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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收拾书包，妈妈说：“你墙上的那张纸都发黄了，为什么不撕下来?”我一抬头，看见的是初三时的课程表。
记得刚进初三，班主任就说：“要记住，你们现在是毕业班了。”大家都明白，其实是要记住现在应该比以前加倍地用功。
可我却在变坏，不寫作业，上课时看小说或者发呆，彻底地放弃了考不及格的物理，心安理得地接受倒数的名次。而现在，我每天要记大量的笔记，去听难以听懂的物理课。
可能惟一能容忍我的就是语文老师了，她会偏心地给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文打可笑的分数，会在我模仿村上春树的句子上打红圈圈，纵容我的沾沾自喜。
当然这一切使我更加喜欢她，喜欢那个不修边幅的老师，喜欢那个被男生在作文中形容成“男人头”的张老师。
还记得语文课，讲复习题，自是枯燥繁复。张老师说：“咦，怎么都睡着了?我又叫嚣于无人的荒野了。算了。”她极豪爽地一挥手：“我们来做个游戏。”
“哗！”全班一阵没底气的欢呼，有些不相信。张老师拈了一根粉笔笑：“看，一会儿，我把它抛起来的时候，你们可以尽情笑，大笑，但等它落地，谁笑了，我罚谁唱歌。”大家一脸配合，盯着粉笔正襟危坐，张老师得意地微笑了一下，把粉笔放了回去，一脸阴谋得逞后的满足。“好，这气氛很好，我们接着来。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哦，我忘记说了，张老师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红楼梦》里最偏爱鸳鸯。特别喜欢红色的玫瑰花。
十月，是校运会。班上谁也不愿去走方阵，班主任只好以入团作要挟。
有一个细节让我过目不忘。一个男孩子很讨厌他的同桌，两个人几乎天天对骂，可同桌出现在跑道上的时候，他是跳到凳子上喊加油喊得最响的一个。
后来，天气冷了，校园里全换成了菊花，银杏抓住了秋天的发丝，拴在树干上，黄叶子漫天飞舞，夕阳好似胭脂，黄昏的天空铅华浸染。
放学晚的时候，我就与小鹿一起停下来，看一看这样的风景，我们手挽着手，沉默着，外面满路霓虹，校园里是风景的桃园，而心中的桃园有时就是在看风景中找到的。
再后来，出了点事，南师附中(这个城市数一数二的好学校)高一的一名学生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紧接着金陵中学长跑又跑死了一个学生，各个学校进入了恐慌的状态，如同9·11过后的美国。
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聊天说：“一中，不会有学生跳楼的。”“就是，就是，我们学生脸皮太厚。”就像是家长在骂不争气的孩子。
但是学校还是把冬季长跑改为了元旦联欢。
时间是2003年12月31日。
张老师义愤填膺地说：“没有人请我去，你们有的玩便忘了我。”我立刻讨好：“张老师，我们请你去。”张老师说：“你一个人信口胡诌的。”我说：“一定来啊！”“好，我来抢吃的。”
我们班在长廊的最尽头，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感到元旦的喜气扑面而来。气球是各种颜色的，但每一个都吹得很鼓，像小孩子的脸。很多人在笑。
气氛像酿酒一样，一点一点浓起来的。
那次联欢我发现原来我那么淡漠的同学，可以笑得那么快乐，都是淡漠的孩子，可是不冷漠。
买了很多的雪喷，互相喷得艳若桃李，灿若桃花。
我看见男孩子买了瓶啤酒四处洒，看见午后阳光照耀下大家脸上掉落了一地明媚时，我在想，可能很多年以后，我每天在不同的场合，看够了那些才十八岁，却拥有三十八岁的精明的女孩，看够了她们用精心修饰的虚伪玩弄故事，我才会更清楚地知道，我初中同学，我的那些怕别人超过他而挑灯夜战，第二天用有些不好意思的声音说“我昨晚看电视”的初中同学，是那么地可爱。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无奈，优秀的孩子，不优秀的孩子，还有大人们。
联欢后我被留下来打扫卫生，小鹿在等我，后来就开始帮忙。她是一个长发的表情淡雅的女孩子。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是，当好多人拿着我的作文本说“你分数好高”的时候，小鹿只是轻轻地说：“猫咪，这篇文章真的不错!”
