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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中产阶层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的特征。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去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将达7亿人，年收入8万元。
映像·面孔
如果你翱翔于广州上空鸟瞰，你会发现，一到夜晚，广州的魅力便依附于珠江两畔。初春的沿江路灯火开得妖艳，白糖开始她在广州的第一次珠江夜游，这是一个难得的闲暇。光圈闭合间，她拍下了一幅浮世绘——玩自行车的潮人、推着儿童车的年轻父母、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汉。
今年流行一个冷笑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作为月入一万的媒体人，白糖属于前者。不过，这一切需要精打细算的维持，就像她手上刚买的iPhone 4，就差不多要占去她半个月的薪水。
沿江路的1127CLUB和苏荷酒吧外，服务员正在擦桌子，这是他们惯常的工作，并不知道桌子今晚的主人是谁。这是白糖镜头所不能到达的空间——在今晚，外企高管李鸿将和几个朋友出现在这里，每周一次的狂欢，是他们向这个世界传达他们并没有老去的信号。
如果她把镜头转向更远处的二沙岛，会看到一辆奔驰600缓缓停下，黄部落打开车门，一家三口走进了星海音乐厅。不管生意多忙，每周听一次音乐会是黄总的生活内容。如果说，他早期听音乐的兴致是老婆培养出来的，到了后期，则是为了在社会场合上收集一些谈资。
爱群新楼盘拉着硕大的横幅——献给100位改变中国GDP的人。镜头里的解放桥上跑过很多车，里面肯定有很多像白糖这样的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中产阶层。这种划分的跨度如同从解放桥到洛溪大桥，游历其中的人们，既有随时上岸的从容，也有害怕溺水的焦虑。
——他们，是中国中产链上的各个阶层。
就这样被你中产
2010年初，社会学家陆学艺因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中，他的“23%中产比率”成为很多报章杂志的热点话题。不过，这一乐观数字随即被“被中产”这一概念覆盖。
以北京为例，“540万”和“40%”—这是《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最新定义的北京中产人群数量和比例，“中产阶层主流化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另一组随之公布的数据却令起草专家们有些尴尬，在被认定的中产阶层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
而那些在收入、文化、资源等方面都符合国内外中产阶层标准的“中产们”对这一称呼嗤之以鼻，不屑为伍。调查数据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很多研究者认为测量标准不明确的原因。
对于中国中产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课题，社会学者刘毅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转型期中产阶层消费特征》中就系统地对中产作出评定。大致有三种标准：客观量度法、主观认同法和综合评定法。客观量度法的测量指标主要有经济收入、消费指标、职业、社会地位；主观认同法则相对主观，包括自我评价、公众声誉界定和职业声望测量；综合评定法就相对更符合大多数人的期望，它不仅包括收入、就业能力、消费及生活方式，还有公民意识和修养。
陆学艺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他只单独选择了客观量度法中 “职业评定”这项指标。他认为，中产阶层是一个职业概念，而非收入——“副教授月收入2000，欠一屁股债，还是中产；开出租车的人，不管收入多少，都不是中产。”
对于这一观点，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宁则抱着谨慎同意的看法，“职业固然是一个指标，但在价值观模糊的转型期，大家需要一个公认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钱——你掌握多少财富。”
王宁关于钱的衡量标准显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而且其实，无论哪一种中产阶层的评定方法，收入无疑都是难以避免的一项硬指标。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历时4个月，发放30万份问卷，根据263584份有效问卷得出的结论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为6万至50万。”
按照这样的收入，在房价不算很高、股市节节攀升的2006年，也许很多人还没有“被中产”的尴尬。但短短的5年时间，房价高企，股市大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种种原因，让他们已经毫无当初的殷实感。“6万就中产了？这简直是海市蜃楼，标准定得太低了，中产要精神物质双丰收，6万在广州只能让你生存，不能生活。”白糖说。除了制度问题，王宁把这归结于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的原因，“中产阶层的财富基本只能靠工资，在国外遇到通胀，企业不加工资员工会集体罢工，而在中国的结果大多是员工被炒或者自己跳槽”。2008年的股市跳水，让中产们在唯一的投资渠道上又纷纷受挫，“所以，可能中产的比率在现阶段正在下降”。对于陆学艺教授关于中产人口比率每年增长1%的观点，王宁恰好持相反态度。
