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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国歌坛“一姐”毛阿敏1月19日将在上海举办她的个人演唱会。
时不我与，毛阿敏称霸中国乐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她的演唱会似乎也更多是怀旧者的快乐节日。老了？她可不服输。
她的助理曝料：“她有时候做的发型我们都有点看不过去了，太前卫，有点过头了，前面的头发都飞起来，像开摩托车被吹的似的。”
毛阿敏在一边“顶嘴”：“这发型是我自己要弄的，她们都看不下去，说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可是我就是主意多。”
最关键的，还是心态年轻。
去年，她和崔健合作，在崔健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中小试牛刀，又穿着军装和崔健在北京演唱会上合唱摇滚，实在是有些“逆生长”的嫌疑。
不过，一举手一投足，还是毛阿敏的腔调。时不时冒出来的上海话，一再提醒你，这是上海的女儿，她说自己“无时无刻不想着这里”，思念上海的观众，也思念着上海的草头、荠菜和水芹：“我经常从上海带，带不了多少，也就是吃一两顿过过瘾。我的生活是很上海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后，她要重回上海开演唱会。她说她唱歌快30年了，从来没有在家乡开过演唱会，这对一个歌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意义不同的，我也很重视，我也很期待，希望把它做得好一点，希望在场的人能跟我一起高兴。”
拜师谷建芬
《新民周刊》：当年，你为什么会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毛阿敏：我去前线歌舞团有很多原因：一是我喜欢唱歌；二是我不想在工厂当工人；第三，我没考上大学，觉得有点丢脸，但我总要挣钱养活自己。现在看来，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那是个非常棒的团，给了我很好的平台。
当时我在工厂当临时工，但我肯定不可能在工厂做一辈子，还在寻觅机会想考歌舞团。其实当时我和上海歌舞剧院、上海电影剧团都合作过很多次，我可不是吹，当时我和他们一起演出，我可是他们的一个宝。他们也想把我招至麾下，但可惜那一年名额限制，没法招。就这样，我去了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而且很巧，几乎同时，东方歌舞团也想招我，可是他们慢了一拍，我已经去了南京，只好与东方歌舞团擦肩而过。
《新民周刊》：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你的老师谷建芬女士，你当时是怎么拜入她的门下的？
毛阿敏：很偶然的机会。有一次演出，她一看到就很喜欢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我在台上的整体形象很不错，比较符合她的要求。我很感谢老太太，我这20多年唱歌生涯从她那里受益良多，她给我的帮助特别大，这是我一辈子要感谢的人。我每次到北京去都会去看她。
当时她开了一个培训班，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歌手，但我不算班里的人，因为我有正式的单位。在学习方面我是很认真的，从生活上和音乐上各方面接触下来，谷老师觉得我是她喜欢的那类学生。其实我有非常叛逆的一面，只是在生活里，我很乖，她不会看到我野性、叛逆的一面。
后来我在谷老师家里第一次看到那英，我真吓了一跳，她当时穿一身那个年代流行的牛仔夹克，说话也是一股子味，非常重的东北口音，很多话我们都听不懂，把我和谷老师看了都乐得不行，特别逗。
《新民周刊》：那英前段时间在电视上曝料，说谷老师偏心眼，把好歌都给了你。
毛阿敏：其实没有。我应该比她早认识谷老师，谷老师觉得我比较乖，那英好动、好闹。老太太觉得我能把她作品里的意思表达出来，就给我的作品多一点。
《新民周刊》：你跟那英私下里交流多吗？
毛阿敏：其实我私下里跟她们关系都挺好，我是大姐嘛，而且我比她们出名早，所以我跟她们相处得不错。我跟这个圈子里很多人相处得都不错，是因为我觉得既然人家给我“大姐大”的称呼，我就要担当得起，本身我人也比较大大咧咧，不会计较很多，所以相处都很好。
《新民周刊》：当时同门的还有谁？
