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的经商风格中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烙印。
　　潮商，被国外誉为“东方犹太人”，号称“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这个蕴蓄数百年商业文化的族群，不断创造商业奇迹。
　　历史上，潮商与晋商、徽商并立，为中国势力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商帮之一。如今，以李嘉诚、谢国民、陈有汉等为代表的潮商是华人最具财富的族群，被认为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会经商的人群之一。
　　潮州，本是一个“国角省尾”不起眼的小地方，如何创造出传奇色彩的商帮成就呢？
　　“红头船”
　　潮商在古代不如晋商、徽商著名，其崛起也在明朝之后。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其经商风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商业贸易的烙印。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投入到海上商业冒险活动。据《潮州府志》记载，潮州人“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
　　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中。他们以“红头船”自称，最初从中暹（暹罗，今泰国）大米贸易开始的，但是这项生意“获利甚微”。因此，船主们就改运更加有利可图的货物，例如从南洋运回来的犀角、肉桂等贵重药材;由潮州运往南洋的陶瓷、潮绣、蒜头等南方物产;还有从北方转来的人参、鹿茸、兽皮、丝绸等。这些货物，在南洋各地很受欢迎，获利颇丰。借助丰厚的货物贸易，红头船蓬勃发展起来。
　　清朝以来，红头船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康熙、雍正年间，潮州商帮经营商业的足迹遍及海内外，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闽、粤等地。潮商一向以敢于冒险、吃苦耐劳著称。到嘉庆、道光年间，不少潮商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

　　精诚团结
　　出门在外的潮州人喜欢称同乡为“自己人”，尽管他们彼此可能萍水相逢，但是由于海上航行的凶险，明、清政府对其利益的漠视，以及海外求生的艰难，使潮商每到一地自然就结成关系紧密的经营团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而精诚团结也为潮商在历次商战中以小击大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凭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传统商人日渐式微，晋商与徽商的分崩离析自此开始。然而潮州商帮却在此次竞争中崛起，他们在主宰中泰米市贸易的基础上，扩展并垄断了近代汕头-香港-泰国-新加坡的国际贸易圈，这一广阔的市场为潮商提供了与西方商人竞争的雄厚资本。
　　为了与潮商争夺这一地区的航线，外商开始引入汽轮，与潮商的“红头船”一决高下。为了保证潮商在东南亚的贸易生命线，由旅居泰国的潮商郑智勇倡议，泰国潮商于1905年集资创立了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为了使华人由外轮顾客变为外轮主人，潮商开始租赁外轮或代理外轮的船务，几个回合下来，外商终未能分到该航线的一杯羹。潮商在此区域确立了牢固的主流商业地位。
　　分散于各地的潮商，一方面通过潮州会馆团结同乡，另一方面在潮商内部建立牢固的信用关系网络，弥补潮商资金的短缺，结成凝聚力极强的团队，从而与竞争对手相抗衡。如二战前香港米业批发商多为外地商人。而潮商通过开拓大米进口与零售渠道，同乡之间赊购赊销，使其在短短几年便占领了香港米业批发的六成以上，零售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潮商之间信用关系发展高峰的标志，是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一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通行由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成强大的信用力量。1924年至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了商业的发展，而潮汕商帮依靠“七兑一票制度”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1950年代，西方各国对中国贸易禁运，香港转口业务一落千丈，做惯了贸易的香港潮商面对经济的转型，也曾一时手足无措，陷入困境。但是凭借反应灵敏、独特开拓市场禀赋，团结一致的潮商们开始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艰难起步，很快在塑胶、制衣、钟表等行业后来居上。
　　善握商机
　　与陆上贩运需要的骡马辎重相比，从事远洋运输的海船投资多达上万两白银，可容纳百人甚至上千人，船上货物价值也多在万两白银以上，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备任何武器），又不得不在海盗与波涛中穿行，其风险足以让人扼腕。但是对于潮商而言，却是“冒险射利，视海如陆”。正是由于海上商业活动所具有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
　　在潮汕帮中拥有巨资的大商人，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大商人出船或者出资做船主，而中小商人借船出海，赚取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契约）关系，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则类似于现代股份企业中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船主从中小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按约定比例抽取商银，抽取程度按照盈利大小计算，多赚多抽，不赚不抽。水手收入则根据船东抽银多少而按比例分成。这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和谐的商业伙伴关系，正是潮商群体滋生商业信用及团体协作的最初萌芽。
　　与中国传统商人囤积居奇的经营方式不同，潮商随“红头船”转贸各地，必须根据季风定期航行，其商业行为必须在短期内完成。因此，这种经营方式打造了潮商视时间如金钱、注重效率的商业品性。
　　在帆船时代，一切航行均由季风做主。潮商每到一地必须在季风转换之前做完生意，以便准时乘船返回。不然就得等到来年才能启程返回。于是他们往往采取低价抛售等手法快速出货，这种经营策略使得潮商在东南亚市场更具有竞争力。被潮商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外国商人，甚至建议本国政府阻止中国人到“暹罗和其他地方贸易”。
　　潮商与晋商、徽商等最大的区别在于具有更为独立的商业人格。晋商的黄金时代始于明朝的“开中法”，主要将内地粮食运往边陲做官军的生意，从而换取官府的盐引，垄断盐利。徽商更是长袖善舞，通过与官府合作，垄断淮盐的销售，成为明清最富有的商帮，红顶商人层出不穷。但是这种依附王权而成功的商人越是富有，对官府越依赖，而其商人品性也是越来越缺失。
　　潮商的产生与发展基本是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基于此，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潮州商人培养子弟，只求精通文字，专心商业贸易。海内外潮商均有意无意与官府保持距离，坚持在商言商的纯粹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