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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中国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特使”参加其葬礼。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对“绝唱”的回应
新中国一成立，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需要的考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苏联也因内政外交上的需要，给了中国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两国经历了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等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从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时间内，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两国关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也看不到尽头。”
中苏之间这种严重的对立与对抗，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双方各自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反常局面，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睦邻友好合作的轨道上来，这是中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两个伟大邻国关系发展之必然。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重大决策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提供了扎扎实实的依据。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当时在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他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他任期的前半段，中苏关系的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扭转中苏关系恶化局面的重要性，于1982年，即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几次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对华关系是讲话的核心内容。这篇讲话虽然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与勃列日涅夫前几次泛谈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相比，有新东西，而且有质的不同，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这种正面表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还是头一回。
邓小平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为此，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 坚决拒绝他对中国的攻击，强调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
我当时在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参加了这次发布会。由发言人发布新闻，这在新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条消息通过电波很快就传到世界各地。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中间位置发表了上述三句话。30日，苏联《真理报》为此也刊登了一条消息。
中国外交部首任发言人的首次“发言”，与我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显然不同，短短三句话77个字，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有外电评称，对抗了二三十年的中苏两党两国“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世界面貌将会为之改观”。
钱其琛1982年5月当上主管苏联的副外长后，曾多次同我们谈起过小平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大行动”的缘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对世界范围内的战、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的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他便把缓和中苏关系一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勃列日涅夫“3·24”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恰好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于是，小平同志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遇，迅速作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发表“3·24”讲话过了230天之后就去世了。这一讲话后来被人称为勃氏“绝唱”。这一“绝唱”和小平同志对此所作的回应，有人则称之为邓勃之间的“间接对话”。
两步“高棋”
小平同志对勃列日涅夫“3·24”讲话作出迅速回应后，又采取了一连串后续行动。1982年4月16日，他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8月10日，又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秘密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这两个举措意在推动苏联最高领导人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步子。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方在当年秋天，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还及时巧妙地把握住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走了两步“高棋”。
一是派特使参加葬礼。常言道，世事难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当时，我第二次到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才不久，任二等秘书，主管对外联络工作。11日晨6时刚过，我像往常那样，打开了苏联央视一台，屏幕上出现的画面简直把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的标准像框着黑边，讣告已快读完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在4天前，即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和游行时，勃列日涅夫还好好的，在列宁墓上一站就是两个半小时，紧接着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当时，使节们排着长队向他敬酒，他很高兴，显得很精神。据苏联人说，那天零下十五六度，他是冻出来的病，76岁的老人心肺受不了，没几天也就过去了。
杨守正大使让我立即向外交部报告。我通过政府高频电话（即“热线”）很快就与外交部苏欧司的同志联系上了。对方说已看到了塔斯社播发的有关消息，让使馆密切观察事态发展，尽快报回有关情况和看法。
使馆不少人觉得，可借机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以扩大邓小平——勃列日涅夫“间接对话”的成果。但也有人认为，在中苏关系仍恶化的情况下，尚难以迈出这样的一大步。
