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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创新性不足。但近年来，众多学者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国内的旅游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在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旅游人类学结合起来，重塑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哲学根基，是旅游人类学发展的根本。
【关键词】旅游 人类学 文献计量 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学术界开始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旅游加以深层的分析和研究，旅游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随即应运而生。目前，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已具雏形，并出现了格雷本（Nelson H·Graburn）、史密斯（VeneL.Smith）、马康纳（Mac Cannell）、纳什（Dennison Nash）和科恩（Erik Cohen）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而中国旅游人类学界对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尚处于引进、学习阶段，对学科的认识也存在诸多异议。笔者通过对2000～2010年11年间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从期刊和年限分布、作者、研究方法、论文页数、研究机构等多个角度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力求对当前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从定量角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文章通过分析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旅游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本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与旅游人类学有关的文献为分析样本。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假设与旅游人类学有关的文献在题名或关键词中必然出现“旅游人类学”或“旅游人类”。在文献检索过程中，笔者先通过“旅游人类学”和“旅游”、“人类学”为检索词，以1999～2010年为年限范围，在全部期刊中检索筛选出96篇文献，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权威性，笔者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在核心期刊范围内检索，剔除发表在学术水平较低的期刊上的32篇文献，剩余55篇，其中44篇发表在CSSCI上，占总文献数量的46%。随后，笔者通过浏览关键词、题目和摘要，剔除与旅游人类学相关度不大的7篇文献，剩余48篇，占总文献数量的50%。
研究内容。通过对48篇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归类，本文从年限分布、作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文章类型和研究主题几个维度进行详细分析，并对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进行重点探讨。以下是对各维度的具体说明：一、年限分布，对每个年度研究者对旅游人类学的关注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二、作者，通过对作者数量和作者所属机构的分析，了解旅游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各个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情况。三、论文页数，可以反映学术研究的水平。四、研究主题，即研究的侧重点，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研究发现与讨论
年限和期刊分布。
由表1可以看出，从2000～2010年，学术界对旅游人类学的关注度在波中上升，2005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了研究的热潮，其他年份除了2000年外，分布相对平均。有学者将2000年看作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分水岭，2000年以后，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水平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①2001年，相关文献达到5篇，2002年3篇，还有相关译著出版。
由表2可以看出，有关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主要发布在思想战线（12篇，占25%），其次是旅游学刊（8篇，占17%），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各3篇，广西民族研究4篇。其余15篇零星分布于其他学刊。其中，文献集中分布的6种期刊均为CSSCI收录期刊。这也说明了国内旅游人类学研究处于较高水平。
作者。48篇文献中，15篇文献为两个作者合作，其余33篇文献均为单一作者。旅游人类学是从文化和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地居民、社会团体、旅游开发者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科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单一作者为主流的原因。其次，研究发现彭兆荣、张晓萍、宋晓莲、赵红梅为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48篇文献中，7篇文献由张晓萍参与或独立完成，赵红梅参与3篇，宋晓莲参与3篇，彭兆荣独立完成5篇。
作者所属机构。在所涉及的25所研究机构中，云南大学占了48篇中的10篇，其中7篇作者为张晓萍。厦门大学有6篇，中山大学有4篇，其余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平均分布。在2个作者以上的18篇文献中，涉及跨院校研究的文献共6篇，占33%。其余12篇文献均为同一所研究机构内部合作产生。笔者猜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研究机构内部为了申请项目组成研究团队，二是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与导师一起合作研究。这在学术上属于近亲繁殖，不利于思想的激荡和学术的交流进步。
论文页数。从论文页数来看，8页以上的文章共12篇，5～7页的为13篇，2～4页的为14篇，10页以上的文章还没有，与国外主流学刊论文页数平均在30页左右来看（英文和中文字符所占空间有一定差距），狭小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论文的水平。
