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忒拜城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准表现丑,但作为美的对立范畴的丑的描写在文学中屡见不鲜,笔者就试图通过对19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些丑的描写来揭露这一现象。
关键词:丑;异化;优美;卡夫卡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101-03
忒拜城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准表现丑。但作为美的相反范畴的丑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艺术门派和任何门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
在歌德的笔下,“美与丑从来就不肯协调”,却又“挽着手儿在芳草地上逍遥”。即使是乐观到让哈姆雷特王子大唱“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莎士比亚,也“跟自然一样,让美丑并举”。不必说但丁的《地狱》篇了,他描写了生前有罪孽的罪人的灵魂按其罪孽的轻重在地狱中受苦刑惩罚,罪行越大者越居于下层,就连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神话中也描绘了关于林神、牧羊神、蛇神之类的丑怪形象。即使是那位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布瓦洛,在强调诗歌要典雅得体的同时,也并不绝对反对丑的入诗,因为他觉得——“一枝精细的画笔引人入胜的妙技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而1830年上演的雨果的《欧那尼》“熔悲、喜剧成分于一炉,将美与丑、王与盗、热烈的婚礼与冷寂的坟墓进行富有刺激力的对照,不避鲜血、毒药、决斗、死亡,最后竟将三具尸体直陈台上”。再如席勒《阴谋与爱情》中诡计多端的宰相瓦尔特,雨果《巴黎圣母院》中人面兽心的副主教克罗德,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因财丧德的小人尤利亚•希普,巴尔扎克《贝姨》中好色成癖的男爵于洛,莫泊桑《漂亮朋友》中拐女发迹的流氓杜洛阿,哈代《苔丝》中假意悔改的淫棍亚雷•德但……
于是,艺术的空间就因丑的发现而被大大拓宽了。在近代,艺术家们越来越自觉地破除着古希腊那条“不准表现丑”的清规戒律,从而推倒了那堵人为地垒在美与丑之间的墙壁,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就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写道的那样:“近代的诗艺……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性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它要求艺术家们在它的创作中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1]就这样,“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上升。”
二
当丑向美挑战之后,在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萨克雷、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以写实的手法揭示了丑在现实中的存在以后,在西方文学中,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文学中,对丑的描写,尤其的对异化了的丑的描写就更多了。
作为丑艺术宗师的波德莱尔的“灵魂,像没有桅杆的船,在丑恶天涯的海上飘荡颠簸!”他还关注社会的阴暗的否定面“无论你属于哪一派,无论你有何偏见,你不可能在看到这么众多贫病的人为了制造出精致的产品,呼吸着车间的尘土和棉花毛,受着水银的毒害而无动于衷的。他们居住在满是蚤虱的穷街陋巷,最谦卑伟大的美德何最凶残的罪犯杂居一室。”(《恶之花•序》),这使得他不由写下“赤鬼兰妖精,手执髓髅瓶。欺汝使战栗,欺汝使有情。梦魇逞淫威,处汝灭顶刑。”(《恶之花•藐之有疾》)正如他的诗集的名字一样贴切:丑艺术就是一朵丑恶之花:“皮肤热似焚,浑身流汁毒。坦腹卧泰然,朝天翘双足。有如淫贱妇,放浪不检束。”(《恶之花•死兽》)[2]
卡夫卡及其以后的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异化”的自然、政治、家庭和人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丑的。
萨特在《恶心》中描绘了“异化”的自然,是一棵老栗树的黑色树根——“它那样存在着,叫我无法解释。它盘根错节,毫无生气,难以名状。它把我给吸引住了,它填满了我的两眼,不断地把我带回到它自己的存在上去。我反复地说,‘这是树根’,我说了多次,也是枉然——什么都没有抓住。……那树根,连同它的颜色,形状,它的呆板的动作,是——根本无法解释的。……那个黑黝黝的东西。奇形怪状,软弱地呆在那里,看上去是莽莽一片,嗅一嗅则气味强烈。可是这丰盈情状却变成一团混乱,终于什么都不是,因为太多了……”正是在这样不可解释的自然面前,小说的主人公罗康丹感到,一种“恶心”的感觉抓住了他,从此就没离开。他想把这种感受吐出来, 却由于自己腹中也被“异化”得空空,只能干呕。
卡夫卡在他的《城堡》和《审判》中描写了被“异化”的政治。《城堡》的主人公K,为了一个显然是太简单的正当理由要进入城堡。可是,他竟然受到了无穷尽的阻挠,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纠纷之中。象征着官僚机构的城堡,本来就在不远处的山岗上,可是它却可望而不可及……