11日傍晚，使馆收到了国内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事发来的三项决定：（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二）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三）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我们很快就获悉，这些决定都是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作出的。这是老人家一个深谋远虑的“大手笔”。
在北京和莫斯科两地，苏方先后得到了这条正式消息。苏联人对此的反应是：没有想到，但并非不可预料。
读了国内的来电，我和使馆的同志们感到很振奋，几个既令人伤感、又使人欣慰的“第一次”就要出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近20年来第一次就一件非庆典事给苏方发来电文；我国领导人十七八年来第一次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我国领导人13年来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见面。
12日上午，国内通知使馆：黄华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员有4人——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和外交部苏欧司的负责人。国内还让使馆派3人协助代表团工作，并指定我担任代表团联络员。
二是特使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14日清早4时（莫斯科时间，下同），黄华特使一行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6时许，国内通过明码电报发来了黄华特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我们很快就得知，我特使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发表个谈话，并直接请被海外华人誉为“大陆文胆”的胡乔木拟稿。胡乔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谈话”打印出来后一看，也就一页4C纸的篇幅。我细细地读了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意味深长。
“谈话”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我外交部发言人不久前所说的那三句话相比，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小平同志又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谈话”还有两个生花妙笔。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的指示精神。另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个中话里有话，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中共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对苏共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这个当年与苏共领导人面对面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点弦外之音。
11时，杨守正大使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大约过了20分钟，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他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对它的评价自然也就“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于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这个老外交把两点意见说完后，眯着眼望着杨大使，似乎觉得自己“点中”了“要害”。看他这副得意的样子，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看了一下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陪着杨大使站在黄华特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黄华特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
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开外的地方，一直眯着眼望着中国特使和大使，似乎努力在猜，这两位中国高级外交官站在那里究竟在嘀咕些什么。这个副外长是位哲学家，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过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年在苏联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也与我方谈过边界和国家关系，而且一谈就是10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政治文化”那些细微之处也未必那么精通。此时，这位苏联副外长虽“吃透”了中国特使那篇谈话的深意，但恐怕很难料到，“谈话”的来历却如此之奇特。
超规格的礼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1月15日9时在红场举行。14日晚，苏方安排外国代表团与逝者的遗体告别。18时50分，黄华特使一行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圆柱大厅。19时，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举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致哀队伍的最前列。苏方把黄华特使也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勃列日涅夫安卧在一个特大的棺椁中，面色显得红润，就像熟睡着一样（苏联化妆师为逝者“美容”的技艺堪称世界一流），那两条“特色”浓眉特别“抢眼”。逝者身着黑色服装，上衣左侧几乎挂满了国内外授予他的各种勋章，闪闪发光。棺椁围着红黑相间的挽带，被一层层鲜花所环绕。4名礼兵分成两列，肃立在棺椁前守灵。
各国领导人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花圈摆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圆柱大厅内外，悬挂着大约有半米宽、一二十米长红黑相间的挽幛。厅内十几盏“巨无霸”水晶吊灯被黑轻纱蒙着，发出幽暗的黄光，低沉的哀乐轻轻地在室内回旋，气氛极为肃穆庄严。黄华特使及4名陪同人员站在礼兵面前，向勃列日涅夫的遗体默哀了两三分钟。我作为代表团联络员，站立在圆柱大厅一边，目睹了向勃列日涅夫最后告别这一幕。
15日8时，苏联央视各台开始并机直播葬礼实况。我一直随团工作，事后看电视重播时，仔细记录下了苏联最高领导人葬礼的全过程。
8时30分，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遗体的棺椁，由12名士兵分成两列从圆柱大厅抬出，然后置放在正门边的炮车上。炮车的四周用红黑相间的挽条和鲜花装饰。不一会儿，炮车缓缓开动，慢慢驶向一两公里以外的红场。在沿途道路的两旁，士兵一个挨一个肃立着，在他们的背后站着一排排普通百姓，队伍连绵不断。电视摄像机从直升飞机上跟踪拍下炮车送葬的壮观场面。
8时55分，炮车到达红场列宁墓，停放在陵墓中央前面大约六七米远的地方。一二十名护卫军官迈着正步向炮车走去，分两列立于车的两侧。
黄华特使及4名陪同人员于8时20分抵达红场，被安排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的水泥台阶第一级上。这是继周恩来总理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后，中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在黄华特使的身边和后面，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很少有带陪同人员的。
在列宁墓上面的观礼台上，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以及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还有勃列日涅夫的夫人勃列日涅娃站在左侧，苏军将领们则一大排站在右侧。
9时，葬礼开始。安德罗波夫致悼词，各界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当日天气很冷，大约在零下20度左右，在每位讲话人的面前，飘着一层层非水非冰的薄雾。