将那些五颜六色的碎片倒进垃圾桶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昙花一现，于是我对小鹿说，元旦像烟火一样短暂，可是炫目。她点点头：“是啊！明天，一切又都正常了。”
元旦之后，班里气氛激越，男生们在教室里玩电脑打架，宣泄压力，这也是他们苦学到凌晨两点的前提，女孩子们自动退居图书馆。
我和同桌时不时找些借口去张老师办公室聊天，语文组的老师总是活得更有滋味一些。
女老师们经常是边吃着冰糖葫芦，边改本子，还聊着《雷雨》中的小细节。津津乐道一如小巷子里的女人在洗衣服的泡沫中聊家长里短。
我说：“语文老师轻松啊。”张老师立刻反驳：“谁说的，我当班主任的时候从未在十一点前睡觉，一节课四十分钟，我备课要两个小时呢。”语调依然是活泼。
张老师对谁都是一个称呼，男生、女生，包括她才三岁的女儿。
我常常看她的侧影。张老师一点也不漂亮，从不是小学生作文里的“长发，眼睛还会说话的女老师”。可是，她的潇洒，令人觉得生活真的很美好。
几个月后，学校开始谈保送的事了。一天中午，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很瘦的戴眼镜的男生被叫进了办公室，大家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他回来了，有人便问：“老师找你干什么?”他信口开河：“搬书啊。”“搬书?老师会叫你?你不看看你那体型?”有人讽刺。所有人都善意地哄堂大笑。
最后一个月是在填志愿和写留言录中度过的。班长把校服外套脱下来，让我们每个人签了名，结果，那件翠绿色的外套被黑笔画得百孔千疮。
朴树在《那些花儿》里唱：“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我终于明白这首歌经久不衰的原因。
我极喜欢刘莉娜《曲终人散》的最后一句：“也许曲终人散之后，离开的离开，忘记的忘记。然而旋律最好的时候，感谢上天让我们在一起。”
转眼各奔东西了。
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朋友。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女孩，和她一起喜欢《B小调雨后》，就像和小鹿一起喜欢《YesterdayOnce MOre》一样。
生活总是一直继续着。
一如同学兔子所说：“总会有人或有事在将来改变我，只要把握住方向，一切都会好的。”
她最近打电话说：“我们好像都长大了?”
我回答：“正在。”
说来有趣，“长大”，是从小困扰我的字眼。
小时候，问妈妈很多事，她说的总是一句话：“长大再告诉你。”
我今年十六岁，妈妈说了十二年了，我还没等到长大。长大，真的是一个过程。
如奶奶说的：“人不见长，裤子见短。”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诅咒讨厌的试卷，像这个城市的人诅咒下雨天一样。一面说着，一面穿上雨衣走出门去。
我天天骑车穿过小巷回家，女人们一直唠叨这旧房子该拆迁了，这样破旧，骂自己男人没本事，住不了大房子。然后满足地系上围裙，一头扎进厨房里去了。
长大，告别回忆，像适应高考制度一样适应生活，生活本身就是种束缚，这些束缚中也可以发现快乐，幸福，以及温情。这才是动人之处。
就像妈妈每天上班穿的长筒袜，脱下来的时候像一副镣铐，把妈妈锁在板正的工作服里。
可是那样看上去，自有端庄的味道。
只不过，告别之后，青春的小鸟掉下长不回的羽毛。
(胡炜摘自《萌芽》)
记得刚进初三，班主任就说：“要记住，你们现在是毕业班了。”大家都明白，其实是要记住现在应该比以前加倍地用功。
可我却在变坏，不寫作业，上课时看小说或者发呆，彻底地放弃了考不及格的物理，心安理得地接受倒数的名次。而现在，我每天要记大量的笔记，去听难以听懂的物理课。
可能惟一能容忍我的就是语文老师了，她会偏心地给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文打可笑的分数，会在我模仿村上春树的句子上打红圈圈，纵容我的沾沾自喜。
当然这一切使我更加喜欢她，喜欢那个不修边幅的老师，喜欢那个被男生在作文中形容成“男人头”的张老师。
还记得语文课，讲复习题，自是枯燥繁复。张老师说：“咦，怎么都睡着了?我又叫嚣于无人的荒野了。算了。”她极豪爽地一挥手：“我们来做个游戏。”
“哗！”全班一阵没底气的欢呼，有些不相信。张老师拈了一根粉笔笑：“看，一会儿，我把它抛起来的时候，你们可以尽情笑，大笑，但等它落地，谁笑了，我罚谁唱歌。”大家一脸配合，盯着粉笔正襟危坐，张老师得意地微笑了一下，把粉笔放了回去，一脸阴谋得逞后的满足。“好，这气氛很好，我们接着来。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哦，我忘记说了，张老师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红楼梦》里最偏爱鸳鸯。特别喜欢红色的玫瑰花。
十月，是校运会。班上谁也不愿去走方阵，班主任只好以入团作要挟。
有一个细节让我过目不忘。一个男孩子很讨厌他的同桌，两个人几乎天天对骂，可同桌出现在跑道上的时候，他是跳到凳子上喊加油喊得最响的一个。
后来，天气冷了，校园里全换成了菊花，银杏抓住了秋天的发丝，拴在树干上，黄叶子漫天飞舞，夕阳好似胭脂，黄昏的天空铅华浸染。
放学晚的时候，我就与小鹿一起停下来，看一看这样的风景，我们手挽着手，沉默着，外面满路霓虹，校园里是风景的桃园，而心中的桃园有时就是在看风景中找到的。