尤内斯库的荒诞派名剧——《秃头歌女》中写了人与人之间的荒诞关系,剧中那对姓马丁的男女,起初仿佛是路人。两人在谈话中一点一点地回忆起他们都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曼彻斯特,离开那里都已有五个星期,他们坐同一列火车来到伦敦,在车上他们坐同一节车厢,两人的座位挨在一起,在伦敦他们住在同一条街、同一所房子、同一层楼上的同一个房间,而且用的是同一张床,他们都有一个一只眼珠白、一只眼珠红的两岁的女儿,此时他们二人终于明白——原来他们是夫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竟然至此。然而剧本并没有到此结束,女仆插进来说,那男人的孩子和那女人的孩子的眼睛一个红在左眼一个红在右眼,这就又推翻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于是他们到最后还没有搞清楚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最著名的应当是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里描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天清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的父母和妹妹见到这个情景,大为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她也厌倦了,格里高尔的饮食就没有了保证,房间也越来越脏。格里高尔在妹妹表示了要把他弄走的当晚悄悄死去,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有就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他对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对人类的一切感情都默然处之——不管的他母亲的去世,还是女人的爱情,甚至于他对自己的漫不经心杀人以及受审都能超然处之,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加缪自己曾经说过,“《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
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他们怎能不把他人看作地狱(萨特),把自我看作荒诞(加缪),把天空看作尸布(狄兰•托马斯),把大陆看作荒原(艾略特)呢?他们怎能不把整个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嘈杂、血腥、混乱、变态、肮脏、扭曲、苍白、孤独、冷寂、荒凉、空虚、怪诞和无聊呢?(刘东《西方的丑学》)既然世界是“荒诞的”和“异化的”,那就只能用“荒诞”和“异化”的手法和形式才能更真实地予以表现。[3]
三
卡夫卡、萨特等人用 “异化”、“荒诞”手法来表现“丑”,这实际上就是“丑”的一种表现形式。丑是事物的否定性审美价值。在内容上,丑是歪曲、畸形、变态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是对真与善的否定、践踏、贬抑和蔑视;在形式上,丑表现为断裂、畸形、残缺、怪异、粗陋、芜杂,错杂、病态,衰朽、坏死等。丑所引起的审美经验是一种否定性情感,不管是本质上的“丑恶”,还是形式上的“丑陋”,都会使主体产生痛苦、压抑、惊骇、厌恶等等心理反应,主体对它持否定性态度。丑作为审美范畴之一,与美相对立。它是美的否定和反衬,又是其他审美范畴如悲、喜、崇高、滑稽等的组成因素。丑的审美价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美学史上曾有过长期争议。
丑作为与美相对立的审美范畴。一般来说,丑虽然不能成为优美的要素,但在自然和艺术中,“丑”的事物可以成为“优美”的事物的陪衬,而且是人类创造社会美的动力,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有的可以转化为一种独特意义上的“优美”。
优美是一种狭义的美,亦称“秀美”、“阴柔美”。优美的事物以巧、雅、秀、柔等外部表现为特征。优美的形式是各种自然属性的协调一致;本质内容上真与善的高度统一。与美好的事物相联系的优美,往往表现得亲善和蔼可亲,人们从中获得的感受不是压抑、担心、惊惧、恐怖等痛感,而是和谐一致的顺畅、舒展、
愉悦之类的幸福感。而丑则是真与善分裂,或表现为畸形、怪异、粗陋的状貌,感觉上是令人不快的、厌恶的。
其实,丑与美一样,也是一种社会价值。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界的许多事物就它们自身来说是不分美丑的,都只是自然的存在;只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才显示出或美或丑的价值来。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由于人类的异化劳动,在制造美的同时,也制造出美的衍生物——丑。丑是相对于美而言的,也就是说,没有丑也就无所谓美。如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罗德俊朗的外表、阴险狡诈的内心的丑与敲钟人卡西莫多丑陋的形貌、充满纯洁的爱的内心之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卡西莫多心中纯洁的爱得到了充分是昭示,呼唤人们洁净心灵。他在《<克伦威尔>序》中说:“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所以“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更是这一美学思想的经典概括,而且雨果在自己小说中有关的情景和人物的描写上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使塑造的形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4]
