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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黎汶，1924年出生，上海人。1941年4月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新四军6师18旅文工团、解放军第29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工作。1955年退役，在江苏省外办、浙江舟山地区人事局等单位工作。1976年离休。
上海女兵
母亲黎汶出身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17岁那年，在她所就读的职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陈艺先的引导下，母亲与她的几位同学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队伍。在此之前，母亲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于光远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去了延安。1941年春，母亲和她的一批男女同学被地下党从上海送到苏南的常熟，参加了新四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母亲和一起从上海来的青年学生被分在苏南第一行政区“游击宣传队”，负责演节目、贴标语、教老百姓唱抗日歌曲等。他们的唯一武器就是一根短木棒，一头包上破棉絮，蘸上墨汁在墙上写标语，平时整天握在手里，遇到紧急情况就冒充手榴弹，吓唬吓唬敌人。
“游宣队”在宣传抗日的同时，还要随大部队不断转移。有一次冬夜行军，要经过一座桥，队伍过了一半时，桥断了，有人摔下去，可桥两边的人都不清楚究竟有几个人掉到河里，只能轻轻地击掌告知对岸人数，然后下河去捞人。捞人的人和被捞的人上岸后衣服都结了冰，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可他们谁都没哭，也从来没有抱怨过。那时候人是有一种精神的：跟着共产党抗日救亡，追求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再苦再累甚至牺牲也在所不惜。
大众剧团
1941年5月，母亲奉命调往新四军6师18旅的大众剧团。说起大众剧团，她的话语中不无骄傲。那时候剧团很红火，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能人，如陆起、聆志、张芸石以及后来担任团长的姜旭等。剧团设立了创作、戏剧、音乐、美术组，上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囚徒歌》等小剧。他们还从部队指战员的战斗生活、人民群众的抗日故事中汲取素材，创作出贴近生活、具有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编排成剧在部队驻地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励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母亲告诉我们，姜旭曾在回忆文章《鼓角齐鸣撼大江》中记载过这样一个细节：每次演出，领导同志和士兵坐在一起看戏，他们也像普通群众一样，情绪随剧情的起伏而起伏。有一次，在观看《放下你的鞭子》时，宣教科科长张鏖热泪纵横，哭得抬不起头来。
母亲他们经常在乡里的土台子上演戏，她和言勇阿姨总是演反动头子。母亲把带条纹的床单披在身上，腰里系根破草绳，人中处用墨涂黑，扮作东条英机，言勇阿姨则常常扮演希特勒。
奔赴苏北
1941年7月，日寇开始疯狂“清乡”。上级决定将正在锡北地区做民运工作的母亲和她的一部分戰友化整为零，让他们返沪待命，大众剧团也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母亲和战友们几经周折终于归队，到达苏北宝应地区新四军18旅所在地。她被分配到18旅兼苏中一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工作。