毛阿敏：我们当时一起的挺多的啊，孙楠、那英啊，还有刘欢，都是谷老师的学生。
《新民周刊》：《绿叶对根的情意》那首是谷老师专门给你写的吗？好像最早是金炜玲唱的。
毛阿敏：金炜玲？我不知道，我记得是刘欢先唱的。然后我要去参加1987年的南斯拉夫国际音乐节，谷老师说刘欢能唱，你也能唱。后来我听老太太对我说，《绿叶对根的情意》歌里后面“呜呜呜”那个音，是刘欢加进去的，老太太原作里其实并没有这么处理。他加进去之后，老太太觉得很好，就认可了这个版本。
《新民周刊》：80年代你就开始参加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是春晚筹备组来邀请你的吗？
毛阿敏：是的，我是1988年年初第一次参加春晚，当时唱的就是《思念》。先前春晚找到我，我送了我的作品，可是给节目组毙了，当时我没辙啊，就想到了谷建芬老师，那我就给老太太打电话说：我要上春晚了，给我首好歌吧。她说这歌拿去，你适合。
《新民周刊》：结果就一炮而红。
毛阿敏：讲老实话，我就是运气比较好。在音乐圈里头，我属于运气很好的一个。
《新民周刊》：红了以后生活有改变吗？
毛阿敏：有，改变最大的就是生活，以前都住招待所，后来到北京有着落了，请的人多了，住的地方就好了。其实也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就是一心一意想唱好歌。对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所谓的人脉，都不会那么有心计。只觉得有人找我唱歌就是一种幸福，是最快乐的事。
我不能让人管着我
《新民周刊》：部队在你演唱生涯中应该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毛阿敏：对。部队给我很多平台，很多纪律的约束。在部队上的锻炼经历，对我影响很深，时间观念特别强，做事很有规律，说话有信，可能都是在部队练出来的。
《新民周刊》：那1992年怎么会退役去香港发展的？ 毛阿敏：那是因为邵逸夫跟我签约了。我自己也想发展的空间大一点，而且我发现我是不能被人管的。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部队多好。我告诉他们：我的性格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不能让人管着我。
《新民周刊》：是部队里有人管着你吗？
毛阿敏：部队里的约束一定相对较多。我那时候也很想家，离开父母很多年。去香港发展，我可以去（香港）也可以不去，很多时候就可以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人管我，我唱歌的思想空间会开阔很多，自由度更大。
《新民周刊》：但你在香港华星唱片公司只出了一张专辑《丢手绢》。
毛阿敏：其实有两张，还有一张，我没让他们出。专辑已经录好了，但我们理念不一样，谈不拢。香港更都市化一点，专辑里小女人的成分多一点。专辑的歌曲都很好，但最后他们要出的方向跟我不一样。再加上后来华星公司经营不善，所以最后大家只听到了我一张专辑。
《新民周刊》：据说第二张是你特别看重的一张？
毛阿敏：我很看重。后来没出，没出就没出了吧。歌曲的作曲部分很多都是三宝写的，歌词有几首是林夕写的，那可能是林夕第一次给内地歌手写词。
《新民周刊》：就第一张《丢手绢》专辑来看，香港给你出的唱片和大陆出的差别还是比较大。
毛阿敏：很大。香港唱片公司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内地完全不一样。它要求的东西不是我成长背景的东西，有时候我不是很能适应。人家对我很好，像我这种，你可能会说：大牌毛阿敏毛病真多。可是在音乐上，我有自己的主见，我一定会坚持，如果我不坚持就不是毛阿敏了。我也做不到香港唱片公司对我的要求，比如说出了专辑要配合别人做非常非常多的宣传，不是一家两家，一天到晚接受采访，翻来覆去说那些假里假气的话。去你大爷的，我做不了这个！香港娱乐圈的访问和大陆的不太一样，我在华星出第一张专辑后接受访问，说老实话，我内心非常抗拒。但硬着头皮要做下去。到电台去接受访问，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名字也写错，“毛阿敏”写成“毛亚敏”，因为粤语发音“阿”是“亚”的音。什么玩意，不做了，完全没兴趣，我不会去迎合这些。
和崔健合作，半个镜头都会去
《新民周刊》：这次怎么会担任崔健北京演唱会嘉宾，并且在崔健电影《蓝色骨头》里饰演了一个角色，什么时候认识崔健的？
