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经惜阴中学学生会介绍，我成了北京外五公安分局的一名民警。经过一个月的军训，9月中旬分到城隍庙派出所工作。那时派出所大多数都是在庙里。城隍庙位于今天的西城区南横街东口路北，建于元朝初年，称为“佑圣王灵应庙”。庙东院为东岳庙、庙西院为三官庙。派出所占用城隍庙和三官庙，东岳庙为城隍庙小学所用（前几年该庙已拆除）。
　　派出所是保一方平安的中坚力量
　　当时，庙南有一片荒凉地带叫南下洼子，我曾是这里的管片民警。旧社会很多天桥艺人、妓女死后都埋葬在这里，被称为乱葬岗子。南下洼子原本是一大片浅水塘，在芦苇地中间有块高出地面的土坡平台，元朝在此修建慈悲庵，名“招提胜境”。后来清朝工部郎中江藻在此建亭，作为临时办公、休息、接待亲友来访之用，并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诗意，为亭题额曰“陶然”。这就是今陶然亭公园命名的由来。
　　这里在当时也是社会治安混乱，偷盗、抢劫、凶杀时有发生的地段。在离派出所三百多米的南华东街北口，一伙劫匪曾因分赃不均发生火并，致枪杀一人；在南横街涵洞内，被污水冲出一具无名男尸；黑窑厂尼姑庵厕所内发现弃婴，经查系一尼姑与看门人所生；女民警蔡淑琴（时年15岁）与一老民警夜晚巡逻时，在铜法寺街口听到一声枪响，经观察未发现异常，回派出所后，发现棉大衣下摆处有一个被烧焦了的洞，经判断是子弹穿过的痕迹；还有一次，蔡淑琴与老民警夜间巡逻走到太平街北口，发现在墙边有个麻袋包，不知装有何物，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具男尸，赶紧报分局治安科处理。
　　当时，所有民警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夜间巡逻时，都是子弹上膛。当时派出所的枪支都是接收过来的，牌子杂而且破旧，除所长配有手枪外，民警都持大枪。其中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兵使用的“老套筒”，枪身很长，没有刺刀，比我都高。据留用警讲：这种枪筒连来复线都没有了，子弹出膛不是旋转直射，而是“横”着拽出去，所以没有人愿意使用。日本造三八大盖带刺刀是性能较好的枪支，射程远，力量大，但枪身长，不适合城市使用。最受欢迎的是“马三八”，就是日本造的骑兵用枪，枪身较短，可以上刺刀，轻便实用，但只有两支，是巡逻时大家的首选用枪。再一种是湖北汉阳造“兰牌”步枪，是仿“马三八”造的，虽然性能外观不及日本造，但也适用。
　　那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从所长到民警去分局、市局开会都是步行。当时开展灭鼠运动，居民打死老鼠将尾巴剪下交派出所，由派出所集中送到区政府民政科，以尾巴数量的多少计算灭鼠战绩。民警每天要往返两个多小时。到天坛、先农坛、天桥刑場出勤也都是徒步而行。当时对走路，大家都习以为常。
　　工作时间实行的是6天工作制，每周只轮休24小时，即当天晚6点走，第二天晚6点归队，其余6天工作是“连轴转”，24小时“打铁”。工作不分昼夜，白天下片儿，晚上6点到次日早6点轮流巡逻，共分4班，每班2人，其中最舒服的是6～9点的巡逻，这班下岗后可睡一个“整觉”。最难熬的是12～3点的第3班，两头儿都睡不好觉，白天照常工作不能休息。那时就是“缺觉”。有一位新警在户籍办公室值“瞪眼”夜班（即不能睡觉）。一天夜晚，外地公安机关送来一名被抓在逃人员交派出所寄押一夜。为了防止在逃人员逃跑，新警将其双手捆住坐在地上，被捆双手再系一根绳子，他坐在办公桌后边的椅子上用手拉着绳子。结果由于夜间事不多，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人还是跑了。好在留用警比较有经验，认为派出所离广安门最近，在逃人员可能出此门逃跑。经与广安门检查站联系，在天亮后该人被抓到。
　　派出所虽然工时长，又“苦”又“累”，但也没有夜餐加班费之说，而且民警的工资待遇也是低水平的。有的民警是包干制，每月按130斤小米价发工资。因此，民警的生活都是很清贫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伙食标准，每人每月只交几元钱的伙食费，天天窝头咸菜（有时放点葱丝、香油），吃一次肉末氽白菜浇面、炸酱面、炸油饼就是改善生活了。管界有个治安积极分子，是个小手工业者，看到派出所伙食“太素”，便将收购来的鲜牛皮上的肉刮下（人称刮皮肉），主动送给派出所一小盆。这是我在派出所工作的半年内吃过的唯一一次“炖肉”。
　　当时民警都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既住宿又办公，除每人一张床板外，没有办公桌，整理资料就趴在床铺上。冬天因经费不足，基本上不生火，如到三九寒天太冷时，民警就在巡逻前，将一块整砖放在伙房的炉灶台上，下班后，用布将热砖包上放在被窝里取暖。