9时50分，葬礼结束。安德罗波夫率领一批领导人从列宁墓下来，走到陵墓的左侧。此时，12名士兵分成两列，将棺椁从炮车抬下，随后即用肩扛着将其抬到苏共领导人身旁。安德罗波夫等12名领导人也分成两列迎上去，站在两列士兵的外侧。两列各6名士兵立即一齐将身体往里靠，一个个改用双手使劲地顶着棺椁，为立于两侧的领导人腾出一小点抬棺的空间。安德罗波夫等人各用一只手象征性地托着棺椁。不一会儿，棺椁被24人抬到列宁墓左侧早已挖好的墓穴旁。12名士兵用双手使劲拽着棺椁两侧拴着的12条粗挽绳，慢慢地将棺椁往墓穴下面放。放毕，站在墓旁的苏共领导人脱帽低头默哀了好一会儿，目送故人最后一程。勃列日涅娃身着黑长裙，围着黑头巾，戴着黑手套，缓缓走到墓穴边，弯下腰去捧起一抔黄土，轻轻地向逝者撒去，墓地上空顿时飘起一缕淡黄色轻烟……
14时30分，黄华特使在杨守正大使和翻译李凤林的陪同下来到大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等候安德罗波夫的会见。事前，苏方礼宾官告诉我，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很希望会见黄华特使，但因前来参加吊唁的代表团很多，他难以抽身一一单独会见，只好采用集体会见，逐一交谈的方式见面。
安德罗波夫其人，对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当过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之前，他随同苏方代表团或自己率领代表团，数次到过或路过中国。他还多次参加了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的会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第二天，他就当选为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这是65年来，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后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14时55分，安德罗波夫来到乔治大厅。他与黄华特使的会见安排得比较靠前。这位新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紧紧地握着我特使的手表示欢迎。黄华特使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再次代表中国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说这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祝他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表示中方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得以实现。
安德罗波夫全神贯注地听完李凤林的翻译后说，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十分感激。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过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代表团住处，同李凤林核对黄华特使与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俄文记录。苏方对中国特使在这一特殊场合中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谈话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与国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黄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相对来说，这个级别并不算高。但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特使摆在相当重要的来宾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它一方面说明苏共新领导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方期待中苏两大党、两大国的关系以此为契机，能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肩负着了解苏共新领导对华政策意向，向苏联领导人当面阐明我对苏方针的重大使命。他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对此，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
中苏两国外长的会见定于11月16日16时在苏联外交部开始举行。这是20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在交谈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苏中关系。
在会见中，黄华外长着重谈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消除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要苏联领导作出政治决断。对此，葛罗米柯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就说，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免谈。他还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听后立即回敬了这样一句：“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反复交锋了好几个回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会见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才结束。随后，葛罗米柯走出会见厅，经过二三十米的长廊到达电梯后，才与我外长握手道别。陪见的一名苏联官员悄悄地对我说，葛外长送客如此客气，是很少见的。
中苏两国外长这次会晤虽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它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乌云密布”转“阴”再转“晴”。
晚6时一过，黄华外长一行的车队离开苏联外交部直奔我驻苏联大使馆。到了使馆，黄外长对大家说：“这次班机来，班机回，在莫斯科一共要呆三天半。现在时间过了一大半，小平同志交办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将去‘星城’参观，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放松放松。”他还说：“看介绍‘星城’的材料，它的正式名称叫‘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听使馆同志说，这个地方目前对外是不开放的，可见，这是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礼遇。”接着，黄外长问是否已经准备好献给世界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纪念碑的花篮，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说，我们前天给勃列日涅夫献的花圈是用鲜花做的，又大又好，摆在圆柱大厅，显得特别醒目。
接着，黄外长指出，刚才与葛罗米柯的会见，是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他让大家简单议一下对苏联外长谈话的看法。还没等大家开口，黄华就先说：“看使馆写的材料，我国外长已经整整20年没有来莫斯科了。上一次是陈老总来的，那是1961年夏天，他参加完老挝问题日内瓦国际会议后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动提出葛罗米柯要与他见面。”黄外长有点激动地说：“两大邻国，鸡犬之声相闻，却20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何等的不正常！”还说，“使馆的同志告诉我，陈老总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同大家见面，阔论世界大势的。20年之后，我这个中国外长来到了莫斯科，现在又到了大使馆。同志们，这是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虽晚矣，我内心还是很兴奋的。”
随后，黄华的陪同人员谈了对苏联外长下午谈话的看法。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葛罗米柯的观点，与苏方最近在第一轮中苏政治磋商中所持的立场相比，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避重就轻，只触及“皮毛”（指只谈具体双边交往），而不愿碰到“血肉”（指不谈中苏之间的“三大障碍”）。
