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国人最耳熟能详的画作之一。这幅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主要描绘的是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南一隅清明节热闹的市井风貌。
　　长期以来，这幅画要表现什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宋室南渡之后，北宋耆老旧臣怀念京都之盛，更愿意把此画视为歌颂北宋宣和年间盛世景象之作。另一方面，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不断被临摹，历朝统治者着眼于“清明”二字，往往将其用作对自己治下“盛世清明”的颂扬。然而，画卷的原意究竟为何，张择端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却逐渐陷于历史的迷雾中。
　　有关张择端的个人资料，仅存有金人张著所留的85字跋语，从中人们只知道他来自山东诸城，曾游学京师，后攻绘画，供职于北宋翰林图画院。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看来，《清明上河图》完全是一幅盛世危机图，精心选择的写实构图，背后隐藏着作者曲谏讽世的良苦用心。
　　余辉仔细观察了画卷中的漕船，发现上面并没有值守官兵，说明这是私家漕船。而在北宋，无论是在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还是另一幅《闸口盘车图》中描绘的运粮场景，无一例外都有押运官的身影，体现着朝廷对漕粮的掌控力。《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11条运输粮食的私人漕船，背后所折射的正是当时社会潜在的官粮危机。
　　在北宋历史上，官府与商贾曾经为了控制粮食市场展开过激烈的竞争。开宝五年（972年），为了稳定粮价，北宋朝廷接受了限价售粮的建议，定价一斗粮食70文。商贾们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没有获利空间，便不再运粮到京城。为了缓解歉收造成的饥馑，同时控制商贾，北宋历代皇帝都在汴河沿岸设立了许多官仓。

　　由于听信蔡京等权奸所谓“丰亨豫大”思想的宣扬，宋徽宗靡费国库、极尽享乐，更在崇宁三年（1104年）废除旧制，停止官运漕粮，改运“花石纲”。结果没过多久，官仓空虚，政府失去了对粮价的控制，导致汴京周围物价上涨。
　　此外，余辉从画卷中没有看到任何消防和城防官兵，汴京成为一座完全不设防的城市。史载，由于汴京绝大多数建筑都为砖木结构，火禁非常严格。除了夜市，居民区任何人不得在半夜时分点燃火烛;夜间用火必须提前申报。此外，每坊均设有一座望火楼，而画卷里唯一的一座望火楼中已摆上休闲桌凳，显然无人值守。
　　消防废弛是画卷要表达的社会危机之一。宋徽宗很不重视消防，宣和初年，宫中便发生过一次大火，共计烧毁5000间房屋，几乎占了整个宫室数量的三分之二，以致很多宫女在雨天没有地方居住。
　　此外，递铺（朝廷公函送往外地的第一站）门口慵懒的官兵，税务所门口因重税发生的争执，卷末前宫中御医赵太丞家专治酒伤所反映出的酒患成灾，都折射出徽宗时期的北宋社会潜藏的深刻危机。
　　画卷中，蒙在车上的一块写满大字的盖布，在城门外和城郊出现过两次，一度令人费解，因而被称为“奇特的盖布”。考察当时朝野发生的大事，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诏令亲书党人碑，废黜苏轼旧党与元祐学术;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下令焚毁元祐党人墨迹文集。余辉据此大胆猜测，画中那些作为盖布的书法，可能是从衙署或宅第拆除下来的旧党墨痕，被拉往郊外处理。严酷的党争与渎文悲剧，也隐然藏于图中。

　　从元祐党人书法盖布，结合画卷中妇女的头饰、制钱的大小、羊肉的价格、私漕开通的时间，以及张著题跋中提及的《向氏评论书画记》可能的出版时间，余辉比较精准地定位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为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
　　“惊马闯入郊市”是一个焦虑的开场，余辉将船桥几欲相撞的全卷高潮，视为社会矛盾达到高潮的象征。在乾隆甫一登基即命令5名宫廷画家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清院本中，舟桥变得通畅，清明盛世显然容不下任何不和谐的杂音。
　　汴京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共有13座桥，唯有虹桥、上土桥、下土桥是木结构的拱桥。画卷中描绘的拱桥究竟是哪一座？学者们历来对此莫衷一是。余辉采用俯视视角，将画卷还原为城市地图，结果发现与当时的汴京地图完全对不上。画中桥头并无桥的名字，城楼也刻意略掉名字，只可隐隐见到一个“门”字。另一方面，画卷中出现的店铺与酒楼名字，均无法在《东京梦华录》中查到。显然，这是张择端有意为之的选择，图中所绘景致风物，是经过提炼概括的实情而非实景。
　　整个北宋，谏议制度相对开放，除了臣工的进谏，一些小吏的婉谏也可上达天听。神宗年间，郑侠派人画了一幅《流民图》，直接导致权相王安石的下台和新法的中止。有前例可循，可以推想，张择端也想通过这样的“盛世危图”，向宋徽宗委婉谏言，他或许相信深谙艺术的徽宗定能解读画中深意。然而当时距北宋覆灭只剩20余年，耽于玩乐、嗜好工笔精巧画风的徽宗，没空琢磨也不会喜欢《清明上河图》。没过多久，他便把这幅画赏给了向氏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