丑不仅仅是优美事物的陪衬,它还是构成崇高美的重要元素。但崇高中的丑常常体现在形式及其精神力量上,“恶德”、“恶行”等丑的本质不能构成崇高。卡夫卡在其名作《变形记》中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也就是金钱、机器、生产方式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这种常见的现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是一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这样说来,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此外,卡夫卡还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活动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灾难感和人的孤独感。人变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后,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无从猜测的灾难都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遭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害者的缩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被暴露无遗。以前,他是主要养家之人。这时,他的亲人为之着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为他不再能为家里挣钱,甚至成了他们的“家丑”和“家庭负担”了。因此,到最后,谁也不同情他、怜悯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遗弃在黑暗中,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里。他便在孤独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里人如释重负,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卡夫卡他借丑的事实,异化的现象,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一种崇高美,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达的。生活在动荡不安20世纪的作家加缪、萨特等人都在作品中通过荒谬的、不可理喻的故事来批判20世纪人类社会的弊病与垢端,以期达到解放人类心灵。
丑存在在各种艺术当中,文学中更是如此。但作家并不是仅仅描写丑,他们试图通过描写与优美对立的丑来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注释:
[1]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法]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M].钱春绮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祁建立.试论“丑”在审美范畴中的表现[J].河南社会科学,2209(5).
参考文献:
[1]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祁建立.试论“丑”在审美范畴中的表现[J].河南社会科学,2209(5).
[3]朱维之,赵澧,崔宝衡.外国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法]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M].钱春绮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关键词:丑;异化;优美;卡夫卡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101-03
忒拜城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准表现丑。但作为美的相反范畴的丑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艺术门派和任何门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
在歌德的笔下,“美与丑从来就不肯协调”,却又“挽着手儿在芳草地上逍遥”。即使是乐观到让哈姆雷特王子大唱“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莎士比亚,也“跟自然一样,让美丑并举”。不必说但丁的《地狱》篇了,他描写了生前有罪孽的罪人的灵魂按其罪孽的轻重在地狱中受苦刑惩罚,罪行越大者越居于下层,就连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神话中也描绘了关于林神、牧羊神、蛇神之类的丑怪形象。即使是那位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布瓦洛,在强调诗歌要典雅得体的同时,也并不绝对反对丑的入诗,因为他觉得——“一枝精细的画笔引人入胜的妙技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而1830年上演的雨果的《欧那尼》“熔悲、喜剧成分于一炉,将美与丑、王与盗、热烈的婚礼与冷寂的坟墓进行富有刺激力的对照,不避鲜血、毒药、决斗、死亡,最后竟将三具尸体直陈台上”。再如席勒《阴谋与爱情》中诡计多端的宰相瓦尔特,雨果《巴黎圣母院》中人面兽心的副主教克罗德,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因财丧德的小人尤利亚•希普,巴尔扎克《贝姨》中好色成癖的男爵于洛,莫泊桑《漂亮朋友》中拐女发迹的流氓杜洛阿,哈代《苔丝》中假意悔改的淫棍亚雷•德但……
于是,艺术的空间就因丑的发现而被大大拓宽了。在近代,艺术家们越来越自觉地破除着古希腊那条“不准表现丑”的清规戒律,从而推倒了那堵人为地垒在美与丑之间的墙壁,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就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写道的那样:“近代的诗艺……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性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它要求艺术家们在它的创作中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1]就这样,“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上升。”
