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反映,即使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因素作用仍相对较小。通过10年外推预测发现,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趋势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劳动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少儿人口有所下降,因而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人口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因而现阶段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8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046-04
一、 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段时间内,我国人口发展处于自发的和无计划的状态,出生率很高,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840~1949年的2.6‰猛增到1952年20‰,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此后,多年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3年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1963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43.3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提示总人口已超过7亿,截至1969年总人口已突破8亿大关。此后,为了减轻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缓解尖锐的人口经济矛盾,中国陆续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从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到1974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再到80年代初期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直到由“少生”向“只生一孩”的转变,中国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少生4亿多人,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可以说,中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显著。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也过快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快速增加,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工作委员会在京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前20年将成为“快速老龄化”阶段,随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其后的50年则达到“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即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二、 文献回顾与述评
关于已经在中国实施了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学者各持己见。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09)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九大风险”,其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下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最终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风险;蒋英红(2007)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改善老龄化状况的直接方法就是放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石齐平(2007)认为:一个社会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加重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更会减缓整个社会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仍有必要。例如,于学军、杨书章(2000)利用多区域分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对中国未来5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并最终认为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不应是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稳定在目前的生育水平。中国社科院李小平(2007)研究指出:从紧控制生育,进一步减少生育数量并早日转入减少人口总量的进程,而不是放宽生育政策,才是优化人口结构的真正出路。
上述研究,虽然考虑到了计划生育影响的社会各个方面,但其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大多数学者对政策影响只注重于逻辑分析,而很少使用实证检验,其观点和结论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其中仅有于学军、杨书章(2000)根据计量模型和部分数据来得出结论,但作用仍十分有限。第二,在涉及到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时,多数研究都没有事先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具体影响程度。人口结构变迁,究竟有多大程度是由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所引起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然而这个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放开的判断紧密相关。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和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国际上处于何种水平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从关注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与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入手,预测未来的人口结构走向及对经济的影响,从而判断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持续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对弥补人口结构和政策研究中的实证缺失意义较大。
三、 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假设将人口年龄分为0—14岁(少儿人口)、15—64岁(劳动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对于国内,选取全国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构成资料,和各省市(不包括重庆,1997年以前四川省的数据计算也不包括重庆市)历年来的人口年龄构成、人口出生率数据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作为样本,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仅选取1995—2007年共13年的时间序列样本,之所以选取不同省市的资料,是基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对于国外,重点选取20—30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30个高收入国家在2008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截面数据用作国际横向比较研究。