敌工科有位战友是日本人，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平，他在日本是个穷苦的渔民，被我军俘虏时，拒不交代日方情况，并且绝食。后来，他生了病，组织上让一位农民大娘每天去给他喂饭，终于感化了他，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抗日队伍中。每次执行护送领导和同志们的任务时，他都格外敬业，晚上投宿，整夜不眠，睁大两眼守在门口。全科同志和他关系都处得很好。解放后李平回到日本，因在日本无法生活，再次来到中国，一些和他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给他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母亲后来在政治部文工团担任政治指导员。每次部队到了驻地，他们就挨家挨户去借方桌，拼成舞台，将自己的床单用绳子悬挂起来作为幕布。眉眼均以墨汁涂画，红纸染唇，牙膏抹面。夜晚降临时，点燃汽灯，敲响铜锣，嘴里嚷着：“看戏咯！看戏咯！”一些同志则划小船去接远处的群众。
母亲不擅长表演，她常充当群众角色。文工团里多是娘子军，母亲仍旧是反串演东条英机。她用墨汁在唇下画仁丹胡子，将条状图案的床单披在身上，嘴里呜哩哇啦说些谁都听不懂的“东洋”话。
文工团每次大张旗鼓地演出，都会惊动驻扎在附近的日伪兵，于是演出结束同志们就立刻物归原主，清理现场，迅速转移。母亲说她有几次没来得及卸妆就出发了，我们姐妹听后觉得很有趣，想象着途中万一遇上日本兵的话，没准会得到他们“热闹”的行礼呢。
最让母亲难以忘怀的是夜行军。走在田埂上时，要借着夜光看清哪边是田哪边是水，身体必须偏向田的一边，否则随时都有落水的危险。那时候母亲她们都只有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好睡着呢。她说她曾被前面的人牵着两手边行军边睡觉，并且睡得很香。
舞台即战场
母亲所在的18旅文工团编创和演出水平都相当高，曾创作出大量精彩的文艺作品，有些还传唱至今。革命军旅是他们生命的根之所系，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他们的满腔热情。母亲在叙说往事时还为我们唱起了几首当年的歌，像姜旭创作的《刘桂英是朵大红花》的插曲，地道的淮海调。透过母亲苍劲的歌声，我听出当年热血青春的旋律仍激荡在她的胸中……
母亲至今仍牢记老首长对他们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一名文艺战士，首先应该是战士。”这句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母亲的战友中有好几位英勇牺牲在战场和舞台上。那时，舞台就是战场，战场也是舞台。
母亲回忆说：“1942年秋，高邮北汉庄宿营地，陆起为了收藏保存好创作所需的书籍、文稿，不幸被奔袭而来的日寇所俘，杀害在河岸旁。大众剧团的张芸石在1944年解放江都永安镇的战斗中，身临火线前沿，对敌喊话时中弹牺牲。程特青1945年在江都独立团参加解放兴化的战役中，临战受命，到连队担任指导员，带领突击班，全班战士阵亡后他一人游水登上滩头，被一群敌人刺中14刀，仍然顽强搏斗。金迪、卢沙把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洒在了大江南北。”烈士们英勇不屈的精神践行了陆起唱出的誓言：“把生命交给战斗！”
“把生命交给战斗！”这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这些为了发扬光大我军的文艺事业不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老文工团员的真实写照。 “妈妈，在三垛河口伏击战牺牲的汤江声你认识吗？”小妹立群问道。
“是啊。我和你爸爸都同他很熟。汤江声也是上海人，我当时参加革命就是被他领出来的。可惜他牺牲了，是那次战斗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一位。”
我们姐妹曾在报纸上看到的英雄，竟然化为了母亲口中的战友，除了敬仰之外，又添了几分亲切。
母亲还记得一些和他们一起参军的老乡。“当时大家都有绰号的，”母亲说，“阿伲、阿三、老广东、老姜、出其、小罗宋……”“出其”是陆起，他在战斗中牺牲了。“老姜”就是姜旭，母亲在文工队任指导员时，姜旭任队长。姜旭很有才华，创作了很多优秀节目，其中脍炙人口的《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就是他和沈亚威联手创作的。“老广东”在行军的路上抢着帮女同志背行李，处处照顾大家，可在他入伍的第二年便被当成“托派”给自己人枪毙了。
“这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沉痛的教训！”母亲沉痛地说。
母爱如山
1947年11月，在苏北高邮，母亲怀胎十月，被收编在军中的产妇队里。那一夜，前方传来紧急情报：“还乡团”正向这一带逼近，产妇队必须转移。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母亲感到阵阵腹痛袭来，阵痛伴随着规律性的宫缩。军医朱涛当即令人将老百姓家的两张桌子并拢，铺上一条床单当作手术台，为母亲接生。然而，老大立平在即将出生时，军医见到的只是她的一条腿，时间和环境都不允许再做任何处理，朱军医和卫生员只得将她的腿拉出来，然后是身体和头。孩子虽然出世了，却听不到那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朱军医把配给产妇的热水通通收拢来，倒在盆里，将面色乌青的婴儿双脚倒提，拍拍屁股，又对着热气熏熏脑袋，但是仍然无声无息。