作为一个标签，中产阶层的定义在中国呈现分裂的状态。精神中产与物质中产并不重叠，只是偶尔发生交集。
精神愉悦对于具有相对较高文化层次的中产阶层来说不可或缺。“中产阶层的收入相对固定，除却房贷、保险、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他们手中的财富并没有很多，所以在物质上不可能像富裕阶层那样随心所欲，只能转投寻求精神享受。”王宁曾经对珠三角的宏观消费做过调研，发现很多中产阶层都会偏爱星巴克、麦当劳这些地方，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喝杯咖啡或者吃个汉堡，更多的是在这些场所和朋友们聊天。“他们也更愿意花几百块钱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花几十块钱去电影院看一场大荧幕电影。”
中产的生活品质应该达到什么状态？有房有车在众多人看来，已不能作为评判标准。咨询师杨力认为，中产与被中产的区别，前者是在享受，后者是在维持，“小姐的身份丫头的命，虚拟光环下的生活是靠每月拼命地工作来埋单，中国式的中产，已经成为脱贫和解决温饱的代名词。如果一定要排上，我只能算是精神上的中产吧”。
中国式的中产，在现实中已经迷失了方向。作为一个概念，中产不仅是一种生活模式，而且还是一个身份标签，更多的人不是在享受中产，而是在维持中产的体面生活。
中产了，而且阶层
5年前，雅虎中文网曾做过一个网上调查，从30万份数据中，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中国中产的“标准配置”：开着标志307或者奥迪A4 2.4轿车；住在一些明星楼盘；使用IBM ThinkPad、SONY、三星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P910C、S700或者摩托罗拉V3、诺基亚7280手机；经常出入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他们都习惯用招行一卡通或者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
不过，当资讯和科技越来越发达时，这些景象都不再了。“社会动态发展得太快，”王宁拿着手中一个旧得已经看不清牌子的翻盖手机比划，“一般的中产应该都在追求iPhone 4了，这样的（手机）谁还愿意用？”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金融危机真正来临前的2005年也有类似预测，他用最简单的三个问题来询问那些界于老中产和新中产之间的群体：“你自认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三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
大前研一这“三座大山”对于脆弱的中产阶层具有杀伤性消耗作用，因为你不可能再有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去消费，而消费才是拉动一个国家GDP最重要的因素。在美国，中产阶层既是社会的主流，又代表了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以高消费著称。从住房面积、家用电器数量和汽车数量等指标来衡量，美国的上层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是世界最高的。
什么才是标准的中产生活？在众多中产阶层看来，热门电影《非诚勿扰2》描述的才是标准的中产印象：一辆黑色奔驰GLK；三亚的度假式山顶海景公寓产权，室外漫山遍野层林尽染，还有一年四季长青的椰树；出席各大时尚和慈善拍卖活动；拥有一份保额不菲的人寿保险和信托基金；“让女儿一辈子有三明治吃是没问题了”（孙红雷语）。以这样的标准，即便是年收入50万元的中产也只是刚刚及格，还要担心家人生病、通胀和房贷。高级会计师吕良伟认为，目前的中产阶层划分标准是专家们人为调低的。
作为人们眼中标准的中产，吕良伟对自己的中产地位始终保持着警惕，他认为，沉重的税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对中产阶层的一个威胁。虽然目前有充裕的收入，但不能保证始终处于尖端状态，有随时被逐出中产阶层的担忧。
迈向富人阶层的中国中产
江山编著的《中产路线图》，在“新老阶层的分化与形成”一章里提到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四个核心变化。1．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2．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的数量随着工业化进程有明显的上升；3．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4．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他指出，现代化社会阶层理想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作为橄榄中段偏上、迈向富人阶层的的中产阶层，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存在？对于高端中产者来说，昭显他们地位的已不是具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而是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影响力，包括政治上、文化上、民生上等。