毛阿敏：我很早就认识崔健，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合作。以前在大家心目中，唱Pop的和唱摇滚的好像浑身不搭。只是大家不知道，我一非常欣赏他，其实我刚刚说了，我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只有身边的人才会每时每刻感受到我这种叛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还是这样。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崔健：我喜欢你的音乐，喜欢你的这种精神，我一直支持你！这次总算给了我机会！
说起在崔健的电影里客串这事呢，大概两年前吧，他来找我，因为他知道我在部队待过，而且我的年龄跟角色挺吻合，想请我演电影里一个80年代的文工团的团长。我很高兴，满口答应，他说只有一个镜头，我说没关系，我早就想对崔健说：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你！你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人，他的内心其实特别孤独。他是一个特别爱音乐、把音乐看作自己生命的人。可能这个话他听了会想笑，但从我的角度理解他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怎么样的角色我都会来，不要说一个镜头，半个镜头我都会来。
其实之前有好几次要在电视上合作，都没有成。好几次我跟他说，我希望你能上某个节目，我来当你的配角，哪怕在你后面唱和声我都愿意，但都没有成。这一次他的演唱会，他要唱电影里的那首歌《迷失的季节》，他说阿敏你来唱，我说好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因缘。
《新民周刊》：演唱会上，你穿着军装就上去了。
毛阿敏：之前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你唱摇滚的，我不见得一本正经穿晚会装来吧？他说，那你就穿电影里的衣服。我觉得也挺好，背后的屏幕上放的是电影《蓝色骨头》的片花，我觉得也挺吻合的。
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我一开始跟崔健说：虽然我很愿意来支持你，但我也有点怕，因为我们俩的受众群不一样，本来看你的演唱会大家都很high，突然来一个唱流行的毛阿敏，会不会把我哄下去？他说：不会，阿敏你放心。因为他在深圳开演唱会的时候，后面放了我的视频，舞台下掌声雷动。他说：听我的，你放心。我说，好，听导演的。
《新民周刊》：我知道80年代你就触电拍过几部电影，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你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电影叫《疯狂歌女》，那应该是你的第二部电影吧。
毛阿敏：哎呦，那个烂电影你都知道，跳过！其实我做这种事都是凭兴趣，没拍过，就拍了试试看。拍完了觉得拍电影好苦啊，还是唱歌爽。我不会演戏，所以就不要去演。
《新民周刊》：当时有想过往电影方面发展吧？
毛阿敏：没有，从来没有，就是好玩，试一下。我很单一的，不愿意触及很多东西。后来有很多人来找我拍电影、电视剧，包括香港邵氏，还有内地的，我都拒绝了。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会演戏，人家说不需要你会演，有导演，我说那也不行，我不舒服，不会演。我还是唱歌，就专心一件，把歌唱好就好，其他我都不想了。
《新民周刊》：那你在崔健的电影里是拍了一个镜头，还是一组镜头？
毛阿敏：是一组镜头。崔健的电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崔健，所以他来请我，我不会拒绝。
让大家高兴就好
《新民周刊》：谈谈1月19日这次上海演唱会吧，之前在北京已经开了一场，北京那场和上海这场是一样的吗？
毛阿敏：不一样，团队都不一样。第一次做完之后有经验了，第二次就会更精致，要求更多，就会把很多想法放进去，第一次的时候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
我这次是跟湖南广电的天娱公司合作，这次演唱会是湖南卫视制作，东方卫视录制，但是我要求不马上播出，录下来只是作为资料留存。我觉得一个演唱会下来肯定会有遗憾，接下来我们还有巡演，肯定会越做越好。等到某一场我觉得特别好的时候，录下来，在电视里放，对观众，对我，都会比较好。不过在外人看来，可能会有人说，毛阿敏毛病真多，想法也多，主意太多。
