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8岁了，是河南新密大隗镇陈庄村人。因为家里穷，从小没上过一天学。民国三十一年（1942），我刚刚14岁，为了躲避抓壮丁，父亲就托远房亲戚周子玉把我安排到洛阳军工被服厂当学徒。
　　洛阳沦陷，不幸被抓
　　就在我进厂当“学徒”两年后的1944年，日军围攻洛阳。当时被服厂有员工六七百人，因战事吃紧，厂长领着大部分工人疏散到后方（陕西）去了，留下5名厂干部和我们15名工人协助驻厂警卫部队（因我们是军工厂，平时厂里驻一个警卫排，此时又加派了一个连）护厂。
　　洛阳保卫战打得很艰苦，共打了21天。战斗打响时，驻厂的侯连长对大家说，蒋委员长说洛阳守军只要坚守一个礼拜，我们的援军就会赶到。可是仗打了快三个礼拜了，也没见一兵一卒的援军。
　　4月26日下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日军从洛阳城西北方破城而入。下午6时，我们20人跟着侯连长的连队向洛阳东南方突围。大街上逃难的人流就像洪水决了堤，纷纷向外涌。可是日军早已控制住了城中有利的地形和各个交通要道。他们架起轻重机枪向逃难的中国人疯狂地扫射，人群在敌人机枪下成批成批地倒下。
　　我们几个对洛阳城内地理较熟，钻胡同窜小巷，半夜时分才跑到城外护城河边。护城河边黑压压全是人，人们也不管护城河有多深多宽，纷纷往下跳，前面跳下去的还没爬起来，后面跳下来的就砸上了。这样，人砸人，人摞人，不一会儿护城河就被人填满了，我们踩着人跑过了护城河。
　　越过护城河，城外到处是大火，枪声响个不停，我们钻胡同走小道，转来转去转到天明，结果还是被日军包围抓了起来。到此时，我们厂出来的20人，只剩我们5人，其余15人至今也不知是死是活。
　　几天后，日军把被抓的中国人全部押到洛阳城东北运动场，按军事编制，班、排、连、营、团统一编排，然后押送到洛阳西工营房集中关押。
　　备受折磨，沦为劳工
　　洛阳西工军营很大，周围三道铁丝网，营房也很多，都是筒子房，一所房住一二百人，我们被关在里边，没铺的、没盖的不说，一连五六天不让人吃喝。营区内的树叶、草根都被人捋光拔净吃掉了，病死、饿死、渴死的人不知有多少。人死了，就叫活着的有点气力的人用草绳捆着死人的俩脚脖向营外拉，每天拉出去的少说也有几十人。拉出去埋也没力气埋，就用铁锨挖几锨土往尸体上一撒就算埋了。
　　在我们被关进西工营房的第5天，我们饿得都不知啥是饥了，只是渴得难受。躺着的站不起来，就是起来了也站不稳，有的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眼看我们5人都难保活命，突然我们见到了侯连长。侯连长此时被日军任命为战俘团团长，侯团长见是老熟人，就把我们5人带到他的团部，我们就成了他团部的人。
　　所谓团部，就是筒子营房的一角，既没桌子，也没凳子，团长和其他战俘一样，也是和衣躺在阴暗潮湿的营房里。唯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团部的人每天可领到一把玉米粒（一人只准抓一把），有凉水喝，饿了嚼几粒玉米粒，渴了喝口凉水。要不是侯连长，说不定我就饿死了。
　　20多天后，突然见到我们被服厂的一位干部，背着一兜馍来找我们，他说厂里人回来两天了，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我们。他劝我们不要着急，厂里正同日方交涉，说我们是普通工人，不是军人，要让日本人放了我们。
　　谁知第二天早上，队伍集合开拔，队伍在日军重兵押送下出洛阳城东门，一路向东北方向走去。日本兵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在队伍左右叽里呱啦地喊着。每隔二三十米，有辆军车，车上前后有两挺机枪时刻瞄着我们，防止我们逃跑。尽管队伍走得很慢，但我们这些个把月都没吃过一顿真正饭的人，还是跟不上队。对掉队的、有病的、走不动的，日本兵想都不想、眼都不眨，端刀就刺、就挑，人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就被刺死了。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侯团长叫大伙相互搀扶着走，两个体质较好的搀扶一个体质弱的。路两边凡是能够得着的树叶青草都被拔光捋净吃了。队伍走了3天，在荥阳汜水乘船过黄河。每只木船载有二三十人，过河期间，几乎每条船上都有人往河里跳，那可不是想逃跑，而是实在忍受不了日军的残酷折磨，想想终究是死，还不如投河一死了之。
　　过河后，队伍开到怀庆府火车站，一列闷罐子火车等在那里，人们像牲口一样被日本兵赶上车，一节车厢挤有100多人，锁上车门，向北开去。大小便都在车内，天气热，车里更热，人闷死了也没人管。