(二)1953年至今中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1、全国性的人口结构变动
根据1953、1964、1982、1990、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7年人口数据,绘制了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图(如图1),以反映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在1953—1964年增长6%之后呈直线下降趋势,到2007年仅占总人口的17.87%,而劳动人口自1964年以后比重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72.78%,这说明我国自1964年以来一直受益于“人口红利”效应。老年人口比重自1953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加快,2000年达到6.96%(接近临界水平7%),2007年已达到9.36%,接近了10%。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如果一国或地区的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比重超过 7%,0—14岁少年儿童数量比重低于 30%,则认为该地区的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那么在前一标准下,中国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至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于2007年末已经达到9.36%的水平;若从少儿人口看,我国自1990年(提前10年)即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给我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2、各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根据经济区域的发展,将全国(不包括重庆、台湾)分为东部沿海地区(12省)、中部内陆地区(9省)、西部边远地区(9省)三大区域,分别看1995—2007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东部沿海地区:多数省份早在1999年以前老年人口比重即达到7%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龄化程度平稳上升。部分省份,如北京、江苏、浙江等自1995年更早步入老龄化阶段,并且老龄化速度较快,绝对水平也高于其他东部省份。
中部内陆地区:总体上老年人口比起点较低,但上升较快,多数省份于2003年比重达到7%,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相比于东部地区平均而言滞后4年时间。
西部边远地区:老年人口比除陕西、四川外,其他省份老年人口比的绝对水平起点低,上升速度缓慢,大多于2007年左右才初步达到7%的水平,相比于东部地区滞后8年,比中部地区滞后4年,部分省份,如西藏、宁夏、青海等地于2007年仍在7%以下,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成年结构。
以上在全国实施一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根据经济区域划分的人口比重图初步说明,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
(三)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1、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世界参考水平
在全世界共取30个高收入国家2007年的样本数据,包括人均实际GDP和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老年人口比和人均实际GDP(美元)分别设为变量Y和R,对其做回归,其回归结果为:
r=0.052+0.0055y(1)
(1)式说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0055=0.55%,处于中国各省市中的较低水平。
2、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水平
取中国1995—2007年老年人口比和人均GDP(美元计,2007年平均1美元=7.5215元/人民币)的数据,对其做检验,发现其真实人均GDP是2阶单整的,其老年人口比为1阶单整的,故对人均美元GDP的差分(DY)和老年人口比做回归,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得到
r=0.075+0.00024y (2)
(2)式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平均弹性系数为0.00012=0.024%<0.55%和0.34%,总体来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影响小于国际高收入国家影响水平和国际平均影响水平。
四、未来人口结构变动预测分析
既然存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会导致人口结构进一步老化、年轻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那么我们取2007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对从2007年算起10年后的人口结构做一个简单的趋势预测。
根据2007年的数据(以0.09%的抽样比数据为样本),其人口出生率为1.21%,死亡率为0.693%,净自然增长率为0.517%,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算出:
(1)一年后新出生人口为14383人,假设每年的增长人口相同,大致可以估计出10年内新出生人口总计为143830人,即2017年的0—10岁年龄段的人口数;
(2)中国目前的人口平均寿命约为75岁左右,据此我们假设目前在60岁以下的人口在未来10年内不会有减少(排除非自然死亡的情况,即意外事故、疾病等),那么从10—19岁至50—59岁的年龄段各组人口数均向后推移,成为2017年相应下一年龄段的人口数;从此可以得出,由于我们假设75岁以前的人口不会减少,那么人口的死亡则全部来自于老年人口的自然死亡。根据2007年的数据,人口死亡数为8237人,除以老年人口(65岁以上)数162209人,则老年人口死亡率为5.078%;
(3)2007年从60—69岁年龄段开始往后,在未来10年里则会出现人口自然减少现象。对于目前处于60—69岁的人群,我们仅从65岁开始观察并且只从2013年算起(因为小于65岁的人在未来10年不会达到75岁,而65—69岁的人只有在5年后才会开始达到75岁以上):
首先,2013年69岁的人口会达到75岁,2014年68岁的人口达到75岁,以此类推,到2017年,根据老年人口死亡率计算,2007年60—69岁这一段的人口减少数为39849×(1+(1-x)+(1-x)2+(1-x)3+(1-x)4)*x(其中x等于5.078%,39849为2007年65—69岁人口数),等于9136人,则2017年70—79岁年龄段人口数为90847—9136=81711人;
其次,对于现今在70—79年龄段的人,由于样本数据仅能以5年作为一个观察期,因此我们假设其在未来10年各个年龄的人均会自然减少,那么我们得到10年内共减少人口为54221×(1+(1-x)+(1-x)2+(1-x)3+(1-x)4)*x=12431人,则2017年80—89岁的人口数为54221-12431=41790人;
再次,同样我们可以推算出2017年90岁以上人口为12130人(不考虑高龄老年人更高的死亡率的可能性)。因此,在2017年预计总人口数为1322524人。
(4)按照标准人口结构分类,2007年0—14岁人口为212476人,15—64岁人口为865051人,65岁以上为111211人,分别占总人口比为7.09%、72.77%、9.36%;那么到2017年0—14岁人口为143830+59996(2007年0—4岁人口数)=203826人,15—64岁人口为893309(2010年20—60岁人口数+2007年5—10岁人口数+2007年50—55岁人口数)人,65岁以上人口为225389人,其占总人口比为15.4%、67.5%、17.1%。
