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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交响乐团上台后，在宏大的乐曲正式演奏之前，演奏员们都先要与首席小提琴手进行对音。1990年4月，从台湾地区转道香港经厦门、杭州来上海的一位神秘客人通过华东师范大学的冯契教授与已卸任多年的老市长汪道涵先生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政治“对音”。三年之后的1993年4月27日，两岸代表终于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今天，三位直接进行对话的人中有两位已经作古。我作为17年前那次对话的牵线者，现将自己所了解和经历的情况作一个大概的回忆，以飨读者。
一位神秘客人的来访
1990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张尚德先生于3年前受南怀瑾先生要其访问大陆地区的嘱托，经数年的准备终于成行。张尚德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曾任中国(台北地区)哲学学会总干事、文化大学教授及十方禅林书院博士班主任，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此行有意在内地委托一家印刷厂印制禅学研究书籍在祖国大陆进行交流。还听说张先生带有巨额投资意向，欲寻觅与上海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
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袁运开教授和学校外事办公室根据对方欲与上海市领导层会面的要求，在张尚德先生一行来沪之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与上级有关部门多方联系，终无结果。在这样一种国内外风云际会复杂而又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市领导似乎无意会见这位说不清道不明的台湾民间人士。
此时，负责与张尚德进行学术交流的冯契教授把我找去，问我：“听说你有办法与汪道涵取得联系？”我回答说：“我有一位亲戚在国务院外经贸委曾与汪老同过事。去年《社会科学》杂志(我所工作的单位)成立十周年时我曾经请他为杂志题了词。”冯先生对我说了一些张尚德先生来上海的意图，基本证实了李志林先生所讲的那些话，冯先生希望我能联系汪老，请他出山与台湾客人见一面。我嘴上答应了下来，但一提起“台湾”二字，却心有余悸。
联系请汪道涵出面的事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的姑父高业茂，上世纪40年代在河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尽管出身于中国早期工业家家庭又有这样一位旧官僚姐夫的父亲在解放初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但我在1968年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下乡时仍因这样一位台湾的“海外关系”而被打入另类，不能当“兵团战士”，被压在了政治最底层。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招生考试，才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些经历和方方面面的政治阴影始终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但面对我所尊敬的师长、学识渊博而又心地坦荡的冯先生所托，我又稍稍有所慰藉，毕竟，“文革”已经结束十几年了。
我开始试着与市府顾问汪办联系，接电话的方秘书回答：汪老没空!第二天又打电话去，得到的回答依旧是这简单的四个字。我如实向冯先生汇报。冯先生也一筹莫展，他只好说再联系联系看。情急之下，我冒昧地直接往汪老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汪夫人孙维聪女士，我怕再次被挡驾，先将我与汪夫人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时所尊崇的杜老先生的关系抬了出来(据说当年孙女士在与汪老结为秦晋之好前，还专门征求过杜老先生的意见，可见他们之间的熟识程度)，在得到汪夫人的认可后，又说明了我与汪老的老同事、当时任外经贸部顾问的石部长之关系和来意，终于，汪老接起了电话。我在电话中先说：南怀瑾先生您认识吗?他说：我知道。我遂将自己所了解的张尚德先生此次来沪的情况和用意依葫芦画瓢般一一道出，并转达了张先生和冯先生邀请他参加26日华侨饭店午宴的事。特别提到张先生带了50亿美金投资意向的事，当时，在我有限的感觉中，认为这似乎是重中之重的事了。汪老在电话中未表示任何态度。
儒宦、哲人和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上的一场特殊对话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教授在地处上海市中心附近的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作了整整一天的“禅的超越性”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丁祯彦教授突然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告知我：快!汪市长(当时人们出于尊敬，对已卸任的汪老仍这样称呼)马上就到，你赶快跟冯先生下楼去接客人(事后得知，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在那一刻刚接到汪办打来的电话，通知了汪道涵先生要来华侨饭店会见张尚德先生的消息。办公室工作人员马上驱车赶到饭店通知了冯先生)。我急忙陪冯先生、张先生一起下楼去接汪老。到了楼下，不一会儿，只见汪老轻车简从，仅带了方秘书一人从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上走出，正走上大门前的台阶，华侨饭店饮食部赵雅美副经理即刻已安排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先生、冯契教授、张尚德教授引入会客厅……
