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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推动理论回归民众的过程，让理论回归民众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夯实群众基础、提高执政本领、彰显初心和使命的必经之路。回归民众，就要遵循民众的认知规律，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理论整合;回归民众，就要熟悉民众生活过的历史和现实，采取亲民化、接地气的风格进行理论表述;回归民众，就要掌握融媒体时代下切合民众需求的宣传理念和宣传载体，选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理论宣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整合维度;理论表述维度;理论宣传维度
2016 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起的又一次进军，距离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这一战略任务已过去近十年。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成果，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
从国情来看，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泥沙俱下，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这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发挥好执灯掌舵的作用，指引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守住本心。从世情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一直未变，但是世界各地颜色革命屡屡上演、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侵袭，都在警醒着党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成就民族复兴的伟业。从党情来看，脱离群众是当前党所面临的一大危险，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问题中，就是在理论宣传和普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情况，没有切中民众的诉求，这不仅造成了个别人对理论学习的抵触情绪，也影响着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基于此，党必须从各个维度上系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戰略任务，真正建构起中国的、当代的、全民的马克思主义。
一、理论整合维度：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理论整合
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一种角度是基于学理性的整合，即按照理论生成的内在逻辑和观点的相互承接关系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梳理，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生成新的理论成果。另一种角度是基于人民性的整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这就是说理论必须与现实中的人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而想要完成这样的结合就必须掌握“说服人”的规律，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整合。
（一）坚持党的主导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整合立场
在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整合时，必须坚持党的主导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整合立场。
坚持党的主导地位，要求党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有力的领导。从国内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正经历着矛盾急速增多和复杂化的过程，作为领导核心，党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科学执政的本领和驾驭风险的本领，攻克“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拜金主义”等自由化思潮，筑起抵御精神腐蚀的堤坝，帮助人民群众强化判断是非的能力;从国际社会来看，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计谋仍在继续，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出，一味防守不是办法，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在理论整合时给出强有力的反击，揭穿隐于观点碰撞背后的政治阴谋，目前来看西方社会经常拿来诟病中国的一些话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理论设想之间的出入，这些问题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合的基础问题，也是需要结合每一个时代的新要求而给出更完善的答案的前沿问题，如何回答好它们至关重要。
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需要增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认识，需要增强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的认识。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进行理论梳理时，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将人民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性质，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利益诉求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基于这样的思路，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成果时要格外关注民生福祉，凸显其中利民惠民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导向，只有理论的整合和大众的利益诉求相吻合时其被认可、被接受的程度才会大幅度提高;其次要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来就不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独自闭门造车的过程，而应该是始终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过程。一方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不能松懈，要时刻警醒自己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能做到“眼往下看”，提出经得起时代和人民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另一方面，还要有“上得来”和“下得去”的民主决策的机制。所谓“上得来”，就是能做到兼听则明，综合考虑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身处问题中心的人民大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形成“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2]的思想观念。所谓“下得去”，就是能够亲自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实地感受百姓生活，“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
（二）坚持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的整合原则
