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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基本特征可归纳为统一性、广泛性、独立性、双重性、复杂性、灵活性；毛泽东为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特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的取得，关键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之下，成功建立了一个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四万万民众的力量。因而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将“民族阵线”称作“救国良方”。抗日战争的胜利，也证明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一个主要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非常丰富，梳理其特征，大体可概括为统一性、广泛性、独立性、双重性、复杂性、灵活性等。
一、统一性、广泛性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简单地说，统一战线主要解决的是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
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之所以能够结成政治联盟，是由于有了共同的利益作为基础，也就是有了利益的“公约数”。利益的“公约数”就是统一性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统战工作就是寻找利益“公约数”的工作。而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大背景下，统一战线寻求到了符合中国各阶级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抗日，共同的利益使得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得以建立、巩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人民的联盟；二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括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即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参加这个联盟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属于进步势力，政治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他们成了最坚决的抵抗力量，“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1]
有了这个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第一个联盟，统一战线就有了稳固的基础，也促使了第二个联盟的建立。“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2]，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国民党的营垒发生了破裂。
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们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他们产生了动摇，“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3]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冯玉祥在察哈尔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第二十六路军举行了宁都起义、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都说明了统治者营垒的分裂。
“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4]即使是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在这样的大震动中，也发生了分裂，“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5]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形势下，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而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受到了减弱。在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毛泽东适时调整了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在瓦窑堡会议上，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民族革命的营垒空前壮大：主力红军完成了长征，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在挫折之后，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正在深刻地酝酿着；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学生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也发生了动摇，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6]
这些情形表明，由于寻求到了符合中国各阶级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了空前的广泛性，在“抗日”的号召下，凝聚起了四万万民众的力量，最终取得了反抗外敌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二、独立性
独立性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实质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带来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确定地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7]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虽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但“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8]这就明确了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9]“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10]这是统一性的表现。
至于独立性，毛泽东肯定“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11]但承认独立性是相对的，并不等于要降低独立性的地位，毛泽东认为二者也是一致的，“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2]并且，抗战时期，毛泽东在保证统一战线不至于破裂的前提下，事实上更多强调的是独立性的一面，把右倾投降主义视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出于抗日的目的，瓦窑堡会议是把“左”倾关门主义作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加以批判的。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其空前的广泛性，也具有了极大的复杂性。作为统一战线中的两个主要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吸引的问题，国民党一直企图同化共产党，“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13]忽视这一事实，就会导致右倾投降主义。在历史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使得毛泽东对于投降主义有着高度的警觉。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由于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14]因而尖锐地提出了“谁领导谁”的问题，认为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强调在党内，必须坚决地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15]这种“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抗战时期，以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代表。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16]因此，在不破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并且，随着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随着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的日益发展，更加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17]
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原则，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共产党，巩固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政权，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警觉性，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出发点布置工作，才能够对付任何一种情况，在可能发生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中才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三、双重性
从作用上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双重性，既适应了民族斗争的需要，又适应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但自从武汉失守以后，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为了能够团结抗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共产党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18]
通过对顽固派的斗争，抗日力量得到了团结，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得到了维护，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表现出了统一性的一面。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寇的主要力量是用于向国民党战线进攻。但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19]
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消极抗战的结果，是军队战斗力的日见丧失。“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20]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中流砥柱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发展，愈发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分工是担任敌后游击战，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相配合。游击战在抗战中起到的作用是战略性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21]
通过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共产党积蓄发展了深厚的抗日力量。武汉失守之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起了抗击日伪主力的责任，“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22]
八年抗战，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使得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泥潭，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共产党的力量也在抗战的磨砺中迅猛地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就为抗战胜利后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曾经这样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23]因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不仅适应了民族斗争的需要，也为阶级斗争的胜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四、复杂性、灵活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其空前的广泛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统一战线的主体由国共两党、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组成，双方没有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局势也深刻地影响着统一战线。这种复杂性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适应这种复杂性的要求，共产党在政策和策略上表现出了必要的灵活性，显示了卓越的斗争艺术。
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毛泽东在政策和策略上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他称之为“积极的让步”。[24]在政权的性质上，放弃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取消了暴动政策，红军也接受了改编。在各项具体政策上，如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等，均做出了调整。所有这些调整的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25]在这个原则下，“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26]这种调整是为了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而作出的有原则有条件有限度的让步。
对于当时的阶级关系，毛泽东做了具体的阶级分析，这种分析是全方位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帝国主义等都一一做了辨证的分析，指出其两面性，灵活应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不是将他们的内部看做铁板一块。在对各阶级的区别上建立起政策、制定出策略，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可能地扩大统一战线的阵营。在统一战线内部，同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7]通过坚决的斗争，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统战的局面不至于破裂，又保持了独立性，使进步力量得到了大的发展。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而在发展进步势力时，则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不同的做法。
抗战时期，国际国内局势风云激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驾驭了复杂的局面，主导建立了一个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是对统一战线理论的杰出贡献。 在今年5月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面临的局面和抗战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于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4.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2.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5.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6.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8.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51.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320.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320-321.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8.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9.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24.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9.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608.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391.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391.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9-540.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53-754.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49.
[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941.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944-945.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52.