——安德罗波夫上台伊始，在对外方面，无论对美还是对华，大体上会维持原状，短期内难有大的作为，而且此人体弱多病，不可对他期望过高。
——在“三个障碍”中，越柬问题最难，苏方有可能一直硬顶下去，要有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
第一次“葬礼外交”的延伸
年过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肾功能已接近于严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这顶“沉重的帽子”（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语），是出于无奈，并非“领袖欲”使然。在老一点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帅才稀缺，即使有个把，也无意挑起“党魁”这副重担。而“克里姆林宫新星”戈尔巴乔夫此时才51岁，尚显幼嫩，到中央工作已经几年了，一直主管农业，未见有大的建树，一下子还难以压得住一个大党、大国的阵脚。
在苏联广大老百姓当中，大多数人对安德罗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别是盼望这位长期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的新领导人，能用“铁腕”来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联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来日已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万里副总理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苏方给他以高规格的接待。苏共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在集体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与万里副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与他举行了会谈。
李鹏副总理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接任总书记一职的戈尔巴乔夫与他举行了正式会见。这是中国领导人事隔20年后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当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在两次会见中，双方在坦率、求实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
说到对苏联的“葬礼外交”，我还想起一件让我思想开窍的往事。从1982年10月起，我们谈判班子的几个人，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进行政治磋商。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时间。对这种徒劳无功的“马拉松式”谈判，我们常常流露出不耐烦情绪。钱副外长得知后总是想方设法开导我们。其中有一条理由，我觉得讲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我国三次派领导人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曾有过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总理语）。正是它撬开了中美关系的“紧闭之门”。小平同志1982年11月发动的对苏“葬礼外交”，标志着中苏关系从对立、对抗到对话、合作的转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乃至整个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在小平同志多年不懈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三年半之后，终于下决心解决 “三大障碍”问题。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从此，这一转折成为势不可当的“浩浩大潮”。苏联解体以后，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确定的两国关系新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造福于两国人民。
（责任编辑陈小丽）
对“绝唱”的回应
新中国一成立，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需要的考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苏联也因内政外交上的需要，给了中国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两国经历了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等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从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时间内，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两国关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也看不到尽头。”
中苏之间这种严重的对立与对抗，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双方各自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反常局面，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睦邻友好合作的轨道上来，这是中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两个伟大邻国关系发展之必然。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重大决策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提供了扎扎实实的依据。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
当时在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他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他任期的前半段，中苏关系的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扭转中苏关系恶化局面的重要性，于1982年，即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几次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对华关系是讲话的核心内容。这篇讲话虽然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与勃列日涅夫前几次泛谈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相比，有新东西，而且有质的不同，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这种正面表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还是头一回。
邓小平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为此，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 坚决拒绝他对中国的攻击，强调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
我当时在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参加了这次发布会。由发言人发布新闻，这在新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条消息通过电波很快就传到世界各地。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中间位置发表了上述三句话。30日，苏联《真理报》为此也刊登了一条消息。
中国外交部首任发言人的首次“发言”，与我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显然不同，短短三句话77个字，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有外电评称，对抗了二三十年的中苏两党两国“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世界面貌将会为之改观”。