当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共存的社会，如何在诸多的价值观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是进行理论整合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分析各类价值观的冲突所在，不外乎就是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人民群众”是一个集体与个体辩证统一的概念，它既强调“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这与资本主义凸显个人发展而漠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观有本质区别，又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这与中国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抹杀个人利益的价值观也不相同。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必须明确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传统义利观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突出前者的区别，要求党在进行理论整合时必须承认并尊重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强调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将理论目标明确化、具体化、层次化，转化为“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3]的实践目标，切忌价值观上的道德绑架。突出后者的区别，要求党在进行理论整合时必须突出道德的教化，强调集体利益的重要性，以防止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中迷失自我，成为金钱的奴隶，就如《庄子》所云：“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5] （三）坚持理论性和生活性相统一的整合方式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合存在有学理性和人民性的两种不同角度，这两个整合角度是辩证统一的，基于学理性的整合体现了增强理论的系统化和逻辑化的内在要求，基于人民性的整合则体现了提升理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外在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当前，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在继续推进这一理论创新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完成将这些理论成果从学者笔尖转化到人民心头的任务，实现其凝聚社会共识、树立共同理想的理论价值，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逻辑和科学体系不被破坏，又要坚持问题导向，贴近人民生活;既要凸显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演进规律，又要照顾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认知规律;既要体现党基于国家发展而构建的理论目标的长远性，又要兼顾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的现实性;既要提供反驳和批判各类自由化思潮的理论依据，又要提供指引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美好生活的方法依据。
在坚持这一理论整合方式时，必须要注意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纯学术化”，认为它只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党员干部才能掌握的理论知识，在进行理论架构时如果只进行纯粹的逻辑演绎，在理论表述时使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不讲求文从字顺，而是一味地佶屈聱牙，这样的理论是毫无生命力的;另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理解为“通俗化”，认为只要将理论阐释的简单化、表面化就能够入脑入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理论整合和表述只是第一个环节，我们还要看到后面的宣传和普及的过程，如果宣传的语言和手段不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程度将会大打折扣，还要看到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和主观意愿，文化程度是制约其接受能力的客观原因，人民是否愿意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是影响其接受行为的主观原因。
二、理论表述维度：采取亲民化、接地气的风格进行理论表述
理論是对现实问题地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其本身是晦涩的，如果不采取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文字去表述，人民群众很难掌握其内在的旨趣，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提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6]，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整合上要关照现实、体现人民性的立场，在表述时要学会运用亲民化、接地气的语言，掌握这样的理论表述方法，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宝库中寻求结合点，可以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口头语境中寻求结合点，可以从语言学的一些表述方法上寻求结合点。
（一）继承并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亲民表述
为什么可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解理论表述的难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创新的内在要求。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要想在新时代继续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指引，就必须不断地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这里的实际当然也包括优秀传统文化，每一次结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其次，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被中国人民高度认可的精神财富，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学说相比较，它有着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述进行创新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宝库。最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有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全新解读，邓小平同志对民间俗语的全新运用都是革新理论表述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这样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在其诸多讲话中均有非常形象的用典。这些领导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为理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体系庞杂、博大精深的文化库，运用传统文化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非易事，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审视传统文化，鉴别精华和糟粕，切记不可泥沙俱下，大呼隆地拼凑裹挟、牵强附会。第二，要注意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价值。相比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更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这些潜移默化的特点通常蕴含在一些具有价值偏向的内容中，因此在书写理论时完全可以挖掘这些内容中符合人民立场的价值观，加以整理和改造，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第三，要注意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党在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一理论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引领作用，争取二者的优势互补。第四，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和学者必须具有过硬的素质修养，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信，能够高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仰，而且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能够深入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抱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
