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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续做华尔街年收入最高的CEO，还是选择白宫端来的年薪20万美元的美国财政部长一职，60岁的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亨利·鲍尔森看着去年进账的4000万美元，一直把底牌压到了最后。
5月30口早上，就在布什总统将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他任期内第三位财长谜底之前的几个小时，鲍尔森给他的朋友、纽约市市长布隆博格引了个电话，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
一直到谜底公布的前两周，几乎所有认识鲍尔森的人都以为他不会接受——事实上，他之前一直在拒绝这份在大家眼里已经失去了实权的职位。
“如果能做到不到最后一刻不翻底牌，这或许意味着鲍尔森是一个大大超越常人的谈判对手：要不也可能意味着他是一个比人们想象的更弱得多的谈判对手，因为他接受了一个在任何其他人看来他都应该拒绝的交易。”曾经担仟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鲍尔森之所以改变初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白宫同意他将获得一个财长应有的政策制订权，而这个权力在布什政府期间实际上已经上收到了总统及其小圈子里的幕僚。
这并不是高盛集团第一次输送美国财长。克林顿政府时期，同样是由高盛集团CEO上任美国财长的罗伯特·鲁宾，在19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从巨额财政赤字走向盈余、恢复美元强势，并带领美国经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誉为美国自开国元勋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最了不起的财长。
然而，高潮就此打住了。布什政府执政期间，财长人选从华尔街转移到了实业界。也就是在此期间，美国财长的实权旁落。第一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因公开不满布什的财政政策而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斯诺则一直被看成是白宫经济政策制订的圈外人。
在今年中期选举即将展开之前，民调支持率已经下降到创记录的低点31％的小布什，把第三任财长的人选第一次瞄准了华尔街。他迫切希望利用鲍尔森在华尔街的明星地位，让增长良好的美国经济为他和执政的共和党加分。
然而，鲍尔森接替的到底是鲁宾的职位，还是奥尼尔或是斯诺的位置?
奥尼尔：
第一位被迫辞职的内阁成员
上班第一天，从世界最大铝业公司美国铝业(Alcoa)董事长位置上就任布什新政府首任财长的保罗·奥尼尔，就领教了新总统不同寻常的领导风格。在进入总统办公室后，奥尼尔先用15分钟概述了他对当时美国经济的总体判断：处于平缓的经济衰退阶段。他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减税。
奥尼尔期望布什会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准备，比如他考虑的财政盈余是多少，实际能达到多少；减税的结构框架如何设计；社会保障和老年医疗保健如何改革，预算数字有多大；如果经济转向，政府怎样才会知道，等等等等。
结果，布什什么也没有问，脸上的表情也让人无法看出他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
于是奥尼尔把话题从宏观经济转向对进口钢铁提高关税政策。讲完后，总统仍然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也毫无变化。
在这次一小时的见面中，奥尼尔几乎是在唱独角戏。他接着又自顾自地讲到了医疗保健系统的改革、紧缩联邦政府开支以及《京都议定书》等多项内容。
当布什身后那座18世纪的红木老钟走过一个小时的时候，会面准时结束。奥尼尔一头雾水地走出了总统办公室。
总统这种让下属揣摩不透的风格，贯穿了后来奥尼尔在任两年期间参与的很多次高层讨论。“(布什)就像一屋子聋人中的一个瞎子。”奥尼尔这样形容到。
那次见面的两年后，2002年12月5日，奥尼尔接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电话。
“保罗，总统决定对(政府)经济团队做一些调整。你是调整的一部分。”切尼说。
听到这位当初一起在福特政府任职、并把自己引荐到财长职位的密友如此冷酷的语调，奥尼尔呆住了。
但这还不是全部。切尼接着要奥尼尔以重归私人生活的理由自己提出辞呈。满头银发的奥尼尔当场拒绝，他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从现在开始撒谎。”
第二天，奥尼尔提出辞职，成为布什政府中第一位被迫辞职的内阁成员。
而这仅仅发生在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后的一个月。那次中期选举让共和党不仅在众议院保住了多数党地位，而且从民主党手中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形成了美国政坛历史上少有的一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格局。
一年后，向来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奥尼尔把他为布什政府效力两年期间的荣辱起伏，从理想的幻灭到最终被解雇的内幕公之于众。2004年1月，普利策奖获得者、《华尔街日报》前高级记者罗恩·萨斯坎德撰写的《忠诚的代价——保罗·奥尼尔眼中的乔治·布什和白宫》一经问世，就迅速成为该年度的美国畅销书。
奥尼尔——这位在萨斯坎德眼中一个“只忠实于对问题的探求，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一个发式整洁、衣着守旧的马丁·路德式的人物”——希望通过这部传记告诉美国人民他所看到的“真相”，那就是，在他任财长期间，也就是布什上任后的前两年，在国内政策制订过程中，理性讨论让位于意识形态和选举政治。