钱其琛1982年5月当上主管苏联的副外长后，曾多次同我们谈起过小平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大行动”的缘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对世界范围内的战、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的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他便把缓和中苏关系一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勃列日涅夫“3·24”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恰好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于是，小平同志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遇，迅速作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发表“3·24”讲话过了230天之后就去世了。这一讲话后来被人称为勃氏“绝唱”。这一“绝唱”和小平同志对此所作的回应，有人则称之为邓勃之间的“间接对话”。
两步“高棋”
小平同志对勃列日涅夫“3·24”讲话作出迅速回应后，又采取了一连串后续行动。1982年4月16日，他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8月10日，又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秘密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这两个举措意在推动苏联最高领导人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步子。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方在当年秋天，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还及时巧妙地把握住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走了两步“高棋”。
一是派特使参加葬礼。常言道，世事难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当时，我第二次到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才不久，任二等秘书，主管对外联络工作。11日晨6时刚过，我像往常那样，打开了苏联央视一台，屏幕上出现的画面简直把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的标准像框着黑边，讣告已快读完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在4天前，即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和游行时，勃列日涅夫还好好的，在列宁墓上一站就是两个半小时，紧接着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当时，使节们排着长队向他敬酒，他很高兴，显得很精神。据苏联人说，那天零下十五六度，他是冻出来的病，76岁的老人心肺受不了，没几天也就过去了。
杨守正大使让我立即向外交部报告。我通过政府高频电话（即“热线”）很快就与外交部苏欧司的同志联系上了。对方说已看到了塔斯社播发的有关消息，让使馆密切观察事态发展，尽快报回有关情况和看法。
使馆不少人觉得，可借机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以扩大邓小平——勃列日涅夫“间接对话”的成果。但也有人认为，在中苏关系仍恶化的情况下，尚难以迈出这样的一大步。
11日傍晚，使馆收到了国内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事发来的三项决定：（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二）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三）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我们很快就获悉，这些决定都是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作出的。这是老人家一个深谋远虑的“大手笔”。
在北京和莫斯科两地，苏方先后得到了这条正式消息。苏联人对此的反应是：没有想到，但并非不可预料。
读了国内的来电，我和使馆的同志们感到很振奋，几个既令人伤感、又使人欣慰的“第一次”就要出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近20年来第一次就一件非庆典事给苏方发来电文；我国领导人十七八年来第一次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我国领导人13年来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见面。
12日上午，国内通知使馆：黄华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员有4人——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和外交部苏欧司的负责人。国内还让使馆派3人协助代表团工作，并指定我担任代表团联络员。
二是特使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14日清早4时（莫斯科时间，下同），黄华特使一行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6时许，国内通过明码电报发来了黄华特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我们很快就得知，我特使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发表个谈话，并直接请被海外华人誉为“大陆文胆”的胡乔木拟稿。胡乔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谈话”打印出来后一看，也就一页4C纸的篇幅。我细细地读了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意味深长。
“谈话”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我外交部发言人不久前所说的那三句话相比，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小平同志又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谈话”还有两个生花妙笔。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的指示精神。另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个中话里有话，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中共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对苏共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这个当年与苏共领导人面对面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点弦外之音。
11时，杨守正大使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大约过了20分钟，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他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对它的评价自然也就“很正面”。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于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能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这个老外交把两点意见说完后，眯着眼望着杨大使，似乎觉得自己“点中”了“要害”。看他这副得意的样子，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看了一下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陪着杨大使站在黄华特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黄华特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