二
当丑向美挑战之后,在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萨克雷、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以写实的手法揭示了丑在现实中的存在以后,在西方文学中,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文学中,对丑的描写,尤其的对异化了的丑的描写就更多了。
作为丑艺术宗师的波德莱尔的“灵魂,像没有桅杆的船,在丑恶天涯的海上飘荡颠簸!”他还关注社会的阴暗的否定面“无论你属于哪一派,无论你有何偏见,你不可能在看到这么众多贫病的人为了制造出精致的产品,呼吸着车间的尘土和棉花毛,受着水银的毒害而无动于衷的。他们居住在满是蚤虱的穷街陋巷,最谦卑伟大的美德何最凶残的罪犯杂居一室。”(《恶之花•序》),这使得他不由写下“赤鬼兰妖精,手执髓髅瓶。欺汝使战栗,欺汝使有情。梦魇逞淫威,处汝灭顶刑。”(《恶之花•藐之有疾》)正如他的诗集的名字一样贴切:丑艺术就是一朵丑恶之花:“皮肤热似焚,浑身流汁毒。坦腹卧泰然,朝天翘双足。有如淫贱妇,放浪不检束。”(《恶之花•死兽》)[2]
卡夫卡及其以后的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异化”的自然、政治、家庭和人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丑的。
萨特在《恶心》中描绘了“异化”的自然,是一棵老栗树的黑色树根——“它那样存在着,叫我无法解释。它盘根错节,毫无生气,难以名状。它把我给吸引住了,它填满了我的两眼,不断地把我带回到它自己的存在上去。我反复地说,‘这是树根’,我说了多次,也是枉然——什么都没有抓住。……那树根,连同它的颜色,形状,它的呆板的动作,是——根本无法解释的。……那个黑黝黝的东西。奇形怪状,软弱地呆在那里,看上去是莽莽一片,嗅一嗅则气味强烈。可是这丰盈情状却变成一团混乱,终于什么都不是,因为太多了……”正是在这样不可解释的自然面前,小说的主人公罗康丹感到,一种“恶心”的感觉抓住了他,从此就没离开。他想把这种感受吐出来, 却由于自己腹中也被“异化”得空空,只能干呕。
卡夫卡在他的《城堡》和《审判》中描写了被“异化”的政治。《城堡》的主人公K,为了一个显然是太简单的正当理由要进入城堡。可是,他竟然受到了无穷尽的阻挠,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纠纷之中。象征着官僚机构的城堡,本来就在不远处的山岗上,可是它却可望而不可及……
尤内斯库的荒诞派名剧——《秃头歌女》中写了人与人之间的荒诞关系,剧中那对姓马丁的男女,起初仿佛是路人。两人在谈话中一点一点地回忆起他们都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曼彻斯特,离开那里都已有五个星期,他们坐同一列火车来到伦敦,在车上他们坐同一节车厢,两人的座位挨在一起,在伦敦他们住在同一条街、同一所房子、同一层楼上的同一个房间,而且用的是同一张床,他们都有一个一只眼珠白、一只眼珠红的两岁的女儿,此时他们二人终于明白——原来他们是夫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竟然至此。然而剧本并没有到此结束,女仆插进来说,那男人的孩子和那女人的孩子的眼睛一个红在左眼一个红在右眼,这就又推翻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于是他们到最后还没有搞清楚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最著名的应当是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里描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天清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的父母和妹妹见到这个情景,大为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她也厌倦了,格里高尔的饮食就没有了保证,房间也越来越脏。格里高尔在妹妹表示了要把他弄走的当晚悄悄死去,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有就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他对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对人类的一切感情都默然处之——不管的他母亲的去世,还是女人的爱情,甚至于他对自己的漫不经心杀人以及受审都能超然处之,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加缪自己曾经说过,“《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
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他们怎能不把他人看作地狱(萨特),把自我看作荒诞(加缪),把天空看作尸布(狄兰•托马斯),把大陆看作荒原(艾略特)呢?他们怎能不把整个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嘈杂、血腥、混乱、变态、肮脏、扭曲、苍白、孤独、冷寂、荒凉、空虚、怪诞和无聊呢?(刘东《西方的丑学》)既然世界是“荒诞的”和“异化的”,那就只能用“荒诞”和“异化”的手法和形式才能更真实地予以表现。[3]
三
卡夫卡、萨特等人用 “异化”、“荒诞”手法来表现“丑”,这实际上就是“丑”的一种表现形式。丑是事物的否定性审美价值。在内容上,丑是歪曲、畸形、变态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是对真与善的否定、践踏、贬抑和蔑视;在形式上,丑表现为断裂、畸形、残缺、怪异、粗陋、芜杂,错杂、病态,衰朽、坏死等。丑所引起的审美经验是一种否定性情感,不管是本质上的“丑恶”,还是形式上的“丑陋”,都会使主体产生痛苦、压抑、惊骇、厌恶等等心理反应,主体对它持否定性态度。丑作为审美范畴之一,与美相对立。它是美的否定和反衬,又是其他审美范畴如悲、喜、崇高、滑稽等的组成因素。丑的审美价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美学史上曾有过长期争议。
