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化、研究方法的机械化、研究前景的模糊化,使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于21世纪初在《一个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2003)一书中宣告了传统意义上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召唤一种“新的”比较文学的诞生.在这基础上,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撰写的《比较多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化、研究方法的机械化、研究前景的模糊化,使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于21世纪初在《一个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2003)一书中宣告了传统意义上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召唤一种“新的”比较文学的诞生.在这基础上,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撰写的《比较多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2020)(以下简称《比较》)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斯皮瓦克的诉求,将传统与当代结合,通过追溯学科历史、分析学科现状和展望学科未来发展,探索了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的“重生”之道.
其他文献
德国古典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我们放弃了中国古代文论感悟、含混的思维模式,进入概念、理论的系统辨析,而1980年代后随着大量西方理论的引入,我们借助以德勒兹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想资源,对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 德国古典美学进行了反思.于是,中国美学在德国古典美学与法国解构思潮的交锋中呈现不同的特质:在德国古典美学的视域中,中国无哲学、无悲剧、无系统,是人类文明的“幼年”;而在解构思潮中,中国思想成为批判西方的本质主义与二元模式的一片“飞地”.随着参照系而改变,我们不断重塑也误读着中国传统美
本文从学科史视角重读谢天振教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以揭示译介学研究在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一、中国翻译学科得以真正建立的关键,在于方法论意识的确立和有效范式的引入,就这一过程而言,译介学研究在国内译学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谢天振和廖七一、王东风等先行者一起,最早引导国内翻译学者认识到描述性研究和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为翻译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学理基础.二、译介学研究展现了从比较文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全新路径,引导国内翻译学者发现和探讨了许多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却长期被忽视的
近十几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之研究持续升温,但翻译底本的问题总体上较少获得重视和仔细考证,尤以《西游记》的英译为甚.作为译本研究的初步环节,讨论厘清底本问题有助于对后续问题的正确全面认识,包括译者对小说主旨的理解和对小说版本的意识,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等等,也 可为今后《西游记》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和方向.本文利用一手档案,结合《西游记》英译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详述传教士翻译时期(1854-1929)、通俗化翻译时期(1930-1976)和学术性翻译时期(1977
比较文学是一个开放型的学科,但是也有一定的入门要求和操作规则,简单概括即语言、文本、问题和方法.首先,外语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掌握一门外语是一名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其次是文本:在经典文本与核心文本之外,比较文学学者还应注意“副文学文本”以及种种话语-权力关系交织而成的“大书”或“超文本”.第三是问题意识: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思想的贯注和引领,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等同于思想史,事实上文学研究要谨防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和任何权力话语的同谋.最后是方法:比较文学本身是一门方法论,但比较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