由上述估计可得,与2007年相比,2017年老年人口比重增长近一倍,已经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而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下降了7.24%,可以看出在计划生育政策不改变的前提假设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五、研究结论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全国范围看,中国自2000年左右即步入老龄化社会, 2007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已达到近10%的水平;从地区看,东、中、西部相继步入或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彼此之间均有4年左右的滞后期。
从经济增长角度考察人口结构变动,中国各个省市的情况各不相同,从所收集的数据的回归结构可以看出,整体上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始终超过生育政策因素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但同时与国际水平相比较,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影响又小于国际高收入国家相应的影响水平和国际平均影响水平,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人口结构的外推预测来看,中国未来10年的老龄化速度较快,程度较深,至2017年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劳动人口比下降显著,因而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社会抚养比,进而有损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我国人口结构现状和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看,还是从未来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看,中国老龄化加速、加深的趋势已经确定无疑。在此假设下,中国有必要适当改变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或采取相应的替代措施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放缓老龄化的步伐。
(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1] 于学军、杨书章.从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和艰巨性[J].人口研究,2000,(02):1-8.
[2] 杨玉华.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的“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J].社会发展,2007,(07):45-49.
[3] 石齐平.国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人口政策需要第三个“维度”[J].中外管理,2007,(02):16.
[4] 郑贵廷、韩鹏.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再审视[J].人口学刊,2007,(06):23-26.
[5] 姚从容、李建民.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福利状况: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 人口学刊,2007,(06):18-22.
[6] 朱国宏.下一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J].复旦学报,1999,(07):109-116.
[7] 彭秀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应用一般均衡分析人口研究[J].2007,(04):12-22.
[8] 陈卫.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J].人口研究,1993,(05):14-20.
[9] 李仲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理论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02):70-76.
[10]贺菊煌.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4,(02):1-7.
[11]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7,(01):44-54.
[12]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01):1-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8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046-04
一、 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段时间内,我国人口发展处于自发的和无计划的状态,出生率很高,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840~1949年的2.6‰猛增到1952年20‰,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此后,多年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3年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1963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43.3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提示总人口已超过7亿,截至1969年总人口已突破8亿大关。此后,为了减轻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缓解尖锐的人口经济矛盾,中国陆续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从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到1974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再到80年代初期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直到由“少生”向“只生一孩”的转变,中国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少生4亿多人,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可以说,中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显著。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也过快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快速增加,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工作委员会在京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前20年将成为“快速老龄化”阶段,随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其后的50年则达到“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即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二、 文献回顾与述评
