,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这些文化地标举全国之财力,聚天下之能工巧匠,集当时科技之精华,其气派和文化内涵无不让人叹为观止。这些地方已非一城一地的文化地标,而是一朝一代的国力象征。
　　景德镇也有一个地方洋溢着浓厚的皇家气息,这就是御窑厂遗址。御窑厂说白了就是皇家直属瓷厂,出品的瓷器专供皇家使用。这个“工厂”不惜生产成本,对成品要求极为严格,做到每件瓷器必须毫无瑕疵。因而,御窑厂制造的官窑瓷精美绝伦,代表了当时景德镇最高水平的制瓷技艺。遗憾的是,御窑厂早已在改朝换代时陡然消亡,高贵无比的瓷器落在地上,化成了无数的碎瓷片,逐渐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
　　拍卖会上拍出天价的官窑瓷,宛如一位几百岁的老人,向人们讲述着当年御窑厂的荣光。如果御窑厂今安在,那景德镇的文化地标就没有悬念了!
　　文化地标出名的另一原因来自于名人效应,如杭州的西湖。历代文人骚客在西湖边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面对西湖美景,宋代大诗人苏轼吟出了不朽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如果说西湖的名人效应还有些“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议,那么曲阜孔子庙的出名完全是得益于“中国古代第一圣人”的盛名。再举例说,唐代诗人崔灏的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让武汉的黄鹤楼名声大震;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让世人知道了南昌有一个滕王阁……
　　景德镇号称千年瓷都,但在历史上却很少赢得文化名人的垂青,也没有出过名垂青史的伟人,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才被浮梁(景德镇)人津津乐道了一千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了一位为景德镇写诗颂扬的大文豪——郭沫若。不过,他的赞美诗句“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只是让景德镇人拍手叫好,却难以在中国的文化史中留下一笔,更别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在我的印象中,景德镇建镇1000多年以来,好像没有一位文化名人为景德镇的地方(建筑)留下名句佳篇。
　　唯一能与文化名人沾点边的地方就算是莲花塘了。传说,苏轼曾经与好友佛印在莲花塘泛舟论道,这个池塘因此得名佛印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佛印湖改名为莲花塘。一个文化韵味十足的好名字就这样被糟蹋了!
　　没有一个誉满天下的文化地标,这并不是景德镇的悲哀。相反,我却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的自豪之处。景德镇千年瓷都的声誉,不是因为曾是某个王朝的都城,也不是沾上了某位大人物的光,而是一代又一代瓷业艺人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勤劳铸就而成的。正因如此,景德镇在众多的中国文化名城中显得独树一帜——这是一座平民化的文化名城。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有一种独步天下的武功“独孤九剑”,它的要诀就是“没有招数就是最好的招数”。“独孤九剑”的精髓与佛家的禅语“无即是有”有异曲同工之妙。
　　景德镇没有文化地标,因为景德镇的文化地标无处不在。
　　也许是一条马路(地下埋藏着各个时代的瓷片);或许是一条里弄(里面的陶瓷作坊和居住的陶瓷艺人传承着前辈们留下来的制瓷技艺);也可能是一条河流(河床堆满了烧制瓷器后残留下的渣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