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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可能逐步告别超高速度(9%以上)时代,进入中高速度(8%)增长阶段。
从国际经济增长规律来看,工业化中期发展的阶段增长速度都相对较高,但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降低。日本在1960—1980年经济起飞阶段时期保持了年均增长9.2%的速度。韩国在经济起飞的1961—1996年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8.5%的速度。但日本在1990年经济增长降到5.2%,进入2000年后经济只保持了2%左右的速度,韩国2004年后经济则保持了4—5%的速度。
从我国经济规模来看,2008年已达30多万亿人民币,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3000多亿,是改革初期1978年的100倍,经济增长提高的难度逐步加大。
我国工业化也将从中期开始进入后期。按照我国“十一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目标,到2020年,服务业的比重将达到50%,这意味着,“十二五”时期,服务业的比重至少应从目前的40%左右上升到45%以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趋势既标志我国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也意味着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从主要依靠工业数量扩张转向产业结构服务化升级,将更多地依靠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由此,必然会使增长速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也要看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不可能低于8%,否则就业压力和落后地区数量增长的必要空间就会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全局保稳定的任务。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是符合经济发展各方面要求的。
与“十一五”不同,“十二五”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将会出现一些新变化:从需求看,消费需求由于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目前启动的一系列内需政策的效用延续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增强。投资需求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投资不可持续,其拉动作用较2009年将有所减弱;出口需求由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和越南、印度等国更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进入以及外需低迷一定时期难以改变,将导致数量型外需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大削弱。由此将使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定程度将趋向合理。
从供给看,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发展要求,特别是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将提高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内生技术对增长的作用,同时大大增加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带动的协同性。
从要素看,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力度的不断加大,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预计“十一五”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应可望实现。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在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高技术的科技研发投入力度,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通过教育及多种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政府、企业及市场的管理创新,这些都将促进“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综上所述,这些新变化将预示着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将会有较大的转变。
二、产业结构转型
国际产业发展环境的新趋势和我国新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将对我国“十二五”时期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从三个方面出现较大突破。
一是以新能源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鉴于能源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之一,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能集成信息、生物、纳米超导材料、海洋空间等高新科进行再创新,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主要发达国家都竞相将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积极培育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这也是全球有效应对日益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绿色产业在全球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提供重要机遇。“十二五”时期,我国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将会得到加快发展,这不仅可带动高技术产业的综合发展,并提高水平,而且有利于改造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水平将得到较大提高,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基础。国际工业化发展进程的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再向高级发展就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重化加工制造业,汽车造船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我国的重化工业从2000年以后得到了两个五年期的快速发展,已积累了足够的规模,“十二五”时期,我国的重化工业将进入重化加工制造业的阶段。在国家产业振兴规划中,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应是重中之重,不仅关系着我国钢铁、汽车、石化、船舶、轻工业、纺织、有色、电子信息制造及国防军工等众多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而且关系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产品市场应用水平的根本提高。“十二五”我国装备制造业在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将迎来加快发展。发展的重点是,通过重大工程国产化、自主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特别是与信息技术结合,全面提高产业自动化水平和基础零部件产品的技术水平,同时加强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结构调整,这将大大改善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质量,并带动工业总体质量与水平提高,从而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基础。
三是以物流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将大大加快,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依据。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是产业结构的现代服务化。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是靠以物流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随着制造业的高级化,其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将有利于制造业寻求降低成本途径,从而促进制造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外化发展,并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动力。这将加快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者的外部融合与互动,形成生产与服务的供应产业链,促进制造业生产优势转向制造与服务相连接的产业链规模优势,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产业链规模水平,从而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十二五”时期,在新能源和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基础上,将迎来以物流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大大加快发展的时期,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依据。
三、区域发展向多极化、特色化转型
一是从多层次看,国家层面上将进一步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和实施,使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空间承载能力更好地协调起来,使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和资源环境更好地协调起来,发挥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提高国土开发利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地方层面上要将主体功能区落实到省以下的层面,形成上下相呼应,并有相联系的区域发展格局。
二是从多极化看,京津冀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作用将会大大加强。这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和长三角两极的打击较大,而对京津冀的冲击相对小;另一方面,京津冀的重化工业结构使之因与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相吻合而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从而增长的潜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各省内在的具有特色的经济区、经济带、产业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作为国家战略的地方性经济区、经济带的发展由于政策支持效应逐步显现将有较大的发展,使特色更加鲜明,并有利于逐步改变长期存在的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状况。
三是从区域发展内涵看,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区域发展将在更加全面、彻底和系统地推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大背景下展开。通过大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城乡统筹、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区域互动等多种形式使区域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区域发展将逐步改变重工业轻服务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经济、轻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状况,为国民经济总体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区域形成内在有机联系的“组团式”的发展将更多地替代单纯数量集聚的“平板式”发展,成为“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水平将继续有所提高。
四、国内发展向更多地融入世界转型