（二）挖掘并运用人民群众的生活语境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7]这句话很好地反映了群众生活语境生动形象的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像艺术家一般到田间地头“采风”，挖掘并运用这样的生活语境。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运用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生活语境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座大山”“糖衣炮弹”等，再比如邓小平同志把实践的过程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解读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经济发展这中心任务形象地说成“发展就是硬道理”，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补足精神之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都是很好的典范。
要想善用生活语境，首先每一个党员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具有人民情怀，始终认识到理论最终是书写给人民并指导他们改造世界的工具，而不是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其次要坚持体验人民的生活，从实践中挖掘人民话语，在挖掘的过程中充当理论和政策上传下达的使者，《诗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所记录的诗歌均是由采诗官亲自下到民间收集整理的，采集诗歌的过程中，他们很好地发挥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通的社会调节作用，白居易曾有表述“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8]，新时代的理论工作者同样需要树立“采诗官”的精神，有义务担任“采诗官”的角色;再次要有针对性地使用生活语境，当前诸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正在困扰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疑问，生活化的语境在解民疑惑上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在破解质疑这一方面要格外重视亲民化、接地气的表达。 （三）学习并借鉴语言学的相关方法
语言文字是思想理论的重要载体，马克思曾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而言之，即语言”[9]，因此，在面向大众进行理论表述时，必须要注意学习和借鉴语言学的相关方法，也就是说必须要注意到语言转向的问题。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语言转向，就是指理论工作者能够运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准确而生动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本质的理解。
实现这样的转向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从句式本身来看，要注意不同的修辞、语汇、句式在理论表述上的作用，首先要善用修辞，使理论从生涩变得生动，比如“精神之钙”的比喻运用、“壮士断腕”的夸张运用等都是非常形象的表述;其次要丰富语汇，用中國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必须丰富自身的语汇量，必须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汇，虽然这是本土化范畴内的要求，但却为大众化提供了重要前提;最后要巧用句式，祈使句的号召性和命令性最强，应该理性适度的使用，过度使用会引起心理上的反感，疑问句中的设问和反问能够引人深思，可适当加入，陈述句的使用要注意将偏于学术性的长句切分为便于理解的短句。其二是从理论本身来看，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必须回归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正本清源”的表述原则，同时要注意化解理论本义和语言表述之间的矛盾，既要避免过分强调学理而出现的晦涩难懂的情况，也要避免过分迁就语言而出现的以词害意的情况。
三、理论宣传维度：选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理论宣传
理论梳理和理论表述只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环节，最终能够使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是广大的宣传媒体和宣传工作者，因此如何强化理论宣传工作也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融媒体时代下，提高理论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效益，必须解决好“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10]，理论宣传队伍由人组成，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之义，理论宣传观念直接指导着人，这些观念的更新换代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理论宣传载体直接面向于人，内容上是否科学、模式上是否新颖，直接影响着宣传工作的效果。
（一）培养素质过硬的理论宣传队伍
新时代的理论宣传工作者不能仅仅做理论内容和大政方针的简易传声筒，而是要有矢志不渝的信念和擘肌分理的能力，一方面，理论宣传工作者必须真信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能够在民众中起到标杆的作用，如果在信仰问题上还要追求“八面玲珑”，只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理论宣传工作者还要具备能够将理论讲准确、讲深刻、讲透彻的能力，这就要求他们要去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理论成果，并参照理论家基于大众化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和表述的内容，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民生话题进行语言的再次转化，最大限度地提高理论的可接受度。
此外，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内部分化已经相当复杂，各种新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理论宣传的受众空前广泛和多元，这也在倒逼着宣传队伍进行切合时代和民众的改革。受众的广泛和多元首先要求宣传队伍要进行多主体的整合，要打破只有党的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才是宣传主体的传统认识，看到每一个能够发声的群体都具备理论宣传的功能，在新时代的理论宣传队伍中应该注意加强对这些人的领导和培育;其次要求宣传队伍要有精准对焦的能力，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文化水平、生活经历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如果在宣传时不能精准聚焦，大搞“一刀切”，理论宣传就会流于草率、流于形式，我们在经济转型时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宣传时也应该进行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人民群众供给真正有益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内容。
（二）养成辩证统一的理论宣传观念
理论宣传要想摆脱极端化和形式化的窠臼，就必须要有辩证统一的宣传理念，一方面要迎合群众的“胃口”，以增强理论的可接受度，另一方面也要引导群众的“审美”，以增强群众的能接受度。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进行理论宣传时呈现的内容和观点必须站得住脚，经得住理论推敲，具有权威性和先进性，切忌授人以把柄，遗留有理论上的缺失和漏洞，面对各类错误的思潮，必须有高度的敏锐性并及时给出切中要害的回击，肃清歪风邪气。与此同时，理论宣传要兼顾群众性，既要有删繁就简的魄力，不能在内容上事无巨细、形式上大水漫灌地搞宣传，又要有领异标新的能力，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宣传策略，创新符合群众认知的宣传方式。
第二，灌输和启发相结合。一套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是经过时间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并不会在人们头脑里自发产生，因此不论是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还是当今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都不过时，我们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就丢掉老祖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依然要本着常细实恒的态度去做，不过理论宣传者也要认识到灌输并非强迫，强输硬灌式的宣传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个人发展的需要，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进行灌输，启发群众在自主思考的基础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在诸多思想体系中择优而从之。