研究方法。作为人类学重要分支的旅游人类学，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实地参与观察、全面考察和比较研究方法三种。48篇文献中，有16篇文章属于通过对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回顾以往研究，总结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对研究的现状进行评论和展望。剩余32篇文献中，8篇文献通过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村落或是历史街区进行个案性研究，其余文献主要是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看待旅游的各种现象。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研究的48篇文献中，总结性的文献型论文占了1/3，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国内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需要较多借鉴和引入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结合国内研究现状和实践，丰富完善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李伟在《旅游人类学的建构与本土化研究》一文中认为，国内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需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二是受中国自古以来总结性的研究思维的影响，对于理论研究，偏向于对以往理论的总结概括，在理论创新上没有优势。
研究内容
纵观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现状，主要成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介绍和引进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二是运用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指导旅游规划，三是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研究、解释相关旅游现象。
翻译、介绍和引进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包括三个方面：西方旅游人类学产生背景；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流派、代表人物和研究成果；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和主要研究内容。
人类学参与旅游现象研究为时较晚，最先是从旅游对接待地社会的文化影响研究开始的。由人类学学者所进行的严肃的旅游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②“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尼斯（Nunez）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学者一般将其当作人类学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志。”③赵红梅在《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一文中也指出，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
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流派：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流派，以纳什为代表；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流派，以格拉伯恩为代表。格拉伯恩把旅游活动看作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对的生活方式，因而他的研究是从作为活动主体的游客出发，把旅游看作一种文化事项，是人们对生活的丰富和点缀，所以，旅游研究就是要分析人们为什么要旅游、为什么存在不同形式的旅游、旅游经历给游客造成什么影响等问题。该流派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为：《人类学与旅游时代》、《主体与客体》、史密斯及其主要论著《主体与客体——旅游人类学研究》；马康耐及其代表作《旅游者：休闲阶层的新的理论》；马格丽特·丝旺及代表性论文《民族旅游在中国云南石林彝族地区的发展》、《民族艺术品开发中的女性角色》、《国家主义：石林的旅游和少数民族政策》。纳什则超越了对具体的旅游过程的研究，把旅游活动看作一种文化接触和交流的方式，注重分析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和东道主双方的影响。纳什认为，在整个旅游活动中，作为接待方的东道主受到的影响大于旅游者，接待方总是处于不利的位置，从而得出了“旅游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不明智的代表”的结论。代表性论著为《民族旅游艺术品的再思考》、《民族旅游艺术品——来自第四世界的文化表述》、《旅游人类学》、《旅游业：神圣的旅游》、《旅游、现代化和怀旧》、《旅游、休闲》等。
运用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指导旅游规划。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始于旅游的规划和开发，在规划和开发过程中，通过赋予当地居民参与重大项目的讨论的权利，了解地区发展的未来状态，可以提高游客体验真实性，维护社区居民的利益主体权，促进当地社会保护与发展。④不同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社区参与的程度和形式也有所不同，孙九霞和保继刚以阳朔遇龙河为研究对象，发现遇龙河景区处于旅游发展初期，其社区参与前期为自发参与，后期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社区参与迅速发展，多元主体大量介入，政府的管理和规范面临很多困难。由于政府政策实施不到位、对企业管理不善等原因，也使无序的社区参与不能及时遏止。⑤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文化旅游强调旅游者与当地人的广泛接触，对文化旅游的开发，社区参与显得尤其重要。⑥张祖群等采用田野工作参与观察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文化名城荆州进行分析并提取景观文脉，从旅游人类学角度为旅游规划初期地区文脉的提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⑦
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研究、解释相关旅游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旅游文化的探讨和东道主地区文化变迁分析两个方面。首先“旅游文化”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检验现代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品位”的一个指标，更是现代旅游产业在决策和实践“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⑧旅游文化研究的哲学根据应该是将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起来。⑨对东道主地区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比较客观。郭凌通过对乡村旅游前后乡土文化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作为弱势文化的乡土文化的自觉，使其开始了从结构到解构的过程，最终达到“和而不同”的城乡文化一体。⑩朱健刚通过对一个布依族村寨在旅游工业进入前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描述，指出：旅游开发中的资本与权力的介入，打破了原有村落的生成性秩序，在使得自然被景观化的同时也产生新的建构性。新的生活秩序不得不适应旅游的需要，甚至原有的民族节日与仪式也不得不为了旅游而调整、改变。随着这种改变加深，新的秩序成为少数民族族群观念的一部分，从而再生出新的族群文化。{11}光映炯和张晓萍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探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并指出民族文化通过民族节日在“舞台真实”的展演中传承着独特的文化符号，而且以旅游开发催生的“文化再生产”的形式进行着传承与发展。{12}宋晓莲则以国际东巴艺术文化节为研究对象，借鉴舞台真实化理论，探讨了节事活动中文化表达即其对旅游的影响问题。{13}