　　火车走走停停，当到达距石家庄不远的一个火车站时，车门打开了，说是开饭。每节车厢前摆着一个缸，里边装的饭是日军逼着当地老百姓做的，米饭、面糊、面条等都倒在缸里。开饭了，人不准下车，也没碗筷，几个日本兵用枪对着车门，两个日本兵用铁锨从缸里铲饭端进车门，里边的人挤着用手抓着捧着往嘴里填。人的身上、车厢的地板上到处都是饭，吃的没有撒的多，抢着的吃了点，没抢着的就饿着，不管咋说，这是我们被俘一个月后吃的第一顿真正的饭。
　　火车继续向北开去。车到石家庄时，我们又被押下车，关进一个大兵营。兵营里有个大水池，日军让我们洗澡、剪头发，每人发了一身灰制服，然后给我们体检。经过体检，把身体合格的关一处，不合格的关一处，我们厂的5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合格。被分开关押后，我和他们几个就失去了联系。至此，日本人开始让我们这些体检合格的战俘吃饭了。
　　几天后，日军又把我们按日军军事编制整编，我被编在二中队五小队二班，编号为154号。日军对我们进行队列操练，还强迫我们学习简单的日语。训练学习约四五十天后，又给我们发了衣服。衣服是黑咔叽制服，绿帽子，绿衬衣，五眼白胶底鞋，白袜子。然后由日军押着开拔，队伍前面打着三面旗，一面日本国旗，一面中国国旗，一面是国际劳工训练所旗。在石家庄火车站上车，途经丰台站转车到天津塘沽站下车，又被押送到一个兵营，给每人又发了两条毛毯，住了约一个礼拜。 　　一周后，我们被押上了轮船，轮船在海上航行了7天7夜到达日本九州，转火车，又转船，最终到达日本北海道沙川县，我们被押送到沙川煤矿当劳工。
　　反日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沙川煤矿很大，周围拉着铁丝网。日方让我们学习简单日语，下井熟悉劳动环境及操作规程，规定中国劳工下班后只能在划定区域内活动。对在劳动中违反劳动纪律或操作规程出错的中国劳工，轻则鞭打，重则关禁闭，几天不准吃喝。有反日情绪和行为的中国劳工，一旦被他们抓起来，不死也要脱层皮。最常见的有毒打、放狗咬、关禁闭、饿饭、雪冻等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折磨，许多工友被他们活活折磨致死。
　　有一次，我在井下干活时，对工友说：“应付着慢慢干吧！干得越多，咱国家受难越大……”可能是被监工听到，汇报给日本人，日本人把我脱光衣服埋进雪堆3个多小时，出来后我都不能动弹了。从此我落下腿疼病，至今行走不便。
　　无论日本人多么残忍，我们的反日情绪和反日行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们秘密组织起来，上班时人为地破坏机器设备、损坏电缆、烧毁电机等。日方还定期让他们在侵华战争中所谓的有功人员到矿上给我们作报告，讲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讲战争的大好形势，可是随着战争的发展，报告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国内的抗战消息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当时，日本国内空虚，经济崩溃，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为了能了解到外面的情况，我们就一顿饭省下几个馍，偷偷引逗日本小孩，让他们背着大人，拿家里的报纸同我们换馍。我们把报纸夹在下井穿的工作服内带到井下，找人望风，让工友中会日文的读给大家听。我们从中分析了解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如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日军即将投降等消息都是从他们的报纸上得到的。这些消息极大地鼓舞着我们。
　　为防止日本人报复，我们自动组织起来，在宿舍、井下都安排秘密岗哨，监视日本人动向。后来我们得到了日军正式投降的消息，激动得连夜赶制了国旗开始罢工游行，并推举代表向日方交涉，让日方保证中国劳工的人身安全，安排遣返中国劳工回国。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中国劳工的斗争下，1945年11月，我们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
　　如今，看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着家乡人民居有楼房，出行有车，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的幸福生活，我激动的泪水常常夺眶而出。我不止一次地告诫我的儿孙们，千万不能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也决不能让那样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