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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小说是指以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为题材的一类小说。武侠小说,一般要具备如下几个要素:一是在作品中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绿林或江湖世界,一是塑造了一个或一批个性鲜明的豪侠义士形象,一是对行侠过程、兵器武功及打斗场面有较为具体的描写。
一、侠义小说的滥觞
中国古代之侠义小说多著豪侠义士锄强扶弱的行侠仗义之举,其渊源可上溯至先秦两汉。曹亦冰在《侠义公案小说简史》中认为侠义小说源起于先秦两汉时期,当时社会处于大动荡中,各诸侯为了争夺人民和土地,操戈杀伐屡见不鲜。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养精蓄锐争相养士,为侠客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中国先秦文化中,儒家的“仁义”就是侠文化的组成部分,墨家也积极倡导侠文化。法家的韩非子写过《五蠹》第一次提到“侠”这个词“儒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侠士做了专题《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于是“侠”开始步入文学殿堂。到了后世,更是涌出大量侠义题材的作品及侠义小说,侠士的形象也随之由先秦时“士为知己者死”衍变成后来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早期的侠多属游侠,司马迁在《史记》这样描写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充分说明了游侠的可靠性和忠诚度,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侠”是“养士”之风盛行的产物,他们依附士大夫生活,但他们同时也具有独立的人格。主人若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便会知恩图报,讲义气,重然诺。先秦两汉的游侠适逢动荡的“周室衰微”之时,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时代,游侠的行为便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以武犯禁”,可以任意打抱不平。历史上就有我们熟知的豫让、专诸、聂政和荆轲等侠士。自班固后,游侠就退出了史家的文本,却以一种文学的姿态在后世的创作中得以保存和延续,“侠文学”中的人物、情节由纪实转向了虚构,掺入了作家们的合理想象,“侠”的精神也随之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形成一种“侠”文化。
二、 唐代是侠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唐代是侠义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侠义小说有自身的特点:
(一)侠士形象的流变
“唐代的侠,其实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侠”。南朝贪图享乐的侠风和北朝尚武的侠风对唐代的侠风形成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侠客不再像先秦时的侠客,要寄人篱下。唐初期,侠义小说多以游侠为形象代表,这些游侠少年大部分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追求浮艳绮靡的生活方式,这个时期的任侠主体生活于上层社会,表现为对魏晋侠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到了盛唐,唐代的统治阶级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自我修养与挥霍享受的生活方式。
唐作家在对侠义小说的创作当中并不讳言游侠追求享乐的作风。许多鲜衣怒马少年游侠身为权贵子弟和士族中人,他们往往通过勇决任气,轻财好施或结义豪杰等任侠行为来博取声名。他们的斗富比豪、卧柳眠花及游乐人生的放纵生活在唐人眼中被视为一种俊逸洒脱、个性张扬的生活方式。唐后期的侠义小说以“还报”的侠客形象为代表,小说主要描写民间游侠,仗义逞技和报恩复仇是此时小说中侠风的主要内容。《昆仑奴》、《车中女子》、《京西店老人》等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小说中的侠客类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底层社会。侠客中市井细民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周皓等,也有职业刺客聂隐娘、李龟寿等,更有隐身为奴的昆仑奴、上清、王义和红线等。可见,小说在侠客形象上打破等级和门第的限制,赋予他们民间情怀。小说表现了寒士阶层渴望突破的实践精神和民主要求,张扬一种士庶平等的意识。
(二)侠义题材之流变
唐初期侠义题材又是夹杂在其他的题材当中,内容主要是仗义和逞技两个方面。如《吴保安》和《裴伷先》就代表此时的最高成就。后期的小说积极寻求多方面的艺术实践,转变一人一事的行侠叙述模式,将侠义与其他题材相结合,使内容多样化。
首先是与爱情题材的结合。如《昆仑奴》中磨勒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有《虬髯客传》让侠客追求自由的爱情,品尝爱情之蜜的甘甜,这都对后来的情侠小说有一定影响。
其次是与公案题材的结合。如《冯燕传》张婴妻子被害,冯燕站出来替其洗刷罪名,都已涉足公案事件。还有《谢小娥传》、《田膨郎》都涉及公案的发生、经过和结果,只不过对案件过程的描写有些羚羊挂角罢了。