评估与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2000年以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学科发展初期（2005年之前）主要是对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但近年来，众多学者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国内的旅游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在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前，国内旅游人类学主要是受格拉伯恩学派的影响，研究重点集中于旅游影响，尤其是对东道主地区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分析。总的来说，国内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仍然停留在对西方旅游人类学已有成果的运用上，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极少创新。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旅游人类学结合起来，重塑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哲学根基，是旅游人类学发展的根本。（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注释
①彭顺生：“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第106～111页。
②黄福东：“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现实的有关理论浅述”，《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第48～57页。
③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1年3期。
④王春雷，周霄：“从人类学视角探析区域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规划师》，2003年第3期，第71～74页。
⑤孙九霞，保继刚：“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广西民族学院院报》，2005年1月，第85～93页。
⑥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第31～34页。
⑦张祖群，赵静，黎筱筱：“PE模式下的景观文脉视点——以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为例”，《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4月，第231～234页。
⑧彭兆荣：“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旅游学刊》，2004年6月，第20～27页。
⑨覃德清，戚剑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33页。
⑩郭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土文化自觉——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结构与解构”，《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44～50页。
{11}朱健刚：“旅游景区生产与族群文化的再造——对一个布依族村寨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广州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1月，第76～81页。
{12}光映炯，张晓萍：“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月，第45～49页。
{13}宗晓莲，戴光全：“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第134～140页。
【关键词】旅游 人类学 文献计量 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学术界开始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旅游加以深层的分析和研究，旅游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随即应运而生。目前，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已具雏形，并出现了格雷本（Nelson H·Graburn）、史密斯（VeneL.Smith）、马康纳（Mac Cannell）、纳什（Dennison Nash）和科恩（Erik Cohen）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而中国旅游人类学界对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尚处于引进、学习阶段，对学科的认识也存在诸多异议。笔者通过对2000～2010年11年间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从期刊和年限分布、作者、研究方法、论文页数、研究机构等多个角度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力求对当前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从定量角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文章通过分析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旅游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本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与旅游人类学有关的文献为分析样本。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假设与旅游人类学有关的文献在题名或关键词中必然出现“旅游人类学”或“旅游人类”。在文献检索过程中，笔者先通过“旅游人类学”和“旅游”、“人类学”为检索词，以1999～2010年为年限范围，在全部期刊中检索筛选出96篇文献，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权威性，笔者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在核心期刊范围内检索，剔除发表在学术水平较低的期刊上的32篇文献，剩余55篇，其中44篇发表在CSSCI上，占总文献数量的46%。随后，笔者通过浏览关键词、题目和摘要，剔除与旅游人类学相关度不大的7篇文献，剩余48篇，占总文献数量的50%。
研究内容。通过对48篇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归类，本文从年限分布、作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文章类型和研究主题几个维度进行详细分析，并对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进行重点探讨。以下是对各维度的具体说明：一、年限分布，对每个年度研究者对旅游人类学的关注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二、作者，通过对作者数量和作者所属机构的分析，了解旅游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各个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情况。三、论文页数，可以反映学术研究的水平。四、研究主题，即研究的侧重点，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研究发现与讨论