第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谓形式主义的窠臼，实际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就是没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理论宣传，宣传者提供给群众的理论内容如果不能很好地引起共鸣，产生情感共振，实际上就是耗费人力和物力，所以高质量的理论宣传必须坚持靶向性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说过：“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7]，理论宣传者必须深入基层，带着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撇去浮华的文风和不切实际的高调，用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讲好理论知识，同时要注意强化宣传的互动与反馈，通过互动和反馈去评测宣传内容和方式是否符合实际，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打造品质精良的理论宣传载体
融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进行理论宣传时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不同媒体的优势，打造品质精良的宣传载体，就传统的报纸杂志而言，要注意内容方面的精细化分和载体方面的多元设计。在内容方面，各类刊物必须准确定位自身的受众并向社会明示，以求不同的群体在阅读时有针对性，如果针对的是多元受众，就必须对内容进行精细化整合，比如针对学术界的文章要突显学术价值和观点碰撞，内容上偏重理论的探讨和剖析，语言风格要具有学术色彩;针对党员干部的文章要注意理论内容上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着重研究理论对于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意义，语言风格要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性;针对人民大众的文章要注意考虑职业、地区、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的差异，内容上要从不同群体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形式上可采取案例性、故事化、问答式的呈现方式，语言风格上偏于通俗化、生动化。在载体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单一体系，也就是不搞一本刊物内部的“大杂烩”，而是面向不同的受众设计并出版有针对性的多元的版本，既有能满足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研究需求的版本，也有能指导党政干部谋篇布局、规划发展的版本，还有能吸引人民大众自觉学习理论知识的版本。
网络新媒体既是理论宣传的工具，也是理论宣传的阵地，新时代必须开发利用好网络新媒体，一方面要注意正面的开发，综合利用微信和微博的公众平台、各类网上新闻客户端、短视频App、网络问答社区、网上学习平台等媒体推进理论宣传，增强宣传工作的交互性和便捷性，在内容的呈现上要注意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的交替使用，力求选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在形式上尽量采取模块化的版面设计，力求贴近现实和短小精悍，将群众的碎片化时间利用起來。另一方面要注意反向的规约，互联网的无限性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放大镜”的功能，存在于互联网阵地的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机关必须注意加强对社情舆论的引导，加强关于网络宣传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世界的引领，破除“网络价值中立论”的错误论调，让民众认识到网络世界并不是道德和法律的方外之地，每一个网民既要接受道德的浸润也要遵从法律的约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0，422.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
[3]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J].前线，2018（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4.
[5]庄周.庄子[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263.
[6]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9.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7，836.
[8]白居易.白居易集[M].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34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4.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整合维度;理论表述维度;理论宣传维度
2016 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起的又一次进军，距离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这一战略任务已过去近十年。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成果，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
从国情来看，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泥沙俱下，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这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发挥好执灯掌舵的作用，指引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守住本心。从世情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一直未变，但是世界各地颜色革命屡屡上演、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侵袭，都在警醒着党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成就民族复兴的伟业。从党情来看，脱离群众是当前党所面临的一大危险，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问题中，就是在理论宣传和普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情况，没有切中民众的诉求，这不仅造成了个别人对理论学习的抵触情绪，也影响着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基于此，党必须从各个维度上系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戰略任务，真正建构起中国的、当代的、全民的马克思主义。
一、理论整合维度：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理论整合
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一种角度是基于学理性的整合，即按照理论生成的内在逻辑和观点的相互承接关系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梳理，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生成新的理论成果。另一种角度是基于人民性的整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这就是说理论必须与现实中的人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而想要完成这样的结合就必须掌握“说服人”的规律，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整合。
（一）坚持党的主导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整合立场
在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整合时，必须坚持党的主导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整合立场。
