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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俄国短篇小说选》
在文学史上，先后交替的几种创作方法总是互相排斥，同时又互相联系。完全独辟蹊径，没有本国或外国的前辈可以依傍的作家是很少的。俄国现实主义小说诞生之前，卡拉姆辛和马尔林斯基(一七九八——一八三七)已朝着这个方向作过一些探索和准备，为文学增加了表现手段，扩大了表现领域。在体裁的演进上，他们也是先行者。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和论著，改变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重诗轻文的局面。卡拉姆辛使散文取得同诗歌平起平坐的权利，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算起的整整三、四十年间，他的散文一直是俄国散文的典范。马尔林斯基凭着他那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风靡一时的中篇小说，获得“散文中的普希金”的美誉。然而由于他们分别使用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方法，他们未能如实反映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只有普希金才满足了这项要求。他一举完成了俄国文学中从诗歌到散文、从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两个转化过程，这方面的奠基之作是他一八三○年脱稿的《别尔金小说集》。接着，他又扩大战果，陆续写出《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和《上尉的女儿》。一八三五年，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进一步加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阵地。此后经过四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大繁荣，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高尔基把俄国文学叫做“散文文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俄国小说的最大成就在长篇和中篇。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没有留下短篇，其他的小说家多半把写短篇当作副业。迦尔洵、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人崛起之后，在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叶，为了跟上快速的生活节奏，及时报道社会动态，短篇小说比较发达，可是时间毕竟不长，体裁本身也限制了作品的画面和容量。因此短篇远远不能构成一幅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十月革命这九十年左右的俄国全景图。例如，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无产阶级的活动，在短篇小说里就没有获得十分鲜明的反映，而这两支力量都曾在俄国历史上造成过伟大的转折。虽然如此，但即使根据我们这个篇幅有限的选本，还是可看出这九十年间俄国社会和文学中某些实质性的东西。
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始终是俄国文学的正宗。九十年代革命运动高涨，浪漫主义一度振兴，但它只是转向更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形色色的唯美派和颓废派企图摆脱现实，却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自我”这个无可置疑的现实。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由于其题材的广度、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强度，在当时欧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但扭转了俄国文学长期落后于西欧的状态，甚至在五、六十年代西欧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已经削弱，自然主义倾向日渐明显的时候，俄国作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凌厉的攻势，一直发展到高尔基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勃然兴起。
俄国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其中的封建主义矛盾成了现实主义所抨击的主要靶子。正是这一点，唤起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烈共鸣。
俄国封建势力特别顽强，因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资本主义发展得太晚太慢。在欧洲的重要国家中，只有俄国没有经历过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使俄国封建统治者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憎恨，但是并没有触动他们的政权的社会基础。一八四八年狂风暴雨席卷全欧，而它的冲击波经过广袤千里的南俄草原，抵达彼得堡时已成强弩之末，除了迫使尼古拉一世连忙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外，没有在他的帝国引起很大的震荡。相反地，在上述的两次大变动中，沙皇居然还有余力转守为攻，派兵镇压国外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在国内，十二月党人起义，前赴后继的农民的抗争，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民粹派活动，九十年代的罢工浪潮，乃至声势浩大的一九○五年革命，都不曾摧毁罗曼诺夫皇朝。直到英国革命后两个半世纪以上，法国革命后一个多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才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勉强取得政权。
封建主义在经济上的一种体现是农奴制。就西欧多数国家来说，农奴制早在十五世纪已基本解体，俄国农奴制则在同一世纪末叶才形成，到十八世纪下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还处于鼎盛阶段，后来虽然趋于败落，却一直延续到了一八六一年。农奴制废除以后，甚至在本世纪初，“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和整个政治生活中”仍然“充满着农奴制度的痕迹和它的直接残余”(《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29页)。农奴制或农奴制残余势力束缚下的农民，一向是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个核心课题。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八十年代初期以后的托尔斯泰都寄希望于农民。四十年代下半期起，写农民及其压迫者，成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在短篇小说领域，果戈理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列斯柯夫的《巧妙的理发师》，都属于这一类名篇。