时不我与，毛阿敏称霸中国乐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她的演唱会似乎也更多是怀旧者的快乐节日。老了？她可不服输。
她的助理曝料：“她有时候做的发型我们都有点看不过去了，太前卫，有点过头了，前面的头发都飞起来，像开摩托车被吹的似的。”
毛阿敏在一边“顶嘴”：“这发型是我自己要弄的，她们都看不下去，说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可是我就是主意多。”
最关键的，还是心态年轻。
去年，她和崔健合作，在崔健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中小试牛刀，又穿着军装和崔健在北京演唱会上合唱摇滚，实在是有些“逆生长”的嫌疑。
不过，一举手一投足，还是毛阿敏的腔调。时不时冒出来的上海话，一再提醒你，这是上海的女儿，她说自己“无时无刻不想着这里”，思念上海的观众，也思念着上海的草头、荠菜和水芹：“我经常从上海带，带不了多少，也就是吃一两顿过过瘾。我的生活是很上海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后，她要重回上海开演唱会。她说她唱歌快30年了，从来没有在家乡开过演唱会，这对一个歌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意义不同的，我也很重视，我也很期待，希望把它做得好一点，希望在场的人能跟我一起高兴。”
拜师谷建芬
《新民周刊》：当年，你为什么会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毛阿敏：我去前线歌舞团有很多原因：一是我喜欢唱歌；二是我不想在工厂当工人；第三，我没考上大学，觉得有点丢脸，但我总要挣钱养活自己。现在看来，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那是个非常棒的团，给了我很好的平台。
当时我在工厂当临时工，但我肯定不可能在工厂做一辈子，还在寻觅机会想考歌舞团。其实当时我和上海歌舞剧院、上海电影剧团都合作过很多次，我可不是吹，当时我和他们一起演出，我可是他们的一个宝。他们也想把我招至麾下，但可惜那一年名额限制，没法招。就这样，我去了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而且很巧，几乎同时，东方歌舞团也想招我，可是他们慢了一拍，我已经去了南京，只好与东方歌舞团擦肩而过。
《新民周刊》：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你的老师谷建芬女士，你当时是怎么拜入她的门下的？
毛阿敏：很偶然的机会。有一次演出，她一看到就很喜欢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我在台上的整体形象很不错，比较符合她的要求。我很感谢老太太，我这20多年唱歌生涯从她那里受益良多，她给我的帮助特别大，这是我一辈子要感谢的人。我每次到北京去都会去看她。
当时她开了一个培训班，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歌手，但我不算班里的人，因为我有正式的单位。在学习方面我是很认真的，从生活上和音乐上各方面接触下来，谷老师觉得我是她喜欢的那类学生。其实我有非常叛逆的一面，只是在生活里，我很乖，她不会看到我野性、叛逆的一面。
后来我在谷老师家里第一次看到那英，我真吓了一跳，她当时穿一身那个年代流行的牛仔夹克，说话也是一股子味，非常重的东北口音，很多话我们都听不懂，把我和谷老师看了都乐得不行，特别逗。
《新民周刊》：那英前段时间在电视上曝料，说谷老师偏心眼，把好歌都给了你。
毛阿敏：其实没有。我应该比她早认识谷老师，谷老师觉得我比较乖，那英好动、好闹。老太太觉得我能把她作品里的意思表达出来，就给我的作品多一点。
《新民周刊》：你跟那英私下里交流多吗？
毛阿敏：其实我私下里跟她们关系都挺好，我是大姐嘛，而且我比她们出名早，所以我跟她们相处得不错。我跟这个圈子里很多人相处得都不错，是因为我觉得既然人家给我“大姐大”的称呼，我就要担当得起，本身我人也比较大大咧咧，不会计较很多，所以相处都很好。
《新民周刊》：当时同门的还有谁？
毛阿敏：我们当时一起的挺多的啊，孙楠、那英啊，还有刘欢，都是谷老师的学生。
《新民周刊》：《绿叶对根的情意》那首是谷老师专门给你写的吗？好像最早是金炜玲唱的。