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开外的地方，一直眯着眼望着中国特使和大使，似乎努力在猜，这两位中国高级外交官站在那里究竟在嘀咕些什么。这个副外长是位哲学家，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过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年在苏联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也与我方谈过边界和国家关系，而且一谈就是10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政治文化”那些细微之处也未必那么精通。此时，这位苏联副外长虽“吃透”了中国特使那篇谈话的深意，但恐怕很难料到，“谈话”的来历却如此之奇特。
超规格的礼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1月15日9时在红场举行。14日晚，苏方安排外国代表团与逝者的遗体告别。18时50分，黄华特使一行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圆柱大厅。19时，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举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致哀队伍的最前列。苏方把黄华特使也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勃列日涅夫安卧在一个特大的棺椁中，面色显得红润，就像熟睡着一样（苏联化妆师为逝者“美容”的技艺堪称世界一流），那两条“特色”浓眉特别“抢眼”。逝者身着黑色服装，上衣左侧几乎挂满了国内外授予他的各种勋章，闪闪发光。棺椁围着红黑相间的挽带，被一层层鲜花所环绕。4名礼兵分成两列，肃立在棺椁前守灵。
各国领导人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花圈摆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圆柱大厅内外，悬挂着大约有半米宽、一二十米长红黑相间的挽幛。厅内十几盏“巨无霸”水晶吊灯被黑轻纱蒙着，发出幽暗的黄光，低沉的哀乐轻轻地在室内回旋，气氛极为肃穆庄严。黄华特使及4名陪同人员站在礼兵面前，向勃列日涅夫的遗体默哀了两三分钟。我作为代表团联络员，站立在圆柱大厅一边，目睹了向勃列日涅夫最后告别这一幕。
15日8时，苏联央视各台开始并机直播葬礼实况。我一直随团工作，事后看电视重播时，仔细记录下了苏联最高领导人葬礼的全过程。
8时30分，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遗体的棺椁，由12名士兵分成两列从圆柱大厅抬出，然后置放在正门边的炮车上。炮车的四周用红黑相间的挽条和鲜花装饰。不一会儿，炮车缓缓开动，慢慢驶向一两公里以外的红场。在沿途道路的两旁，士兵一个挨一个肃立着，在他们的背后站着一排排普通百姓，队伍连绵不断。电视摄像机从直升飞机上跟踪拍下炮车送葬的壮观场面。
8时55分，炮车到达红场列宁墓，停放在陵墓中央前面大约六七米远的地方。一二十名护卫军官迈着正步向炮车走去，分两列立于车的两侧。
黄华特使及4名陪同人员于8时20分抵达红场，被安排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的水泥台阶第一级上。这是继周恩来总理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后，中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在黄华特使的身边和后面，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很少有带陪同人员的。
在列宁墓上面的观礼台上，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以及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还有勃列日涅夫的夫人勃列日涅娃站在左侧，苏军将领们则一大排站在右侧。
9时，葬礼开始。安德罗波夫致悼词，各界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当日天气很冷，大约在零下20度左右，在每位讲话人的面前，飘着一层层非水非冰的薄雾。
9时50分，葬礼结束。安德罗波夫率领一批领导人从列宁墓下来，走到陵墓的左侧。此时，12名士兵分成两列，将棺椁从炮车抬下，随后即用肩扛着将其抬到苏共领导人身旁。安德罗波夫等12名领导人也分成两列迎上去，站在两列士兵的外侧。两列各6名士兵立即一齐将身体往里靠，一个个改用双手使劲地顶着棺椁，为立于两侧的领导人腾出一小点抬棺的空间。安德罗波夫等人各用一只手象征性地托着棺椁。不一会儿，棺椁被24人抬到列宁墓左侧早已挖好的墓穴旁。12名士兵用双手使劲拽着棺椁两侧拴着的12条粗挽绳，慢慢地将棺椁往墓穴下面放。放毕，站在墓旁的苏共领导人脱帽低头默哀了好一会儿，目送故人最后一程。勃列日涅娃身着黑长裙，围着黑头巾，戴着黑手套，缓缓走到墓穴边，弯下腰去捧起一抔黄土，轻轻地向逝者撒去，墓地上空顿时飘起一缕淡黄色轻烟……
14时30分，黄华特使在杨守正大使和翻译李凤林的陪同下来到大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等候安德罗波夫的会见。事前，苏方礼宾官告诉我，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很希望会见黄华特使，但因前来参加吊唁的代表团很多，他难以抽身一一单独会见，只好采用集体会见，逐一交谈的方式见面。
安德罗波夫其人，对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当过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之前，他随同苏方代表团或自己率领代表团，数次到过或路过中国。他还多次参加了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的会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第二天，他就当选为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这是65年来，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后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14时55分，安德罗波夫来到乔治大厅。他与黄华特使的会见安排得比较靠前。这位新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紧紧地握着我特使的手表示欢迎。黄华特使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再次代表中国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说这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祝他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表示中方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得以实现。
安德罗波夫全神贯注地听完李凤林的翻译后说，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十分感激。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了三四分钟。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过后不久，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代表团住处，同李凤林核对黄华特使与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俄文记录。苏方对中国特使在这一特殊场合中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谈话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与国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黄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相对来说，这个级别并不算高。但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特使摆在相当重要的来宾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它一方面说明苏共新领导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方期待中苏两大党、两大国的关系以此为契机，能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肩负着了解苏共新领导对华政策意向，向苏联领导人当面阐明我对苏方针的重大使命。他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见。对此，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