在媒体报道和现实见闻中，中国的富人（包括高端中产者）经常以“为富不仁”的形象出现。旅美学者薛涌在《中国富人缺什么》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他列举了中外民众看待富人的态度，“在美国社会，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
“为富不仁”固是恶行，“为富者”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象征。事实上，在批评的背后，中国的中产们也在动用他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介入到各领域中去。这是一种公共良心，也是上层中产者从物质生活向社会地位的迁徙。
在文化、经济领域上，开创“玉川酒庄”的陈展辉与搭档马清运在生意进入轨道后，在洛杉矶发起创办美国思班艺术基金会，并支持建造了西安“么”艺术中心，成为西安第一座由私人基金出资建造的大型公益性当代艺术机构。基金会先后赞助数十项艺术活动，以及多个艺术论坛，并资助了一些大学的艺术学院毕业展。
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上，《时尚先生》的钭江明经常利用媒体的力量，宣传环保和慈善。在网络上，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条微博，就是转载一个失踪黑窑工的信息，“每天转，不遗忘”。这股牛犊顶橡树的执着劲背后是“只要去做，就是对世界的改变”这样的信念。
上层中产的走向是迈入上流社会，但薛涌认为：中国没有上流社会，在谈到富人斗富“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暴发户嘴脸时，更是刻薄地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贱民”。还好，随着文明进程和社会气候的转变，更多的高端中产者迈进富人阶层时，整个上流社会的精神也将变得越来越清洁。
心理失衡和崛起的中产阶层
自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若干年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讨论就从没停止过。但在中国，中产阶层仍是老百姓遥不可及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因为狂热和躁进，而造成心理失衡，只剩下欲望。
造成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贫富差距的增大，而这种差距大多数并不是通过正当途径造成的。“媒体经常报道一个贪官，一查就查出来有十几套房子，这让辛辛苦苦供房的人怎么想？在国外，一提到比尔·盖茨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但在中国提起一些富豪，大家会想既然官员受贿，那么谁在行贿，自然会联想起企业家是否有原罪问题。”王宁说。
在中产阶层大本营的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代表的新中产阶层白领工作者总数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最健康发展的超级大国。“这一切有赖于产业转型，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中产不可能占到最大比率。”曾在英国留学的王宁认为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如此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主要有赖于他们服务业的发达。“广告、传媒、金融这些行业才能创造中产阶层，要不然一个民工荒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崩盘。只有服务业创造出来的GDP占总GDP的比重大才有可能实现像欧美那样的社会结构。”
王宁用在国内外银行的见闻做了一个对比，他在国外的银行业务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电脑来实现，而在国内基本上靠排队，效率缓慢，这其中消耗的各种成本让服务业不能起到支撑作用。而对于中产的一个生力军——私营企业主来说，如果办一个公司，需要通过的各种部门、需要经办的各种手续也枚不胜举，往往一个商机被发现，但真正能开始经营的时候已经错过。“行政手段过多，不够灵活。”
如何响应调查机构的“号召”，创造出更多的中国中产？事实上，在当下中国，IT业也是酝酿中产新贵一个巨大的摇篮。一位资深财经媒体人士称，那些扎堆在北京中关村和深圳南山科技园的小青年，别看他们只是搞个工作室每天对着电脑研发手机应用程序和游戏，有些人不到一年就拿到了风投，还有的几年就上市了，他们捕捉着瞬息万变的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动态，拥有最前沿的技术和强烈的求知欲，他们研究的是数以万计甚至以亿计的应用人群的消费心理，通过独特、便捷的服务向大量用户收取微费用，赚钱的速度不可想象。在广州一家著名网络公司，一个游戏研发技术人才，年薪甚至超过他们的副总裁。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所以，中产阶层堪称社会的天然稳定器。