天蒙蒙亮，部队就要出发了，人们急忙将母亲抬上担架，又将不知死活的孩子交给卫生员揣在怀里上了路。走了一村又一庄，母亲在月子里，辗转住了36户农家！因为产后匆忙上路，母亲准备的七八块尿布都遗失了，她自己被抬上担架时，连鞋子都未及收好。产后第二天，虚弱的母亲赤脚走到河边，在冰冷的河水中为婴儿清洗那仅剩的两块尿布，连夜用火烤干。为了增加几块尿布，母亲将自己仅有的两条短裤撕开充当尿布。小立平出生后的第17天，父亲从前方归来了。父亲问：“这孩子晚上哭吗？”他担心夜间难以睡个安稳觉。母亲说：“放心吧，孩子出生至今从未哭过。”但奇怪的是，父亲归来的当晚，立平开始放声大哭，并且从此哭闹不休。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孩子终于会哭了。
在立平六七个月的时候，母亲在大丰镇的学兵队工作（即为部队培训干部的训练队），国民党飛机疯狂地向新四军驻地发起进攻。一天，一架敌机轰炸了大丰镇。大丰镇夹在两条河流之间，目标集中，无处藏身。趴在河滩边的母亲一手抱着立平，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口鼻处，以便孩子万一发出哭声时立即捂住，保证周围人的安全。母亲一遍遍地低声祈祷：别哭别哭，毛毛不哭。值此生死关头，小立平竟选择了沉默，一声不吭。敌机一个俯冲，母亲甚至清楚地看到了那名飞行员的嘴脸。射出一串炮弹后，飞机拔高，再次俯冲。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由于飞得太低，飞机撞到了一棵大树上，机毁人亡。劫后余生的人们欢呼雀跃，上前翻捡驾驶员的身份证件。母亲至今还记得那名驾驶员是广西人，27岁，已参加过十多次飞行作战，未料这一次栽在了大丰镇。
1949年10月，老二立军在解放全中国的炮火声中诞生。这时，部队决定南下福建厦门，于是产后仅十余天的母亲又开始了她的长途跋涉。母亲拖着未满两岁的立平，抱着襁褓中的立军，随部队取道江西上饶，在闷罐车中颠簸了两天，粒米未进，到达了福建南平。又从南平乘军车，在武夷山区的崇山峻岭中整整三天三夜马不停蹄地向福州进军。山路之险令母亲日夜不敢合眼，她用双手托着立军的身子（以防她在颠簸中撞到车顶），两眼紧盯着前方。眼见前面一辆吉普车坠落山崖，山路急转弯时，又有卡车上的4名战士被甩下山去，母亲提出要将在另一辆车里由公务员老王照看的立平带来与自己同乘一辆车。她说，孩子没有母亲没法活，自己没了孩子也不能过，所以不如同乘一辆车，死活都在一起。
从福州又乘车船，两天后到达目的地——厦门。有一件事让母亲至今难忘。她的一位战友，一位同样年轻的母亲，经过一路艰辛，终于就要见到久别的丈夫——卫生部长胡兆文了。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船驶近厦门码头的时候把那尚未与父亲见过面的孩子交给他人，自己跑上甲板向前来迎接的丈夫招手。可就在靠上码头的那一刻两船相撞，一块钢板落下来将她当场砸死。她的孩子因为无法哺育而送给了老乡，不久也病死了。
战争中的孩子和母亲，他们所承受的艰辛和痛苦是和平时期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金门之痛
母亲的故事很多，她讲得坦然，我们听着揪心。但是讲到金门之役中那些未婚的女子，也是她的亲密战友的故事时，她几度沉默，欲哭无泪……
母亲的这3位女战友，分别是253团团长、政委、参谋长的未婚妻。事先讲好打下金门后集体举行婚礼，姑娘们还在海这边盼着，而出征的人却再也未能归来。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母亲说，那天父亲他们几位254团的领导已经登上去金门的渔船了，后因大部队的船只募不到才被迫离船的。母亲还说，那天发报机响了一夜，一封封都是来自前方求援的电报，天亮时，发报声渐渐消失了，大家的心都随之破碎。打金门时牺牲的战友们的白骨可以堆成一座塔，而那些被俘的战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屈辱一直以来无处诉说。
母亲每每说到牺牲的战友，都会沉默一阵子。她抿着嘴，牙根咬得紧紧的，木然地望向远方。她的眼里并没有泪，经历过战争和生死考验的她，有泪只在心里流！我们没有母亲坚强，我们听故事、写故事时泪水止不住哗哗地流。故事里的事我们不敢忘怀，故事里的人我们会牢记。我们是母亲的女儿，不管是生在战争年代的立平、立军，还是全国解放后出生的立明、立群，既然承继了父母的血脉，就要用自己的一生去追寻父母的足迹，在他们生命的故事里找到做人的真谛，为祖国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
