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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本就是财富的产物，但起源于欧洲大陆的会所与“高档吃喝玩乐场所”还有本质区别。这一经历了三百多年衍生发展的组织形式，其意义并不单纯是“场所”，而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Club在英文中有集结、会聚之意，顾名思义是将一群有相似兴趣或共同话题的人聚在一起的组织。这一欧洲贵族和中产阶级为找寻与自己有类似生活方式的同类而形成的组织形式，除了“聚”外还多了一层“私”的含义，即对异类——也就是非有产阶级的排斥。
高昂的入会费、装修奢华的房子、昂贵的陈设品、盛装的男女和觥筹交错的场面。在这些想象之外，会所的起源与发展在国外有了很多变化，经历300年后其意义并不单纯是“场所”，而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英国咖啡馆：会所的鼻祖
会所起源于欧洲。早在亨利四世时代，英国就出现了关于会所的记录。
十五世纪初叶前后，英国诗人托马斯·霍克利夫曾提及一个有类似“同乐会”之意法文名字的组织，以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组成，他本人就是会员。这被认为是英国较早的关于会所的文献记录。十七世纪中叶，随着“到咖啡馆喝咖啡”的文化传入英国，在英格兰各郡的咖啡馆中，因共同的兴趣（以文学最为多见）而组成的非官方、闲散式的小圈子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同乐会”因有了“固定活动场所”而进入了更稳定的发展阶段。会员们形成了定期聚会、并共同支付聚会费用的固定模式。
1659年，文物研究家和作家约翰·奥布里明确写道 “我们现在用clubbe一词来表示咖啡馆里的一个个小团体”，已极为接近club的叫法。斯图亚特时代后期的咖啡馆，被认为是现代会所的鼻祖。这一时期的英国正处于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时代，只有有钱有闲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外出交际、消遣，才有机会参与到各种“同乐会”中。会所从产生伊始就注定了其非富即贵的社会属性。同时，由于“同乐会”对于会员的接纳有很强的排他性，于是会员身份成为了贵族们彰显地位的工具。
十七世纪中后期和十八世纪初，原本单纯具有“同乐”或“以文会友”性质的团体开始有了政治色彩。同乐会中开始出现政治见解的分享和辩论，咖啡馆很快成为了政治丑闻和阴谋的温床，同时也有异见人士在此抒发对皇室和政府的不满。1675年，查理二世国王颁布法令要求压制咖啡馆以“确保领土的和平和宁静”，实则希望打压“同乐会”以免其助长反政府、反皇室思想的聚集。但由于咖啡馆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生活中已根深蒂固，查理二世的法令未起到丝毫作用，“同乐会”在安妮女王时代及其后的三百多年，成为英格兰社会生活的特征。
“同乐会”作为纯民间的社会团体，本身并没有能为其带来稳定收入的业务，更不可能有任何组织为其拨款；以娱乐为缘由结合在一起，其会员之间也没有固定的财务关系，一切运营费用和活动开销均由会员共同承担。起初，会员只是在每次聚会后支付自己的餐食费用；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活动形式不断丰富，演变为会员缴纳“活动费”，由组织者统筹费用的使用。“活动费”即为现今会所的年费。
社会的推动者——英国政商会所
如今伦敦的上流社交界，有形形色色的会所。虽然聚会、消遣、交流是会所存在的主要目的，但是一些汇聚政界和商界人士的会所，在其所关注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The 48 Group俱乐部是一家以工商界人士为成员的会所，以伦敦西区为“基地”。自1954年建立以来，The 48 Group致力于与中国的经贸和文化交往近60年。作为第一家开启和新中国贸易的西方集团，The 48 Group和其会员一道，为中英商务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称自己是中英关系的“破冰者”。
The 48 Group的主席Stephen Perry来自伦敦出口协会，是创始人Jack Perry之子。会员多是资本集团、银行、传播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各领域机构的持有人或高管。政商各行业精英人士的汇聚使The 48 Group在推进中英贸易上比政府部门显得更有效率。The 48 Group并没有所谓的会所大楼或别墅，而是经常选择坐落于富人区的私人俱乐部和餐厅作为举办聚会的场地，比如位于Mayfair区的Annabel私人俱乐部餐厅。
这些俱乐部的拥有者与The 48 Group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其会员，总之是“一个圈子”。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伦敦会见The 48 Group管理委员会时赞赏其“具有政治远见和开拓奋进、团结协作的品格”，并表示“如果没有The 48 Group打下的基础，中英经贸合作不会结出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