坚持党的主导地位，要求党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有力的领导。从国内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正经历着矛盾急速增多和复杂化的过程，作为领导核心，党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科学执政的本领和驾驭风险的本领，攻克“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拜金主义”等自由化思潮，筑起抵御精神腐蚀的堤坝，帮助人民群众强化判断是非的能力;从国际社会来看，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计谋仍在继续，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出，一味防守不是办法，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在理论整合时给出强有力的反击，揭穿隐于观点碰撞背后的政治阴谋，目前来看西方社会经常拿来诟病中国的一些话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理论设想之间的出入，这些问题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合的基础问题，也是需要结合每一个时代的新要求而给出更完善的答案的前沿问题，如何回答好它们至关重要。
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需要增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认识，需要增强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的认识。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进行理论梳理时，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将人民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性质，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利益诉求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基于这样的思路，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成果时要格外关注民生福祉，凸显其中利民惠民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导向，只有理论的整合和大众的利益诉求相吻合时其被认可、被接受的程度才会大幅度提高;其次要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来就不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独自闭门造车的过程，而应该是始终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过程。一方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不能松懈，要时刻警醒自己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能做到“眼往下看”，提出经得起时代和人民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另一方面，还要有“上得来”和“下得去”的民主决策的机制。所谓“上得来”，就是能做到兼听则明，综合考虑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身处问题中心的人民大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形成“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2]的思想观念。所谓“下得去”，就是能够亲自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实地感受百姓生活，“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
（二）坚持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的整合原则
当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共存的社会，如何在诸多的价值观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是进行理论整合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分析各类价值观的冲突所在，不外乎就是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人民群众”是一个集体与个体辩证统一的概念，它既强调“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这与资本主义凸显个人发展而漠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观有本质区别，又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这与中国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抹杀个人利益的价值观也不相同。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必须明确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传统义利观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突出前者的区别，要求党在进行理论整合时必须承认并尊重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强调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将理论目标明确化、具体化、层次化，转化为“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3]的实践目标，切忌价值观上的道德绑架。突出后者的区别，要求党在进行理论整合时必须突出道德的教化，强调集体利益的重要性，以防止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中迷失自我，成为金钱的奴隶，就如《庄子》所云：“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5] （三）坚持理论性和生活性相统一的整合方式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合存在有学理性和人民性的两种不同角度，这两个整合角度是辩证统一的，基于学理性的整合体现了增强理论的系统化和逻辑化的内在要求，基于人民性的整合则体现了提升理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外在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当前，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在继续推进这一理论创新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完成将这些理论成果从学者笔尖转化到人民心头的任务，实现其凝聚社会共识、树立共同理想的理论价值，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逻辑和科学体系不被破坏，又要坚持问题导向，贴近人民生活;既要凸显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演进规律，又要照顾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认知规律;既要体现党基于国家发展而构建的理论目标的长远性，又要兼顾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的现实性;既要提供反驳和批判各类自由化思潮的理论依据，又要提供指引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美好生活的方法依据。
在坚持这一理论整合方式时，必须要注意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纯学术化”，认为它只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党员干部才能掌握的理论知识，在进行理论架构时如果只进行纯粹的逻辑演绎，在理论表述时使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不讲求文从字顺，而是一味地佶屈聱牙，这样的理论是毫无生命力的;另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理解为“通俗化”，认为只要将理论阐释的简单化、表面化就能够入脑入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理论整合和表述只是第一个环节，我们还要看到后面的宣传和普及的过程，如果宣传的语言和手段不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程度将会大打折扣，还要看到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和主观意愿，文化程度是制约其接受能力的客观原因，人民是否愿意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是影响其接受行为的主观原因。
二、理论表述维度：采取亲民化、接地气的风格进行理论表述