年限和期刊分布。
由表1可以看出，从2000～2010年，学术界对旅游人类学的关注度在波中上升，2005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了研究的热潮，其他年份除了2000年外，分布相对平均。有学者将2000年看作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分水岭，2000年以后，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水平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①2001年，相关文献达到5篇，2002年3篇，还有相关译著出版。
由表2可以看出，有关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主要发布在思想战线（12篇，占25%），其次是旅游学刊（8篇，占17%），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各3篇，广西民族研究4篇。其余15篇零星分布于其他学刊。其中，文献集中分布的6种期刊均为CSSCI收录期刊。这也说明了国内旅游人类学研究处于较高水平。
作者。48篇文献中，15篇文献为两个作者合作，其余33篇文献均为单一作者。旅游人类学是从文化和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地居民、社会团体、旅游开发者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科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单一作者为主流的原因。其次，研究发现彭兆荣、张晓萍、宋晓莲、赵红梅为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48篇文献中，7篇文献由张晓萍参与或独立完成，赵红梅参与3篇，宋晓莲参与3篇，彭兆荣独立完成5篇。
作者所属机构。在所涉及的25所研究机构中，云南大学占了48篇中的10篇，其中7篇作者为张晓萍。厦门大学有6篇，中山大学有4篇，其余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平均分布。在2个作者以上的18篇文献中，涉及跨院校研究的文献共6篇，占33%。其余12篇文献均为同一所研究机构内部合作产生。笔者猜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研究机构内部为了申请项目组成研究团队，二是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与导师一起合作研究。这在学术上属于近亲繁殖，不利于思想的激荡和学术的交流进步。
论文页数。从论文页数来看，8页以上的文章共12篇，5～7页的为13篇，2～4页的为14篇，10页以上的文章还没有，与国外主流学刊论文页数平均在30页左右来看（英文和中文字符所占空间有一定差距），狭小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论文的水平。
研究方法。作为人类学重要分支的旅游人类学，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实地参与观察、全面考察和比较研究方法三种。48篇文献中，有16篇文章属于通过对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回顾以往研究，总结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对研究的现状进行评论和展望。剩余32篇文献中，8篇文献通过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村落或是历史街区进行个案性研究，其余文献主要是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看待旅游的各种现象。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研究的48篇文献中，总结性的文献型论文占了1/3，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国内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需要较多借鉴和引入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结合国内研究现状和实践，丰富完善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李伟在《旅游人类学的建构与本土化研究》一文中认为，国内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需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二是受中国自古以来总结性的研究思维的影响，对于理论研究，偏向于对以往理论的总结概括，在理论创新上没有优势。
研究内容
纵观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现状，主要成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介绍和引进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二是运用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指导旅游规划，三是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研究、解释相关旅游现象。
翻译、介绍和引进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包括三个方面：西方旅游人类学产生背景；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流派、代表人物和研究成果；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和主要研究内容。
人类学参与旅游现象研究为时较晚，最先是从旅游对接待地社会的文化影响研究开始的。由人类学学者所进行的严肃的旅游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②“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尼斯（Nunez）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学者一般将其当作人类学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志。”③赵红梅在《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一文中也指出，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
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流派：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流派，以纳什为代表；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流派，以格拉伯恩为代表。格拉伯恩把旅游活动看作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对的生活方式，因而他的研究是从作为活动主体的游客出发，把旅游看作一种文化事项，是人们对生活的丰富和点缀，所以，旅游研究就是要分析人们为什么要旅游、为什么存在不同形式的旅游、旅游经历给游客造成什么影响等问题。该流派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为：《人类学与旅游时代》、《主体与客体》、史密斯及其主要论著《主体与客体——旅游人类学研究》；马康耐及其代表作《旅游者：休闲阶层的新的理论》；马格丽特·丝旺及代表性论文《民族旅游在中国云南石林彝族地区的发展》、《民族艺术品开发中的女性角色》、《国家主义：石林的旅游和少数民族政策》。纳什则超越了对具体的旅游过程的研究，把旅游活动看作一种文化接触和交流的方式，注重分析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和东道主双方的影响。纳什认为，在整个旅游活动中，作为接待方的东道主受到的影响大于旅游者，接待方总是处于不利的位置，从而得出了“旅游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不明智的代表”的结论。代表性论著为《民族旅游艺术品的再思考》、《民族旅游艺术品——来自第四世界的文化表述》、《旅游人类学》、《旅游业：神圣的旅游》、《旅游、现代化和怀旧》、《旅游、休闲》等。
