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引领世界，中国人的道德文明状态却出现了大面积滑坡。传统儒家思想丢失，新的和世界同步的文明价值观却未建立。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市场经济三十年的探索，到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就是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为基石。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以诚信为基石，它的前景并不美妙，反而非常可怕。这种共识的取得，是每一个消费者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才形成的。这种付出代价的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知道了皮鞋可以用纸来做；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我们买过用硫磺薰的蘑菇和馒头，以及“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从穿到吃，危害越来越大；第三个阶段，就是药品质量出现问题，以“齐二药事件”和“欣弗事件”、“毒胶囊”为代表，当药品质量也不能让人放心的时候，生活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你会感到无处可逃。
　　今天，当“扶不扶”成为一个问题，“救不救”要先找证据，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了热情互助，见义勇为反而可能惹祸上身，“人人自危”不幸成为现实。礼仪之邦的中华大地，对道德文明的重构已经从文化的呼唤变成了现实的亟需。面对现实的挫折和困惑，我们不得不重新将目光投向传统，寻找中华文明原始的智慧之光，从中汲取力量，重拾自信。
　　“三大制度、文化、精神文明”
　　在技术上，中国有“四大发明”。在文化思想上，中国有“三大制度、文化、精神文明”，已经并继续影响全球。
　　第一，秦朝开设郡县制，是现在企业管理制度的鼻祖。自秦朝开始，废除周王朝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而确立了“皇帝-宰相”的管理制度，类似于“董事长-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管理制度。皇家相当于股东会，皇帝相当于董事长，宰相相当于总裁，其他大臣是管理团队。这套中央集权的体制，演变成今天包括欧美跨国公司在内都采用的董事会体制，产权与管理权分开。
　　第二，从汉朝的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大儒董仲舒总结，确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三纲五常的确立，让整个社会步入有秩序、有规则的时代。儒家对各个阶层都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不仅规定了普通人怎么做人，更规定了皇帝怎么做皇帝。
　　第三，隋朝开始，建立了科举制度。为全球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建立了人才选拔机制，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等选拔制度都得益于科举制。以前的选官制度，主要是皇室成员推荐，民间很难进入体制内，也就没有上升渠道。通过科举选拨，基层的人可以进入“董事会管理团队”，宰相可以由民间人士来做。这就导致自隋朝之后，形成“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社会出现大量私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
　　这三个方面，包含了制度、思想和文化，形成了文明、秩序和价值观支撑的中国软文化。在这套软文化之下，造就了以士绅阶层为主的中产阶级，既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子，也有“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儒商。这套文化体系，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对世界的影响不亚于“四大发明”。
　　今天全球商业规则仍然源自儒家思想，讲诚信，讲规则，讲底线。西方人同样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执行者，他们的商业讲诚信、讲规则、讲仁义、做慈善，都没有逃出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孔子的思想是全人类的思想，具有普世性。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在历数当今世界各种人为的苦难之后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我们是孔子的故国，现在倒是没有执行好。现代文明是对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和细致化。这些年，西方人在不断学习儒家思想，并不断自我演变。
　　新商业文明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认为全天下都是大清朝的，全世界唯我大清最伟大、最富裕、最强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忽然发现外国的洋枪、洋炮远远强于我们的大刀、长矛，倍感落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在五四运动、破四旧等各种运动中，中国人不断否定自己，学习西方，抛弃自己，脏水、孩子一起泼出去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精髓逐渐被抛弃。过去有儒家思想，有佛教，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近30年，没有信仰支撑，思想高度真空，导致不断出现突破底线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无道。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去年11月考察孔府，提出要发挥儒家思想的积极作用；今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带头，一要遵守法制，行为符合企业游戏规则，例如WTO的规定；同时，要继承“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价值观。我们的核心，就是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爱财与唯利，是商人的本色，但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越道，要有底线。当然，在取之有道之后，还有见利思义。
　　对儒商来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真正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的层次。
　　日本现代发达的商业文明，就是把儒家文化和现代的法治结合起来了。日本的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著有《论语与算盘》，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精神基础。现在大家推崇的稻盛和夫，也是一位儒商，他的管理思想大多来自儒家。除了日本，韩国，还有我们的台湾，都是儒家和法治结合得很好的地方，出现了一批现代儒商。
　　重建文明，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是中国的商业精英下一步要推动的事情。对于重建，我充满信心，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大乱之后一定会有大治。
　　儒商的中国梦
　　重树现代企业家文明，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本身的价值，就是创造力，但要遵守规则，遵循良知；二是尽社会责任，以慈善推进社会改良与和谐。慈善就是儒家所说的“仁”，是仁的外在表现。 　　《礼记·大学》里有一段名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最后两句话，东汉大儒郑玄注解为：“仁人有了财富则务于施与他人，以此来立身立名；不仁之人则将身心投入到敛财中去，以追求财富的积累。”
　　中国商人有这样的传统。孔子的弟子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司马迁就认为儒学之所以成为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子贡推动的缘故。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张謇就是卓越的代表，他获得财富全都用来引进新的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
　　“仁”是慈爱之心，“义”是正能量，是勇于担当；“礼”是遵守规则，“智”是思想火花，“信”是内心的坚守。
　　现代意义上的儒商，首先要秉持诚信，为社会创造价值。以创新精神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价值，就要从大众利益出发，满足人们需求，这是“仁”；要弘扬正能量，不能走歪门邪道，这是“义”；要遵守规则，做良好商业秩序的维护者，这是“礼”；要有创新思维，善于发现市场空白，把握机遇，这是“智”；要有做人做企业的底线，勇于捍卫内心的良知，坚守诚信，这是“信”。其次是勇于承担社会公益、慈善责任。社会再怎么发展发达，总是有弱势群体的存在，总有泪水和悲伤。面对这些，企业家不能背转身去。“达则兼济天下”，正是儒商的情怀。聚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馈天下之乏，就是现代儒商的担当。
　　今天，我们谈“中国梦”，中国梦不仅仅是物质和财富之梦，更是精神和文明之梦。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种幸福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更是精神的和谐、阳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回到汉唐盛世，而是要在物质、精神和文化上，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其中，中华文化的重构又是重中之重。作为这个时代精英的一部分，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企业家要有责任、有使命推进中国梦的实现，成为言行合一的仁者、君子、儒商。只有这个群体推动并转变，才能重塑新文明。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在政府官员之外，士绅阶层是儒家思想和社会文明的推动者。现在，企业家阶层可以扮演类似传统士绅阶层的角色。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近80%。大部分人在企业就业，如果企业家都能做到仁义礼智信，并施行于企业，进而成为仁者、儒商，那么就能对员工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企业有秩序，社会有秩序，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会提升。
　　如此，儒商将成为中国梦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