毛阿敏：金炜玲？我不知道，我记得是刘欢先唱的。然后我要去参加1987年的南斯拉夫国际音乐节，谷老师说刘欢能唱，你也能唱。后来我听老太太对我说，《绿叶对根的情意》歌里后面“呜呜呜”那个音，是刘欢加进去的，老太太原作里其实并没有这么处理。他加进去之后，老太太觉得很好，就认可了这个版本。
《新民周刊》：80年代你就开始参加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是春晚筹备组来邀请你的吗？
毛阿敏：是的，我是1988年年初第一次参加春晚，当时唱的就是《思念》。先前春晚找到我，我送了我的作品，可是给节目组毙了，当时我没辙啊，就想到了谷建芬老师，那我就给老太太打电话说：我要上春晚了，给我首好歌吧。她说这歌拿去，你适合。
《新民周刊》：结果就一炮而红。
毛阿敏：讲老实话，我就是运气比较好。在音乐圈里头，我属于运气很好的一个。
《新民周刊》：红了以后生活有改变吗？
毛阿敏：有，改变最大的就是生活，以前都住招待所，后来到北京有着落了，请的人多了，住的地方就好了。其实也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就是一心一意想唱好歌。对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所谓的人脉，都不会那么有心计。只觉得有人找我唱歌就是一种幸福，是最快乐的事。
我不能让人管着我
《新民周刊》：部队在你演唱生涯中应该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毛阿敏：对。部队给我很多平台，很多纪律的约束。在部队上的锻炼经历，对我影响很深，时间观念特别强，做事很有规律，说话有信，可能都是在部队练出来的。
《新民周刊》：那1992年怎么会退役去香港发展的？ 毛阿敏：那是因为邵逸夫跟我签约了。我自己也想发展的空间大一点，而且我发现我是不能被人管的。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部队多好。我告诉他们：我的性格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不能让人管着我。
《新民周刊》：是部队里有人管着你吗？
毛阿敏：部队里的约束一定相对较多。我那时候也很想家，离开父母很多年。去香港发展，我可以去（香港）也可以不去，很多时候就可以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人管我，我唱歌的思想空间会开阔很多，自由度更大。
《新民周刊》：但你在香港华星唱片公司只出了一张专辑《丢手绢》。
毛阿敏：其实有两张，还有一张，我没让他们出。专辑已经录好了，但我们理念不一样，谈不拢。香港更都市化一点，专辑里小女人的成分多一点。专辑的歌曲都很好，但最后他们要出的方向跟我不一样。再加上后来华星公司经营不善，所以最后大家只听到了我一张专辑。
《新民周刊》：据说第二张是你特别看重的一张？
毛阿敏：我很看重。后来没出，没出就没出了吧。歌曲的作曲部分很多都是三宝写的，歌词有几首是林夕写的，那可能是林夕第一次给内地歌手写词。
《新民周刊》：就第一张《丢手绢》专辑来看，香港给你出的唱片和大陆出的差别还是比较大。
毛阿敏：很大。香港唱片公司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内地完全不一样。它要求的东西不是我成长背景的东西，有时候我不是很能适应。人家对我很好，像我这种，你可能会说：大牌毛阿敏毛病真多。可是在音乐上，我有自己的主见，我一定会坚持，如果我不坚持就不是毛阿敏了。我也做不到香港唱片公司对我的要求，比如说出了专辑要配合别人做非常非常多的宣传，不是一家两家，一天到晚接受采访，翻来覆去说那些假里假气的话。去你大爷的，我做不了这个！香港娱乐圈的访问和大陆的不太一样，我在华星出第一张专辑后接受访问，说老实话，我内心非常抗拒。但硬着头皮要做下去。到电台去接受访问，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名字也写错，“毛阿敏”写成“毛亚敏”，因为粤语发音“阿”是“亚”的音。什么玩意，不做了，完全没兴趣，我不会去迎合这些。
和崔健合作，半个镜头都会去
《新民周刊》：这次怎么会担任崔健北京演唱会嘉宾，并且在崔健电影《蓝色骨头》里饰演了一个角色，什么时候认识崔健的？