不同于The 48 Group纯粹以商业目的建立，坐落于纽约第五大道附近的University Club是以校友关系建立的绅士会所组织，其会员均为男性，并全数来自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美国东部名校。会员们通过交流分享各自母校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探讨专业的学术知识。University Club称自己“不只是建筑地标”更是会员积累美国甚至国际社会“顶级人脉”的重要渠道。常春藤名校毕业生在政界和商界形成的关系网也保障了University Club可持续的社会价值以及在会员的人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家的延伸——内容重于场所
与国内会所动辄大兴土木、张灯结彩不同，国外的会所大多“很难找到”，私密性是其最大特点。前文中曾提到的Annabel私人俱乐部餐厅位于伦敦Mayfair一幢非常不起眼的小楼里，与周围的普通酒馆从外观上看并无不同。但却需要有会员身份、或在特定活动时收到邀请函的客人才能入内。
会所自产生起就是先有“会”后有“所”，其价值并不体现于所在建筑本身。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的The Rainier Club是一家1888年建立的会所，坐落在一栋百年历史的建筑中。除在入口搭建的宽约1.5米的帆布雨篷上用不大的字写着The Rainier Club外，再无任何标志。但会所内部可为会员提供包括住宿餐饮、宴会策划、私密会谈、康体美容、文学赏析、棋牌音乐、园艺交流等各色高水准、专业化的服务。
圈子建立起来，有了目标群体，会所自然会有会员。美国与欧洲的会所一般以所在地的生活圈为基础建立，会员来自同一文化和生活环境，会所自然而然带有了小区域地缘文化的品格，并将这种品格作为区别于别家的符号。比如The Rainier Club的会员几乎全部在西雅图甚至西雅图Puget Sound海湾地区生活或工作，分布十分集中。会所标榜自己为会员营造独属于“Puget Sound”海湾的生活方式，“扎根于当地”无形中给会员以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会所与一般娱乐场所本质区别还在于：在普通餐馆或酒店里，消费者是客人；而在会所，消费者是主人。The Rainier Club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像最优秀的管家能记住会员们与众不同的特征和偏好，了解他们在饮食、起居、消遣上细微而琐碎的要求；同时又如知心朋友般尽可能让会员远离公共场所的拘谨，营造家一般放松的感觉。这是一般服务场所不可能做到的。不少会员会选择早上来此健身，白天到此会友，晚间再来此喝一杯。会所是他们的“第二个”家，甚至比家有更多的功用。会员在此更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会所产业在西方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发展，不论形成之初抑或如今的成熟阶段，其每一家会所的建立必有文化、学术或地区特定阶层的背景。反观中国会所，过于注重建筑和装修的奢华，却风格形式雷同，服务理念并未满足会员“由家到家”的需求，只是将吃饭、品酒、娱乐等内容从公共场所搬到稍小的私密空间。会所想要经营下去，为会员营造的归属感和其存在的社会价值才是运营的“魂”。
Club在英文中有集结、会聚之意，顾名思义是将一群有相似兴趣或共同话题的人聚在一起的组织。这一欧洲贵族和中产阶级为找寻与自己有类似生活方式的同类而形成的组织形式，除了“聚”外还多了一层“私”的含义，即对异类——也就是非有产阶级的排斥。
高昂的入会费、装修奢华的房子、昂贵的陈设品、盛装的男女和觥筹交错的场面。在这些想象之外，会所的起源与发展在国外有了很多变化，经历300年后其意义并不单纯是“场所”，而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英国咖啡馆：会所的鼻祖
会所起源于欧洲。早在亨利四世时代，英国就出现了关于会所的记录。
十五世纪初叶前后，英国诗人托马斯·霍克利夫曾提及一个有类似“同乐会”之意法文名字的组织，以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组成，他本人就是会员。这被认为是英国较早的关于会所的文献记录。十七世纪中叶，随着“到咖啡馆喝咖啡”的文化传入英国，在英格兰各郡的咖啡馆中，因共同的兴趣（以文学最为多见）而组成的非官方、闲散式的小圈子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同乐会”因有了“固定活动场所”而进入了更稳定的发展阶段。会员们形成了定期聚会、并共同支付聚会费用的固定模式。
1659年，文物研究家和作家约翰·奥布里明确写道 “我们现在用clubbe一词来表示咖啡馆里的一个个小团体”，已极为接近club的叫法。斯图亚特时代后期的咖啡馆，被认为是现代会所的鼻祖。这一时期的英国正处于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时代，只有有钱有闲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外出交际、消遣，才有机会参与到各种“同乐会”中。会所从产生伊始就注定了其非富即贵的社会属性。同时，由于“同乐会”对于会员的接纳有很强的排他性，于是会员身份成为了贵族们彰显地位的工具。
十七世纪中后期和十八世纪初，原本单纯具有“同乐”或“以文会友”性质的团体开始有了政治色彩。同乐会中开始出现政治见解的分享和辩论，咖啡馆很快成为了政治丑闻和阴谋的温床，同时也有异见人士在此抒发对皇室和政府的不满。1675年，查理二世国王颁布法令要求压制咖啡馆以“确保领土的和平和宁静”，实则希望打压“同乐会”以免其助长反政府、反皇室思想的聚集。但由于咖啡馆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生活中已根深蒂固，查理二世的法令未起到丝毫作用，“同乐会”在安妮女王时代及其后的三百多年，成为英格兰社会生活的特征。