黎汶，1924年出生，上海人。1941年4月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新四军6师18旅文工团、解放军第29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工作。1955年退役，在江苏省外办、浙江舟山地区人事局等单位工作。1976年离休。
上海女兵
母亲黎汶出身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17岁那年，在她所就读的职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陈艺先的引导下，母亲与她的几位同学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队伍。在此之前，母亲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于光远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去了延安。1941年春，母亲和她的一批男女同学被地下党从上海送到苏南的常熟，参加了新四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母亲和一起从上海来的青年学生被分在苏南第一行政区“游击宣传队”，负责演节目、贴标语、教老百姓唱抗日歌曲等。他们的唯一武器就是一根短木棒，一头包上破棉絮，蘸上墨汁在墙上写标语，平时整天握在手里，遇到紧急情况就冒充手榴弹，吓唬吓唬敌人。
“游宣队”在宣传抗日的同时，还要随大部队不断转移。有一次冬夜行军，要经过一座桥，队伍过了一半时，桥断了，有人摔下去，可桥两边的人都不清楚究竟有几个人掉到河里，只能轻轻地击掌告知对岸人数，然后下河去捞人。捞人的人和被捞的人上岸后衣服都结了冰，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可他们谁都没哭，也从来没有抱怨过。那时候人是有一种精神的：跟着共产党抗日救亡，追求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再苦再累甚至牺牲也在所不惜。
大众剧团
1941年5月，母亲奉命调往新四军6师18旅的大众剧团。说起大众剧团，她的话语中不无骄傲。那时候剧团很红火，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能人，如陆起、聆志、张芸石以及后来担任团长的姜旭等。剧团设立了创作、戏剧、音乐、美术组，上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囚徒歌》等小剧。他们还从部队指战员的战斗生活、人民群众的抗日故事中汲取素材，创作出贴近生活、具有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编排成剧在部队驻地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励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母亲告诉我们，姜旭曾在回忆文章《鼓角齐鸣撼大江》中记载过这样一个细节：每次演出，领导同志和士兵坐在一起看戏，他们也像普通群众一样，情绪随剧情的起伏而起伏。有一次，在观看《放下你的鞭子》时，宣教科科长张鏖热泪纵横，哭得抬不起头来。
母亲他们经常在乡里的土台子上演戏，她和言勇阿姨总是演反动头子。母亲把带条纹的床单披在身上，腰里系根破草绳，人中处用墨涂黑，扮作东条英机，言勇阿姨则常常扮演希特勒。
奔赴苏北
1941年7月，日寇开始疯狂“清乡”。上级决定将正在锡北地区做民运工作的母亲和她的一部分戰友化整为零，让他们返沪待命，大众剧团也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母亲和战友们几经周折终于归队，到达苏北宝应地区新四军18旅所在地。她被分配到18旅兼苏中一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工作。
敌工科有位战友是日本人，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平，他在日本是个穷苦的渔民，被我军俘虏时，拒不交代日方情况，并且绝食。后来，他生了病，组织上让一位农民大娘每天去给他喂饭，终于感化了他，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抗日队伍中。每次执行护送领导和同志们的任务时，他都格外敬业，晚上投宿，整夜不眠，睁大两眼守在门口。全科同志和他关系都处得很好。解放后李平回到日本，因在日本无法生活，再次来到中国，一些和他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给他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母亲后来在政治部文工团担任政治指导员。每次部队到了驻地，他们就挨家挨户去借方桌，拼成舞台，将自己的床单用绳子悬挂起来作为幕布。眉眼均以墨汁涂画，红纸染唇，牙膏抹面。夜晚降临时，点燃汽灯，敲响铜锣，嘴里嚷着：“看戏咯！看戏咯！”一些同志则划小船去接远处的群众。
