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有产业，后有人才。市场上的人才，是除了资本以外流动性最强的要素，它流动的规则，就是能和其它的要素进行最有效率的匹配。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人才是请不来也留不住的，因为那里不需要他们。
　　尽管一座城市可以通过人口的学历结构分析出“人才缺乏”的结论，但事实本身不会改变。正如在乡村里，资本的数量很少，但乡村并不缺资本，缺的是市场机会，有了高回报的机会，资本就会到来。
　　人才也是一样。

在人口红利逐渐褪去的后工业化时代，知识、智力和创造力将取代体力，继替成为新的效率来源。

　　市场上的人才，永远不可能是一座城市的“储备干部”，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自由意志、发展欲求和生活压力的人。这一点很多城市并没有想清楚，从它们吸引人才的措施中散发的浓烈的计划味道，就可见一斑。
　　大致上梳理一下十几座参与“抢人大战”的二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措施，不外乎三种。
　　一是户籍，只要符合设定的学历要求，几乎都可以火线落户，甚至拉着人去办。
　　户籍是一个饼，从权利意义上说这个饼本来应该完整地属于劳动者，只是被整个地拿走了。而现在他们掰了半个还给它原本的主人，就算是一种慷慨的赠予。当然，数据证明这是有效的，因为确实有太多人被户籍困扰久矣。不过“入户吸引”这种予取予夺的动作，还是会让清醒的人感觉不是滋味。而且，这对“人才”标准以外那些同样渴盼更舒心生活的劳动者也不公平。
　　二是房子，有购房补贴、租房补贴、人才公寓等几种。无论哪一种，都会有利于繁荣本地房地产市场。人们的确会对住房非常在乎，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份与自身禀赋相匹配的工作，作为一个人才，后者解决了，前者往往就水到渠成。
　　三是现金，一次性补贴、连续三年每月补贴、创业奖励、贴息贷款……不一而足，少则数千，多则以十万、百万计。
　　住房补贴、现金补贴这两种措施要放在一起来讨论。核心的问题是，公共财政究竟是否应该这样花？“人才”凭空获得这些稀缺的公共资源，是否具有正当性？他们和那些公认的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问题必须提出，因为财政资源有限，东边多一点，西边就会少一点。尽管是以“发展”的名义，这种投入甚至可能带来直接的财政增收，但它客观上的歧视性无法回避，也偏离了公共权力的角色。而且可以预期的是，就像对某一产业的巨额补贴必然造成浪费一样，“人才”堆里也必定会出现一定比例的“骗补”者，这是经验和逻辑上的双重常识。
　　还要补充一句，这些“抢人”手段实在非常老土，几十年来都没有翻新过。和招商引资一样，就是通过对公共资源的随意使用来人为制造洼地，达到扭曲要素流动的目的，为此不惜进行下限竞赛。
　　唯一让人感觉乐观的方面是，这种竞赛客观上在不断削低人口（户籍）流动的门槛，算是顺应了人心和社会趋势。

别轻易“逃离北上广”

　　现在正是毕业季，大学毕业生们正在谋职，同时也在选择城市。其实，对于“人才争夺战”的讨论真正有价值之处，是在众城混战的尘土飞扬中，给那些惶惑的青年人一点指引。
　　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去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那么北上广深杭都是目标之城。你在这些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它同时又正好能提供上面说的全部或某几种红利，显然是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这是青年就业的理性模式，城市“人才争夺”带来的好处，只是锦上贴花，你去这座城市，并不是因为它的“措施”。
　　一个对未来抱有期待的青年，应该选择一座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
　　中国与国际市场已经密不可分，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济、文化联系，有前途的企业必定是那些深刻介入国际分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润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部分都集中在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那一批城市里。
　　国际化程度高意味着开放，有开放基因的城市从来不会衰落。放眼世界，纽约、巴黎、伦敦、东京，莫不如此。而在国内，上海、广州，以及为开放而生的深圳，在全球化进程中和它们存在的历史里，就一直是中国最顶尖的城市，今天亦然。在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因为它们能够给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要素提供最好的市场机会，看不见的手自会让它们继续生长。 　　对个人而言，这样的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宝贵的环境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它会让人不断成长。简单点说就是，和能力强的人在一起，就会变得能力更强，不管你是一个被定义的“人才”，还是被排除在人才之外的体力劳动者。
　　“人类的进步已经将我们变成了向周围人学习的机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引证过一项研究，直观地阐述了这一点。“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对能力不等的收银员进行大致随机的重新分组，这样可以让两位经济学家看到明星收银员的影响力。结果表明，当同一班组中有一位明星收银员的时候，中等水平收银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而当同一班组中都是能力较差的收银员时，同样中等水平收银员的工作效率也会下降。”

北上广深，固然生活成本会比较高，但它们能提供的潜力收入也更高。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都必将发挥作用。最前沿的信息、技术、知识都将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里的人们最先掌握，并且在他们的日常交流、合作和体验中内化为一种常识。尽管显得非常庸俗和功利，但不得不承认，那些一心一意把孩子送去贵族学校，买一套昂贵的房子和更高的阶层比邻而居的人，正是深切了解人力資本的外部性的人。
　　人们可能会想，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资讯流动早已不成问题。不过，在国际化水平低的城市里的人们接触到的这些知识，对于别人而言早已是一种技能，这两者在实践中是天壤之别。他们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和一个个行业顶尖人士远程交流，但这永远无法模拟真实见面时的握手、交谈和互相观察。假设你准备在“抢人大战”的吸引下，去一个机场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城市就业，那么你能找到的八成就是一份跟外部不需要有多少联系的工作，再便捷的信息流动对你也是没有意义，或者仅有围观意义的。
　　所以，不要轻言“逃离北上广”，更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将就一个靠下限来“抢人”的城市。北上广深，固然生活成本会比较高，但它们能提供的潜力收入也更高。纽约曼哈顿的生活成本很高，但在其中工作的人平均收入也远高于美国其他地区。
　　格莱泽还提供了一个数据：城市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每提高10%，个人收入就会提高7.7%，不论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接受教育的—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本外溢的教育效应。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位于中国第一梯队的超级城市，高学历人士无论绝对数还是比例都会持续增长。
　　简单总结一下，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超级城市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全球市场；而只有全球市场，才能哺育出大量高收入的人；全球市场在很多领域都只知道“北上广深”，并且只买它们的账。
　　在整理那些“抢人”城市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一些印象很深的城市。在那里，人们连普通话都不愿意说，却在积极地用强大的行政手段招揽全国英才。不得不说，我感觉到了一丝幽默。
　　如果你愿意去，它们永远是你忠实的备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