比如2002年中期选举胜利后，布什随即发动第二轮减税政策。在此之前的两年里，布什已经说服国会通过了高达几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而在奥尼尔看来，减税应该到此为止。一则“9．11”和阿富汗战争以后，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其二，现阶段，社保体系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比单纯的减税要重要得多。
“这不是关于想不想减税，这是关于怎样利用国家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社会。”奥尼尔说。
然而切尼此时表态说：“保罗你知道，里根证明了财政赤字并不要紧。我们赢得了中期选举，这就是我们的战果。”对此，奥尼尔无话可说。
《忠诚的代价》一书揭示了在很多政策争论中，布什一切尼小集团操纵了对政府政策的制订。
“总统陷在他亲手制造的回声室内，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身边被一小群人紧紧围住，这个圈子越来越小，并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协调一致。它使总统离开了公众的视线，并远离他最需要的东西：诚实，对事实真相以及他到底会如何对待事实真相的公正无私的观点。”奥尼尔说道。
“奥尼尔很清楚，切尼和另外一小撮人已经成了环绕总统的一支‘禁卫军’。”《忠诚的代价》一书的作者这样总结。
斯诺：牺牲于选举政治的忠实“推销员”
如果说约翰·斯诺上任之初的任务是完成前任反对的第二轮减税计划的话，那么在他3年多后辞职的今天，美国财长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2003年，当亲切温和的约翰·斯诺成功地让布什政府的第二轮减税计划获得了国会批准，这位由铁路营运商CSX公司董事长兼CEO转战而来的新财长，就开始把战场转向了中国。
其时，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迅速攀升，要求采取强硬措施促使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呼声，在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中高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美国引发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影响。
这种影响在国会掀起的巨浪，有时甚至都超出了斯诺的想象。
2005年5月的一天，斯诺到国会拨款委员会就财政部的拨款事宜进行作证。通常这样的听证时间不会很长。但让斯诺吃惊的是，当天的听证会持续3个小时，其中有2小时45分钟是在抨击中国。
“拨款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想告诉我他们选区的人们被骗的可怕故事：要不就是去了中国，然后发现自己的产品被仿冒；要不就是搞不透中国的一些官僚做法。”斯诺事后回忆说。
几天后，斯诺参加了另一场听证会，俄勒冈州的一名议员Ron Wyden向斯诺支招怎么对付中国的假冒产品，他建议说，为每一个被确认仿冒的中国商品做一个目录，让每一个购买者知道这个产品使用了“偷”来的东西。
这些听证会小得连新闻都上不了。那些上得了报纸版面的争论常常比这要激烈得多，而且报道也是连篇累牍，从贸易逆差，到人民币汇率，到知识产权，再到中国企业的并购以及美国产品在中国面临的政府采购政策等等，从单点向多点散发。
在国会，斯诺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议员们说：“中国不守规矩。”国会已经成为策动对中国施压的阵地，而在很多时候，就连美国本土头脑清醒的人士都知道，国会正在成为美国一些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中国也已经成为选举政治中一张谁都愿意打的牌。
斯诺想要做的是尽可能给国会政客们纠偏。“我们必须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我们要解决很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又全都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地方没弄好，将对美国的整体政治产生负面影响。”斯诺这样回答那些建议他对中国的某种做法采取更强烈措施的人。
事实上，这位财长取得了结果，例如国会对中国的一些惩罚性法案不断被延迟表决。
更让斯诺得意的是，在他任职期间，美国经济平均每季度的增长率达到3．8％。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而且伴随着的是低通胀。最近《纽约时报》在对美国历史各届财长时期国内经济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中得出结论：近30年来，斯诺的政绩仅次于克林顿时期的明星财长鲁宾。
特别是在增长几乎为零的欧元区访问的时候，斯诺更加能感受到这种成功。他曾得意地说：“当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国家领导人、监管者、企业家都在问我相同的问题：‘你怎么做到的?你怎么让美国经济运行得这么好?秘诀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然而有些人并不这么看。他们提到了财政赤字，提到了贸易逆差。布什上台时，克林顿留下的财政盈余达到1280亿美元，但到去年却变成了创纪录的3190亿美元的赤字；去年美国全年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7258亿美元，占美国GDP的5．8％。一些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批评说，美国的双赤字，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构成了威胁。