母亲不擅长表演，她常充当群众角色。文工团里多是娘子军，母亲仍旧是反串演东条英机。她用墨汁在唇下画仁丹胡子，将条状图案的床单披在身上，嘴里呜哩哇啦说些谁都听不懂的“东洋”话。
文工团每次大张旗鼓地演出，都会惊动驻扎在附近的日伪兵，于是演出结束同志们就立刻物归原主，清理现场，迅速转移。母亲说她有几次没来得及卸妆就出发了，我们姐妹听后觉得很有趣，想象着途中万一遇上日本兵的话，没准会得到他们“热闹”的行礼呢。
最让母亲难以忘怀的是夜行军。走在田埂上时，要借着夜光看清哪边是田哪边是水，身体必须偏向田的一边，否则随时都有落水的危险。那时候母亲她们都只有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好睡着呢。她说她曾被前面的人牵着两手边行军边睡觉，并且睡得很香。
舞台即战场
母亲所在的18旅文工团编创和演出水平都相当高，曾创作出大量精彩的文艺作品，有些还传唱至今。革命军旅是他们生命的根之所系，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他们的满腔热情。母亲在叙说往事时还为我们唱起了几首当年的歌，像姜旭创作的《刘桂英是朵大红花》的插曲，地道的淮海调。透过母亲苍劲的歌声，我听出当年热血青春的旋律仍激荡在她的胸中……
母亲至今仍牢记老首长对他们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一名文艺战士，首先应该是战士。”这句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母亲的战友中有好几位英勇牺牲在战场和舞台上。那时，舞台就是战场，战场也是舞台。
母亲回忆说：“1942年秋，高邮北汉庄宿营地，陆起为了收藏保存好创作所需的书籍、文稿，不幸被奔袭而来的日寇所俘，杀害在河岸旁。大众剧团的张芸石在1944年解放江都永安镇的战斗中，身临火线前沿，对敌喊话时中弹牺牲。程特青1945年在江都独立团参加解放兴化的战役中，临战受命，到连队担任指导员，带领突击班，全班战士阵亡后他一人游水登上滩头，被一群敌人刺中14刀，仍然顽强搏斗。金迪、卢沙把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洒在了大江南北。”烈士们英勇不屈的精神践行了陆起唱出的誓言：“把生命交给战斗！”
“把生命交给战斗！”这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这些为了发扬光大我军的文艺事业不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老文工团员的真实写照。 “妈妈，在三垛河口伏击战牺牲的汤江声你认识吗？”小妹立群问道。
“是啊。我和你爸爸都同他很熟。汤江声也是上海人，我当时参加革命就是被他领出来的。可惜他牺牲了，是那次战斗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一位。”
我们姐妹曾在报纸上看到的英雄，竟然化为了母亲口中的战友，除了敬仰之外，又添了几分亲切。
母亲还记得一些和他们一起参军的老乡。“当时大家都有绰号的，”母亲说，“阿伲、阿三、老广东、老姜、出其、小罗宋……”“出其”是陆起，他在战斗中牺牲了。“老姜”就是姜旭，母亲在文工队任指导员时，姜旭任队长。姜旭很有才华，创作了很多优秀节目，其中脍炙人口的《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就是他和沈亚威联手创作的。“老广东”在行军的路上抢着帮女同志背行李，处处照顾大家，可在他入伍的第二年便被当成“托派”给自己人枪毙了。
“这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沉痛的教训！”母亲沉痛地说。
母爱如山
1947年11月，在苏北高邮，母亲怀胎十月，被收编在军中的产妇队里。那一夜，前方传来紧急情报：“还乡团”正向这一带逼近，产妇队必须转移。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母亲感到阵阵腹痛袭来，阵痛伴随着规律性的宫缩。军医朱涛当即令人将老百姓家的两张桌子并拢，铺上一条床单当作手术台，为母亲接生。然而，老大立平在即将出生时，军医见到的只是她的一条腿，时间和环境都不允许再做任何处理，朱军医和卫生员只得将她的腿拉出来，然后是身体和头。孩子虽然出世了，却听不到那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朱军医把配给产妇的热水通通收拢来，倒在盆里，将面色乌青的婴儿双脚倒提，拍拍屁股，又对着热气熏熏脑袋，但是仍然无声无息。