再后来，出了点事，南师附中(这个城市数一数二的好学校)高一的一名学生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紧接着金陵中学长跑又跑死了一个学生，各个学校进入了恐慌的状态，如同9·11过后的美国。
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聊天说：“一中，不会有学生跳楼的。”“就是，就是，我们学生脸皮太厚。”就像是家长在骂不争气的孩子。
但是学校还是把冬季长跑改为了元旦联欢。
时间是2003年12月31日。
张老师义愤填膺地说：“没有人请我去，你们有的玩便忘了我。”我立刻讨好：“张老师，我们请你去。”张老师说：“你一个人信口胡诌的。”我说：“一定来啊！”“好，我来抢吃的。”
我们班在长廊的最尽头，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感到元旦的喜气扑面而来。气球是各种颜色的，但每一个都吹得很鼓，像小孩子的脸。很多人在笑。
气氛像酿酒一样，一点一点浓起来的。
那次联欢我发现原来我那么淡漠的同学，可以笑得那么快乐，都是淡漠的孩子，可是不冷漠。
买了很多的雪喷，互相喷得艳若桃李，灿若桃花。
我看见男孩子买了瓶啤酒四处洒，看见午后阳光照耀下大家脸上掉落了一地明媚时，我在想，可能很多年以后，我每天在不同的场合，看够了那些才十八岁，却拥有三十八岁的精明的女孩，看够了她们用精心修饰的虚伪玩弄故事，我才会更清楚地知道，我初中同学，我的那些怕别人超过他而挑灯夜战，第二天用有些不好意思的声音说“我昨晚看电视”的初中同学，是那么地可爱。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无奈，优秀的孩子，不优秀的孩子，还有大人们。
联欢后我被留下来打扫卫生，小鹿在等我，后来就开始帮忙。她是一个长发的表情淡雅的女孩子。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是，当好多人拿着我的作文本说“你分数好高”的时候，小鹿只是轻轻地说：“猫咪，这篇文章真的不错!”
将那些五颜六色的碎片倒进垃圾桶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昙花一现，于是我对小鹿说，元旦像烟火一样短暂，可是炫目。她点点头：“是啊！明天，一切又都正常了。”
元旦之后，班里气氛激越，男生们在教室里玩电脑打架，宣泄压力，这也是他们苦学到凌晨两点的前提，女孩子们自动退居图书馆。
我和同桌时不时找些借口去张老师办公室聊天，语文组的老师总是活得更有滋味一些。
女老师们经常是边吃着冰糖葫芦，边改本子，还聊着《雷雨》中的小细节。津津乐道一如小巷子里的女人在洗衣服的泡沫中聊家长里短。
我说：“语文老师轻松啊。”张老师立刻反驳：“谁说的，我当班主任的时候从未在十一点前睡觉，一节课四十分钟，我备课要两个小时呢。”语调依然是活泼。
张老师对谁都是一个称呼，男生、女生，包括她才三岁的女儿。
我常常看她的侧影。张老师一点也不漂亮，从不是小学生作文里的“长发，眼睛还会说话的女老师”。可是，她的潇洒，令人觉得生活真的很美好。
几个月后，学校开始谈保送的事了。一天中午，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很瘦的戴眼镜的男生被叫进了办公室，大家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他回来了，有人便问：“老师找你干什么?”他信口开河：“搬书啊。”“搬书?老师会叫你?你不看看你那体型?”有人讽刺。所有人都善意地哄堂大笑。
最后一个月是在填志愿和写留言录中度过的。班长把校服外套脱下来，让我们每个人签了名，结果，那件翠绿色的外套被黑笔画得百孔千疮。
朴树在《那些花儿》里唱：“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我终于明白这首歌经久不衰的原因。
我极喜欢刘莉娜《曲终人散》的最后一句：“也许曲终人散之后，离开的离开，忘记的忘记。然而旋律最好的时候，感谢上天让我们在一起。”
转眼各奔东西了。
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朋友。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女孩，和她一起喜欢《B小调雨后》，就像和小鹿一起喜欢《YesterdayOnce MOre》一样。
生活总是一直继续着。
一如同学兔子所说：“总会有人或有事在将来改变我，只要把握住方向，一切都会好的。”
她最近打电话说：“我们好像都长大了?”
我回答：“正在。”
说来有趣，“长大”，是从小困扰我的字眼。
小时候，问妈妈很多事，她说的总是一句话：“长大再告诉你。”
我今年十六岁，妈妈说了十二年了，我还没等到长大。长大，真的是一个过程。
如奶奶说的：“人不见长，裤子见短。”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诅咒讨厌的试卷，像这个城市的人诅咒下雨天一样。一面说着，一面穿上雨衣走出门去。
我天天骑车穿过小巷回家，女人们一直唠叨这旧房子该拆迁了，这样破旧，骂自己男人没本事，住不了大房子。然后满足地系上围裙，一头扎进厨房里去了。
长大，告别回忆，像适应高考制度一样适应生活，生活本身就是种束缚，这些束缚中也可以发现快乐，幸福，以及温情。这才是动人之处。
就像妈妈每天上班穿的长筒袜，脱下来的时候像一副镣铐，把妈妈锁在板正的工作服里。
可是那样看上去，自有端庄的味道。
只不过，告别之后，青春的小鸟掉下长不回的羽毛。
(胡炜摘自《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