此刻，一位儒宦(当年解放日报评论员“皇甫平”成员、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同志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哲人和一位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出乎我意料的是，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禅宗、投资——中国传统文化、天地、祖宗——孙中山、博爱、天下为公——制度、主义、信仰——和解、家和、国兴——渐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按照国内媒体惯常使用的话来说，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汪老谈兴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汪老风趣地笑吟了一首客家民谣赠张尚德先生的秘书(吴秘书祖籍系广东梅县客家人)：“临别赠送酒一杯，望君早日衣锦归；路边花儿切莫采，家中还有一枝梅。”会见完毕，已将近6时，我跟着冯先生、张先生又将汪老送至楼下上了车。
后来事情发展的台前幕后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1990年11月辜振甫先生出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同年12月31日始，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香港的寓所中重开国共两党会谈。1991年12月汪道涵先生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并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识”，“共识”成为以后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
从南怀瑾先生的嘱托到张尚德先生的成行，前后准备了三年，从1990年4月26日跨越至1993年4月27日“汪辜会谈”正式举行，恰巧又是整三年。这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巧合!还是这“三”字冥冥之中意味着什么佛家谶语？闽粤台地区素以“三”字音同“生”而示吉祥，这两个“三”字是否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之意呢？从最近报章发表的追忆汪老的有关文章中了解到，中央早在1988年就有意请南怀瑾先生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的人物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而在张尚德先生回到台湾后发表在达摩出版社当年12月出版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进入大陆前夕，他们特意拜望寓居香港的南怀瑾先生，“上师(笔者注：张尚德先生对南怀瑾先生的尊称)订了丰富的大餐招待大家，北平(笔者注：指北京)来了‘客人’……，好是‘情怀’!”北京来了什么“客人”？为什么在这后面用了省略号？“好是‘情怀一又指的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妄加猜测。但从后来媒体中披露的只字片言中隐约可知，当时南先生在香港的寓所中两岸密使已有了接触……
我想，汪道涵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与张尚德先生会面的举动，很可能是紧急征求了中央最高领导的同意，也可看出汪老在当时已经产生了筹划两岸关系接触的念头或已经开始进行两岸关系的接触了。
一位神秘客人的来访
1990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张尚德先生于3年前受南怀瑾先生要其访问大陆地区的嘱托，经数年的准备终于成行。张尚德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曾任中国(台北地区)哲学学会总干事、文化大学教授及十方禅林书院博士班主任，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此行有意在内地委托一家印刷厂印制禅学研究书籍在祖国大陆进行交流。还听说张先生带有巨额投资意向，欲寻觅与上海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
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袁运开教授和学校外事办公室根据对方欲与上海市领导层会面的要求，在张尚德先生一行来沪之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与上级有关部门多方联系，终无结果。在这样一种国内外风云际会复杂而又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市领导似乎无意会见这位说不清道不明的台湾民间人士。
此时，负责与张尚德进行学术交流的冯契教授把我找去，问我：“听说你有办法与汪道涵取得联系？”我回答说：“我有一位亲戚在国务院外经贸委曾与汪老同过事。去年《社会科学》杂志(我所工作的单位)成立十周年时我曾经请他为杂志题了词。”冯先生对我说了一些张尚德先生来上海的意图，基本证实了李志林先生所讲的那些话，冯先生希望我能联系汪老，请他出山与台湾客人见一面。我嘴上答应了下来，但一提起“台湾”二字，却心有余悸。
联系请汪道涵出面的事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的姑父高业茂，上世纪40年代在河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尽管出身于中国早期工业家家庭又有这样一位旧官僚姐夫的父亲在解放初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但我在1968年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下乡时仍因这样一位台湾的“海外关系”而被打入另类，不能当“兵团战士”，被压在了政治最底层。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招生考试，才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些经历和方方面面的政治阴影始终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但面对我所尊敬的师长、学识渊博而又心地坦荡的冯先生所托，我又稍稍有所慰藉，毕竟，“文革”已经结束十几年了。