再次是与神怪故事的结合。唐作家秉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风格创作了神怪色彩的侠义小说。如《蒋武》、《郭代公》、《韦自东》等作品,都描写了侠客与妖精鬼怪斗法将其铲除的故事。
最后是与政治题材的结合。如《聂隐娘》、《红线》、《李龟寿》等皆为此类小说代表,刺客协助清官除暴安良,侠开始走向了正义。
(三)艺术手法之流变
受唐代发达的史传文学的影响,唐初期的侠义小说具有明显的史传倾向。作品结构沿袭了史传文学的结构。小说一开始就对作品主角的姓甚名谁、哪里人士以及出身如何做了详细的介绍,正文开始描写侠客的传奇事迹,结尾作者对侠客的传奇事迹或个人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吴保安》和《裴伷先》都是这种史传笔法的典型名篇。在叙述手法上,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好似一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隐形人用全知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一位侠客的传奇生平。作者同时运用了史传“实录”的笔法,对人物一视同仁,不隐尊者讳。在人物塑造上,引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吴保安和裴伷先都是当时的真人真事。
唐后期侠义小说的艺术手法较前期大大提高,文人开始尝试运用多种手法创作侠义小说,掀起了侠义小说创作的高潮。作品改变了“史传纪实”的特点,代之以虚实结合的创作方法,融合了作家的合理想象。在人物形象上,以民间侠客为主,他们大多武艺超群,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人物形象已逐渐与现实人生拉开了距离,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同时还穿插了讽刺和戏剧冲突等手法,彰显了唐代侠义小说成熟的创作技巧,也为后世侠义小说的繁荣做了铺垫。
三、白话侠义小说的源起
从宋元时期开始,白话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侠义题材作品,行侠打斗场面生动活泼,如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类。
孙楷弟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说明》中说:“考宋人说话……有‘公案’,实即‘侠义’”,“小说子目又有四五种,曰公案,注云‘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则是江湖亡命游侠受职招安之事,即侠义武勇之属矣。”孙先生此书“其子目虽依小说史略,而大目则沿宋人之书。此非以旧称为雅,实因意义本无差别,称谓即不妨照旧耳。”在卷六“明清小说部乙”“说公案第三”下又分“子目二:一侠义,一精察”,可见在孙楷弟先生看来,在宋代说话中“侠义”题材可归属于“公案”题材。北宋初期李昉编的的笔记小说《太平广记》就写入了唐传奇中的豪侠小说,列为“豪侠类”。而在南宋的说话中没有“侠义”题材这一类别。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公案,铁骑而被列在武的故事固然不错。但这里的“武”,却并不一定专指战争。所为“朴刀杆棒”,是泛指江湖忙名,杀人报仇,造成血案,以致惊官动府一类的故事。再如强梁恶霸,犯案累累,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当有侠盗人物,路见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伸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总之公案项下的题材,决不可以把它限在战争范围以内。凡有“武”的行为,足以成为统治阶级官府勘察审问对象的,都可以说是公案故事。
照陈汝衡的说法,“侠义”题材的故事在南宋“说话”中都被纳入“公案”题材中了。
在宋代话本体公案小说中,对侠义题材有所涉及的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三篇,从《水浒传》推测,大概对断案的情节略过,着重于侠客行侠的过程。但显而易见的是,杨志、鲁智深、武松三人的故事肯定有触及刑法,惊动官府的性质。南宋话本体公案小说中已存在零星几篇涉及“侠义”题材的白话小说,数量虽少,却雏形已具。由此可知,白话侠义小说的源头始自南宋的话本体公案小说。
四、侠义小说的繁盛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期,侠义小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气象,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色。
明代侠义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色。首先是对侠士的喜剧性塑造。比如齐裕昆曾说过:“李逵这个‘真人’、‘趣人’、‘妙人’,他的性格特征是通过滑稽可笑的言行来表现的,也就是说,他的言行带有荒谬背理的特点。”李逵对他人或自己有时会做出一些夸张背理的举动和言行,而这些可笑的行为正表现了他勇敢、直率、刚正的美好品质。李逵正式因为他的喜剧特色称为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作者还善于创设滑稽情境。如《水浒传》第38回,“宋江看了到:‘壮哉,真好汉也!’李逵道:‘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语言亦庄亦谐,亦雅亦俗,产生回环往复之美感。
