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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MIT开放课程网站有上百万访问量,其中21%来自中国,可见中国学生旺盛的求知欲。
这个夏天对于59岁的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Hockfield)博士而言非常忙碌,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校长在上任5年半以后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地访问中国——8天内与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的政商学界密集会晤。她上一次以MIT校长身份来中国演讲还是2006年,当时中国只是她“亚洲之旅”的一站。
对于MIT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过去20年,有5000名中国学生在MIT就学。而在MIT今年招收的1万名(本科4000人,研究生6000人)学生中,就有近500名来自中国。霍克菲尔德对中国生源也是赞誉有加:“中国学生之前的准备、学习精神和才华让他们进入MIT后继续保持优等生的状态。”霍克菲尔德在向广大中国听众传播MIT理念的同时,不时对这个崛起的东方大国给予高度评价,因为在她看来,“我们与中国各界越来越多的合作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MIT应对人类的巨大挑战,帮助恢复可持续的、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百年中国缘
当霍克菲尔德在上海外滩三号“三言舍”活动上做演讲时,她的嗓子已经因为连日劳顿而有些沙哑和咳嗽,但这没有影响她与中国听众“套近乎”,霍克菲尔德开门见山地表示:“其实,MIT和中国人民算是老朋友了。134年前,第一批中国学者去了MIT。他们在MIT学习数学、采矿、化学和机械工程。”也许是巧合,霍克菲尔德在上海说出这些话时,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正在举行2010年世博会;而1876年第一批中国学生来到MIT时,那时的美国恰逢建国100周年,留美事务局的清朝官员带领平均年龄12岁的113名幼童参观同年在费城举行的世博会,引起西方轰动。其中,来自广州、厦门、澳门和上海的8名幼童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宋文翙、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进入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1916年迁往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清政府称为“波士顿机器大书院”)学习,当时这所私立高等学府刚刚招生11年,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独树一帜。
“自此之后,很多中国毕业生无论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都发展得非常好。”霍克菲尔德举例道,“1930年代,李郁荣(后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与MIT知名教授、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一起进行开创性研究;钱学森从我校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MIT历史上最年轻的全职教授。他是美国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立人之一,后来又创立了中国的太空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MIT加强了与中国高校的双向交流。例如15年前,與复旦大学开始合作的中国-MIT管理教育项目,外滩三号主席林美金女士也是该项目领导委员会成员。最近,MIT又与上海交大开展中国制造业领袖项目的合作,通过该项目,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学术领导前往MIT,深层次了解当今世界能源和环境挑战。
以人为本
有人称MIT为“疯癫精神病院”。对不知内情的人来说,第一印象或许如此。然而,MIT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独特的教育方法,“最基本的注意点是研究,即独立地去探索新问题”。例如,有一门课是这样进行的:学生们每人得到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课程要求简单而明确——自行设计、装配一台机器。恰恰是这种奇异、怪僻、与众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一大批献身教育事业、顽强拼搏且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正因如此,才使MIT成为全世界有志青年衷心向往的“麦加圣地”。
霍克菲尔德认为,研究和教育的根本还在于个人。MIT与中国的很多合作是在“个人”这个更小的规模上展开的。其中有一个合作要归功于33位中国出生的MIT教职人员。中国建筑大师张开济的孙子、建筑大师张永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上海世博会企业联合馆的设计师,霍克菲尔德在上海参观世博会时特别去看了张永和的作品。“另外还包括我们代表团成员、MIT最大的研究中心电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舒维都(VictorZue),大脑研究项目先驱MITPicower学习和记忆中心主任蔡莉慧以及众多其他教职人员。”此外,现在60多位MIT教职人员在研究城市规划、经济学、能源、云计算和认知科学时,都将中国包含其中。
4年前,MIT斯隆商学院毕业生、来自中国香港的唐裕年(Martin Tang)成为第一位不在美国的MIT校友协会主席。唐裕年的爷爷唐星海和父亲唐骥千也都是MIT奖学金获得者,唐家三代共有90年的MIT求学历史。
MIT仍然是许多中国学生的“求学圣殿”,每年有限的招生名额似乎已经不是问题。霍克菲尔德表示:“在21世纪,MIT又有了另外一批学生,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亲自前往MIT校园。很多中国学生通过MIT的开放课程领略MIT。学生通过开放课程可通过网络免费获得MIT超过1900项科目的材料。每个月,开放课程网站有上百万访问量,其中21%来自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旺盛的求知欲。”
对话MIT女校长
《新民周刊》: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在中国很流行,虽然剧中提及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就是唐骏“博士”最近牵扯到的那所学校)的4位理科男,但是似乎对于理科生来说很有代表性。不知MIT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霍克菲尔德:我没看过这部美剧,但是我想说的是人们对理科院校可能有些误会。例如以为理科生多为男生,其实在MIT的本科生中,有45%是女生;另一方面,理科生不是“书呆子”,MIT的学生然成绩优异,但是他们必须要热爱学习,而且必须文理兼通,兴趣广泛。例如,MIT的很多学生都是音乐爱好者。作为一名关注大脑发育的神经科学家,我本人也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监督员。
《新民周刊》:二战以来,MIT校长或多或少会充当美国总统的智囊角色。不知您从2004年12月就任以来,是否也给白宫建言献策?