“同乐会”作为纯民间的社会团体，本身并没有能为其带来稳定收入的业务，更不可能有任何组织为其拨款；以娱乐为缘由结合在一起，其会员之间也没有固定的财务关系，一切运营费用和活动开销均由会员共同承担。起初，会员只是在每次聚会后支付自己的餐食费用；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活动形式不断丰富，演变为会员缴纳“活动费”，由组织者统筹费用的使用。“活动费”即为现今会所的年费。
社会的推动者——英国政商会所
如今伦敦的上流社交界，有形形色色的会所。虽然聚会、消遣、交流是会所存在的主要目的，但是一些汇聚政界和商界人士的会所，在其所关注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The 48 Group俱乐部是一家以工商界人士为成员的会所，以伦敦西区为“基地”。自1954年建立以来，The 48 Group致力于与中国的经贸和文化交往近60年。作为第一家开启和新中国贸易的西方集团，The 48 Group和其会员一道，为中英商务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称自己是中英关系的“破冰者”。
The 48 Group的主席Stephen Perry来自伦敦出口协会，是创始人Jack Perry之子。会员多是资本集团、银行、传播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各领域机构的持有人或高管。政商各行业精英人士的汇聚使The 48 Group在推进中英贸易上比政府部门显得更有效率。The 48 Group并没有所谓的会所大楼或别墅，而是经常选择坐落于富人区的私人俱乐部和餐厅作为举办聚会的场地，比如位于Mayfair区的Annabel私人俱乐部餐厅。
这些俱乐部的拥有者与The 48 Group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其会员，总之是“一个圈子”。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伦敦会见The 48 Group管理委员会时赞赏其“具有政治远见和开拓奋进、团结协作的品格”，并表示“如果没有The 48 Group打下的基础，中英经贸合作不会结出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
不同于The 48 Group纯粹以商业目的建立，坐落于纽约第五大道附近的University Club是以校友关系建立的绅士会所组织，其会员均为男性，并全数来自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美国东部名校。会员们通过交流分享各自母校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探讨专业的学术知识。University Club称自己“不只是建筑地标”更是会员积累美国甚至国际社会“顶级人脉”的重要渠道。常春藤名校毕业生在政界和商界形成的关系网也保障了University Club可持续的社会价值以及在会员的人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家的延伸——内容重于场所
与国内会所动辄大兴土木、张灯结彩不同，国外的会所大多“很难找到”，私密性是其最大特点。前文中曾提到的Annabel私人俱乐部餐厅位于伦敦Mayfair一幢非常不起眼的小楼里，与周围的普通酒馆从外观上看并无不同。但却需要有会员身份、或在特定活动时收到邀请函的客人才能入内。
会所自产生起就是先有“会”后有“所”，其价值并不体现于所在建筑本身。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的The Rainier Club是一家1888年建立的会所，坐落在一栋百年历史的建筑中。除在入口搭建的宽约1.5米的帆布雨篷上用不大的字写着The Rainier Club外，再无任何标志。但会所内部可为会员提供包括住宿餐饮、宴会策划、私密会谈、康体美容、文学赏析、棋牌音乐、园艺交流等各色高水准、专业化的服务。
圈子建立起来，有了目标群体，会所自然会有会员。美国与欧洲的会所一般以所在地的生活圈为基础建立，会员来自同一文化和生活环境，会所自然而然带有了小区域地缘文化的品格，并将这种品格作为区别于别家的符号。比如The Rainier Club的会员几乎全部在西雅图甚至西雅图Puget Sound海湾地区生活或工作，分布十分集中。会所标榜自己为会员营造独属于“Puget Sound”海湾的生活方式，“扎根于当地”无形中给会员以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会所与一般娱乐场所本质区别还在于：在普通餐馆或酒店里，消费者是客人；而在会所，消费者是主人。The Rainier Club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像最优秀的管家能记住会员们与众不同的特征和偏好，了解他们在饮食、起居、消遣上细微而琐碎的要求；同时又如知心朋友般尽可能让会员远离公共场所的拘谨，营造家一般放松的感觉。这是一般服务场所不可能做到的。不少会员会选择早上来此健身，白天到此会友，晚间再来此喝一杯。会所是他们的“第二个”家，甚至比家有更多的功用。会员在此更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会所产业在西方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发展，不论形成之初抑或如今的成熟阶段，其每一家会所的建立必有文化、学术或地区特定阶层的背景。反观中国会所，过于注重建筑和装修的奢华，却风格形式雷同，服务理念并未满足会员“由家到家”的需求，只是将吃饭、品酒、娱乐等内容从公共场所搬到稍小的私密空间。会所想要经营下去，为会员营造的归属感和其存在的社会价值才是运营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