其次是情节巧合的设置。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巧合情节的设置为小说增色不少。《水浒传》第54回,李逵和公孙胜一起执行任务,半路上争强好胜,险些酿成一场恶斗,却意外受了汤隆上梁山。这一情节的设置不尽使文章妙趣横生,还使故事情节过渡衔接得非常自然。
再次是运用升格手法。所谓升格,在此指对作品中喜剧人物的拔高。表现有二:1.村夫野语的哲理化。《水浒传》中李逵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从李逵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底层人是非常有智慧的。2.凡夫俗子能力的超人化。小说中的英雄豪杰常常目不识丁,但对武功心法过目不忘。武功算不得一流的侠客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居然可以凭一己之薄力,所向无敌地扭转颓势。李逵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其他将领死的死伤的伤,而李逵却完好无损。
侠义小说发展至清代达到鼎盛。清朝内外交困,列强入侵,清廷腐败,小说日益趋向通俗化、世俗化。伴随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入侵,先进的机械印刷技术和西方小说意识也传入了中国。先进的印刷技术具有先进快捷、规模生产、成本低廉、清晰精美等特点。小说作品版本齐全,印刷量大,出版时间集中,传播范围广泛,一旦有新小说问世,出版商受到利益的驱动,便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争相刊印上市。在这样的背景下,侠义小说也跟风盛行起来。
侠义小说至清代,其中的侠客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以儒侠形象出现。这些儒侠符合儒家修齐平治的理想,他们遵从儒家伦理道德,他们的侠义观具有儒家思想的烙印。清代的侠在性格上,内敛平和,谦虚有礼,注重自身品德和性情的修养。清代的侠还有独立的道德人格,即使归顺协助官府,他们也会谨慎选择民心所向的明君或是清官。清代的侠客在学识上也多是文武兼备,风度上更是风流倜傥。
后来,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成分越来越重,有些甚至没有了审案、断案的描写。清末民初,侠义小说渐向武侠小说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武侠小说开始登堂入室,样式更多样化,内涵更加丰厚,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
(作者简介:况兰(1986.6-),女,瑶族,湖北十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08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施学敏(1985.7-)女,汉族,湖北襄樊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09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一、侠义小说的滥觞
中国古代之侠义小说多著豪侠义士锄强扶弱的行侠仗义之举,其渊源可上溯至先秦两汉。曹亦冰在《侠义公案小说简史》中认为侠义小说源起于先秦两汉时期,当时社会处于大动荡中,各诸侯为了争夺人民和土地,操戈杀伐屡见不鲜。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养精蓄锐争相养士,为侠客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中国先秦文化中,儒家的“仁义”就是侠文化的组成部分,墨家也积极倡导侠文化。法家的韩非子写过《五蠹》第一次提到“侠”这个词“儒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侠士做了专题《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于是“侠”开始步入文学殿堂。到了后世,更是涌出大量侠义题材的作品及侠义小说,侠士的形象也随之由先秦时“士为知己者死”衍变成后来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早期的侠多属游侠,司马迁在《史记》这样描写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充分说明了游侠的可靠性和忠诚度,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侠”是“养士”之风盛行的产物,他们依附士大夫生活,但他们同时也具有独立的人格。主人若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便会知恩图报,讲义气,重然诺。先秦两汉的游侠适逢动荡的“周室衰微”之时,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时代,游侠的行为便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以武犯禁”,可以任意打抱不平。历史上就有我们熟知的豫让、专诸、聂政和荆轲等侠士。自班固后,游侠就退出了史家的文本,却以一种文学的姿态在后世的创作中得以保存和延续,“侠文学”中的人物、情节由纪实转向了虚构,掺入了作家们的合理想象,“侠”的精神也随之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形成一种“侠”文化。
二、 唐代是侠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唐代是侠义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侠义小说有自身的特点:
(一)侠士形象的流变
“唐代的侠,其实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侠”。南朝贪图享乐的侠风和北朝尚武的侠风对唐代的侠风形成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侠客不再像先秦时的侠客,要寄人篱下。唐初期,侠义小说多以游侠为形象代表,这些游侠少年大部分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追求浮艳绮靡的生活方式,这个时期的任侠主体生活于上层社会,表现为对魏晋侠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到了盛唐,唐代的统治阶级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自我修养与挥霍享受的生活方式。
唐作家在对侠义小说的创作当中并不讳言游侠追求享乐的作风。许多鲜衣怒马少年游侠身为权贵子弟和士族中人,他们往往通过勇决任气,轻财好施或结义豪杰等任侠行为来博取声名。他们的斗富比豪、卧柳眠花及游乐人生的放纵生活在唐人眼中被视为一种俊逸洒脱、个性张扬的生活方式。唐后期的侠义小说以“还报”的侠客形象为代表,小说主要描写民间游侠,仗义逞技和报恩复仇是此时小说中侠风的主要内容。《昆仑奴》、《车中女子》、《京西店老人》等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小说中的侠客类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底层社会。侠客中市井细民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周皓等,也有职业刺客聂隐娘、李龟寿等,更有隐身为奴的昆仑奴、上清、王义和红线等。可见,小说在侠客形象上打破等级和门第的限制,赋予他们民间情怀。小说表现了寒士阶层渴望突破的实践精神和民主要求,张扬一种士庶平等的意识。
(二)侠义题材之流变
唐初期侠义题材又是夹杂在其他的题材当中,内容主要是仗义和逞技两个方面。如《吴保安》和《裴伷先》就代表此时的最高成就。后期的小说积极寻求多方面的艺术实践,转变一人一事的行侠叙述模式,将侠义与其他题材相结合,使内容多样化。
首先是与爱情题材的结合。如《昆仑奴》中磨勒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有《虬髯客传》让侠客追求自由的爱情,品尝爱情之蜜的甘甜,这都对后来的情侠小说有一定影响。
其次是与公案题材的结合。如《冯燕传》张婴妻子被害,冯燕站出来替其洗刷罪名,都已涉足公案事件。还有《谢小娥传》、《田膨郎》都涉及公案的发生、经过和结果,只不过对案件过程的描写有些羚羊挂角罢了。
再次是与神怪故事的结合。唐作家秉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风格创作了神怪色彩的侠义小说。如《蒋武》、《郭代公》、《韦自东》等作品,都描写了侠客与妖精鬼怪斗法将其铲除的故事。
最后是与政治题材的结合。如《聂隐娘》、《红线》、《李龟寿》等皆为此类小说代表,刺客协助清官除暴安良,侠开始走向了正义。
(三)艺术手法之流变
受唐代发达的史传文学的影响,唐初期的侠义小说具有明显的史传倾向。作品结构沿袭了史传文学的结构。小说一开始就对作品主角的姓甚名谁、哪里人士以及出身如何做了详细的介绍,正文开始描写侠客的传奇事迹,结尾作者对侠客的传奇事迹或个人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吴保安》和《裴伷先》都是这种史传笔法的典型名篇。在叙述手法上,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好似一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隐形人用全知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一位侠客的传奇生平。作者同时运用了史传“实录”的笔法,对人物一视同仁,不隐尊者讳。在人物塑造上,引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吴保安和裴伷先都是当时的真人真事。
唐后期侠义小说的艺术手法较前期大大提高,文人开始尝试运用多种手法创作侠义小说,掀起了侠义小说创作的高潮。作品改变了“史传纪实”的特点,代之以虚实结合的创作方法,融合了作家的合理想象。在人物形象上,以民间侠客为主,他们大多武艺超群,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人物形象已逐渐与现实人生拉开了距离,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同时还穿插了讽刺和戏剧冲突等手法,彰显了唐代侠义小说成熟的创作技巧,也为后世侠义小说的繁荣做了铺垫。
三、白话侠义小说的源起
从宋元时期开始,白话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侠义题材作品,行侠打斗场面生动活泼,如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类。