关于已经在中国实施了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学者各持己见。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09)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九大风险”,其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下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最终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风险;蒋英红(2007)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改善老龄化状况的直接方法就是放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石齐平(2007)认为:一个社会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加重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更会减缓整个社会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仍有必要。例如,于学军、杨书章(2000)利用多区域分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对中国未来5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并最终认为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不应是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稳定在目前的生育水平。中国社科院李小平(2007)研究指出:从紧控制生育,进一步减少生育数量并早日转入减少人口总量的进程,而不是放宽生育政策,才是优化人口结构的真正出路。
上述研究,虽然考虑到了计划生育影响的社会各个方面,但其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大多数学者对政策影响只注重于逻辑分析,而很少使用实证检验,其观点和结论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其中仅有于学军、杨书章(2000)根据计量模型和部分数据来得出结论,但作用仍十分有限。第二,在涉及到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时,多数研究都没有事先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具体影响程度。人口结构变迁,究竟有多大程度是由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所引起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然而这个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放开的判断紧密相关。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和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国际上处于何种水平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从关注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与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入手,预测未来的人口结构走向及对经济的影响,从而判断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持续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对弥补人口结构和政策研究中的实证缺失意义较大。
三、 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假设将人口年龄分为0—14岁(少儿人口)、15—64岁(劳动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对于国内,选取全国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构成资料,和各省市(不包括重庆,1997年以前四川省的数据计算也不包括重庆市)历年来的人口年龄构成、人口出生率数据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作为样本,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仅选取1995—2007年共13年的时间序列样本,之所以选取不同省市的资料,是基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对于国外,重点选取20—30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30个高收入国家在2008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截面数据用作国际横向比较研究。
(二)1953年至今中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1、全国性的人口结构变动
根据1953、1964、1982、1990、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7年人口数据,绘制了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图(如图1),以反映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在1953—1964年增长6%之后呈直线下降趋势,到2007年仅占总人口的17.87%,而劳动人口自1964年以后比重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72.78%,这说明我国自1964年以来一直受益于“人口红利”效应。老年人口比重自1953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加快,2000年达到6.96%(接近临界水平7%),2007年已达到9.36%,接近了10%。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如果一国或地区的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比重超过 7%,0—14岁少年儿童数量比重低于 30%,则认为该地区的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那么在前一标准下,中国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至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于2007年末已经达到9.36%的水平;若从少儿人口看,我国自1990年(提前10年)即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给我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2、各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根据经济区域的发展,将全国(不包括重庆、台湾)分为东部沿海地区(12省)、中部内陆地区(9省)、西部边远地区(9省)三大区域,分别看1995—2007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变动情况。
东部沿海地区:多数省份早在1999年以前老年人口比重即达到7%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龄化程度平稳上升。部分省份,如北京、江苏、浙江等自1995年更早步入老龄化阶段,并且老龄化速度较快,绝对水平也高于其他东部省份。
中部内陆地区:总体上老年人口比起点较低,但上升较快,多数省份于2003年比重达到7%,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相比于东部地区平均而言滞后4年时间。
西部边远地区:老年人口比除陕西、四川外,其他省份老年人口比的绝对水平起点低,上升速度缓慢,大多于2007年左右才初步达到7%的水平,相比于东部地区滞后8年,比中部地区滞后4年,部分省份,如西藏、宁夏、青海等地于2007年仍在7%以下,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成年结构。
以上在全国实施一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根据经济区域划分的人口比重图初步说明,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
(三)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1、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世界参考水平
在全世界共取30个高收入国家2007年的样本数据,包括人均实际GDP和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老年人口比和人均实际GDP(美元)分别设为变量Y和R,对其做回归,其回归结果为:
r=0.052+0.0055y(1)
(1)式说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0055=0.55%,处于中国各省市中的较低水平。
2、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水平