但不管怎样，经济运行并非斯诺成败真正的标杆。卡特政府时期的财长MichaelBlumenthal或许是斯诺的先例。这位财长在他1979年离任之前，美国经济也享有比任何前任财长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他后来开玩笑说，当总统的支持率下降的时候，就该换财长了。
现在，布什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31％的最低点，因此该是斯诺走人的时候了。尽管斯诺一直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布什的经济政策，曾被路透社称为是布什政府中一位“不知疲倦的推销员”，但现在白宫需要一位更好的“推销员”，为总统以及即将开始的中期选举中的共和党加分。
这一次，斯诺提出辞职的原因是为了“私人生活”。
鲍尔森：到过中国70次的华尔街领袖
没有哪一位美国内阁成员在上任之前就到过中国不下70次。作为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鲍尔森担任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当时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正是朱镕基。鲍尔森不仅遍访中国高官，而且还徒步过滇西北的深山——他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担任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区联席理事，与云南省政府一起开展了许多环保项目。
正因为对中国的熟悉，鲍尔森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都充满了信心。“中国的领导人非常聪明、务实，对问题了然于心。”鲍尔森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次讲座中说，“世界上哪里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就找到哪里……他们的经济改革很成功。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好的第一步，因为如果没有经济稳定，政治自由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鲍尔森不仅通过对中国密集的访问为他所领导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赢得了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先机，而且在2002年，他还代表自己任董事的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会面。这次高规格接见为这家环保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当我在中国徒步旅行了几天后，我更容易去想并购和上市的问题。”鲍尔森说。这位“喜欢抓住蛇并盯着蛇看”的人无缝地游走在自然和资本生意之间。
然而，尽管有消息称，鲍尔森之所以放弃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收入差距，来接手一个只剩下两年半任期的职位，是因为白宫许诺给他一个“鲁宾式的财长”，即给他经济政策制订权，但鲍尔森能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这种实权呢?
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开战，分析人士认为，至少在这个阶段，鲍尔森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斯诺没有完成好的任务：“推销”。
在宣布任命时，布什也给鲍尔森交代了三个工作任务：“确保我们的贸易伙伴遵守规则行事，尊重知识产权，并且保持弹性、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
而其中最牵动人心的无疑是汇率问题。就在公布他的任命之前，身在北京的鲍尔森专程拜访了中国外管局。
整体而言，鲍尔森在未来两年半的任期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欧盟正在行动。欧盟委员会正试图在今年形成一个指导未来几年欧中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富有创见的战略体系，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相比而言，美国对华关系的战略定位多次调整，一直没有在国内取得共识。
鲍尔森对中美双方的深刻了解，显然可以为这一战略的制订发挥重要作用。但分析家也提醒说，国会仍然会敦促新财长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特别是中期选举期间。
当然，鲍尔森面临的其他经济政策抉择还包括税收、财政、医疗体制改革等等。不过如果想要获得另一位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前辈财长鲁宾那样的实权，鲍尔森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鲍尔森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大作用，均取决于他能否真正进入布什的圈子。”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分析。