在西欧，君主专制政体通常是在农奴制衰落之后，或者与农奴制的衰落同时出现的。而俄国君主专制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形成后的二百多年间，却一直和农奴制或农奴制残余长期共存，彼此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沙皇把政权和教权集于一身，下面设置一大套僵化冷酷的官僚机构，此外还有遍及各处的专制主义流毒，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只有彼得一世等个别君主作了一些改革。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固然不乏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那样的著作，锋芒直指沙皇本人，但更多的是掊击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专制统治者。果戈理《外套》中的“要人”、托尔斯泰《舞会以后》中的上校、柯罗连科《阿特-达凡》中的拉特金和阿拉宾、契诃夫的“套中人”别里科夫，都在当时和后代读者的内心激起了对专制主义的愤恨。
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相比是一大进步，然而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祸害。俄国资本主义起步甚晚，到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只是贵族地主的附庸。它虽然不象它的西欧前辈那么强大，却承袭了后者的全部罪恶。因此，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从斯拉夫派到民粹派，多少思想家尽心穷虑，力图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主观愿望终究抵不过铁的历史规律。西方的前车之鉴和俄国原始积累的现实，提高了作家的认识能力。托尔斯泰早年从贵族立场，八十年代初期以后又从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出发，始终对资本主义彻骨痛恨，《卢塞恩》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交锋而已。但首先举起这面旗帜的还是那个“说不尽的”普希金。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幽灵在俄国出现不久，他就在《黑桃皇后》中暴露了它的凶相。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诞树和婚礼》、谢德林的《顶梁柱》、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等又作了进一步的揭发。
库普林在《冈布利努斯》里用锋利的钢刀，给我们挑开了俄国的另一个脓疮——随着帝国的扩张和对邻族的征服而愈益激化的民族矛盾。这个问题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可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作家大都只把少数民族，主要是高加索的山民，当作大自然的儿女，他们过着原始的、没有被文明污染过的淳朴生活，不受世俗偏见的束缚，保持着纯真的赤子之心或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相比之下，都市文明的体现者贵族或知识分子则显得空虚而又伪善。库普林本人原先也写过类似的作品。柯罗连科的《马卡尔的梦》发表以后，九十年代有许多小说家和特写作家反映了少数民族的遭遇，并且常常把它同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紧紧联在一起，使这种题材的创作达到了新的深度。库普林也用同样的精神描写了他的《冈布利努斯》中的犹太提琴师，这个民族曾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产生过马克思、爱因斯坦那样的旷世奇才，但在俄国却长期处于末等公民的境地，在世界文学中也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从三十年代起，特别是从四十年代的“自然派”即果戈理派起，农民、城市贫民、小公务员等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成了俄国文学里常见的角色。其中的威林(《驿站长》)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外套》)出现较早，更为人们所熟悉。后来在文学中正如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坚强的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和无产者跃居重要地位，“小人物”的意义逐渐降低，但是他们在作品里仍旧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他们本身的面貌也起了变化，不再单纯是动人哀怜的对象。克鲁格里科夫(《阿特-达凡》)比威林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所进步，萨什卡(《冈布利努斯》)甚至勇敢地对迫害者展开了反击。
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本身对现实认识深化和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的结果。现实主义的可贵不仅在于它的真实性，尤其在于它的战斗性。十九世纪俄国的绝大多数古典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人民解放运动有过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而遭受了反动政府的搜查、监视、逮捕、囚禁、流放、苦役等政治迫害，一直到上绞刑架(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这在世界文学史中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歌德曾对爱克曼感叹道：“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这句沉痛的话用在俄国作家身上也许更为贴切。歌德的另一句话的意义更是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一般说来，作者个人的人格比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公众要起更大的影响。”俄国文学的强大的感染力不但来源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来源于这份珍贵的人格力量。具有崇高人格的作家和他们笔下的正面人物，不屑于把庸俗狭隘的动物式的个人生活享受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看来，为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乃至牺牲生命，与其说是一项义务，不如说是一种幸福。契诃夫的《醋栗》、柯罗连科的《奇女子》、迦尔洵的《红花》和高尔基的《伊则吉尔老婆子》，都很能表现俄国文学的这种非凡的气魄和襟怀。
“风格象鼻子：没有两个是同样的。”(肖伯纳)俄国作家自然也有多样的风格。卡拉姆辛的缠绵悱恻，普希金的明朗的忧愁，果戈理的含泪的笑，谢德林的严峻的讽刺，屠格涅夫的哀婉，迦尔洵的沉郁，柯罗连科和库普林的旷达，契诃夫的醇厚的韵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与抗议的呼号相结合的心理描写，列斯柯夫的紧张动人的故事，——确实是林林总总，各有各的特色。同一个托尔斯泰，早期的《卢塞恩》和晚年的《舞会以后》互有差别；同一个高尔基，在写《伊则吉尔老婆子》与《二十六个和一个》时却用了两副笔墨。但是从卡拉姆辛到高尔基，一切俄国大小说家在作品的情节、结构、语言和手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点：朴素。他们鄙视浮华靡丽和奇险诡谲，这是同他们的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契合的，所以高尔基把朴素叫做“真实和美的亲姊妹”。
一九八○年九月