取中国1995—2007年老年人口比和人均GDP(美元计,2007年平均1美元=7.5215元/人民币)的数据,对其做检验,发现其真实人均GDP是2阶单整的,其老年人口比为1阶单整的,故对人均美元GDP的差分(DY)和老年人口比做回归,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得到
r=0.075+0.00024y (2)
(2)式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平均弹性系数为0.00012=0.024%<0.55%和0.34%,总体来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影响小于国际高收入国家影响水平和国际平均影响水平。
四、未来人口结构变动预测分析
既然存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会导致人口结构进一步老化、年轻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那么我们取2007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对从2007年算起10年后的人口结构做一个简单的趋势预测。
根据2007年的数据(以0.09%的抽样比数据为样本),其人口出生率为1.21%,死亡率为0.693%,净自然增长率为0.517%,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算出:
(1)一年后新出生人口为14383人,假设每年的增长人口相同,大致可以估计出10年内新出生人口总计为143830人,即2017年的0—10岁年龄段的人口数;
(2)中国目前的人口平均寿命约为75岁左右,据此我们假设目前在60岁以下的人口在未来10年内不会有减少(排除非自然死亡的情况,即意外事故、疾病等),那么从10—19岁至50—59岁的年龄段各组人口数均向后推移,成为2017年相应下一年龄段的人口数;从此可以得出,由于我们假设75岁以前的人口不会减少,那么人口的死亡则全部来自于老年人口的自然死亡。根据2007年的数据,人口死亡数为8237人,除以老年人口(65岁以上)数162209人,则老年人口死亡率为5.078%;
(3)2007年从60—69岁年龄段开始往后,在未来10年里则会出现人口自然减少现象。对于目前处于60—69岁的人群,我们仅从65岁开始观察并且只从2013年算起(因为小于65岁的人在未来10年不会达到75岁,而65—69岁的人只有在5年后才会开始达到75岁以上):
首先,2013年69岁的人口会达到75岁,2014年68岁的人口达到75岁,以此类推,到2017年,根据老年人口死亡率计算,2007年60—69岁这一段的人口减少数为39849×(1+(1-x)+(1-x)2+(1-x)3+(1-x)4)*x(其中x等于5.078%,39849为2007年65—69岁人口数),等于9136人,则2017年70—79岁年龄段人口数为90847—9136=81711人;
其次,对于现今在70—79年龄段的人,由于样本数据仅能以5年作为一个观察期,因此我们假设其在未来10年各个年龄的人均会自然减少,那么我们得到10年内共减少人口为54221×(1+(1-x)+(1-x)2+(1-x)3+(1-x)4)*x=12431人,则2017年80—89岁的人口数为54221-12431=41790人;
再次,同样我们可以推算出2017年90岁以上人口为12130人(不考虑高龄老年人更高的死亡率的可能性)。因此,在2017年预计总人口数为1322524人。
(4)按照标准人口结构分类,2007年0—14岁人口为212476人,15—64岁人口为865051人,65岁以上为111211人,分别占总人口比为7.09%、72.77%、9.36%;那么到2017年0—14岁人口为143830+59996(2007年0—4岁人口数)=203826人,15—64岁人口为893309(2010年20—60岁人口数+2007年5—10岁人口数+2007年50—55岁人口数)人,65岁以上人口为225389人,其占总人口比为15.4%、67.5%、17.1%。
由上述估计可得,与2007年相比,2017年老年人口比重增长近一倍,已经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而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下降了7.24%,可以看出在计划生育政策不改变的前提假设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五、研究结论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全国范围看,中国自2000年左右即步入老龄化社会, 2007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已达到近10%的水平;从地区看,东、中、西部相继步入或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彼此之间均有4年左右的滞后期。
从经济增长角度考察人口结构变动,中国各个省市的情况各不相同,从所收集的数据的回归结构可以看出,整体上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始终超过生育政策因素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但同时与国际水平相比较,经济增长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影响又小于国际高收入国家相应的影响水平和国际平均影响水平,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人口结构的外推预测来看,中国未来10年的老龄化速度较快,程度较深,至2017年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劳动人口比下降显著,因而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社会抚养比,进而有损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我国人口结构现状和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看,还是从未来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看,中国老龄化加速、加深的趋势已经确定无疑。在此假设下,中国有必要适当改变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或采取相应的替代措施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放缓老龄化的步伐。
(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1] 于学军、杨书章.从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和艰巨性[J].人口研究,2000,(02):1-8.
[2] 杨玉华.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的“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J].社会发展,2007,(07):45-49.
[3] 石齐平.国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人口政策需要第三个“维度”[J].中外管理,2007,(02):16.
[4] 郑贵廷、韩鹏.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再审视[J].人口学刊,2007,(06):23-26.
[5] 姚从容、李建民.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福利状况: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 人口学刊,2007,(06):18-22.
[6] 朱国宏.下一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J].复旦学报,1999,(07):109-116.
[7] 彭秀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应用一般均衡分析人口研究[J].2007,(04):12-22.
[8] 陈卫.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J].人口研究,1993,(05):14-20.
[9] 李仲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理论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02):70-76.
[10]贺菊煌.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4,(02):1-7.
[11]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7,(01):44-54.
[12]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