“你要设法准时出现在早上7：30召开的白宫高级官员会议，掌握那些布什总统身边的人在想些什么。直接打电话给切尼告诉他你要参加会议，或者直接就去开会，而不要让秘书打电话问。”这只是鲁宾当年的得力助手德隆给出建议中的一条。其他许多条的建议都是围绕如何进入总统的小圈子，如何在小圈子中树立地位等等。当然，鲍尔森还必须把他的大本营财政部搞掂。
5月30口早上，就在布什总统将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他任期内第三位财长谜底之前的几个小时，鲍尔森给他的朋友、纽约市市长布隆博格引了个电话，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
一直到谜底公布的前两周，几乎所有认识鲍尔森的人都以为他不会接受——事实上，他之前一直在拒绝这份在大家眼里已经失去了实权的职位。
“如果能做到不到最后一刻不翻底牌，这或许意味着鲍尔森是一个大大超越常人的谈判对手：要不也可能意味着他是一个比人们想象的更弱得多的谈判对手，因为他接受了一个在任何其他人看来他都应该拒绝的交易。”曾经担仟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鲍尔森之所以改变初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白宫同意他将获得一个财长应有的政策制订权，而这个权力在布什政府期间实际上已经上收到了总统及其小圈子里的幕僚。
这并不是高盛集团第一次输送美国财长。克林顿政府时期，同样是由高盛集团CEO上任美国财长的罗伯特·鲁宾，在19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从巨额财政赤字走向盈余、恢复美元强势，并带领美国经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誉为美国自开国元勋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最了不起的财长。
然而，高潮就此打住了。布什政府执政期间，财长人选从华尔街转移到了实业界。也就是在此期间，美国财长的实权旁落。第一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因公开不满布什的财政政策而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斯诺则一直被看成是白宫经济政策制订的圈外人。
在今年中期选举即将展开之前，民调支持率已经下降到创记录的低点31％的小布什，把第三任财长的人选第一次瞄准了华尔街。他迫切希望利用鲍尔森在华尔街的明星地位，让增长良好的美国经济为他和执政的共和党加分。
然而，鲍尔森接替的到底是鲁宾的职位，还是奥尼尔或是斯诺的位置?
奥尼尔：
第一位被迫辞职的内阁成员
上班第一天，从世界最大铝业公司美国铝业(Alcoa)董事长位置上就任布什新政府首任财长的保罗·奥尼尔，就领教了新总统不同寻常的领导风格。在进入总统办公室后，奥尼尔先用15分钟概述了他对当时美国经济的总体判断：处于平缓的经济衰退阶段。他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减税。
奥尼尔期望布什会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准备，比如他考虑的财政盈余是多少，实际能达到多少；减税的结构框架如何设计；社会保障和老年医疗保健如何改革，预算数字有多大；如果经济转向，政府怎样才会知道，等等等等。
结果，布什什么也没有问，脸上的表情也让人无法看出他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
于是奥尼尔把话题从宏观经济转向对进口钢铁提高关税政策。讲完后，总统仍然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也毫无变化。
在这次一小时的见面中，奥尼尔几乎是在唱独角戏。他接着又自顾自地讲到了医疗保健系统的改革、紧缩联邦政府开支以及《京都议定书》等多项内容。
当布什身后那座18世纪的红木老钟走过一个小时的时候，会面准时结束。奥尼尔一头雾水地走出了总统办公室。
总统这种让下属揣摩不透的风格，贯穿了后来奥尼尔在任两年期间参与的很多次高层讨论。“(布什)就像一屋子聋人中的一个瞎子。”奥尼尔这样形容到。
那次见面的两年后，2002年12月5日，奥尼尔接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电话。
“保罗，总统决定对(政府)经济团队做一些调整。你是调整的一部分。”切尼说。
听到这位当初一起在福特政府任职、并把自己引荐到财长职位的密友如此冷酷的语调，奥尼尔呆住了。
但这还不是全部。切尼接着要奥尼尔以重归私人生活的理由自己提出辞呈。满头银发的奥尼尔当场拒绝，他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从现在开始撒谎。”
第二天，奥尼尔提出辞职，成为布什政府中第一位被迫辞职的内阁成员。
而这仅仅发生在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后的一个月。那次中期选举让共和党不仅在众议院保住了多数党地位，而且从民主党手中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形成了美国政坛历史上少有的一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格局。
一年后，向来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奥尼尔把他为布什政府效力两年期间的荣辱起伏，从理想的幻灭到最终被解雇的内幕公之于众。2004年1月，普利策奖获得者、《华尔街日报》前高级记者罗恩·萨斯坎德撰写的《忠诚的代价——保罗·奥尼尔眼中的乔治·布什和白宫》一经问世，就迅速成为该年度的美国畅销书。
奥尼尔——这位在萨斯坎德眼中一个“只忠实于对问题的探求，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一个发式整洁、衣着守旧的马丁·路德式的人物”——希望通过这部传记告诉美国人民他所看到的“真相”，那就是，在他任财长期间，也就是布什上任后的前两年，在国内政策制订过程中，理性讨论让位于意识形态和选举政治。