在中国，纯粹的中产阶层并没有宣扬的那么多，更多的是首先打造财富系统，而社会责任感、荣誉感则作为后期的补丁。的确，中国梦的崛起并非易事，但正当其时。
映像·面孔
如果你翱翔于广州上空鸟瞰，你会发现，一到夜晚，广州的魅力便依附于珠江两畔。初春的沿江路灯火开得妖艳，白糖开始她在广州的第一次珠江夜游，这是一个难得的闲暇。光圈闭合间，她拍下了一幅浮世绘——玩自行车的潮人、推着儿童车的年轻父母、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汉。
今年流行一个冷笑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作为月入一万的媒体人，白糖属于前者。不过，这一切需要精打细算的维持，就像她手上刚买的iPhone 4，就差不多要占去她半个月的薪水。
沿江路的1127CLUB和苏荷酒吧外，服务员正在擦桌子，这是他们惯常的工作，并不知道桌子今晚的主人是谁。这是白糖镜头所不能到达的空间——在今晚，外企高管李鸿将和几个朋友出现在这里，每周一次的狂欢，是他们向这个世界传达他们并没有老去的信号。
如果她把镜头转向更远处的二沙岛，会看到一辆奔驰600缓缓停下，黄部落打开车门，一家三口走进了星海音乐厅。不管生意多忙，每周听一次音乐会是黄总的生活内容。如果说，他早期听音乐的兴致是老婆培养出来的，到了后期，则是为了在社会场合上收集一些谈资。
爱群新楼盘拉着硕大的横幅——献给100位改变中国GDP的人。镜头里的解放桥上跑过很多车，里面肯定有很多像白糖这样的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中产阶层。这种划分的跨度如同从解放桥到洛溪大桥，游历其中的人们，既有随时上岸的从容，也有害怕溺水的焦虑。
——他们，是中国中产链上的各个阶层。
就这样被你中产
2010年初，社会学家陆学艺因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中，他的“23%中产比率”成为很多报章杂志的热点话题。不过，这一乐观数字随即被“被中产”这一概念覆盖。
以北京为例，“540万”和“40%”—这是《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最新定义的北京中产人群数量和比例，“中产阶层主流化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另一组随之公布的数据却令起草专家们有些尴尬，在被认定的中产阶层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
而那些在收入、文化、资源等方面都符合国内外中产阶层标准的“中产们”对这一称呼嗤之以鼻，不屑为伍。调查数据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很多研究者认为测量标准不明确的原因。
对于中国中产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课题，社会学者刘毅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转型期中产阶层消费特征》中就系统地对中产作出评定。大致有三种标准：客观量度法、主观认同法和综合评定法。客观量度法的测量指标主要有经济收入、消费指标、职业、社会地位；主观认同法则相对主观，包括自我评价、公众声誉界定和职业声望测量；综合评定法就相对更符合大多数人的期望，它不仅包括收入、就业能力、消费及生活方式，还有公民意识和修养。
陆学艺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他只单独选择了客观量度法中 “职业评定”这项指标。他认为，中产阶层是一个职业概念，而非收入——“副教授月收入2000，欠一屁股债，还是中产；开出租车的人，不管收入多少，都不是中产。”
对于这一观点，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宁则抱着谨慎同意的看法，“职业固然是一个指标，但在价值观模糊的转型期，大家需要一个公认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钱——你掌握多少财富。”
王宁关于钱的衡量标准显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而且其实，无论哪一种中产阶层的评定方法，收入无疑都是难以避免的一项硬指标。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历时4个月，发放30万份问卷，根据263584份有效问卷得出的结论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为6万至50万。”
按照这样的收入，在房价不算很高、股市节节攀升的2006年，也许很多人还没有“被中产”的尴尬。但短短的5年时间，房价高企，股市大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种种原因，让他们已经毫无当初的殷实感。“6万就中产了？这简直是海市蜃楼，标准定得太低了，中产要精神物质双丰收，6万在广州只能让你生存，不能生活。”白糖说。除了制度问题，王宁把这归结于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的原因，“中产阶层的财富基本只能靠工资，在国外遇到通胀，企业不加工资员工会集体罢工，而在中国的结果大多是员工被炒或者自己跳槽”。2008年的股市跳水，让中产们在唯一的投资渠道上又纷纷受挫，“所以，可能中产的比率在现阶段正在下降”。对于陆学艺教授关于中产人口比率每年增长1%的观点，王宁恰好持相反态度。