(《俄国短篇小说选》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文学史上，先后交替的几种创作方法总是互相排斥，同时又互相联系。完全独辟蹊径，没有本国或外国的前辈可以依傍的作家是很少的。俄国现实主义小说诞生之前，卡拉姆辛和马尔林斯基(一七九八——一八三七)已朝着这个方向作过一些探索和准备，为文学增加了表现手段，扩大了表现领域。在体裁的演进上，他们也是先行者。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和论著，改变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重诗轻文的局面。卡拉姆辛使散文取得同诗歌平起平坐的权利，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算起的整整三、四十年间，他的散文一直是俄国散文的典范。马尔林斯基凭着他那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风靡一时的中篇小说，获得“散文中的普希金”的美誉。然而由于他们分别使用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方法，他们未能如实反映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只有普希金才满足了这项要求。他一举完成了俄国文学中从诗歌到散文、从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两个转化过程，这方面的奠基之作是他一八三○年脱稿的《别尔金小说集》。接着，他又扩大战果，陆续写出《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和《上尉的女儿》。一八三五年，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进一步加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阵地。此后经过四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大繁荣，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高尔基把俄国文学叫做“散文文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俄国小说的最大成就在长篇和中篇。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没有留下短篇，其他的小说家多半把写短篇当作副业。迦尔洵、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人崛起之后，在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叶，为了跟上快速的生活节奏，及时报道社会动态，短篇小说比较发达，可是时间毕竟不长，体裁本身也限制了作品的画面和容量。因此短篇远远不能构成一幅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十月革命这九十年左右的俄国全景图。例如，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无产阶级的活动，在短篇小说里就没有获得十分鲜明的反映，而这两支力量都曾在俄国历史上造成过伟大的转折。虽然如此，但即使根据我们这个篇幅有限的选本，还是可看出这九十年间俄国社会和文学中某些实质性的东西。
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始终是俄国文学的正宗。九十年代革命运动高涨，浪漫主义一度振兴，但它只是转向更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形色色的唯美派和颓废派企图摆脱现实，却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自我”这个无可置疑的现实。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由于其题材的广度、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强度，在当时欧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但扭转了俄国文学长期落后于西欧的状态，甚至在五、六十年代西欧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已经削弱，自然主义倾向日渐明显的时候，俄国作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凌厉的攻势，一直发展到高尔基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勃然兴起。
俄国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其中的封建主义矛盾成了现实主义所抨击的主要靶子。正是这一点，唤起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烈共鸣。
俄国封建势力特别顽强，因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资本主义发展得太晚太慢。在欧洲的重要国家中，只有俄国没有经历过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使俄国封建统治者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憎恨，但是并没有触动他们的政权的社会基础。一八四八年狂风暴雨席卷全欧，而它的冲击波经过广袤千里的南俄草原，抵达彼得堡时已成强弩之末，除了迫使尼古拉一世连忙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外，没有在他的帝国引起很大的震荡。相反地，在上述的两次大变动中，沙皇居然还有余力转守为攻，派兵镇压国外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在国内，十二月党人起义，前赴后继的农民的抗争，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民粹派活动，九十年代的罢工浪潮，乃至声势浩大的一九○五年革命，都不曾摧毁罗曼诺夫皇朝。直到英国革命后两个半世纪以上，法国革命后一个多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才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勉强取得政权。
封建主义在经济上的一种体现是农奴制。就西欧多数国家来说，农奴制早在十五世纪已基本解体，俄国农奴制则在同一世纪末叶才形成，到十八世纪下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还处于鼎盛阶段，后来虽然趋于败落，却一直延续到了一八六一年。农奴制废除以后，甚至在本世纪初，“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和整个政治生活中”仍然“充满着农奴制度的痕迹和它的直接残余”(《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29页)。农奴制或农奴制残余势力束缚下的农民，一向是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个核心课题。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八十年代初期以后的托尔斯泰都寄希望于农民。四十年代下半期起，写农民及其压迫者，成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在短篇小说领域，果戈理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列斯柯夫的《巧妙的理发师》，都属于这一类名篇。