孙楷弟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说明》中说:“考宋人说话……有‘公案’,实即‘侠义’”,“小说子目又有四五种,曰公案,注云‘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则是江湖亡命游侠受职招安之事,即侠义武勇之属矣。”孙先生此书“其子目虽依小说史略,而大目则沿宋人之书。此非以旧称为雅,实因意义本无差别,称谓即不妨照旧耳。”在卷六“明清小说部乙”“说公案第三”下又分“子目二:一侠义,一精察”,可见在孙楷弟先生看来,在宋代说话中“侠义”题材可归属于“公案”题材。北宋初期李昉编的的笔记小说《太平广记》就写入了唐传奇中的豪侠小说,列为“豪侠类”。而在南宋的说话中没有“侠义”题材这一类别。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公案,铁骑而被列在武的故事固然不错。但这里的“武”,却并不一定专指战争。所为“朴刀杆棒”,是泛指江湖忙名,杀人报仇,造成血案,以致惊官动府一类的故事。再如强梁恶霸,犯案累累,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当有侠盗人物,路见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伸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总之公案项下的题材,决不可以把它限在战争范围以内。凡有“武”的行为,足以成为统治阶级官府勘察审问对象的,都可以说是公案故事。
照陈汝衡的说法,“侠义”题材的故事在南宋“说话”中都被纳入“公案”题材中了。
在宋代话本体公案小说中,对侠义题材有所涉及的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三篇,从《水浒传》推测,大概对断案的情节略过,着重于侠客行侠的过程。但显而易见的是,杨志、鲁智深、武松三人的故事肯定有触及刑法,惊动官府的性质。南宋话本体公案小说中已存在零星几篇涉及“侠义”题材的白话小说,数量虽少,却雏形已具。由此可知,白话侠义小说的源头始自南宋的话本体公案小说。
四、侠义小说的繁盛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期,侠义小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气象,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色。
明代侠义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色。首先是对侠士的喜剧性塑造。比如齐裕昆曾说过:“李逵这个‘真人’、‘趣人’、‘妙人’,他的性格特征是通过滑稽可笑的言行来表现的,也就是说,他的言行带有荒谬背理的特点。”李逵对他人或自己有时会做出一些夸张背理的举动和言行,而这些可笑的行为正表现了他勇敢、直率、刚正的美好品质。李逵正式因为他的喜剧特色称为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作者还善于创设滑稽情境。如《水浒传》第38回,“宋江看了到:‘壮哉,真好汉也!’李逵道:‘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语言亦庄亦谐,亦雅亦俗,产生回环往复之美感。
其次是情节巧合的设置。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巧合情节的设置为小说增色不少。《水浒传》第54回,李逵和公孙胜一起执行任务,半路上争强好胜,险些酿成一场恶斗,却意外受了汤隆上梁山。这一情节的设置不尽使文章妙趣横生,还使故事情节过渡衔接得非常自然。
再次是运用升格手法。所谓升格,在此指对作品中喜剧人物的拔高。表现有二:1.村夫野语的哲理化。《水浒传》中李逵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从李逵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底层人是非常有智慧的。2.凡夫俗子能力的超人化。小说中的英雄豪杰常常目不识丁,但对武功心法过目不忘。武功算不得一流的侠客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居然可以凭一己之薄力,所向无敌地扭转颓势。李逵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其他将领死的死伤的伤,而李逵却完好无损。
侠义小说发展至清代达到鼎盛。清朝内外交困,列强入侵,清廷腐败,小说日益趋向通俗化、世俗化。伴随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入侵,先进的机械印刷技术和西方小说意识也传入了中国。先进的印刷技术具有先进快捷、规模生产、成本低廉、清晰精美等特点。小说作品版本齐全,印刷量大,出版时间集中,传播范围广泛,一旦有新小说问世,出版商受到利益的驱动,便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争相刊印上市。在这样的背景下,侠义小说也跟风盛行起来。
侠义小说至清代,其中的侠客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以儒侠形象出现。这些儒侠符合儒家修齐平治的理想,他们遵从儒家伦理道德,他们的侠义观具有儒家思想的烙印。清代的侠在性格上,内敛平和,谦虚有礼,注重自身品德和性情的修养。清代的侠还有独立的道德人格,即使归顺协助官府,他们也会谨慎选择民心所向的明君或是清官。清代的侠客在学识上也多是文武兼备,风度上更是风流倜傥。
后来,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成分越来越重,有些甚至没有了审案、断案的描写。清末民初,侠义小说渐向武侠小说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武侠小说开始登堂入室,样式更多样化,内涵更加丰厚,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
(作者简介:况兰(1986.6-),女,瑶族,湖北十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08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施学敏(1985.7-)女,汉族,湖北襄樊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09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