一是随着我国内需政策的落实和内需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对消费方式的反思及改变,我国粗放型贸易大规模扩张的时代应已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贸易增长方式逐步转变,贸易结构不断改善,参与国际分工方式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处于国际生产体系低端的状况将相应有所提升。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发达国家进一步放弃或转移重化制造加工业,如汽车、装备制造等制造业和部分成熟服务业,发展新能源技术等高技术产业。这将使我国利用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也出现新变化,即由轻型加工为主更多转向重化加工、由劳动密集更多转向资金技术密集、由生产型更多转向服务型;并购投资和证券投资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这将提升我国通过投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并对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起到积极的加速作用。
三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水平有所提高。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由于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大幅度缩水,投资并购的成本大大降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及能源、原材料市场低迷,为我国企业投资于国内需要的能源、原材料等领域提供了更多更有利的国际市场发展空间。“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逐步建立全球加工组装体系、营销体系、技术研发体系,将大大提高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的国际化水平,进而提高我国产业国际化水平。
四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和水平都将大大提高。合作的领域、区域和方式上都将有新的变化。在合作的领域上,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新能源、环保技术与产业的合作将成为重中之重,同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也将加大金融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合作的区域上,我国中西部和周边次区域合作将成为外资看好的重点,对外区域合作中,东盟、中亚和拉美也将是我国投资的重点;在合作方式上将更加多样化、灵活化。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将大大增加。
五、社会发展向和谐和生态化转型
一是以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有较大进展。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加快推进,城乡医疗卫生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将大大提高,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完善,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有新进展,多层次的社会化养老体系逐步建立。
二是节能减排的标准不断提高,社会生态化程度将有所提高。 “十二五”国家将制定更加严厉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法规措施,强化新型工业化内涵,这将提高我国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化水平。
六、经济体制向更加完善的市场化转型
一是在宏观层面,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重点是财政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资源价格形成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涉外体制、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为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有效合理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企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利益格局的合理化,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宏观体制保障。
二是中观方面,不同特色的区域综合配套改革将取得明显成效,并为进一步推广打下基础。。中观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根据我国新的发展需要在局部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财税、金融、价格、土地、行政管理及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和对深层次旧体制的突破。国家推出的七个城市区的改革将在“十二五”取得明显成效,不仅为现代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经验,并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加快发展的重大动力,而且将为不断深化宏观改革和区域改革打下基础,并成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微观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度推进和发展,市场配置资源和要素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市场运行的诚信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将有所提高。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市场准入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将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自主创新、品牌、信誉和社会责任建设以及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都将成为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的关键。
“十二五”国内发展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可能相对滞后;自主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还需要下大力气;我国深层次体制机制的改革还不到位,严重影响发展动力和合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仍很艰巨。
(宋群,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秘书长、研究员)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可能逐步告别超高速度(9%以上)时代,进入中高速度(8%)增长阶段。
从国际经济增长规律来看,工业化中期发展的阶段增长速度都相对较高,但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降低。日本在1960—1980年经济起飞阶段时期保持了年均增长9.2%的速度。韩国在经济起飞的1961—1996年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8.5%的速度。但日本在1990年经济增长降到5.2%,进入2000年后经济只保持了2%左右的速度,韩国2004年后经济则保持了4—5%的速度。
从我国经济规模来看,2008年已达30多万亿人民币,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3000多亿,是改革初期1978年的100倍,经济增长提高的难度逐步加大。
我国工业化也将从中期开始进入后期。按照我国“十一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目标,到2020年,服务业的比重将达到50%,这意味着,“十二五”时期,服务业的比重至少应从目前的40%左右上升到45%以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趋势既标志我国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也意味着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从主要依靠工业数量扩张转向产业结构服务化升级,将更多地依靠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由此,必然会使增长速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也要看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不可能低于8%,否则就业压力和落后地区数量增长的必要空间就会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全局保稳定的任务。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是符合经济发展各方面要求的。
与“十一五”不同,“十二五”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将会出现一些新变化:从需求看,消费需求由于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目前启动的一系列内需政策的效用延续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增强。投资需求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投资不可持续,其拉动作用较2009年将有所减弱;出口需求由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和越南、印度等国更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进入以及外需低迷一定时期难以改变,将导致数量型外需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大削弱。由此将使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定程度将趋向合理。
从供给看,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发展要求,特别是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将提高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内生技术对增长的作用,同时大大增加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带动的协同性。
从要素看,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力度的不断加大,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预计“十一五”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应可望实现。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在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高技术的科技研发投入力度,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通过教育及多种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政府、企业及市场的管理创新,这些都将促进“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综上所述,这些新变化将预示着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将会有较大的转变。
二、产业结构转型
国际产业发展环境的新趋势和我国新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将对我国“十二五”时期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从三个方面出现较大突破。