比如2002年中期选举胜利后，布什随即发动第二轮减税政策。在此之前的两年里，布什已经说服国会通过了高达几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而在奥尼尔看来，减税应该到此为止。一则“9．11”和阿富汗战争以后，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其二，现阶段，社保体系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比单纯的减税要重要得多。
“这不是关于想不想减税，这是关于怎样利用国家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社会。”奥尼尔说。
然而切尼此时表态说：“保罗你知道，里根证明了财政赤字并不要紧。我们赢得了中期选举，这就是我们的战果。”对此，奥尼尔无话可说。
《忠诚的代价》一书揭示了在很多政策争论中，布什一切尼小集团操纵了对政府政策的制订。
“总统陷在他亲手制造的回声室内，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身边被一小群人紧紧围住，这个圈子越来越小，并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协调一致。它使总统离开了公众的视线，并远离他最需要的东西：诚实，对事实真相以及他到底会如何对待事实真相的公正无私的观点。”奥尼尔说道。
“奥尼尔很清楚，切尼和另外一小撮人已经成了环绕总统的一支‘禁卫军’。”《忠诚的代价》一书的作者这样总结。
斯诺：牺牲于选举政治的忠实“推销员”
如果说约翰·斯诺上任之初的任务是完成前任反对的第二轮减税计划的话，那么在他3年多后辞职的今天，美国财长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2003年，当亲切温和的约翰·斯诺成功地让布什政府的第二轮减税计划获得了国会批准，这位由铁路营运商CSX公司董事长兼CEO转战而来的新财长，就开始把战场转向了中国。
其时，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迅速攀升，要求采取强硬措施促使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呼声，在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中高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美国引发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影响。
这种影响在国会掀起的巨浪，有时甚至都超出了斯诺的想象。
2005年5月的一天，斯诺到国会拨款委员会就财政部的拨款事宜进行作证。通常这样的听证时间不会很长。但让斯诺吃惊的是，当天的听证会持续3个小时，其中有2小时45分钟是在抨击中国。
“拨款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想告诉我他们选区的人们被骗的可怕故事：要不就是去了中国，然后发现自己的产品被仿冒；要不就是搞不透中国的一些官僚做法。”斯诺事后回忆说。
几天后，斯诺参加了另一场听证会，俄勒冈州的一名议员Ron Wyden向斯诺支招怎么对付中国的假冒产品，他建议说，为每一个被确认仿冒的中国商品做一个目录，让每一个购买者知道这个产品使用了“偷”来的东西。
这些听证会小得连新闻都上不了。那些上得了报纸版面的争论常常比这要激烈得多，而且报道也是连篇累牍，从贸易逆差，到人民币汇率，到知识产权，再到中国企业的并购以及美国产品在中国面临的政府采购政策等等，从单点向多点散发。
在国会，斯诺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议员们说：“中国不守规矩。”国会已经成为策动对中国施压的阵地，而在很多时候，就连美国本土头脑清醒的人士都知道，国会正在成为美国一些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中国也已经成为选举政治中一张谁都愿意打的牌。
斯诺想要做的是尽可能给国会政客们纠偏。“我们必须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我们要解决很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又全都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地方没弄好，将对美国的整体政治产生负面影响。”斯诺这样回答那些建议他对中国的某种做法采取更强烈措施的人。
事实上，这位财长取得了结果，例如国会对中国的一些惩罚性法案不断被延迟表决。
更让斯诺得意的是，在他任职期间，美国经济平均每季度的增长率达到3．8％。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而且伴随着的是低通胀。最近《纽约时报》在对美国历史各届财长时期国内经济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中得出结论：近30年来，斯诺的政绩仅次于克林顿时期的明星财长鲁宾。
特别是在增长几乎为零的欧元区访问的时候，斯诺更加能感受到这种成功。他曾得意地说：“当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国家领导人、监管者、企业家都在问我相同的问题：‘你怎么做到的?你怎么让美国经济运行得这么好?秘诀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然而有些人并不这么看。他们提到了财政赤字，提到了贸易逆差。布什上台时，克林顿留下的财政盈余达到1280亿美元，但到去年却变成了创纪录的3190亿美元的赤字；去年美国全年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7258亿美元，占美国GDP的5．8％。一些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批评说，美国的双赤字，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构成了威胁。