在西欧，君主专制政体通常是在农奴制衰落之后，或者与农奴制的衰落同时出现的。而俄国君主专制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形成后的二百多年间，却一直和农奴制或农奴制残余长期共存，彼此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沙皇把政权和教权集于一身，下面设置一大套僵化冷酷的官僚机构，此外还有遍及各处的专制主义流毒，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只有彼得一世等个别君主作了一些改革。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固然不乏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那样的著作，锋芒直指沙皇本人，但更多的是掊击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专制统治者。果戈理《外套》中的“要人”、托尔斯泰《舞会以后》中的上校、柯罗连科《阿特-达凡》中的拉特金和阿拉宾、契诃夫的“套中人”别里科夫，都在当时和后代读者的内心激起了对专制主义的愤恨。
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相比是一大进步，然而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祸害。俄国资本主义起步甚晚，到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只是贵族地主的附庸。它虽然不象它的西欧前辈那么强大，却承袭了后者的全部罪恶。因此，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从斯拉夫派到民粹派，多少思想家尽心穷虑，力图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主观愿望终究抵不过铁的历史规律。西方的前车之鉴和俄国原始积累的现实，提高了作家的认识能力。托尔斯泰早年从贵族立场，八十年代初期以后又从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出发，始终对资本主义彻骨痛恨，《卢塞恩》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交锋而已。但首先举起这面旗帜的还是那个“说不尽的”普希金。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幽灵在俄国出现不久，他就在《黑桃皇后》中暴露了它的凶相。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诞树和婚礼》、谢德林的《顶梁柱》、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等又作了进一步的揭发。
库普林在《冈布利努斯》里用锋利的钢刀，给我们挑开了俄国的另一个脓疮——随着帝国的扩张和对邻族的征服而愈益激化的民族矛盾。这个问题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可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作家大都只把少数民族，主要是高加索的山民，当作大自然的儿女，他们过着原始的、没有被文明污染过的淳朴生活，不受世俗偏见的束缚，保持着纯真的赤子之心或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相比之下，都市文明的体现者贵族或知识分子则显得空虚而又伪善。库普林本人原先也写过类似的作品。柯罗连科的《马卡尔的梦》发表以后，九十年代有许多小说家和特写作家反映了少数民族的遭遇，并且常常把它同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紧紧联在一起，使这种题材的创作达到了新的深度。库普林也用同样的精神描写了他的《冈布利努斯》中的犹太提琴师，这个民族曾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产生过马克思、爱因斯坦那样的旷世奇才，但在俄国却长期处于末等公民的境地，在世界文学中也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从三十年代起，特别是从四十年代的“自然派”即果戈理派起，农民、城市贫民、小公务员等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成了俄国文学里常见的角色。其中的威林(《驿站长》)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外套》)出现较早，更为人们所熟悉。后来在文学中正如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坚强的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和无产者跃居重要地位，“小人物”的意义逐渐降低，但是他们在作品里仍旧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他们本身的面貌也起了变化，不再单纯是动人哀怜的对象。克鲁格里科夫(《阿特-达凡》)比威林和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所进步，萨什卡(《冈布利努斯》)甚至勇敢地对迫害者展开了反击。
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本身对现实认识深化和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的结果。现实主义的可贵不仅在于它的真实性，尤其在于它的战斗性。十九世纪俄国的绝大多数古典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人民解放运动有过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而遭受了反动政府的搜查、监视、逮捕、囚禁、流放、苦役等政治迫害，一直到上绞刑架(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这在世界文学史中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歌德曾对爱克曼感叹道：“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这句沉痛的话用在俄国作家身上也许更为贴切。歌德的另一句话的意义更是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一般说来，作者个人的人格比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公众要起更大的影响。”俄国文学的强大的感染力不但来源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来源于这份珍贵的人格力量。具有崇高人格的作家和他们笔下的正面人物，不屑于把庸俗狭隘的动物式的个人生活享受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看来，为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乃至牺牲生命，与其说是一项义务，不如说是一种幸福。契诃夫的《醋栗》、柯罗连科的《奇女子》、迦尔洵的《红花》和高尔基的《伊则吉尔老婆子》，都很能表现俄国文学的这种非凡的气魄和襟怀。
“风格象鼻子：没有两个是同样的。”(肖伯纳)俄国作家自然也有多样的风格。卡拉姆辛的缠绵悱恻，普希金的明朗的忧愁，果戈理的含泪的笑，谢德林的严峻的讽刺，屠格涅夫的哀婉，迦尔洵的沉郁，柯罗连科和库普林的旷达，契诃夫的醇厚的韵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与抗议的呼号相结合的心理描写，列斯柯夫的紧张动人的故事，——确实是林林总总，各有各的特色。同一个托尔斯泰，早期的《卢塞恩》和晚年的《舞会以后》互有差别；同一个高尔基，在写《伊则吉尔老婆子》与《二十六个和一个》时却用了两副笔墨。但是从卡拉姆辛到高尔基，一切俄国大小说家在作品的情节、结构、语言和手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点：朴素。他们鄙视浮华靡丽和奇险诡谲，这是同他们的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契合的，所以高尔基把朴素叫做“真实和美的亲姊妹”。
一九八○年九月
(《俄国短篇小说选》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