作为一个标签，中产阶层的定义在中国呈现分裂的状态。精神中产与物质中产并不重叠，只是偶尔发生交集。
精神愉悦对于具有相对较高文化层次的中产阶层来说不可或缺。“中产阶层的收入相对固定，除却房贷、保险、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他们手中的财富并没有很多，所以在物质上不可能像富裕阶层那样随心所欲，只能转投寻求精神享受。”王宁曾经对珠三角的宏观消费做过调研，发现很多中产阶层都会偏爱星巴克、麦当劳这些地方，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喝杯咖啡或者吃个汉堡，更多的是在这些场所和朋友们聊天。“他们也更愿意花几百块钱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花几十块钱去电影院看一场大荧幕电影。”
中产的生活品质应该达到什么状态？有房有车在众多人看来，已不能作为评判标准。咨询师杨力认为，中产与被中产的区别，前者是在享受，后者是在维持，“小姐的身份丫头的命，虚拟光环下的生活是靠每月拼命地工作来埋单，中国式的中产，已经成为脱贫和解决温饱的代名词。如果一定要排上，我只能算是精神上的中产吧”。
中国式的中产，在现实中已经迷失了方向。作为一个概念，中产不仅是一种生活模式，而且还是一个身份标签，更多的人不是在享受中产，而是在维持中产的体面生活。
中产了，而且阶层
5年前，雅虎中文网曾做过一个网上调查，从30万份数据中，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中国中产的“标准配置”：开着标志307或者奥迪A4 2.4轿车；住在一些明星楼盘；使用IBM ThinkPad、SONY、三星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P910C、S700或者摩托罗拉V3、诺基亚7280手机；经常出入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他们都习惯用招行一卡通或者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
不过，当资讯和科技越来越发达时，这些景象都不再了。“社会动态发展得太快，”王宁拿着手中一个旧得已经看不清牌子的翻盖手机比划，“一般的中产应该都在追求iPhone 4了，这样的（手机）谁还愿意用？”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金融危机真正来临前的2005年也有类似预测，他用最简单的三个问题来询问那些界于老中产和新中产之间的群体：“你自认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三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
大前研一这“三座大山”对于脆弱的中产阶层具有杀伤性消耗作用，因为你不可能再有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去消费，而消费才是拉动一个国家GDP最重要的因素。在美国，中产阶层既是社会的主流，又代表了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以高消费著称。从住房面积、家用电器数量和汽车数量等指标来衡量，美国的上层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是世界最高的。
什么才是标准的中产生活？在众多中产阶层看来，热门电影《非诚勿扰2》描述的才是标准的中产印象：一辆黑色奔驰GLK；三亚的度假式山顶海景公寓产权，室外漫山遍野层林尽染，还有一年四季长青的椰树；出席各大时尚和慈善拍卖活动；拥有一份保额不菲的人寿保险和信托基金；“让女儿一辈子有三明治吃是没问题了”（孙红雷语）。以这样的标准，即便是年收入50万元的中产也只是刚刚及格，还要担心家人生病、通胀和房贷。高级会计师吕良伟认为，目前的中产阶层划分标准是专家们人为调低的。
作为人们眼中标准的中产，吕良伟对自己的中产地位始终保持着警惕，他认为，沉重的税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对中产阶层的一个威胁。虽然目前有充裕的收入，但不能保证始终处于尖端状态，有随时被逐出中产阶层的担忧。
迈向富人阶层的中国中产
江山编著的《中产路线图》，在“新老阶层的分化与形成”一章里提到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四个核心变化。1．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2．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的数量随着工业化进程有明显的上升；3．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4．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他指出，现代化社会阶层理想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作为橄榄中段偏上、迈向富人阶层的的中产阶层，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存在？对于高端中产者来说，昭显他们地位的已不是具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而是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影响力，包括政治上、文化上、民生上等。