　　当时警服只发冬、夏服装各一套，棉服由十一穿到来年五一，夏服由五一又穿到十一。由于棉衣棉裤是“死里死面”不能拆洗，一冬下来满身污垢，到了开春儿“味”不可闻。而且制式还不统一，留用警照穿国民党警察制服，分局干部、新警穿库存旧警服过渡，市局干部着军服。当时全市清洁工人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由国民党警察局管，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全部着警服。棉大衣的颜色都不一样，有的穿旧警黑大衣，有的穿国民党军队灰色、绿色大衣，有的穿日本的黄色皮大衣。服装只有大、中、小三种号，很不合体。鞋子都是自备的，有布鞋、皮鞋、大头鞋、胶鞋，各色各样，给人一种“邋遢”警察、“杂牌”军的感觉。
　　那时警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都比较低，除个别警察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外，其余警察只有小学水平，所以汇报工作多是口头的，写不出像样的材料，要由内勤整理。有一次，一位民警值夜班时接到了电传，误将“劫匪手持类似手枪”，记录为“劫匪手持4支手枪”，并电传到其他派出所，造成了误传。
　　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并未感到苦与累，认为能参加革命工作有一种光荣感和满足感，所以学习思想工作是积极向上的。派出所的磨炼，使我终生难忘。
　　参与开国大典保卫无上光荣
　　9月30日，所长召开全体民警会议，布置开国大典保卫工作，主要任务是社会面的控制。街巷、地段、路口都落实到人负责巡逻。散会后，我被所长留下来。他告诉我，这一天要在所里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让我把管界内的30多名管控人员找到派出所来，让他们一整天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伪政府科长、伪军连长、伪警巡官、军中统特务、宪兵、王凤岗残部班长以上人员都属管制人员。我负责看管的這些人当中，官阶最大的是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分局局长梁卓（当时是给评剧名角喜彩莲在华北戏剧院操琴）。
　　30多个人一早就来到派出所，我安排他们在一个房间里。他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铺板上，有的坐在砖块上。他们都比我年龄大，有的甚至比我父亲的年龄都大。我给他们念文件，让他们分别写体会，他们都认真听从。中午，我让他们回家吃饭，要求一个小时后必须回到派出所。为了不让他们脱离我的视线，我一步不敢离开办公室。直到晚上焰火放完了，参加开国大典安保的战友们回到所里，我才让他们回家。听着战友们兴奋地讲述在街面上的见闻，我的心情一样激动。十六岁的我，知道自己为国家做了件“大事”，感到无上光荣。
　　反旧警察作风，一生铭记在心
　　1950年2月，单位送我到公安学校学习，学员大多数是新参加工作的民警。公安学校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外五分局城隍庙派出所工作。这时，所里除了所长、干事三人是老区来的干部和搞地工的同志外，只有两名新民警，其余十几个人都是留用警。
　　通过学习，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新、旧警察的是非标准和界限，增强了我识别和抵制旧警察作风的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留用警身上确实反映出了严重的旧警作风，如夜里巡逻时，有的留用警走到黑暗处或墙角拐弯时，先大声说话或咳嗽两声，用意是把坏人吓跑；有的下管片工作时路经摊贩处，在这个摊拿一把瓜子、抓一把花生米，到那个摊要两支香烟或几块糖；搜集社情时，不是反映社会各界的真实想法，而是自己编造几条上报，弄虚作假等。留用警中在思想作风上和工作作风上严重存在的“奸、懒、油、滑、坏、吃、赊、偷、拿、要”旧警察作风，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向新民警渗透着。这些不良作风不仅影响了人民警察队伍的肌体，也严重地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这一现状，市公安局采取了果断措施，在1951年12月决定，根据中央开展“三反”运动的部署，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从1952年2月14日至3月11日进行了反旧警察作风专项运动。现在看来，65年前的这场反旧警察作风运动，为公安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今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是党和政府的一支可信赖的队伍。
　　当时的外五公安分局城隍庙派出所，现在叫作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陶然亭派出所。
　　（作者系北京市公安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