理論是对现实问题地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其本身是晦涩的，如果不采取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文字去表述，人民群众很难掌握其内在的旨趣，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提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6]，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整合上要关照现实、体现人民性的立场，在表述时要学会运用亲民化、接地气的语言，掌握这样的理论表述方法，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宝库中寻求结合点，可以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口头语境中寻求结合点，可以从语言学的一些表述方法上寻求结合点。
（一）继承并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亲民表述
为什么可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解理论表述的难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创新的内在要求。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要想在新时代继续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指引，就必须不断地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这里的实际当然也包括优秀传统文化，每一次结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其次，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被中国人民高度认可的精神财富，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学说相比较，它有着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述进行创新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宝库。最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有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全新解读，邓小平同志对民间俗语的全新运用都是革新理论表述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这样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在其诸多讲话中均有非常形象的用典。这些领导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为理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体系庞杂、博大精深的文化库，运用传统文化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非易事，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审视传统文化，鉴别精华和糟粕，切记不可泥沙俱下，大呼隆地拼凑裹挟、牵强附会。第二，要注意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价值。相比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更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这些潜移默化的特点通常蕴含在一些具有价值偏向的内容中，因此在书写理论时完全可以挖掘这些内容中符合人民立场的价值观，加以整理和改造，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第三，要注意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党在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一理论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引领作用，争取二者的优势互补。第四，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和学者必须具有过硬的素质修养，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信，能够高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仰，而且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能够深入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抱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
（二）挖掘并运用人民群众的生活语境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7]这句话很好地反映了群众生活语境生动形象的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像艺术家一般到田间地头“采风”，挖掘并运用这样的生活语境。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运用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生活语境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座大山”“糖衣炮弹”等，再比如邓小平同志把实践的过程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解读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经济发展这中心任务形象地说成“发展就是硬道理”，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补足精神之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都是很好的典范。
要想善用生活语境，首先每一个党员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具有人民情怀，始终认识到理论最终是书写给人民并指导他们改造世界的工具，而不是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其次要坚持体验人民的生活，从实践中挖掘人民话语，在挖掘的过程中充当理论和政策上传下达的使者，《诗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所记录的诗歌均是由采诗官亲自下到民间收集整理的，采集诗歌的过程中，他们很好地发挥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通的社会调节作用，白居易曾有表述“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8]，新时代的理论工作者同样需要树立“采诗官”的精神，有义务担任“采诗官”的角色;再次要有针对性地使用生活语境，当前诸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正在困扰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疑问，生活化的语境在解民疑惑上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在破解质疑这一方面要格外重视亲民化、接地气的表达。 （三）学习并借鉴语言学的相关方法
语言文字是思想理论的重要载体，马克思曾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而言之，即语言”[9]，因此，在面向大众进行理论表述时，必须要注意学习和借鉴语言学的相关方法，也就是说必须要注意到语言转向的问题。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语言转向，就是指理论工作者能够运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准确而生动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本质的理解。
实现这样的转向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从句式本身来看，要注意不同的修辞、语汇、句式在理论表述上的作用，首先要善用修辞，使理论从生涩变得生动，比如“精神之钙”的比喻运用、“壮士断腕”的夸张运用等都是非常形象的表述;其次要丰富语汇，用中國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必须丰富自身的语汇量，必须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汇，虽然这是本土化范畴内的要求，但却为大众化提供了重要前提;最后要巧用句式，祈使句的号召性和命令性最强，应该理性适度的使用，过度使用会引起心理上的反感，疑问句中的设问和反问能够引人深思，可适当加入，陈述句的使用要注意将偏于学术性的长句切分为便于理解的短句。其二是从理论本身来看，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必须回归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正本清源”的表述原则，同时要注意化解理论本义和语言表述之间的矛盾，既要避免过分强调学理而出现的晦涩难懂的情况，也要避免过分迁就语言而出现的以词害意的情况。
三、理论宣传维度：选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理论宣传