霍克菲尔德:和许多美国高校校长一样,我每个月都会抽一天去华盛顿。其实不仅要和总统等在任官员打交道,我也要和在野党处好关系。例如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我就去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总部,让他们了解科学和技术对于美国未来的重要性。MIT在1861年成立之初是为了加快美国工业化,而现在则是最先提供科学和技术教育,为年轻人今后发明创造做好准备。奥巴马总统推崇的能源研究,就是部分采纳了我的观点。
《新民周刊》:多数经济经济学家认为,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美国约一半的经济增长都是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而很多技术成果都来自于大学研究。MIT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霍克菲尔德:MIT和多数大学一样,将培育和传播新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但是,MIT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也将培育创新和创新的人作为自己的使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如今在世的MIT毕业生共建立了约25800个现在很活跃的公司。这些公司在世界各地共雇用员工330万名,产生年收入约2万亿美元。无论是从事制造业,还是生物技术、软件、咨询,很多公司在新科学、新技术和新工程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新民周刊》:MIT为何如此重视与中国各界的合作?
霍克菲尔德:首先,中国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最棘手的技术问题的独特视角;其次,中国将继续涌现一批最棒的解决方案。现在中国在超高压电网传输和高强轻型铝摩天大楼方面已有很多进展。将来能源、公共卫生和电子通讯方面新的技术、新的解决方案将首先诞生在中国;第三,中国将涌现更多的合作者和同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人数为2000,2006年就增至22000。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高质量博士生人数将超过美国。此外,1995年到2007年间,中国的英文科学论文数量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
最终MIT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与中国各界紧密合作。解决当今全球的问题必然牵涉到解决中国的挑战。因此,我们希望MIT能在中国建立最重要的全球合作关系。
这个夏天对于59岁的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Hockfield)博士而言非常忙碌,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校长在上任5年半以后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地访问中国——8天内与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的政商学界密集会晤。她上一次以MIT校长身份来中国演讲还是2006年,当时中国只是她“亚洲之旅”的一站。
对于MIT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过去20年,有5000名中国学生在MIT就学。而在MIT今年招收的1万名(本科4000人,研究生6000人)学生中,就有近500名来自中国。霍克菲尔德对中国生源也是赞誉有加:“中国学生之前的准备、学习精神和才华让他们进入MIT后继续保持优等生的状态。”霍克菲尔德在向广大中国听众传播MIT理念的同时,不时对这个崛起的东方大国给予高度评价,因为在她看来,“我们与中国各界越来越多的合作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MIT应对人类的巨大挑战,帮助恢复可持续的、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百年中国缘
当霍克菲尔德在上海外滩三号“三言舍”活动上做演讲时,她的嗓子已经因为连日劳顿而有些沙哑和咳嗽,但这没有影响她与中国听众“套近乎”,霍克菲尔德开门见山地表示:“其实,MIT和中国人民算是老朋友了。134年前,第一批中国学者去了MIT。他们在MIT学习数学、采矿、化学和机械工程。”也许是巧合,霍克菲尔德在上海说出这些话时,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正在举行2010年世博会;而1876年第一批中国学生来到MIT时,那时的美国恰逢建国100周年,留美事务局的清朝官员带领平均年龄12岁的113名幼童参观同年在费城举行的世博会,引起西方轰动。其中,来自广州、厦门、澳门和上海的8名幼童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宋文翙、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进入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1916年迁往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清政府称为“波士顿机器大书院”)学习,当时这所私立高等学府刚刚招生11年,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独树一帜。
“自此之后,很多中国毕业生无论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都发展得非常好。”霍克菲尔德举例道,“1930年代,李郁荣(后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与MIT知名教授、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一起进行开创性研究;钱学森从我校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MIT历史上最年轻的全职教授。他是美国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立人之一,后来又创立了中国的太空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MIT加强了与中国高校的双向交流。例如15年前,與复旦大学开始合作的中国-MIT管理教育项目,外滩三号主席林美金女士也是该项目领导委员会成员。最近,MIT又与上海交大开展中国制造业领袖项目的合作,通过该项目,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学术领导前往MIT,深层次了解当今世界能源和环境挑战。