在媒体报道和现实见闻中，中国的富人（包括高端中产者）经常以“为富不仁”的形象出现。旅美学者薛涌在《中国富人缺什么》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他列举了中外民众看待富人的态度，“在美国社会，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
“为富不仁”固是恶行，“为富者”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象征。事实上，在批评的背后，中国的中产们也在动用他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介入到各领域中去。这是一种公共良心，也是上层中产者从物质生活向社会地位的迁徙。
在文化、经济领域上，开创“玉川酒庄”的陈展辉与搭档马清运在生意进入轨道后，在洛杉矶发起创办美国思班艺术基金会，并支持建造了西安“么”艺术中心，成为西安第一座由私人基金出资建造的大型公益性当代艺术机构。基金会先后赞助数十项艺术活动，以及多个艺术论坛，并资助了一些大学的艺术学院毕业展。
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上，《时尚先生》的钭江明经常利用媒体的力量，宣传环保和慈善。在网络上，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条微博，就是转载一个失踪黑窑工的信息，“每天转，不遗忘”。这股牛犊顶橡树的执着劲背后是“只要去做，就是对世界的改变”这样的信念。
上层中产的走向是迈入上流社会，但薛涌认为：中国没有上流社会，在谈到富人斗富“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暴发户嘴脸时，更是刻薄地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贱民”。还好，随着文明进程和社会气候的转变，更多的高端中产者迈进富人阶层时，整个上流社会的精神也将变得越来越清洁。
心理失衡和崛起的中产阶层
自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若干年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讨论就从没停止过。但在中国，中产阶层仍是老百姓遥不可及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因为狂热和躁进，而造成心理失衡，只剩下欲望。
造成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贫富差距的增大，而这种差距大多数并不是通过正当途径造成的。“媒体经常报道一个贪官，一查就查出来有十几套房子，这让辛辛苦苦供房的人怎么想？在国外，一提到比尔·盖茨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但在中国提起一些富豪，大家会想既然官员受贿，那么谁在行贿，自然会联想起企业家是否有原罪问题。”王宁说。
在中产阶层大本营的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代表的新中产阶层白领工作者总数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最健康发展的超级大国。“这一切有赖于产业转型，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中产不可能占到最大比率。”曾在英国留学的王宁认为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如此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主要有赖于他们服务业的发达。“广告、传媒、金融这些行业才能创造中产阶层，要不然一个民工荒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崩盘。只有服务业创造出来的GDP占总GDP的比重大才有可能实现像欧美那样的社会结构。”
王宁用在国内外银行的见闻做了一个对比，他在国外的银行业务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电脑来实现，而在国内基本上靠排队，效率缓慢，这其中消耗的各种成本让服务业不能起到支撑作用。而对于中产的一个生力军——私营企业主来说，如果办一个公司，需要通过的各种部门、需要经办的各种手续也枚不胜举，往往一个商机被发现，但真正能开始经营的时候已经错过。“行政手段过多，不够灵活。”
如何响应调查机构的“号召”，创造出更多的中国中产？事实上，在当下中国，IT业也是酝酿中产新贵一个巨大的摇篮。一位资深财经媒体人士称，那些扎堆在北京中关村和深圳南山科技园的小青年，别看他们只是搞个工作室每天对着电脑研发手机应用程序和游戏，有些人不到一年就拿到了风投，还有的几年就上市了，他们捕捉着瞬息万变的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动态，拥有最前沿的技术和强烈的求知欲，他们研究的是数以万计甚至以亿计的应用人群的消费心理，通过独特、便捷的服务向大量用户收取微费用，赚钱的速度不可想象。在广州一家著名网络公司，一个游戏研发技术人才，年薪甚至超过他们的副总裁。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所以，中产阶层堪称社会的天然稳定器。
在中国，纯粹的中产阶层并没有宣扬的那么多，更多的是首先打造财富系统，而社会责任感、荣誉感则作为后期的补丁。的确，中国梦的崛起并非易事，但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