[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944.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258.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7.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261.
[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261.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45.
[关键词]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特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的取得，关键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之下，成功建立了一个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四万万民众的力量。因而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将“民族阵线”称作“救国良方”。抗日战争的胜利，也证明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一个主要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非常丰富，梳理其特征，大体可概括为统一性、广泛性、独立性、双重性、复杂性、灵活性等。
一、统一性、广泛性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简单地说，统一战线主要解决的是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
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之所以能够结成政治联盟，是由于有了共同的利益作为基础，也就是有了利益的“公约数”。利益的“公约数”就是统一性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统战工作就是寻找利益“公约数”的工作。而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大背景下，统一战线寻求到了符合中国各阶级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抗日，共同的利益使得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得以建立、巩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人民的联盟；二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括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即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参加这个联盟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属于进步势力，政治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他们成了最坚决的抵抗力量，“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1]
有了这个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第一个联盟，统一战线就有了稳固的基础，也促使了第二个联盟的建立。“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2]，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国民党的营垒发生了破裂。
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们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他们产生了动摇，“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3]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冯玉祥在察哈尔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第二十六路军举行了宁都起义、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都说明了统治者营垒的分裂。
“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4]即使是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在这样的大震动中，也发生了分裂，“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5]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形势下，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而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受到了减弱。在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毛泽东适时调整了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在瓦窑堡会议上，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民族革命的营垒空前壮大：主力红军完成了长征，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在挫折之后，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正在深刻地酝酿着；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学生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也发生了动摇，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6]
这些情形表明，由于寻求到了符合中国各阶级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了空前的广泛性，在“抗日”的号召下，凝聚起了四万万民众的力量，最终取得了反抗外敌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二、独立性
独立性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实质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带来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确定地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7]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虽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但“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8]这就明确了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9]“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10]这是统一性的表现。
至于独立性，毛泽东肯定“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11]但承认独立性是相对的，并不等于要降低独立性的地位，毛泽东认为二者也是一致的，“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2]并且，抗战时期，毛泽东在保证统一战线不至于破裂的前提下，事实上更多强调的是独立性的一面，把右倾投降主义视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出于抗日的目的，瓦窑堡会议是把“左”倾关门主义作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加以批判的。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其空前的广泛性，也具有了极大的复杂性。作为统一战线中的两个主要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吸引的问题，国民党一直企图同化共产党，“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13]忽视这一事实，就会导致右倾投降主义。在历史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使得毛泽东对于投降主义有着高度的警觉。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由于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14]因而尖锐地提出了“谁领导谁”的问题，认为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强调在党内，必须坚决地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15]这种“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抗战时期，以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代表。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16]因此，在不破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并且，随着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随着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的日益发展，更加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17]
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原则，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共产党，巩固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政权，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警觉性，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出发点布置工作，才能够对付任何一种情况，在可能发生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中才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三、双重性
从作用上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双重性，既适应了民族斗争的需要，又适应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但自从武汉失守以后，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为了能够团结抗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共产党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18]
通过对顽固派的斗争，抗日力量得到了团结，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得到了维护，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表现出了统一性的一面。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寇的主要力量是用于向国民党战线进攻。但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19]
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消极抗战的结果，是军队战斗力的日见丧失。“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20]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中流砥柱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发展，愈发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分工是担任敌后游击战，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相配合。游击战在抗战中起到的作用是战略性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21]
通过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共产党积蓄发展了深厚的抗日力量。武汉失守之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起了抗击日伪主力的责任，“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22]
八年抗战，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使得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泥潭，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共产党的力量也在抗战的磨砺中迅猛地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就为抗战胜利后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曾经这样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23]因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不仅适应了民族斗争的需要，也为阶级斗争的胜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四、复杂性、灵活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其空前的广泛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统一战线的主体由国共两党、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组成，双方没有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局势也深刻地影响着统一战线。这种复杂性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适应这种复杂性的要求，共产党在政策和策略上表现出了必要的灵活性，显示了卓越的斗争艺术。
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毛泽东在政策和策略上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他称之为“积极的让步”。[24]在政权的性质上，放弃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取消了暴动政策，红军也接受了改编。在各项具体政策上，如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等，均做出了调整。所有这些调整的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25]在这个原则下，“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26]这种调整是为了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而作出的有原则有条件有限度的让步。
对于当时的阶级关系，毛泽东做了具体的阶级分析，这种分析是全方位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帝国主义等都一一做了辨证的分析，指出其两面性，灵活应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不是将他们的内部看做铁板一块。在对各阶级的区别上建立起政策、制定出策略，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可能地扩大统一战线的阵营。在统一战线内部，同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7]通过坚决的斗争，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统战的局面不至于破裂，又保持了独立性，使进步力量得到了大的发展。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而在发展进步势力时，则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不同的做法。
抗战时期，国际国内局势风云激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驾驭了复杂的局面，主导建立了一个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是对统一战线理论的杰出贡献。 在今年5月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面临的局面和抗战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于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4.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2.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5.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6.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48.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151.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320.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320-321.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8.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9.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24.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9.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608.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391.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391.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9-540.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53-754.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49.
[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941.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944-945.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52.
[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944.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258.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537.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261.
[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261.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