我开始试着与市府顾问汪办联系，接电话的方秘书回答：汪老没空!第二天又打电话去，得到的回答依旧是这简单的四个字。我如实向冯先生汇报。冯先生也一筹莫展，他只好说再联系联系看。情急之下，我冒昧地直接往汪老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汪夫人孙维聪女士，我怕再次被挡驾，先将我与汪夫人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时所尊崇的杜老先生的关系抬了出来(据说当年孙女士在与汪老结为秦晋之好前，还专门征求过杜老先生的意见，可见他们之间的熟识程度)，在得到汪夫人的认可后，又说明了我与汪老的老同事、当时任外经贸部顾问的石部长之关系和来意，终于，汪老接起了电话。我在电话中先说：南怀瑾先生您认识吗?他说：我知道。我遂将自己所了解的张尚德先生此次来沪的情况和用意依葫芦画瓢般一一道出，并转达了张先生和冯先生邀请他参加26日华侨饭店午宴的事。特别提到张先生带了50亿美金投资意向的事，当时，在我有限的感觉中，认为这似乎是重中之重的事了。汪老在电话中未表示任何态度。
儒宦、哲人和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上的一场特殊对话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教授在地处上海市中心附近的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作了整整一天的“禅的超越性”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丁祯彦教授突然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告知我：快!汪市长(当时人们出于尊敬，对已卸任的汪老仍这样称呼)马上就到，你赶快跟冯先生下楼去接客人(事后得知，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在那一刻刚接到汪办打来的电话，通知了汪道涵先生要来华侨饭店会见张尚德先生的消息。办公室工作人员马上驱车赶到饭店通知了冯先生)。我急忙陪冯先生、张先生一起下楼去接汪老。到了楼下，不一会儿，只见汪老轻车简从，仅带了方秘书一人从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上走出，正走上大门前的台阶，华侨饭店饮食部赵雅美副经理即刻已安排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先生、冯契教授、张尚德教授引入会客厅……
此刻，一位儒宦(当年解放日报评论员“皇甫平”成员、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同志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哲人和一位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出乎我意料的是，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禅宗、投资——中国传统文化、天地、祖宗——孙中山、博爱、天下为公——制度、主义、信仰——和解、家和、国兴——渐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按照国内媒体惯常使用的话来说，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汪老谈兴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汪老风趣地笑吟了一首客家民谣赠张尚德先生的秘书(吴秘书祖籍系广东梅县客家人)：“临别赠送酒一杯，望君早日衣锦归；路边花儿切莫采，家中还有一枝梅。”会见完毕，已将近6时，我跟着冯先生、张先生又将汪老送至楼下上了车。
后来事情发展的台前幕后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1990年11月辜振甫先生出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同年12月31日始，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香港的寓所中重开国共两党会谈。1991年12月汪道涵先生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并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识”，“共识”成为以后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
从南怀瑾先生的嘱托到张尚德先生的成行，前后准备了三年，从1990年4月26日跨越至1993年4月27日“汪辜会谈”正式举行，恰巧又是整三年。这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巧合!还是这“三”字冥冥之中意味着什么佛家谶语？闽粤台地区素以“三”字音同“生”而示吉祥，这两个“三”字是否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之意呢？从最近报章发表的追忆汪老的有关文章中了解到，中央早在1988年就有意请南怀瑾先生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的人物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而在张尚德先生回到台湾后发表在达摩出版社当年12月出版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进入大陆前夕，他们特意拜望寓居香港的南怀瑾先生，“上师(笔者注：张尚德先生对南怀瑾先生的尊称)订了丰富的大餐招待大家，北平(笔者注：指北京)来了‘客人’……，好是‘情怀’!”北京来了什么“客人”？为什么在这后面用了省略号？“好是‘情怀一又指的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妄加猜测。但从后来媒体中披露的只字片言中隐约可知，当时南先生在香港的寓所中两岸密使已有了接触……
我想，汪道涵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与张尚德先生会面的举动，很可能是紧急征求了中央最高领导的同意，也可看出汪老在当时已经产生了筹划两岸关系接触的念头或已经开始进行两岸关系的接触了。