中苏两国外长的会见定于11月16日16时在苏联外交部开始举行。这是20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在交谈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苏中关系。
在会见中，黄华外长着重谈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消除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要苏联领导作出政治决断。对此，葛罗米柯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就说，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免谈。他还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听后立即回敬了这样一句：“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反复交锋了好几个回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会见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才结束。随后，葛罗米柯走出会见厅，经过二三十米的长廊到达电梯后，才与我外长握手道别。陪见的一名苏联官员悄悄地对我说，葛外长送客如此客气，是很少见的。
中苏两国外长这次会晤虽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它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乌云密布”转“阴”再转“晴”。
晚6时一过，黄华外长一行的车队离开苏联外交部直奔我驻苏联大使馆。到了使馆，黄外长对大家说：“这次班机来，班机回，在莫斯科一共要呆三天半。现在时间过了一大半，小平同志交办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将去‘星城’参观，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放松放松。”他还说：“看介绍‘星城’的材料，它的正式名称叫‘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听使馆同志说，这个地方目前对外是不开放的，可见，这是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礼遇。”接着，黄外长问是否已经准备好献给世界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纪念碑的花篮，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说，我们前天给勃列日涅夫献的花圈是用鲜花做的，又大又好，摆在圆柱大厅，显得特别醒目。
接着，黄外长指出，刚才与葛罗米柯的会见，是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他让大家简单议一下对苏联外长谈话的看法。还没等大家开口，黄华就先说：“看使馆写的材料，我国外长已经整整20年没有来莫斯科了。上一次是陈老总来的，那是1961年夏天，他参加完老挝问题日内瓦国际会议后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动提出葛罗米柯要与他见面。”黄外长有点激动地说：“两大邻国，鸡犬之声相闻，却20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何等的不正常！”还说，“使馆的同志告诉我，陈老总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同大家见面，阔论世界大势的。20年之后，我这个中国外长来到了莫斯科，现在又到了大使馆。同志们，这是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虽晚矣，我内心还是很兴奋的。”
随后，黄华的陪同人员谈了对苏联外长下午谈话的看法。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葛罗米柯的观点，与苏方最近在第一轮中苏政治磋商中所持的立场相比，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避重就轻，只触及“皮毛”（指只谈具体双边交往），而不愿碰到“血肉”（指不谈中苏之间的“三大障碍”）。
——安德罗波夫上台伊始，在对外方面，无论对美还是对华，大体上会维持原状，短期内难有大的作为，而且此人体弱多病，不可对他期望过高。
——在“三个障碍”中，越柬问题最难，苏方有可能一直硬顶下去，要有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
第一次“葬礼外交”的延伸
年过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肾功能已接近于严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这顶“沉重的帽子”（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语），是出于无奈，并非“领袖欲”使然。在老一点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帅才稀缺，即使有个把，也无意挑起“党魁”这副重担。而“克里姆林宫新星”戈尔巴乔夫此时才51岁，尚显幼嫩，到中央工作已经几年了，一直主管农业，未见有大的建树，一下子还难以压得住一个大党、大国的阵脚。
在苏联广大老百姓当中，大多数人对安德罗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别是盼望这位长期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的新领导人，能用“铁腕”来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联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来日已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万里副总理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苏方给他以高规格的接待。苏共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在集体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与万里副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与他举行了会谈。
李鹏副总理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接任总书记一职的戈尔巴乔夫与他举行了正式会见。这是中国领导人事隔20年后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当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在两次会见中，双方在坦率、求实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
说到对苏联的“葬礼外交”，我还想起一件让我思想开窍的往事。从1982年10月起，我们谈判班子的几个人，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进行政治磋商。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时间。对这种徒劳无功的“马拉松式”谈判，我们常常流露出不耐烦情绪。钱副外长得知后总是想方设法开导我们。其中有一条理由，我觉得讲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我国三次派领导人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曾有过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总理语）。正是它撬开了中美关系的“紧闭之门”。小平同志1982年11月发动的对苏“葬礼外交”，标志着中苏关系从对立、对抗到对话、合作的转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乃至整个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在小平同志多年不懈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三年半之后，终于下决心解决 “三大障碍”问题。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从此，这一转折成为势不可当的“浩浩大潮”。苏联解体以后，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确定的两国关系新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造福于两国人民。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