丑作为与美相对立的审美范畴。一般来说,丑虽然不能成为优美的要素,但在自然和艺术中,“丑”的事物可以成为“优美”的事物的陪衬,而且是人类创造社会美的动力,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有的可以转化为一种独特意义上的“优美”。
优美是一种狭义的美,亦称“秀美”、“阴柔美”。优美的事物以巧、雅、秀、柔等外部表现为特征。优美的形式是各种自然属性的协调一致;本质内容上真与善的高度统一。与美好的事物相联系的优美,往往表现得亲善和蔼可亲,人们从中获得的感受不是压抑、担心、惊惧、恐怖等痛感,而是和谐一致的顺畅、舒展、
愉悦之类的幸福感。而丑则是真与善分裂,或表现为畸形、怪异、粗陋的状貌,感觉上是令人不快的、厌恶的。
其实,丑与美一样,也是一种社会价值。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界的许多事物就它们自身来说是不分美丑的,都只是自然的存在;只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才显示出或美或丑的价值来。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由于人类的异化劳动,在制造美的同时,也制造出美的衍生物——丑。丑是相对于美而言的,也就是说,没有丑也就无所谓美。如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罗德俊朗的外表、阴险狡诈的内心的丑与敲钟人卡西莫多丑陋的形貌、充满纯洁的爱的内心之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卡西莫多心中纯洁的爱得到了充分是昭示,呼唤人们洁净心灵。他在《<克伦威尔>序》中说:“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所以“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更是这一美学思想的经典概括,而且雨果在自己小说中有关的情景和人物的描写上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使塑造的形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4]
丑不仅仅是优美事物的陪衬,它还是构成崇高美的重要元素。但崇高中的丑常常体现在形式及其精神力量上,“恶德”、“恶行”等丑的本质不能构成崇高。卡夫卡在其名作《变形记》中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也就是金钱、机器、生产方式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这种常见的现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是一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这样说来,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此外,卡夫卡还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活动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灾难感和人的孤独感。人变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后,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无从猜测的灾难都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遭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害者的缩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被暴露无遗。以前,他是主要养家之人。这时,他的亲人为之着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为他不再能为家里挣钱,甚至成了他们的“家丑”和“家庭负担”了。因此,到最后,谁也不同情他、怜悯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遗弃在黑暗中,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里。他便在孤独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里人如释重负,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卡夫卡他借丑的事实,异化的现象,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一种崇高美,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达的。生活在动荡不安20世纪的作家加缪、萨特等人都在作品中通过荒谬的、不可理喻的故事来批判20世纪人类社会的弊病与垢端,以期达到解放人类心灵。
丑存在在各种艺术当中,文学中更是如此。但作家并不是仅仅描写丑,他们试图通过描写与优美对立的丑来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注释:
[1]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法]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M].钱春绮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祁建立.试论“丑”在审美范畴中的表现[J].河南社会科学,2209(5).
参考文献:
[1]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祁建立.试论“丑”在审美范畴中的表现[J].河南社会科学,2209(5).
[3]朱维之,赵澧,崔宝衡.外国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法]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M].钱春绮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