天蒙蒙亮，部队就要出发了，人们急忙将母亲抬上担架，又将不知死活的孩子交给卫生员揣在怀里上了路。走了一村又一庄，母亲在月子里，辗转住了36户农家！因为产后匆忙上路，母亲准备的七八块尿布都遗失了，她自己被抬上担架时，连鞋子都未及收好。产后第二天，虚弱的母亲赤脚走到河边，在冰冷的河水中为婴儿清洗那仅剩的两块尿布，连夜用火烤干。为了增加几块尿布，母亲将自己仅有的两条短裤撕开充当尿布。小立平出生后的第17天，父亲从前方归来了。父亲问：“这孩子晚上哭吗？”他担心夜间难以睡个安稳觉。母亲说：“放心吧，孩子出生至今从未哭过。”但奇怪的是，父亲归来的当晚，立平开始放声大哭，并且从此哭闹不休。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孩子终于会哭了。
在立平六七个月的时候，母亲在大丰镇的学兵队工作（即为部队培训干部的训练队），国民党飛机疯狂地向新四军驻地发起进攻。一天，一架敌机轰炸了大丰镇。大丰镇夹在两条河流之间，目标集中，无处藏身。趴在河滩边的母亲一手抱着立平，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口鼻处，以便孩子万一发出哭声时立即捂住，保证周围人的安全。母亲一遍遍地低声祈祷：别哭别哭，毛毛不哭。值此生死关头，小立平竟选择了沉默，一声不吭。敌机一个俯冲，母亲甚至清楚地看到了那名飞行员的嘴脸。射出一串炮弹后，飞机拔高，再次俯冲。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由于飞得太低，飞机撞到了一棵大树上，机毁人亡。劫后余生的人们欢呼雀跃，上前翻捡驾驶员的身份证件。母亲至今还记得那名驾驶员是广西人，27岁，已参加过十多次飞行作战，未料这一次栽在了大丰镇。
1949年10月，老二立军在解放全中国的炮火声中诞生。这时，部队决定南下福建厦门，于是产后仅十余天的母亲又开始了她的长途跋涉。母亲拖着未满两岁的立平，抱着襁褓中的立军，随部队取道江西上饶，在闷罐车中颠簸了两天，粒米未进，到达了福建南平。又从南平乘军车，在武夷山区的崇山峻岭中整整三天三夜马不停蹄地向福州进军。山路之险令母亲日夜不敢合眼，她用双手托着立军的身子（以防她在颠簸中撞到车顶），两眼紧盯着前方。眼见前面一辆吉普车坠落山崖，山路急转弯时，又有卡车上的4名战士被甩下山去，母亲提出要将在另一辆车里由公务员老王照看的立平带来与自己同乘一辆车。她说，孩子没有母亲没法活，自己没了孩子也不能过，所以不如同乘一辆车，死活都在一起。
从福州又乘车船，两天后到达目的地——厦门。有一件事让母亲至今难忘。她的一位战友，一位同样年轻的母亲，经过一路艰辛，终于就要见到久别的丈夫——卫生部长胡兆文了。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船驶近厦门码头的时候把那尚未与父亲见过面的孩子交给他人，自己跑上甲板向前来迎接的丈夫招手。可就在靠上码头的那一刻两船相撞，一块钢板落下来将她当场砸死。她的孩子因为无法哺育而送给了老乡，不久也病死了。
战争中的孩子和母亲，他们所承受的艰辛和痛苦是和平时期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金门之痛
母亲的故事很多，她讲得坦然，我们听着揪心。但是讲到金门之役中那些未婚的女子，也是她的亲密战友的故事时，她几度沉默，欲哭无泪……
母亲的这3位女战友，分别是253团团长、政委、参谋长的未婚妻。事先讲好打下金门后集体举行婚礼，姑娘们还在海这边盼着，而出征的人却再也未能归来。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母亲说，那天父亲他们几位254团的领导已经登上去金门的渔船了，后因大部队的船只募不到才被迫离船的。母亲还说，那天发报机响了一夜，一封封都是来自前方求援的电报，天亮时，发报声渐渐消失了，大家的心都随之破碎。打金门时牺牲的战友们的白骨可以堆成一座塔，而那些被俘的战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屈辱一直以来无处诉说。
母亲每每说到牺牲的战友，都会沉默一阵子。她抿着嘴，牙根咬得紧紧的，木然地望向远方。她的眼里并没有泪，经历过战争和生死考验的她，有泪只在心里流！我们没有母亲坚强，我们听故事、写故事时泪水止不住哗哗地流。故事里的事我们不敢忘怀，故事里的人我们会牢记。我们是母亲的女儿，不管是生在战争年代的立平、立军，还是全国解放后出生的立明、立群，既然承继了父母的血脉，就要用自己的一生去追寻父母的足迹，在他们生命的故事里找到做人的真谛，为祖国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