以人为本
有人称MIT为“疯癫精神病院”。对不知内情的人来说,第一印象或许如此。然而,MIT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独特的教育方法,“最基本的注意点是研究,即独立地去探索新问题”。例如,有一门课是这样进行的:学生们每人得到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课程要求简单而明确——自行设计、装配一台机器。恰恰是这种奇异、怪僻、与众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一大批献身教育事业、顽强拼搏且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正因如此,才使MIT成为全世界有志青年衷心向往的“麦加圣地”。
霍克菲尔德认为,研究和教育的根本还在于个人。MIT与中国的很多合作是在“个人”这个更小的规模上展开的。其中有一个合作要归功于33位中国出生的MIT教职人员。中国建筑大师张开济的孙子、建筑大师张永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上海世博会企业联合馆的设计师,霍克菲尔德在上海参观世博会时特别去看了张永和的作品。“另外还包括我们代表团成员、MIT最大的研究中心电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舒维都(VictorZue),大脑研究项目先驱MITPicower学习和记忆中心主任蔡莉慧以及众多其他教职人员。”此外,现在60多位MIT教职人员在研究城市规划、经济学、能源、云计算和认知科学时,都将中国包含其中。
4年前,MIT斯隆商学院毕业生、来自中国香港的唐裕年(Martin Tang)成为第一位不在美国的MIT校友协会主席。唐裕年的爷爷唐星海和父亲唐骥千也都是MIT奖学金获得者,唐家三代共有90年的MIT求学历史。
MIT仍然是许多中国学生的“求学圣殿”,每年有限的招生名额似乎已经不是问题。霍克菲尔德表示:“在21世纪,MIT又有了另外一批学生,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亲自前往MIT校园。很多中国学生通过MIT的开放课程领略MIT。学生通过开放课程可通过网络免费获得MIT超过1900项科目的材料。每个月,开放课程网站有上百万访问量,其中21%来自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旺盛的求知欲。”
对话MIT女校长
《新民周刊》: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在中国很流行,虽然剧中提及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就是唐骏“博士”最近牵扯到的那所学校)的4位理科男,但是似乎对于理科生来说很有代表性。不知MIT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霍克菲尔德:我没看过这部美剧,但是我想说的是人们对理科院校可能有些误会。例如以为理科生多为男生,其实在MIT的本科生中,有45%是女生;另一方面,理科生不是“书呆子”,MIT的学生然成绩优异,但是他们必须要热爱学习,而且必须文理兼通,兴趣广泛。例如,MIT的很多学生都是音乐爱好者。作为一名关注大脑发育的神经科学家,我本人也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监督员。
《新民周刊》:二战以来,MIT校长或多或少会充当美国总统的智囊角色。不知您从2004年12月就任以来,是否也给白宫建言献策?
霍克菲尔德:和许多美国高校校长一样,我每个月都会抽一天去华盛顿。其实不仅要和总统等在任官员打交道,我也要和在野党处好关系。例如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我就去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总部,让他们了解科学和技术对于美国未来的重要性。MIT在1861年成立之初是为了加快美国工业化,而现在则是最先提供科学和技术教育,为年轻人今后发明创造做好准备。奥巴马总统推崇的能源研究,就是部分采纳了我的观点。
《新民周刊》:多数经济经济学家认为,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美国约一半的经济增长都是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而很多技术成果都来自于大学研究。MIT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霍克菲尔德:MIT和多数大学一样,将培育和传播新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但是,MIT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也将培育创新和创新的人作为自己的使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如今在世的MIT毕业生共建立了约25800个现在很活跃的公司。这些公司在世界各地共雇用员工330万名,产生年收入约2万亿美元。无论是从事制造业,还是生物技术、软件、咨询,很多公司在新科学、新技术和新工程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新民周刊》:MIT为何如此重视与中国各界的合作?
霍克菲尔德:首先,中国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最棘手的技术问题的独特视角;其次,中国将继续涌现一批最棒的解决方案。现在中国在超高压电网传输和高强轻型铝摩天大楼方面已有很多进展。将来能源、公共卫生和电子通讯方面新的技术、新的解决方案将首先诞生在中国;第三,中国将涌现更多的合作者和同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人数为2000,2006年就增至22000。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高质量博士生人数将超过美国。此外,1995年到2007年间,中国的英文科学论文数量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
最终MIT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与中国各界紧密合作。解决当今全球的问题必然牵涉到解决中国的挑战。因此,我们希望MIT能在中国建立最重要的全球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