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回顾和展望”热潮中，1月12日北大光华学院的新年论坛算是第一声惊雷，瞻前与顾后中的纷繁景象，已在此初露端倪，一些细节值得提及。
　　论坛的环节之一，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邀请3位演讲嘉宾吴敬琏(“吴市场”)、厉以宁(“厉股份”)和茅于轼(“茅维权”)同台共话30年。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是30年中最成功的改革有哪3项?吴敬琏的答案是执政党的3项决议，厉以宁的答案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兴起，茅于轼的答案则是财富的增加、自由的扩展和对内对外的更开放。
　　论坛下午第一个登场的，是即将接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他批评某些经济学者依葫芦画瓢，批评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成的经济学经典理论在解释转型中国时的苍白无力，批评所谓华盛顿共识，提醒注意由转型中国经验发展而成的北京共识。随后登场的两位质疑了林毅夫的一些论断，其中一位说，197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华盛顿在哪儿，更不了解华盛顿在说什么，中国30年的改革，绝非西方理论指导，而是照着“吃得更饱，穿得更好，说得更多”的朴素逻辑渐进而成的。
　　他提到1962年发生在深圳宝安的10万人“逃港事件”，广东一些市县及全国12个省市聚集而来的10万余人中，有6万人最后到了香港。曾有调查组自京赴深，沿途的反馈是，跑过去的绝大多数都在打工，两三年后便可寄钱回家盖新房。
　　香港现在有个罗芳村，深圳也有个罗芳村，前一个罗芳村，便是由1962年的“逃港人士”建设而成，30年前，两村收入相差100倍，现在已相距无几。
　　目前为止，尚未可翔实解释1978年促使中国最高层下定决心开放继而建立“特区”的缘由，但1962年的逃港事件，的确是目前为止可查到的，记录在案的最早的历史诱因之一。受惠于30年改革的中国人，一定程度上，同样受惠于1962年这6万人因饥荒而生的勇气。在建国近50年的历史里，这6万人是失踪者。
　　这一时段，多个以“回顾和展望”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常提到1980年代创改革之先风的“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到一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按图索骥，在百度上搜索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人生各自精彩。30年，在喜庆但却粗糙的宏观统计数字背后，是历史幽深的细部，在他们的人生里，看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看到壮怀激烈、孤怀遗恨。一次，一位朋友问，知道翁永曦吗?不知道。“翁永曦”，是电影《新星》的原型，是34岁的副部级高官，是后来卖降血压保健品的生意人，是再后来生意落败惨淡落寞的前老板。
　　还有一长串名字，潘晓、李燕杰、宁铂、张军钊、罗琦、汪国真、庞中华、朱建华、胡志标、李经纬……他们有的遗失于历史的沙漏，存活于幽暗狭缝，若无人朝花夕拾，便可能永远遗失；有的则从过度放大的“神话”回复至正常，从舞台中心退至边缘。
　　在寻找失踪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30年里形形色色理想、价值、伦理、制度、世道、人心、爱恨、趣味的变迁，看到了扭曲和还原，看到了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也看到了时间的无情和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