一是以新能源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鉴于能源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之一,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能集成信息、生物、纳米超导材料、海洋空间等高新科进行再创新,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主要发达国家都竞相将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积极培育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这也是全球有效应对日益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绿色产业在全球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提供重要机遇。“十二五”时期,我国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将会得到加快发展,这不仅可带动高技术产业的综合发展,并提高水平,而且有利于改造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水平将得到较大提高,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基础。国际工业化发展进程的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再向高级发展就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重化加工制造业,汽车造船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我国的重化工业从2000年以后得到了两个五年期的快速发展,已积累了足够的规模,“十二五”时期,我国的重化工业将进入重化加工制造业的阶段。在国家产业振兴规划中,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应是重中之重,不仅关系着我国钢铁、汽车、石化、船舶、轻工业、纺织、有色、电子信息制造及国防军工等众多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而且关系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产品市场应用水平的根本提高。“十二五”我国装备制造业在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将迎来加快发展。发展的重点是,通过重大工程国产化、自主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特别是与信息技术结合,全面提高产业自动化水平和基础零部件产品的技术水平,同时加强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结构调整,这将大大改善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质量,并带动工业总体质量与水平提高,从而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基础。
三是以物流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将大大加快,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依据。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是产业结构的现代服务化。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是靠以物流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随着制造业的高级化,其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将有利于制造业寻求降低成本途径,从而促进制造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外化发展,并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动力。这将加快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者的外部融合与互动,形成生产与服务的供应产业链,促进制造业生产优势转向制造与服务相连接的产业链规模优势,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产业链规模水平,从而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十二五”时期,在新能源和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基础上,将迎来以物流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大大加快发展的时期,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依据。
三、区域发展向多极化、特色化转型
一是从多层次看,国家层面上将进一步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和实施,使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空间承载能力更好地协调起来,使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和资源环境更好地协调起来,发挥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提高国土开发利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地方层面上要将主体功能区落实到省以下的层面,形成上下相呼应,并有相联系的区域发展格局。
二是从多极化看,京津冀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作用将会大大加强。这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和长三角两极的打击较大,而对京津冀的冲击相对小;另一方面,京津冀的重化工业结构使之因与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相吻合而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从而增长的潜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各省内在的具有特色的经济区、经济带、产业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作为国家战略的地方性经济区、经济带的发展由于政策支持效应逐步显现将有较大的发展,使特色更加鲜明,并有利于逐步改变长期存在的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状况。
三是从区域发展内涵看,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区域发展将在更加全面、彻底和系统地推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大背景下展开。通过大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城乡统筹、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区域互动等多种形式使区域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区域发展将逐步改变重工业轻服务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经济、轻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状况,为国民经济总体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区域形成内在有机联系的“组团式”的发展将更多地替代单纯数量集聚的“平板式”发展,成为“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水平将继续有所提高。
四、国内发展向更多地融入世界转型
一是随着我国内需政策的落实和内需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对消费方式的反思及改变,我国粗放型贸易大规模扩张的时代应已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贸易增长方式逐步转变,贸易结构不断改善,参与国际分工方式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处于国际生产体系低端的状况将相应有所提升。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发达国家进一步放弃或转移重化制造加工业,如汽车、装备制造等制造业和部分成熟服务业,发展新能源技术等高技术产业。这将使我国利用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也出现新变化,即由轻型加工为主更多转向重化加工、由劳动密集更多转向资金技术密集、由生产型更多转向服务型;并购投资和证券投资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这将提升我国通过投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并对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起到积极的加速作用。
三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水平有所提高。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由于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大幅度缩水,投资并购的成本大大降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及能源、原材料市场低迷,为我国企业投资于国内需要的能源、原材料等领域提供了更多更有利的国际市场发展空间。“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逐步建立全球加工组装体系、营销体系、技术研发体系,将大大提高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的国际化水平,进而提高我国产业国际化水平。
四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和水平都将大大提高。合作的领域、区域和方式上都将有新的变化。在合作的领域上,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新能源、环保技术与产业的合作将成为重中之重,同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也将加大金融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合作的区域上,我国中西部和周边次区域合作将成为外资看好的重点,对外区域合作中,东盟、中亚和拉美也将是我国投资的重点;在合作方式上将更加多样化、灵活化。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将大大增加。
五、社会发展向和谐和生态化转型
一是以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有较大进展。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加快推进,城乡医疗卫生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将大大提高,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完善,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有新进展,多层次的社会化养老体系逐步建立。
二是节能减排的标准不断提高,社会生态化程度将有所提高。 “十二五”国家将制定更加严厉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法规措施,强化新型工业化内涵,这将提高我国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化水平。
六、经济体制向更加完善的市场化转型
一是在宏观层面,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重点是财政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资源价格形成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涉外体制、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为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有效合理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企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利益格局的合理化,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宏观体制保障。
二是中观方面,不同特色的区域综合配套改革将取得明显成效,并为进一步推广打下基础。。中观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根据我国新的发展需要在局部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财税、金融、价格、土地、行政管理及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和对深层次旧体制的突破。国家推出的七个城市区的改革将在“十二五”取得明显成效,不仅为现代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经验,并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加快发展的重大动力,而且将为不断深化宏观改革和区域改革打下基础,并成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微观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度推进和发展,市场配置资源和要素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市场运行的诚信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将有所提高。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市场准入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将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自主创新、品牌、信誉和社会责任建设以及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都将成为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的关键。
“十二五”国内发展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可能相对滞后;自主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还需要下大力气;我国深层次体制机制的改革还不到位,严重影响发展动力和合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仍很艰巨。
(宋群,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