毛阿敏：我很早就认识崔健，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合作。以前在大家心目中，唱Pop的和唱摇滚的好像浑身不搭。只是大家不知道，我一非常欣赏他，其实我刚刚说了，我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只有身边的人才会每时每刻感受到我这种叛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还是这样。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崔健：我喜欢你的音乐，喜欢你的这种精神，我一直支持你！这次总算给了我机会！
说起在崔健的电影里客串这事呢，大概两年前吧，他来找我，因为他知道我在部队待过，而且我的年龄跟角色挺吻合，想请我演电影里一个80年代的文工团的团长。我很高兴，满口答应，他说只有一个镜头，我说没关系，我早就想对崔健说：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你！你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人，他的内心其实特别孤独。他是一个特别爱音乐、把音乐看作自己生命的人。可能这个话他听了会想笑，但从我的角度理解他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怎么样的角色我都会来，不要说一个镜头，半个镜头我都会来。
其实之前有好几次要在电视上合作，都没有成。好几次我跟他说，我希望你能上某个节目，我来当你的配角，哪怕在你后面唱和声我都愿意，但都没有成。这一次他的演唱会，他要唱电影里的那首歌《迷失的季节》，他说阿敏你来唱，我说好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因缘。
《新民周刊》：演唱会上，你穿着军装就上去了。
毛阿敏：之前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你唱摇滚的，我不见得一本正经穿晚会装来吧？他说，那你就穿电影里的衣服。我觉得也挺好，背后的屏幕上放的是电影《蓝色骨头》的片花，我觉得也挺吻合的。
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我一开始跟崔健说：虽然我很愿意来支持你，但我也有点怕，因为我们俩的受众群不一样，本来看你的演唱会大家都很high，突然来一个唱流行的毛阿敏，会不会把我哄下去？他说：不会，阿敏你放心。因为他在深圳开演唱会的时候，后面放了我的视频，舞台下掌声雷动。他说：听我的，你放心。我说，好，听导演的。
《新民周刊》：我知道80年代你就触电拍过几部电影，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你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电影叫《疯狂歌女》，那应该是你的第二部电影吧。
毛阿敏：哎呦，那个烂电影你都知道，跳过！其实我做这种事都是凭兴趣，没拍过，就拍了试试看。拍完了觉得拍电影好苦啊，还是唱歌爽。我不会演戏，所以就不要去演。
《新民周刊》：当时有想过往电影方面发展吧？
毛阿敏：没有，从来没有，就是好玩，试一下。我很单一的，不愿意触及很多东西。后来有很多人来找我拍电影、电视剧，包括香港邵氏，还有内地的，我都拒绝了。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会演戏，人家说不需要你会演，有导演，我说那也不行，我不舒服，不会演。我还是唱歌，就专心一件，把歌唱好就好，其他我都不想了。
《新民周刊》：那你在崔健的电影里是拍了一个镜头，还是一组镜头？
毛阿敏：是一组镜头。崔健的电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崔健，所以他来请我，我不会拒绝。
让大家高兴就好
《新民周刊》：谈谈1月19日这次上海演唱会吧，之前在北京已经开了一场，北京那场和上海这场是一样的吗？
毛阿敏：不一样，团队都不一样。第一次做完之后有经验了，第二次就会更精致，要求更多，就会把很多想法放进去，第一次的时候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
我这次是跟湖南广电的天娱公司合作，这次演唱会是湖南卫视制作，东方卫视录制，但是我要求不马上播出，录下来只是作为资料留存。我觉得一个演唱会下来肯定会有遗憾，接下来我们还有巡演，肯定会越做越好。等到某一场我觉得特别好的时候，录下来，在电视里放，对观众，对我，都会比较好。不过在外人看来，可能会有人说，毛阿敏毛病真多，想法也多，主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