理论梳理和理论表述只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环节，最终能够使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是广大的宣传媒体和宣传工作者，因此如何强化理论宣传工作也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融媒体时代下，提高理论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效益，必须解决好“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10]，理论宣传队伍由人组成，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之义，理论宣传观念直接指导着人，这些观念的更新换代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理论宣传载体直接面向于人，内容上是否科学、模式上是否新颖，直接影响着宣传工作的效果。
（一）培养素质过硬的理论宣传队伍
新时代的理论宣传工作者不能仅仅做理论内容和大政方针的简易传声筒，而是要有矢志不渝的信念和擘肌分理的能力，一方面，理论宣传工作者必须真信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能够在民众中起到标杆的作用，如果在信仰问题上还要追求“八面玲珑”，只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理论宣传工作者还要具备能够将理论讲准确、讲深刻、讲透彻的能力，这就要求他们要去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理论成果，并参照理论家基于大众化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和表述的内容，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民生话题进行语言的再次转化，最大限度地提高理论的可接受度。
此外，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内部分化已经相当复杂，各种新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理论宣传的受众空前广泛和多元，这也在倒逼着宣传队伍进行切合时代和民众的改革。受众的广泛和多元首先要求宣传队伍要进行多主体的整合，要打破只有党的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才是宣传主体的传统认识，看到每一个能够发声的群体都具备理论宣传的功能，在新时代的理论宣传队伍中应该注意加强对这些人的领导和培育;其次要求宣传队伍要有精准对焦的能力，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文化水平、生活经历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如果在宣传时不能精准聚焦，大搞“一刀切”，理论宣传就会流于草率、流于形式，我们在经济转型时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宣传时也应该进行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人民群众供给真正有益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内容。
（二）养成辩证统一的理论宣传观念
理论宣传要想摆脱极端化和形式化的窠臼，就必须要有辩证统一的宣传理念，一方面要迎合群众的“胃口”，以增强理论的可接受度，另一方面也要引导群众的“审美”，以增强群众的能接受度。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进行理论宣传时呈现的内容和观点必须站得住脚，经得住理论推敲，具有权威性和先进性，切忌授人以把柄，遗留有理论上的缺失和漏洞，面对各类错误的思潮，必须有高度的敏锐性并及时给出切中要害的回击，肃清歪风邪气。与此同时，理论宣传要兼顾群众性，既要有删繁就简的魄力，不能在内容上事无巨细、形式上大水漫灌地搞宣传，又要有领异标新的能力，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宣传策略，创新符合群众认知的宣传方式。
第二，灌输和启发相结合。一套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是经过时间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并不会在人们头脑里自发产生，因此不论是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还是当今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都不过时，我们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就丢掉老祖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依然要本着常细实恒的态度去做，不过理论宣传者也要认识到灌输并非强迫，强输硬灌式的宣传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个人发展的需要，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进行灌输，启发群众在自主思考的基础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在诸多思想体系中择优而从之。
第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谓形式主义的窠臼，实际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就是没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理论宣传，宣传者提供给群众的理论内容如果不能很好地引起共鸣，产生情感共振，实际上就是耗费人力和物力，所以高质量的理论宣传必须坚持靶向性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说过：“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7]，理论宣传者必须深入基层，带着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撇去浮华的文风和不切实际的高调，用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讲好理论知识，同时要注意强化宣传的互动与反馈，通过互动和反馈去评测宣传内容和方式是否符合实际，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打造品质精良的理论宣传载体
融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进行理论宣传时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不同媒体的优势，打造品质精良的宣传载体，就传统的报纸杂志而言，要注意内容方面的精细化分和载体方面的多元设计。在内容方面，各类刊物必须准确定位自身的受众并向社会明示，以求不同的群体在阅读时有针对性，如果针对的是多元受众，就必须对内容进行精细化整合，比如针对学术界的文章要突显学术价值和观点碰撞，内容上偏重理论的探讨和剖析，语言风格要具有学术色彩;针对党员干部的文章要注意理论内容上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着重研究理论对于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意义，语言风格要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性;针对人民大众的文章要注意考虑职业、地区、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的差异，内容上要从不同群体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形式上可采取案例性、故事化、问答式的呈现方式，语言风格上偏于通俗化、生动化。在载体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单一体系，也就是不搞一本刊物内部的“大杂烩”，而是面向不同的受众设计并出版有针对性的多元的版本，既有能满足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研究需求的版本，也有能指导党政干部谋篇布局、规划发展的版本，还有能吸引人民大众自觉学习理论知识的版本。
网络新媒体既是理论宣传的工具，也是理论宣传的阵地，新时代必须开发利用好网络新媒体，一方面要注意正面的开发，综合利用微信和微博的公众平台、各类网上新闻客户端、短视频App、网络问答社区、网上学习平台等媒体推进理论宣传，增强宣传工作的交互性和便捷性，在内容的呈现上要注意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的交替使用，力求选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在形式上尽量采取模块化的版面设计，力求贴近现实和短小精悍，将群众的碎片化时间利用起來。另一方面要注意反向的规约，互联网的无限性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放大镜”的功能，存在于互联网阵地的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机关必须注意加强对社情舆论的引导，加强关于网络宣传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世界的引领，破除“网络价值中立论”的错误论调，让民众认识到网络世界并不是道德和法律的方外之地，每一个网民既要接受道德的浸润也要遵从法律的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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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