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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与主义论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著名的论战，它的发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系，此次论战的实质是对中国走改良之路还是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释了关于问题、关于主义和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思想上使毛泽东由一名改良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看待和研究问题，并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联系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毛泽东；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1-0021-02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背景
自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要通过何种方式解决何种社会问题，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探索的问题。在20世纪初，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涌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各种各样的新思想都引起了中国人的广泛兴趣。“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当时各种救国思想层出不穷，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其“无政府主义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王光祈的“工读主义”等，它们展示了当时世界的主要思潮，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与选择的机会。[1]（P.408）这些不同的思想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多重选择，对其抱有希望的中国人民，希望有一种思想可以挽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
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系统化，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此期间，改良主义盛行，主张对中国进行修补，胡适就是改良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各种主义盛行的时期，势必会有一场大论战来证明自己。
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问题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中谈到了关于问题的看法。他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空间需要什么东西。”[2]（P.1）胡适从社会的现实情况出发，指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不是高谈各种各样的主义，而应该解决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胡适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以后，蓝公武对他的看法表达了不同意见，即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公开指出胡适的文章“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2]（P.7）换句话说，胡适在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忽略了主义的作用。他指出高谈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揭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要通过抽象性地提取和认识进而具体地解决问题。随后，李大钊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反驳。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說明了社会问题与根本问题的关系，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才是根本问题，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才能随之解决。
（二）关于主义
胡适的抽象名词论、偏向纸上论和假冒牌号论是他对主义的看法。抽象名词论是指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偏向纸上论是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他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2]（P.3）而假冒牌号论是指胡适针对王揖唐之流假冒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演说，用王揖唐臭名昭著的政客来说明要少谈些主义。而蓝公武与之观点相反，他谈了主义的性质，并且把主义比作信仰和目的地，认为主义都是好的。而李大钊认为他是喜欢谈些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针对胡适谈到的假冒牌号论说道：“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2]（P.22）
（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
胡适将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他把只会空谈主义却不解决问题的人称为懒，因为空谈主义是每个人通过搜集资料，看《大英百科全书》就可以写出来的东西，而问题的解决是需要费工夫和花心思地冒险吃苦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认为问题的解决是比空谈主义更加重要，因为这是要费工夫花心才能做到的。此后，他又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谈到不要谈抽象的主义，向蓝、李二人解释了自己所反对的主义，他主张不要把“主义”做招牌，而要将其作为参考资料。蓝公武也论述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问题与主义密切相连，在进步社会和不进步问题与主义的产生是不同的。同时，李大钊也认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他认为社会运动是需要既要研究实际问题又要宣传理想的主义。社会问题是需要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够解决的，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让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因为主义的宣传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才会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社会问题才能被解决。
三、问题与主义论战对毛泽东的影响
（一）促使毛泽东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在论战初期，毛泽东支持胡适，并且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1936年毛泽东在采访中说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我的楷模”。[3]（P.31）在论战期间，毛泽东倡导建立问题研究会，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列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论战以后，毛泽东和胡适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甚至毛泽东未曾出去留学也是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并且关于湖南问题的讨论和自修大学等问题也受到胡适影响。但是，胡适和毛泽东的交往，最终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走向分立，毛泽东逐渐转向了李大钊，1919年冬，毛泽东因为驱张运动二次进京，在此次活动中，他读了大量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其中《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对他影响最大。毛泽东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P.39）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新民学会大会上公开表明放弃改良主义立场，彻底放弃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立场，从思想和行动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 （二）促使毛泽东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他所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可以看出，《章程》的第五条写到：“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4]（P.401）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受胡适的影响，认为研究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进行分析，最终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问题和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可以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在理论上，毛泽东的著作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实践论》，在实践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更加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国家发展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在革命过程中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毛泽东强调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针对一些空谈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5]（P.111-112）可以说，毛泽东这一重视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论战过程中胡适和李大钊的影响。
（三）促使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确立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出要用历史的态度研究学说和主义，研究学说和主义要从其发生的时势背景来研究。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胡适的观点是吻合的，李大钊在《我的馬克思主义观》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生的背景、内容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这一观点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构成，从李大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时，尤其是说明唯物史观对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影响时的观点中，他的很多观点和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受到胡适和李大钊的影响，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以求实的精神和态度研究中国革命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问题与主义论战时期受到胡适和李大钊的影响。在毛泽东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问题，他认为问题的解决要在实践过程中才能解决。此外，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强调，经济问题为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其他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对土地和财产问题所实施的政策，正是重视经济的体现。此外，毛泽东受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的历史态度看问题的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法则来观察和分析社会，认真分析中国社会情况，认清中国社会过程中的主次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胡适.胡适作品系列：问题与主义[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3.