但不管怎样，经济运行并非斯诺成败真正的标杆。卡特政府时期的财长MichaelBlumenthal或许是斯诺的先例。这位财长在他1979年离任之前，美国经济也享有比任何前任财长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他后来开玩笑说，当总统的支持率下降的时候，就该换财长了。
现在，布什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31％的最低点，因此该是斯诺走人的时候了。尽管斯诺一直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布什的经济政策，曾被路透社称为是布什政府中一位“不知疲倦的推销员”，但现在白宫需要一位更好的“推销员”，为总统以及即将开始的中期选举中的共和党加分。
这一次，斯诺提出辞职的原因是为了“私人生活”。
鲍尔森：到过中国70次的华尔街领袖
没有哪一位美国内阁成员在上任之前就到过中国不下70次。作为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鲍尔森担任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当时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正是朱镕基。鲍尔森不仅遍访中国高官，而且还徒步过滇西北的深山——他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担任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区联席理事，与云南省政府一起开展了许多环保项目。
正因为对中国的熟悉，鲍尔森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都充满了信心。“中国的领导人非常聪明、务实，对问题了然于心。”鲍尔森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次讲座中说，“世界上哪里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就找到哪里……他们的经济改革很成功。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好的第一步，因为如果没有经济稳定，政治自由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鲍尔森不仅通过对中国密集的访问为他所领导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赢得了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先机，而且在2002年，他还代表自己任董事的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会面。这次高规格接见为这家环保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当我在中国徒步旅行了几天后，我更容易去想并购和上市的问题。”鲍尔森说。这位“喜欢抓住蛇并盯着蛇看”的人无缝地游走在自然和资本生意之间。
然而，尽管有消息称，鲍尔森之所以放弃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收入差距，来接手一个只剩下两年半任期的职位，是因为白宫许诺给他一个“鲁宾式的财长”，即给他经济政策制订权，但鲍尔森能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这种实权呢?
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开战，分析人士认为，至少在这个阶段，鲍尔森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斯诺没有完成好的任务：“推销”。
在宣布任命时，布什也给鲍尔森交代了三个工作任务：“确保我们的贸易伙伴遵守规则行事，尊重知识产权，并且保持弹性、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
而其中最牵动人心的无疑是汇率问题。就在公布他的任命之前，身在北京的鲍尔森专程拜访了中国外管局。
整体而言，鲍尔森在未来两年半的任期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欧盟正在行动。欧盟委员会正试图在今年形成一个指导未来几年欧中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富有创见的战略体系，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相比而言，美国对华关系的战略定位多次调整，一直没有在国内取得共识。
鲍尔森对中美双方的深刻了解，显然可以为这一战略的制订发挥重要作用。但分析家也提醒说，国会仍然会敦促新财长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特别是中期选举期间。
当然，鲍尔森面临的其他经济政策抉择还包括税收、财政、医疗体制改革等等。不过如果想要获得另一位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前辈财长鲁宾那样的实权，鲍尔森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鲍尔森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大作用，均取决于他能否真正进入布什的圈子。”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分析。
“你要设法准时出现在早上7：30召开的白宫高级官员会议，掌握那些布什总统身边的人在想些什么。直接打电话给切尼告诉他你要参加会议，或者直接就去开会，而不要让秘书打电话问。”这只是鲁宾当年的得力助手德隆给出建议中的一条。其他许多条的建议都是围绕如何进入总统的小圈子，如何在小圈子中树立地位等等。当然，鲍尔森还必须把他的大本营财政部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