运用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指导旅游规划。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始于旅游的规划和开发，在规划和开发过程中，通过赋予当地居民参与重大项目的讨论的权利，了解地区发展的未来状态，可以提高游客体验真实性，维护社区居民的利益主体权，促进当地社会保护与发展。④不同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社区参与的程度和形式也有所不同，孙九霞和保继刚以阳朔遇龙河为研究对象，发现遇龙河景区处于旅游发展初期，其社区参与前期为自发参与，后期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社区参与迅速发展，多元主体大量介入，政府的管理和规范面临很多困难。由于政府政策实施不到位、对企业管理不善等原因，也使无序的社区参与不能及时遏止。⑤以参与和感受地方文化为主的文化旅游强调旅游者与当地人的广泛接触，对文化旅游的开发，社区参与显得尤其重要。⑥张祖群等采用田野工作参与观察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文化名城荆州进行分析并提取景观文脉，从旅游人类学角度为旅游规划初期地区文脉的提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⑦
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研究、解释相关旅游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旅游文化的探讨和东道主地区文化变迁分析两个方面。首先“旅游文化”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检验现代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品位”的一个指标，更是现代旅游产业在决策和实践“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⑧旅游文化研究的哲学根据应该是将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起来。⑨对东道主地区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比较客观。郭凌通过对乡村旅游前后乡土文化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作为弱势文化的乡土文化的自觉，使其开始了从结构到解构的过程，最终达到“和而不同”的城乡文化一体。⑩朱健刚通过对一个布依族村寨在旅游工业进入前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描述，指出：旅游开发中的资本与权力的介入，打破了原有村落的生成性秩序，在使得自然被景观化的同时也产生新的建构性。新的生活秩序不得不适应旅游的需要，甚至原有的民族节日与仪式也不得不为了旅游而调整、改变。随着这种改变加深，新的秩序成为少数民族族群观念的一部分，从而再生出新的族群文化。{11}光映炯和张晓萍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探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并指出民族文化通过民族节日在“舞台真实”的展演中传承着独特的文化符号，而且以旅游开发催生的“文化再生产”的形式进行着传承与发展。{12}宋晓莲则以国际东巴艺术文化节为研究对象，借鉴舞台真实化理论，探讨了节事活动中文化表达即其对旅游的影响问题。{13}
评估与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2000年以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学科发展初期（2005年之前）主要是对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但近年来，众多学者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国内的旅游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在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前，国内旅游人类学主要是受格拉伯恩学派的影响，研究重点集中于旅游影响，尤其是对东道主地区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分析。总的来说，国内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仍然停留在对西方旅游人类学已有成果的运用上，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极少创新。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旅游人类学结合起来，重塑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哲学根基，是旅游人类学发展的根本。（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注释
①彭顺生：“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第106～111页。
②黄福东：“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现实的有关理论浅述”，《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第48～57页。
③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1年3期。
④王春雷，周霄：“从人类学视角探析区域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规划师》，2003年第3期，第71～74页。
⑤孙九霞，保继刚：“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广西民族学院院报》，2005年1月，第85～93页。
⑥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第31～34页。
⑦张祖群，赵静，黎筱筱：“PE模式下的景观文脉视点——以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为例”，《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4月，第231～234页。
⑧彭兆荣：“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旅游学刊》，2004年6月，第20～27页。
⑨覃德清，戚剑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33页。
⑩郭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土文化自觉——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结构与解构”，《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44～50页。
{11}朱健刚：“旅游景区生产与族群文化的再造——对一个布依族村寨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广州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1月，第76～81页。
{12}光映炯，张晓萍：“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月，第45～49页。
{13}宗晓莲，戴光全：“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第134～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