[3]埃德加·斯诺.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9.
[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8.
[5]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毛泽东；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1-0021-02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背景
自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要通过何种方式解决何种社会问题，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探索的问题。在20世纪初，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涌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各种各样的新思想都引起了中国人的广泛兴趣。“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当时各种救国思想层出不穷，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其“无政府主义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王光祈的“工读主义”等，它们展示了当时世界的主要思潮，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与选择的机会。[1]（P.408）这些不同的思想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多重选择，对其抱有希望的中国人民，希望有一种思想可以挽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
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系统化，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此期间，改良主义盛行，主张对中国进行修补，胡适就是改良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各种主义盛行的时期，势必会有一场大论战来证明自己。
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问题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中谈到了关于问题的看法。他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空间需要什么东西。”[2]（P.1）胡适从社会的现实情况出发，指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不是高谈各种各样的主义，而应该解决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胡适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以后，蓝公武对他的看法表达了不同意见，即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公开指出胡适的文章“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2]（P.7）换句话说，胡适在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忽略了主义的作用。他指出高谈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揭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要通过抽象性地提取和认识进而具体地解决问题。随后，李大钊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反驳。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說明了社会问题与根本问题的关系，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才是根本问题，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才能随之解决。
（二）关于主义
胡适的抽象名词论、偏向纸上论和假冒牌号论是他对主义的看法。抽象名词论是指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偏向纸上论是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他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2]（P.3）而假冒牌号论是指胡适针对王揖唐之流假冒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演说，用王揖唐臭名昭著的政客来说明要少谈些主义。而蓝公武与之观点相反，他谈了主义的性质，并且把主义比作信仰和目的地，认为主义都是好的。而李大钊认为他是喜欢谈些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针对胡适谈到的假冒牌号论说道：“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2]（P.22）
（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
胡适将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他把只会空谈主义却不解决问题的人称为懒，因为空谈主义是每个人通过搜集资料，看《大英百科全书》就可以写出来的东西，而问题的解决是需要费工夫和花心思地冒险吃苦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认为问题的解决是比空谈主义更加重要，因为这是要费工夫花心才能做到的。此后，他又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谈到不要谈抽象的主义，向蓝、李二人解释了自己所反对的主义，他主张不要把“主义”做招牌，而要将其作为参考资料。蓝公武也论述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问题与主义密切相连，在进步社会和不进步问题与主义的产生是不同的。同时，李大钊也认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他认为社会运动是需要既要研究实际问题又要宣传理想的主义。社会问题是需要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够解决的，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让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因为主义的宣传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才会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社会问题才能被解决。
三、问题与主义论战对毛泽东的影响
（一）促使毛泽东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在论战初期，毛泽东支持胡适，并且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1936年毛泽东在采访中说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我的楷模”。[3]（P.31）在论战期间，毛泽东倡导建立问题研究会，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列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论战以后，毛泽东和胡适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甚至毛泽东未曾出去留学也是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并且关于湖南问题的讨论和自修大学等问题也受到胡适影响。但是，胡适和毛泽东的交往，最终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走向分立，毛泽东逐渐转向了李大钊，1919年冬，毛泽东因为驱张运动二次进京，在此次活动中，他读了大量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其中《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对他影响最大。毛泽东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P.39）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新民学会大会上公开表明放弃改良主义立场，彻底放弃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立场，从思想和行动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 （二）促使毛泽东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他所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可以看出，《章程》的第五条写到：“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4]（P.401）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受胡适的影响，认为研究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进行分析，最终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问题和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可以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在理论上，毛泽东的著作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实践论》，在实践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更加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国家发展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在革命过程中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毛泽东强调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针对一些空谈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5]（P.111-112）可以说，毛泽东这一重视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论战过程中胡适和李大钊的影响。
（三）促使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确立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出要用历史的态度研究学说和主义，研究学说和主义要从其发生的时势背景来研究。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胡适的观点是吻合的，李大钊在《我的馬克思主义观》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生的背景、内容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这一观点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构成，从李大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时，尤其是说明唯物史观对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影响时的观点中，他的很多观点和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受到胡适和李大钊的影响，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以求实的精神和态度研究中国革命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问题与主义论战时期受到胡适和李大钊的影响。在毛泽东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问题，他认为问题的解决要在实践过程中才能解决。此外，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强调，经济问题为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其他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对土地和财产问题所实施的政策，正是重视经济的体现。此外，毛泽东受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的历史态度看问题的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法则来观察和分析社会，认真分析中国社会情况，认清中国社会过程中的主次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胡适.胡适作品系列：问题与主义[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3.
[3]埃德加·斯诺.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9.
[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8.
[5]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